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屡屡失败,国家的日趋衰竭,根源不在于将领,而在政府,古代政府归根结底的决定权又在于统治者,所以皇帝是不能绕开的话题。
宋朝是一个以文治国的国家,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皇帝们的文学素养颇高,如宋真宗以《励学篇》重视教育闻名,宋仁宗以知人善用、培育文学氛围出名,宋徽宗以书法和绘画等艺术流传后世,他们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与其他朝代相比,这些帝王们所培育的浓厚的文学氛围、塑造出来的文人大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璀璨的。但是,作为一国之君,这些皇帝缺失魄力,在国家大事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靡靡文风,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
早在五代时期,就有先例。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出名的词人,他的许多词直到今天依然广为传颂,脍炙人口,也一直为我本人所喜欢。但是,作为一位帝王,只知舞文弄墨,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敌军兵临城下,还依旧沉浸于诗词当中,就是国家最大的灾难了。李煜后半生极为凄凉,亡国后作为俘虏被软禁,最后被赐毒酒而死。
对于南唐的李煜来说,这或许是他自身的无奈,看罢他的诗词,让人产生深深的同情;然而对于之后的整个宋王朝来说,祖宗“重文轻武”的传统一脉相承,子孙世代皆是如此,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悲哀了。
文人性格,难以担当国君大任,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屡发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入侵,二十万大军挥师南下。辽军来势凶猛,势如破竹,攻破了中原重镇遂城,大军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三面围攻。只要破城,辽军就可渡过黄河,一举攻灭宋朝的都城开封。
此时宋军岌岌可危,死守澶州城。
坐在皇宫里的真宗皇帝心急如焚,再也没有心思作诗了。他一天之内连收到五封急报,不知如何是好。朝廷上下也多是妥协放弃态度,大臣们有的建议逃往金陵(南京)暂时躲避,有的建议迁都益州(成都)依托天险,议论纷纷,争吵不休,一时间,宋王朝似乎走到了绝路。
只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要求宋真宗亲征御敌。
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勉强答应前往澶州亲征。当到达韦城时,宋真宗又胆怯起来,想要退缩,手下大臣们也开始劝皇帝避难金陵,皇后也劝宋真宗:“陛下您还是速速带我们回去吧。”宋真宗犹豫再三,只好再问宰相寇准:“现在去南方避难怎么样?”寇准坚持原则道:“陛下,如今强敌压境,四方危急,您千万不能后退半步。黄河对岸的将士们都盼着您到来,到时便士气高涨!如果您现在南逃,那么将士们的意志全部瓦解了,即使您逃到南方金陵城,辽军也会乘胜追击,必不可保!”
终于,在寇准的鼓励下,宋真宗到达澶州,宋军将士顿时气势高涨,呼声震天。战局出现了转机,此时辽军大将被宋军射杀于城下,士气受挫,有退兵的迹象,只要宋军坚守城池,就能反败为胜。
可宋真宗的怯弱心理又显现出来,他惧怕辽人抢渡黄河,迫不及待地要以“金钱换和平”,正中辽人下怀,遂有了被世人所诟病的“澶渊之盟”:
澶州之战,宋占优势,辽占劣势,但经过一番“和谈”后,宋朝却要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与辽国互称兄弟。自此之后,辽与宋平起平坐,辽为“北朝”,宋为“南朝”。
这种自取其辱、妥协放弃的政策,让辽人欣喜不已。辽国得了便宜,班师回朝,此后数十年堂而皇之接受宋朝钱财,未再南侵,宋朝也因此而自诩得意,得过且过,被暂时的和平迷昏了头。
由于宋朝经济发达,钱财富足,所以很乐意“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政策。自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宋人此法便一发不可收拾,每每强敌压境时不是想办法抗击,而是拿大把大把的财富抵消战争:辽军南下,宋真宗就每年“资助”钱财以求苟安;西夏挑衅,宋仁宗也每年“赐赠”大笔的岁币以稳定局势;尔后,辽国看见宋朝软弱可欺,又再次举兵南下,威吓宋仁宗,在满朝文臣的妥协跟风下,仁宗很快又答应再增加二十万岁币。被人欺负还要贡献钱财,还要与对方“称兄道弟”,中国历朝历代再也没有哪个如同宋朝这样窝囊了。
与宋朝后来诸多皇帝比较,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宋朝皇帝中比较英明的,他们治国有方,任用贤臣,文化素养也非常高,可一听外敌入侵,就大惊失色。尤其是宋真宗,作为北宋第三位领导人,他可谓是“恐辽症”、“金钱换和平”的始作俑者。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当时签订“澶渊之盟”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表现了这位皇帝的妥协心态:
忠州刺史曹利用,作为谈判代表前去和谈。临行前,曹利用征求宋真宗和谈的底线,真宗说:“如果实在谈不下来的话,即使每年贡送银帛达上百万都行。”过后宰相寇准把曹利用拉到一边:“圣上虽答应了百万银帛的底线,但你必须竭力维护大宋的权利,如果超过了三十万,就把你斩首。”
曹利用前去与契丹和谈,竟然真的只以三十万银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就谈成了!回来见皇帝时,伸出三个手指头示意,宋真宗见了,以为是三百万,不觉痛心,说“太多了点”,想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道:“算了算了,每年三百万银帛,姑且了事,也是可以的。”这时曹利用才说:“其实只有三十万。”宋真宗才大喜。
帝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帝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帝曰:“几何?”曰:“十万”。帝不觉喜甚。
从宋真宗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对“金钱换和平”一事坦然接受,甚至当代价远远超出他预期时,也只是稍微痛心,很快就自我安慰地“姑且了事”。
有样学样,之后宋仁宗时代也是这种观念,重臣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你们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我们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
如果单从经济成本角度看,以宋朝每年高达一万万的国家收入比较,三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帛的岁币实在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也就成为宋人普遍意识“划得来”的经济账。然而,在弱肉强食的年代,幻想以钱财得到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宋朝的妥协政策最终使自己丧失的不是每年区区三十万岁币,而是无形的国民精神的萎缩,是国防军事的瘫痪。
确实,“澶渊之盟”后百余年间宋辽之间是没有发生较大战争,可是宋军的能力下降得惊人。仅在宋仁宗早期,当时青年包拯考察河北边防,就发现“沿边卒骄将惰,粮匾器朽”,士兵“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河北是抵挡辽军的前线重地,竟然军事都腐败到这样程度,实在触目惊心!之后西夏独立,宋朝西北边境又丧失领土,被动挨打,只好再次“赐赠”钱财,以图和平。
宋朝的软弱让后来崛起的金、蒙古看到了中原汉人的要害。金人不在乎宋朝的岁币,而是直接南下入侵。当时的钦宗皇帝懦弱不堪,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寄希望于“议和”,甚至不惜以罢免抗金大将李纲、以大送金银女人来巴结金人,宋钦宗的妥协思想让这个国家丧失了最后的希望,金人不会满足这点小小的利益,在看清宋人本质后,攻破了都城汴京,虏走徽、钦二帝,占领北宋的土地和人民,直接拥有宋朝的城市和财富!
后来的蒙古做得最绝,灭了金,再灭宋,直至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蒙古人不需要宋朝的“岁币”,蒙古人需要的,是把宋王朝的土地统统变成牧场,供蒙古骑兵纵横驰骋——当我们反观宋人“以金钱换和平”的思想时,会觉得多么可笑,可悲。一个没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整体征服。
北宋的“恶习”遗传到南宋,甚至较北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真宗“恐辽”,宋仁宗恐“西夏”,南宋高宗则是彻底的“恐金症”——
这位宋高宗赵构,好歹也是皇族中一位优秀的皇子,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他年轻时“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还担任过河北兵马大元帅,当年血气方刚的他还只身前往金军大营,作为谈判的筹码。可正是这位皇帝,在南渡之后,可能是由于过度惊吓,从此性格大变,将其祖辈窝囊懦弱的性格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金兵再次南侵,赵构由南京慌忙逃往扬州;建炎三年,金兵又攻扬州,赵构再次仓皇出逃,不顾手下臣子,仅带少数随从出城,在渡江途中由于受到惊吓,后来竟然失去了生育能力;金兵紧追不舍,又渡江直攻杭州,赵构无处可逃,只得从温州坐船在海上漂泊,前后达四个月之久。
漂泊在海上的赵构处境相当窘迫,食物缺乏,饥饿难当,甚至有一次只好下船步行到寺庙里讨食。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精神打击,使曾经血气方刚的赵构彻底转变,在狼狈逃亡过程中,赵构不断派遣使者向金国哀求,承认自己未经过金人允许就登极,是犯错误,请金国原谅,并甘愿向金国称臣云云。
直到建炎四年,得悉金兵退却后,赵构才敢从海上回到陆地,自此把首都临时建在了杭州,方才稳定下来。
之后的几年里,赵构迫于形势,重用了岳飞、韩世忠等一批抗金将领,取得大捷,并有了光复河山的气象。可是,一旦政权稳固后,赵构卑颜屈膝的心理又表露无遗,从绍兴八年开始就与金人议和,金朝派遣特使前来,书信中将“宋国”称为“江南”,并“诏谕”宋高宗,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不仅如此,金朝特使居然要宋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这引起了南宋朝臣极大愤怒,而宋高宗赵构却脸皮极厚,愿意以“跪拜”礼仪接受,还厚颜无耻地解释:“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
呜呼!此情此景,即使在今人看来,也难以忍受。相比较起来,北宋的真宗、仁宗用“金钱换和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哪怕是徽宗、钦宗被虏走、囚禁五国城,尚且有些许帝王尊严,到了南宋赵构这里,则是彻底的卑颜屈膝了。
之后,赵构为了议和,任用奸臣秦桧,打击迫害主战派人士,不惜害死岳飞、罢免韩世忠,自毁长城;又与金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向金国称臣,割让土地,每年不仅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还要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礼物“以巨万计”。如此苟且,彻底丢失了中原王朝的尊严,也创造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称臣纳贡”的空前绝后的案例。
这种国家态势对整体国民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武官们悲愤不已,文官们跟风妥协,百姓一次次呐喊抗争却无济于事,终宋一朝,出了多少令人叹息的悲剧故事,上演了多少屈辱猥琐的丑剧。
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不可否认,这些帝王个人素质都非常优秀,但唯一缺乏的是勇于面对强敌的勇气。或许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们个人,而是整个大宋王朝“重文轻武”的靡靡文风造就出来的,只是,当他们以一国之君的形象表现出来时,就显得是那么懦弱、可笑、可悲。
辽人、金人、蒙古人都耻笑宋人,一次次凌辱中原,所谓“契丹是北朝,大宋是南朝”,所谓“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落后的游牧民族竟然如此鄙视文明国度宋王朝,此乃国家不幸,民族不幸!
中原王朝自古以来都是以“华”自居,征服周边少数民族,到了宋朝这里,却只得与周边民族互称“兄弟”、“叔侄”乃至“君臣”。相比汉朝、明朝甚至清朝的帝王来说,真宗、仁宗、徽宗、钦宗、高宗这些宋朝皇帝们,哪一个不是文化涵养颇高的,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却唯在强敌面前犹豫不决,仓皇逃窜,毫无勇气可言。
每当读史到此,我不禁扪心自问: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文化的渊博是否就能使之成为崛起的唯一因素呢?不,知识的丰富、学识的熏陶,倘若不是以国家民族的大胸襟、迎难而上的奋勇精神为支撑,那么只能成为小家子气的附庸风雅、小资情调,成为一种文化的软骨病罢了。
这种文化上的“软骨病”,不仅为宋朝皇帝们所有,也一直是宋廷大臣们的常态。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只懂得书面文字上的大义、忠诚,一旦面对强敌恶寇,就统统变为了妥协分子——
神宗时期大将种谔击败西夏军队,招降了西夏数万名士兵,这本应该是战胜方得意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忧心忡忡,害怕西夏的报复,文官们纷纷谴责种谔将军,甚至“议诛谔”,朝廷下旨命他把收降的士兵全部放回西夏去,以此与西夏消除仇恨,“解仇释兵”。
一个王朝,在得胜时也仍然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苟安心态,难怪小国寡民的西夏人敢接二连三地挑衅大宋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妥协思维广泛存在于宋王朝文官群体中,无论是忠是奸。不仅仅是秦桧这样的大汉奸屈辱求和,像一些正直耿直的朝廷重臣也同样对外妥协:
北宋哲宗时期司马光重新执政,升至宰相,掌握朝廷大权,在对待西夏问题上,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为了一时的安定,不惜将宋朝土地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割让给西夏王朝,以换取和平,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南宋孝宗时期的宰相史浩,学识渊博,知人善用,是南宋朝廷最正直的一位名相,却始终持对外保守、息事宁人的态度。当时抗金将领吴玠在四川击败完颜亮,一举攻克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军威大振,宰相史浩却害怕金兵报复,以“陕西弗能守”的理由强令吴玠放弃领土,撤退自守。当时的朝臣虞允文等人力劝不可退兵,否则会引起大祸,可宰相的命令已经发出,吴阶退兵,果不其然,金兵见宋人软弱,乘虚追击,导致宋军折损三万人溃败,连原先收复的其他土地也一并丢失了。
综观北宋南宋两朝,连司马光、史浩这样正直优秀的大臣都是对外妥协的心态,至于蔡京、高俅、秦桧等权奸的昏庸卖国,也就见怪不怪了。
从“澶渊之盟”的贡送岁币,到对西夏人的妥协政策,再到北宋汴京被金人攻破,最后到南宋的北伐无功而返,直至整体灭亡,一系列的事件贯穿,都反应了宋人的保守怯弱心理。宋人自己也承认:“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
反观前朝历代,汉朝初年也曾有“白登之围”的战败,汉初文、景二帝也是对北方匈奴“和亲安抚”暂时妥协,但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充足实力,到了汉武帝时就开始重兵出击,一举击败匈奴;唐朝初年长安几乎被突厥人攻破,唐太宗早期也对突厥人采取安抚政策,但为的也是聚积实力、韬光养晦,而后唐军铁骑夜袭阴山、斩杀突厥数万之众,一举攻灭西突厥汗国,才真正解除了外患。
宋朝不是不可以用“金钱换和平”的方式来缓和冲突,不是不能以暂时的妥协来稳定局势。但如果送金钱、割土地后,就一味苟安,不思进取,依旧是“重文轻武”的观念,最后落得亡国悲剧,这其中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