王朝的烙印

3.扭曲的人性：汉唐与明清妇女之比较

　　从孔子到孟子，从荀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儒学越传到后世，越失去了它本来的意味。自宋明之后，“理学”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被当做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进一步束缚、压制人性，从而使儒学变为“吃人礼教”。

　　这一点在对待“女性”的概念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先来看看宋明以前，汉唐时期，是何等的风气开化，豁达通融：

　　汉时帝王家或门第显赫的仕宦大户，人们生活相对自由，对女子的贞操要求并不严格。寡妇再嫁，是自然合理的事，比如薄姬初嫁魏豹，再嫁给了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给了卫青；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五度守寡，但人们并没有认为这有何不妥。至于汉代的才女们，如卓文君，年轻时就守寡，后来与司马相如私奔，这在汉朝传为佳话；又如蔡文姬，十六岁嫁给卫仲道，二十三岁被匈奴人掳去，与匈奴人生了两个孩子，三十五岁又回中原与小青年董祀结为夫妇，汉代人并不觉得有何尴尬，反倒她的故事流传千古。

　　唐时风气也非常开放，政府提倡和鼓励寡妇再嫁，仅是皇家公主再嫁的就多达二十三人。唐朝妇女们可以成群结队出游，郊外市里游玩、听戏、看球，女子着装大胆艳丽，开朗豁达，肌肤丰盈，常常主动追求男子，女子从政也曾风行一时。唐代的女诗人薛涛，才华横溢，名声远播，白居易、元稹等许多诗人都慕名交往；唐代女书法家曹文姬，自幼好文，书法俊俏，人称“书仙”；唐代最杰出的舞蹈家公孙大娘，以《剑器舞》而闻名于世，在民间献艺时，观者如山，应邀到宫廷表演，无人能及；还有诸多女诗人如李秀兰、鱼玄机，宫廷女官如上官婉儿与宋氏五姐妹，女舞蹈家谢阿蛮、张云容，唐代女书法家吴彩鸾……乃至于出现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统治天下二十年，无数男人甘拜脚下，此等盛世，女子豪情巾帼不让须眉。

　　可是从宋代开始，随着理学的影响渐深，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社会对妇女的禁锢越来越紧，缠足、守节之风日趋盛行，未嫁之女不能随便出门，像李清照这样再嫁便已被后世文人们不屑了。据《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儒家学者程颐与朋友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有人问程颐：“按照理学标准，男人不该娶寡妇为妻吧？”

　　程颐说：“那当然，娶这样的‘失节者’做配偶，自己也会失节。”

　　对方又问：“可寡妇如果贫穷无依，可以再嫁吗？”

　　程颐说：“饿死只是小事，失节才是大事！”

　　此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始作俑者。

　　宋代男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最没胸襟的，在国家大事上难有作为，却对女性要求极为严格，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群体的心理自卑。在理学思想的桎梏下，宋代人愈来愈重视所谓的“贞操”，到南宋时，朱熹明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向广大民众灌输“贞节教育”。妇女守寡、殉夫之事层出不穷，凡是女子为夫君殉亡，或是守寡终身的，都能获得人们嘉奖，死后立“贞节牌坊”一块。朱熹老家在婺源，古属安徽徽州。徽州的贞节牌坊最多，今天旅游景点还有“古徽州牌坊群”，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可见影响之深远。

　　相比较下，先秦的圣哲们就显得更为坦荡豁达。孔子的儿媳妇就是再嫁，因为孔子的儿子孔鲤早死，其妻改嫁到卫国庶氏，孔子并未拦阻，可见他对寡妇改嫁并不反对。后来，儿媳死在庶氏家里，孔子的孙子子思前往为母亲哭泣，孔子也只是劝他不要太悲伤了。

　　在孔子整理过的《诗经》中，保存着大量男女爱情的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把这篇《关雎》列于三百篇之首，说“洋洋乎盈耳哉”，赞赏少男少女真挚热烈的爱情；而到了宋代，朱熹的学生王柏居然指责《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为“淫秽之诗”，称《诗经》不成体统，硬是删去了几十篇关于爱情的诗歌。

　　到了明代，整个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笼罩在理学“遏制人欲”的思想中，“女子守节”成了最突出的现象——政府以法定形式鼓励和表彰妇女们守节，“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立贞节牌坊、烈女祠，在中国许多村落里，除了民居和庙宇外，最多的就属贞节牌坊了。

　　在这种风气下，女子被禁止学习、看书，“女子无才便是德”，明清之后的女性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地位也比汉唐时降低很多；如果未婚女子经常上街，或是私自与男子约会，则是“不守妇道”，成为家族的耻辱，而如果女子终身守节、殉夫而死，则被大力颂扬，乃至于全家族都倍感荣耀。

　　据明代《烈女传》故事：苏州有一个妇女李氏，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连孩子也没有。李氏决定在夫家守节终身，有人劝她还是改嫁，她说：“丈夫是天，天只有一个，我不能失节。没有儿子，这是我的命不好。你们不要再劝我改嫁，这样会玷污了我的名声！”为了表明自己的节气，李氏数次自杀，都被家人救下，后来因为家族犯罪，李氏也被牵连，官差劝她改嫁，就与夫家没有瓜葛。李氏誓死不从，说：“只要能守节，我死一万次都不怕！”于是受到了官府嘉奖，明太祖还亲自表彰，李氏全族荣耀。

　　又有一“烈女”林氏，通州人。十七岁出嫁，三年后丈夫病故。林氏悲痛欲绝，决心以绝食来表明心迹。因公婆俱在，所以每次吃饭都假装吃下，实际上不吃。过了几天，林氏昏倒在地，婆婆惊讶。林氏却说：“我就是想饿死，以便能去黄泉与丈夫同在。”婆婆抱着她的女儿劝道，为了这孩子，你也应该活下去。她坚决摇头：“丈夫是天，天不在了，我还在乎女儿吗？”就这样，林氏强撑着来到丈夫柩前，饿了二十多天，最终活活饿死。

　　这种毫无人性的理学思想，真正变成了“吃人的礼教”。更为可悲的是，由于自明代之后独尊理学，圣人朱熹被顶礼膜拜，“四书五经”成了人们的真理宝典。中国人自发严格遵守这种道德规范，从此一条道走到黑，再也迈不出来了。

　　明清两代，“烈女”和“节妇”越来越多。“以身殉夫”、“守节终身”的事层出不穷，女子必须严格遵守三从四德，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烈女”、“节妇”唐代只有五十一人，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明代达三万六千人，而到了清代，仅安徽省休宁县这一个县，就有两千二百多人！

　　礼教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如此强的束缚。自宋到明，再从明至清，中国人越来越缺少宽容的心态，越来越多的是限制、控制。

　　汉唐时期的男人们关注的是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宋明之后的男人们对女子的“缠足”越来越感兴趣。明代以后，缠足风盛行，女子们以“三寸金莲”为美。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女子缠足从四五岁就开始，将拇指以外的四指弯曲，用布裹紧，穿上小小的尖头鞋，白天家人挟之行走，活动其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加紧束缚，在生长过程中，使脚趾弯曲变形，最后只靠指端的大拇指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完事。

　　满洲少数民族入关后，认为“缠足”风气是极恶劣的陋俗，遂下令禁止缠足。可是民间缠足风气依旧盛行，阻挡不住，乃至于满族女性也纷纷效仿，乾隆多次下旨，严禁旗人缠足，到后期也无济于事，根本阻挡不住。

　　宋明以来理学思想的桎梏，被后世普遍遵守，这让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喜出望外。满人沿用程朱理学那套钳制思想，在宋明的程度上更加深了“存天理，灭人欲”。

　　《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遭到禁毁，被统治者斥为“淫书”，尤其是《红楼梦》，自创作以来就屡遭禁毁，政府列为重点中的重点，“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此乃“大盗”，封建统治者能不防？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朝廷大肆禁绝民间这些书籍，可是皇族内部却毫不禁止，慈禧太后就是一个“红楼迷”。

　　一方面是禁毁书籍，另一方面则在民间推广《女学言行录》、《女诫》、《内训》、《烈女传》等诸多书籍，教导女子如何从微小的一点一滴做起，直到彻底符合封建人伦规范，全身心地达到对夫权、父权的驯服和遵守。

　　据公元1725年一位法国传教士龚当信写到：“雍正皇帝要求所有寡妇为丈夫守节，他说：‘国泰民安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妇女的忠贞，如果她们能够终身守节，或者受到逼迫不屈而死，那么我就要嘉奖她们，从皇家银库里拿钱来为她们立贞节牌坊……’”

　　在“忠孝”方面，男人们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展到自残、自虐地步，无不骇人听闻。在《宋史》、《明史》的孝义传里，这种故事多如牛毛，被史学家们记录下来：

　　刘孝忠，并州太原人。母亲生病三年，刘孝忠割自己的大腿肉、切自己的乳头供母亲食用，以此治疗（“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没有达到预期疗效，母亲又心脏剧痛难忍，于是刘孝忠又把炭火抓在自己手中，代替母亲受痛（不懂，为何这样就能代替剧痛了？）受到乡邻赞扬，后来政府因此嘉奖，宋太祖赵匡胤还特地召见他。

　　张伯威，大安军人。他的生母黄氏九十八岁了，得了痢疾便血，张伯威于是割下自己左臂的肉，煮给母亲吃，母亲的病竟就好了（“剔左臂肉食之，遂愈”），后来张伯威的二妈也生病了，张伯威于是又割下右臂的肉，煮成粥给二妈喝（“复剔臂肉作粥以进”）。张伯威的妹妹也效仿此法，当她的婆婆生病时，把自己左臂肉割下来熬粥喝（“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不知他们兄妹二人是否残疾了？这种极端“孝”的方式受到政府的赞扬，于是张伯威升官，他妹妹得到赏赐。

　　陈宗，永嘉人，才十六岁。他母亲重病，他也学着割自己的大腿，后来母亲的病没治好死了，他自己也死了。当地的政府于是大力赞扬这个陈宗，专门出钱派人为他殡葬，并刻碑“陈孝子墓”。

　　明朝洪武年间，沈德四，直隶华亭人。他的祖母病重，于是他割自己的大腿肉给祖母吃，他的祖父病重，他又切开自己的肚子，割下一部分肝来熬汤给祖父喝（“刲肝作汤”）。后来沈德四受到朱元璋的高度赞扬，授予官职。（不可思议，沈德四如此自残竟然能存活？）

　　越到后来，这种“愚孝”发展得更加恐怖：山东有个叫江伯儿的人，他母亲生病，于是把自己肋下的肉割了给母亲吃（“割肋肉以疗”），母亲病还没好，于是他就把三岁的小儿子杀了煮汤喝（“竟杀其三岁儿”）。为了“孝顺”，把儿子也杀了，简直达到禽兽的级别，真不知这些人是因为愚昧而做出如此惨忍的事来，还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表扬、捞取名利升官发财？

　　综观宋、明、清史书的记载，自残方式表现“孝道”的故事不胜其多。“割股”、“切乳”、“抉目”的比比皆是，还有“剖腹探肝”、“刲肝作汤”等更多耸人听闻的举动，似乎不如此极端自残，就不足以尽忠尽孝。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行为都得到政府的大力表彰，广为宣扬，由此造成的恶劣风气，蔓延全国。

　　自残自虐在宋明时期以男子居多，到清朝时，风气广为流传，女子们守节终身觉得还不够狠，也开始效仿男子这种方式：

　　光绪年间，一个姓郑的男人因为生病，妻子于是坚决要为丈夫“割股疗伤”，后来割肉吃了，还是救治无效，男人死了，女人坚持守寡六十年，直到八十二岁。

　　又有一个姓段的女子，男人不能生育，于是从他兄长那过继了一个儿子。后来男人死了，兄长要来分财产，并对这个女人说：“你男人现在死了，你的儿子也是从我们家过继来的，现在把儿子归还吧，你也早点改嫁算了。”女人说：“容我考虑考虑。”于是回到屋里，拿针把自己的脸刺破，又在伤口上涂抹墨汁，以此毁容，誓死不再嫁。

　　成都的一个王氏女子，十九岁时丈夫就死了，丈夫的弟弟想娶她过门。王氏为了证明守节，拿剪刀把自己头发全剪光，又拿刀割掉自己的耳朵，容颜俱毁，令家人悲叹不已。

　　还有许多如“自刺其面”、“啮指滴血”耸人听闻的举动，封建礼教的毒害之深，使妇女们争先恐后的自虐、自残、自杀，一个比一个做得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明“忠贞”决心！

　　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女子丧夫守寡，男子自残割肉，一代比一代做得绝。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写到：“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在帝国列强的打击下，中国才开始觉醒。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下令“各省禁止缠足”，并发令文告全国：“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其先事革除，以培国本！”

　　1915年后，一场“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科学”与“民主”，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而后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纷纷加入，痛斥专制政治，推倒“吃人礼教”，号召青年们破除一切陈腐的学说，也深刻触及妇女解放问题、婚姻恋爱问题，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由此我们可见，先秦儒学在宋明时期已经被扭曲、篡改为了“吃人礼教”，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尤其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几乎成为杀人的思想工具，而这种礼教在近代被知识分子们所唾弃，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群体思想的演变、形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总量、地域面积都广大的历史环境下，常常需要几百年乃至千年的积累、沉淀。

　　那么那些被扭曲的儒学教义、虚伪的礼教，又是通过什么手段，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