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在与辽军作战中深陷伏击,全军覆没,被俘身死。英雄的身躯倒在塞北,亡魂在哭诉,宋军又折一位大将,消息传到都城汴京,举朝震动。宋太宗赵光义痛惜不已,感叹杨业其人“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曷彰义烈”,追赠为太尉。
宋代不乏名将,宋初的杨业就曾战功赫赫,令敌军闻风丧胆,为什么如此战将会深陷重围?事实上,这位将军是死于宋军内部对武将的压制。
在第二次北伐期间,当时的侧翼大军由潘美领导,副将为杨业。这位潘美将军原先在宋太祖手下时勇猛无比,平定南方,立有赫赫战功,可在北伐时宋太宗的领导下,几乎就变了个人,在战场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原因就是宋太宗指派了监军王侁对潘美进行控制,严重制约了他的指挥权。
王侁这个人头脑简单,又想立大功,指派潘美军下的副将杨业——百战百胜的杨家将,贸然攻击辽军。杨业反对这样做,却被王侁讥笑挖苦:“你杨业向来号称‘杨无敌’,怎么面对敌人却怯弱不敢迎战,莫非有其他什么打算?”忠厚的杨业无可奈何,哭着对统帅潘美说:“此战极为不利,但我受皇恩,被指责为胆小怯弱,不得不出兵杀敌,以报国恩,看来我杨业只得死在敌人手下了。”
面对监军王侁的瞎指挥,主帅潘美不可能不知道后果严重,然而他竟然不能制止。果不其然,杨业遭到辽军埋伏,损失惨重,被敌人包围,浴血奋战,连自己的儿子杨延玉也战死,最后杨业被俘。北风朔朔,铁骨铮铮,在敌人的逼迫下,杨业拒不投降,绝食三天,一代名将身死异乡。
宋朝的“抑武”思想极其浓厚。将领常常要受到皇帝委派的监军制约,这些监军权力极大,可以影响军事决策、战争进行,甚至某些时刻还有斩杀的特权。在如此限制下,将帅们在前线作战常常唯唯诺诺,不能随机应变,导致错失良机,甚至功亏一篑。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类似这样的悲剧绝不仅仅发生在杨令公身上。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宋太宗命大将郭进守石岭关,却又派田钦祚作监军,实际上是控制郭进。这使得郭进难以发挥军事自主权,在前线屡屡处于被动,田钦祚其人又“恣为奸利诸不法事”,在白马岭之战时故意不援郭进,而后又凭监军身份羞辱郭进。
郭进武人刚烈,虽是大将,却要对监军田钦祚低三下四,被他数次凌辱之后,愤愧不已,最终自缢而死。
宋军内部对武将的制约,轻则延误战机,重则贻害将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只要武将受到制约,宋军的战斗力就是永远不能提升的。
“抑制武将”是宋初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定下的国策。宋太祖赵匡胤逝后,宋太宗赵光义更加抑制武将,甚至发生了更可笑的事情,当宋太宗从前线撤退时,为了达到自己“遥控指挥”的目的,留下了自己构思的“八阵图”给前线将领,让他们以此规定的阵法来应对辽军,这种做法让将领们哑然失笑,却又无可奈何。殊不知,疆场上的战事随时变幻,怎可以拘泥的阵法来应对?宋太宗赵光义附庸风雅,想效仿三国孔明之“八阵图”,岂不知这不过是传说,岂能当真?
制度的弊端,使武将们无能,导致军事上一连串的失败,这对宋人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纵观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正是从宋朝开始,中原人士的自信心开始遭受挫折,变得懦弱保守,消泯了汉唐时的大气磅礴。
北伐失败后,大臣们都患了“恐辽症”。宰相赵普就谴责北伐,声称“永罢兵革,无为而治”。宋太宗本人也失去了进取心,只有依靠在河朔地区种植林木,开垦河道来阻挡辽人,从对外部征战转为了内部防御。
到后期太宗甚至认为:外敌不过是边境的事情,对整个国家不足为道,而内部动乱才是最可怕的(“外忧不过边事,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这种思想的传承下,宋朝历代皇帝都“守内虚外”,冷落军队,且常常更换将帅、调离职务,造成军队松散,逢战必败。自宋太宗之后,宋朝几乎再也没有一次对辽国的主动出击,辽军则士气大涨,认为宋朝人都是“软骨头”,宋朝军队是一盘散沙。
正是在杨业死去的这年冬天,大雪皑皑,冰封十里,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辽军为报复宋军,南下入侵,在莫州烧毁了宋军粮草,进逼中原。宋军大将刘廷让率军北上抗击,为防备不测,留下了数万精兵给部下李继隆,让李继隆以备救援。按理说这次战役应该是有胜算的,刘廷让是宋初重要将领之一,当年西征后蜀时立有赫赫战功,平定过西南叛乱,他的部下李继隆也是宋初名将,勇猛剽悍,在征南唐、攻幽州等战役中都是充当先锋角色,这二人无论胆识、谋略上都是宋军中的佼佼者。
可这次,当辽军在莫州的君子馆一带攻击刘廷让部队时,作为殿后的李继隆竟然不派兵支援,胆小害怕,竟然后撤,导致刘廷让部被围困,数万宋军兵士被斩杀殆尽,血流成河,全军覆没,只有刘廷让侥幸逃出。
君子馆战役是宋初一次有名的战役,事后刘廷让和李继隆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连这样的将帅之间都不能团结一心,在大敌当前时相互冷落,宋军内部的松散真是可见一斑了。
宋朝的武将是悲哀的,军事上的连番战败,国土沦丧,武将越发受到冷落,潜意识的自我放弃心理越发严重。优秀的将领尚且各自为政,那么平庸的将领就更不能作战。
随着时间的延续,宋太祖、宋太宗两位开国皇帝都已逝去,对辽人的战争也愈发显得势弱。宋真宗即位后,前朝的诸多优秀将领都老的老、死的死,北方重镇高级指挥官的人选上出现了巨大缺口,新提拔起来的将帅都是经验不够、阅历浅薄之人,甚至有诸多是宋真宗“任人唯亲”选取上来的。
这些人资质平庸,难堪大任,比如傅潜其人,只因为他是太宗潜邸的旧僚,凭“资格老”就当上了河北三路行营指挥使,镇守定州、镇州、高阳关三个重要关口。
后来辽军南下,攻陷城池,大肆抢掠,这位傅潜将军竟然大搞“鸵鸟政策”,一味地压制手下,闭垒自守,并对下辖城池发来的告急文书一概不理。当时傅潜的下属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跃跃欲试准备出击,可是怎么也等不到主帅发布命令,有人主动请缨,竟被傅潜大骂一通。面对宋军的无所作为,辽军更加肆无忌惮,攻破了狼山诸砦,又攻遂城、祁州、赵州等地,把河北大名府一带搅得天翻地覆。
诸将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再三强烈要求傅潜发兵,傅潜却依旧埋头自闭。乃至大将范廷召气愤之极,跳起来大骂:“傅潜你窝囊得连个老妇人都不如!”傅潜却自我辩解道:“我是为了避其锐气罢了。”范廷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率小部分人马迎战,后果当然是大溃而归,整个河北也都惨遭辽军蹂躏。
宋廷压制武将,没有优秀人才,竟然让傅潜这样的人担任高级军事将领,推延时日,畏战避战,真让世人耻笑也!后来宋真宗也恼恨不已,直接把傅潜下狱充军。
这样的事件发生不只一次,在“澶州之战”时,另外一名将领王继忠,本人毫无军事眼光,也只因为曾是宋真宗的贴身护卫,就担任云州观察使,后被契丹人生擒,转而投降并为辽国效力。宋廷却以为他战死殉职,宋真宗悲痛之后,下诏追赠他为“烈士”,后来当这位投降的王继忠代表辽国前来谈判时,让宋廷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时隔千年,我们看这些故事时,或许只是极具讽刺的笑话。但一个国家如果在强敌面前总是以这种窝囊的状态呈现,就显得极为可悲了。国民不仅会对政府、军队丧失信心,更会丧失自尊心,从而导致整个群体心理上的衰落。宋王朝长期寄望于用金钱换和平,自我麻醉,使军队更加松散无能,“卒骄将惰,粮匮器朽”,怎么不连连打败仗?
按照宋军制度,只有禁军才是中央正规军,每逢作战都是这些军队作为主力,禁军番号繁多,又每隔三年要在全国各地轮换一次,掌管禁军的将领们也常常被调换,尤其在军队大规模作战之前,将领们常常被委派到自己不熟悉的军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武将造反”。
这种体制使得宋朝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士们不了解自己的统帅,将领们也对手下的士兵没有多少感情,培养不出统一的士气。
相比较汉唐时期,军事上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都是长年固定驻扎在某个地区,尤其是边疆军队,更不能轻易调动,将领们由于长期带领自己的队伍,对手下士兵熟悉、了解,有深厚的感情,一旦作战,都相互配合默契,因此赢得更多胜算。
我们可以反观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的军队为什么能所向披靡,一反宋军常态,击败强悍的金兵?
这也是从制度上找原因:北宋末“中央禁军”已被打乱,朝廷不得已只好允许将领们组建自己的军队,并停止了以文人作监军的制度。这大大增强了将领们的军事自主权,岳飞等人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得以拥有稳固的“岳家军”,可以自行招募,不受制约,“止委制置使岳飞措置”。
自建炎四年后,岳飞通过自行招募农民,收降土匪、俘虏伪军等手段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岳家军”,军队数量扩大到数万人。而后在建康大败金兵,斩得耳戴金、银环的女真人头一百七十五级,活捉女真军、渤海军四十五人,“金兵横尸十五里”。又在龙湾镇以骑三百、步兵二千破敌,与韩世忠的“韩家军”重创金兵,女真人被斩的“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实现了四年前老将种师道的“(江河)半渡邀击金军”的遗愿。
自宋朝建国一百多年来,大宋军威还是头一次这样振奋,也证明了宋军并不是能力不行,只要朝廷给予更多的主动权,将士们就能奋勇杀敌。此后南宋各路军队越战越勇,一时间,金兵统治下的百姓揭竿而起,激昂异常。南宋四大“中兴名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都有自己的部队,在川陕一带还有吴玠、吴磷兄弟的长期经营,正是这些将领们得以有自主权,使抗金战争节节胜利,一展大宋雄风,真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太短暂了,终两宋一朝,只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胜利局面,南宋的军事优势仅仅持续了十年,很快就被扼杀。当长江沿岸局势稳定下来后,宋朝统治者再次恢复到封闭自守的苟且状态,没收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兵权,对武将进行严密控制。
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是宋军振奋的一年,也是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岳飞大军连番攻破金兵,已经到达了距北宋都城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是有史以来取得最光辉的胜利。岳飞高兴地对手下将士说:“今次杀金人,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一时间,情绪高昂,将士振奋,光复河山的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正在此时,远在临安的高宗皇帝发来急令,命岳飞立即撤兵回朝。
这是何故?
岳飞不解,鉴于当时有利战局,写了奏折反对:“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面对如此大好战局,宋高宗却忧心忡忡。他忧的不是光复河山,而是担心手下将领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宋王朝“崇文抑武”的思潮又一次影响了国家命运,太祖、太宗的“防范武将”祖训铭记在历代皇帝心中,五代十国的武将造反情景在宋高宗心里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纵使在此刻大军临敌时,他也依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阻止岳飞北上。
人们说:岳飞是忠臣。但宋朝皇帝和文官们不这样想,岳飞现在是忠臣,难保攻克中原后就仍然是忠臣吗?昔日的文彦博一句“太祖岂非周世宗之忠臣”,就让文官群体对武将加紧提防。北宋的狄青正直无私,最后沦落到屡遭打击、郁郁而终的地步,就早已彰显武将们逃脱不了的宿命。
几天后,宋高宗再次命岳飞撤军,竟连发十二道金牌,急急催促,文辞严峻,不容反驳。宋朝皇帝对武将的恐慌心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烽火狼烟,热血拼杀,身在朱仙镇的岳飞的心里是痛苦的。多少年来,宋军将士为的就是今天收复旧都的梦想,如此胜利近在咫尺,竟却受命撤军,所有的心血努力尽皆白费,令仁人志士们扼腕叹息。
山河破碎,残阳如血。岳飞愤惋泣下,对诸军将士说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将士悲痛无比,历史被定格在这一天。当军队准备撤退时,百姓们蜂拥而来,哭声震天,苦苦挽留岳家军:“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此情此景,无不让人动容。岳飞无奈,取出诏书:“此乃皇命,吾不得擅留……”
倘若说北宋的杨业血战沙场,身死异乡,令人们欷歔不已,那么南宋的岳飞被政治陷害,就更显悲剧色彩。几个月后,岳飞以“莫须有”罪名下狱,在秦桧的一手策划下,被赐毒酒而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空留遗恨。临死前,岳飞悲愤地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自此之后,南宋军事比北宋每况愈下,只能依托长江天堑抵挡,直至亡国。
宋朝的武将们是悲哀的,宋朝的军事战败是悲哀的,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在于宋人“重文轻武”的思想:杨业受到监军强迫,被俘身死,英雄扼腕,还有更多的将领由于朝廷荒唐的控制、监视而壮志难酬;狄青不是倒在敌人的刀枪之下,竟是在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打压下郁郁而亡,令人抱恨;岳飞一心为国,立志恢复宋室河山,却遭到统治者的怀疑打击,被杀而死,其他将领也被剥夺兵权,抗金大业崩然坍塌……
想我中华千百年岁月,多少将士保家卫国,挥洒热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置生死于不顾,正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所在!可是在赵宋王朝的荒唐压制下,将士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受到制约、限制,乃至残害、毒杀。
杨令公的血肉之躯在塞北风沙中挺立,岳武穆的雄壮声音在大江南北回荡,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坚韧的精神。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你听见了吗?
那声音充满了多少悲凉,浸染了多少血泪。武将的悲哀,国家的悲哀,历史的悲哀。当这些伟大身躯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也在逐渐坍塌、沦丧,把民族的精神一点一点摧垮了……当再也没有能够撑起天地的脊梁时,民族的灾难、国家的灭亡就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