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与陕甘地区的兵运工作

　　center朱根生

　　center（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先后受挫以后，南方各地转入以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工作中。鉴于陕甘地区的特殊性，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把瓦解敌军，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根据党的指示，刘志丹等人在陕西、甘肃等地军阀中进行了三年多的兵运工作，以图通过兵运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虽然这些兵运工作大都失败了，但对陕甘地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兵运工作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陕甘地区中共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1.中共中央为开展兵运工作确定了理论、政策依据

　　正确认识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特点，利用其官兵矛盾，这是开展党的兵运工作的前提。国民党军队采取雇佣制，它的下级士兵，大多数来自贫苦工农；其军官也有出身贫寒，或同情革命的。通过适当的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觉悟，完全有可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所以，兵运工作正是建立在对国民党军队士兵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的第28号通告中指出：“中国的士兵，极大多数是贫苦失业的工农，被雇佣而为反革命军队的兵士，他们的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役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要号召他们及一般贫民回到乡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号召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

　　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兵士运动计划》中进一步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国失业的工人，大部分失业的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受经济压迫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的群众。我们为要这部分群众不要为敌对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运动。兵士群众已是失业的或破产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军阀战争剥削的结果。他们得很低的月饷，去当军阀的炮灰……住所之恶劣，待遇之坏——长官的打骂，行动之不自由……更加又是集体的组织，故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可能。”

　　正确认识士兵的阶级性，认清其与工农群众本属一个阶级，为开展兵运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阐述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基于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分析和兵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红军、游击区和白区党组织，充分认识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派有斗争经验的党员打入敌军内部，开展秘密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白军士兵反对军阀压迫，反对进攻红军，并在时机成熟时组织哗变起义，投奔红军。中共中央为指导兵运工作的开展，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策略，1928年2月，在《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指出：士兵运动的目的“是用敌人自己的武装来破坏他们自己的军队，瓦解他自己的军队，同时要使兵士群众投到工农队伍中去，帮助工农群众的暴动”。要求兵运工作的策略，应从过去主要进行上层运动，搞官变、将变，转到主要开展下层士兵运动，搞兵变方面来。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总结了前一阶段军事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围绕这一方针，决议规定了若干兵运工作的策略，如“在士兵中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俾士兵群众知道而且接受党的口号”；“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体……以便渐渐的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和发展士兵与官长的经济斗争”；注意“士兵成分的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人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士兵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

　　1929年11月7日和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和《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的第64号通告，反复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

　　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理论、方针和策略，正确分析了国民党士兵的性质、特点及作用，阐述了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兵运工作的方式方法，为陕甘地区中共党组织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共中央多次就兵运问题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甘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2.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

　　与其他地区相比，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第一，陕甘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驻军多为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不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所重视。特别是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军队退出陕甘地区，该地区国民党军队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17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争霸一方，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为共产党打入这些军队提供了条件。第二，由于陕甘地区地方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使得士兵的生活到了极其恶劣的地步；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杀害，官兵之间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第三，大革命时期刘志丹等人受党的派遣在西北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为兵运工作打下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大批中共党员在该地区国民党军队中隐蔽下来；刘志丹等许多中共党员在陕甘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有较多的个人关系。这些因素为在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志丹在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的基本情况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随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陕甘宁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阀部队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先后被陕西省委派回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中共六大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加强了兵运工作的领导和部署。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认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兵运工作遂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皎、高岗、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秀山、高鹏飞、杨林等大批中共党员到陕西、甘肃、宁夏国民党驻军中开始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与中共地下党员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发动群众，与保安县民团斗争，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并相机安插了部分党员，掌握了该县民团的武装。

　　1930年春，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扩军。刘志丹与谢子长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打人该部。谢子长任第10旅旅长，刘志丹为第8旅第16团副团长，在苏部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为提高参加兵运工作的党员的军事素质，谢子长、刘志丹在该部成立了学兵队，组织了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学兵队学习，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在以后的靖远和西华池兵变中起了骨干作用。同年春，苏雨生因军阀混战失败，离开宁夏，为保存党的力量，谢子长、刘志丹遂将学兵队的党团员安插到国民党军王子元部潜伏起来。

　　不久，刘志丹、谢子长又打入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了一个团，谢、刘分任正副团长，党在谭部的力量有了一定基础。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起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时机举行起义，遭谭部张廷芝袭击失败。

　　9月，刘志丹回到保安，以中共党组织控制的保安县民团为骨干，联络在三道川搞兵运时的旧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为提高战斗力，刘志丹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中进行练兵。当地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

　　10月1日，刘志丹借谭部骑兵第6营的名义，在甘肃合水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将谭部第24营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击毙，缴获该营大部分武器，震动陕甘边界。随后，刘志丹带领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为贯彻立三错误路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由于立三错误很快被纠正，行动委员会没有开展实际工作。

　　1931年2月，为摆脱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围剿”，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转移，途中宣传革命政策，扩大了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许多农民青年参加革命队伍。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领导的农民武装在甘肃合水固城投奔刘志丹。刘志丹对他们进行了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不久，部队在甘肃宁县张陂塬遭国民党新编第13师陈珪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为保存实力，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率部编人陕西彬县国民党驻军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驻防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乘机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苏雨生将其逮捕，囚禁于彬县，部队亦被缴械改编。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经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刘的老师、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营救，刘志丹出狱。

　　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来到平凉，经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保堂（刘志丹的同乡）引见，被陈珪璋委任为第11旅旅长。当时，陈明知刘志丹是中共党员，但十分佩服上过黄埔军校的刘志丹，想借用刘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刘志丹乘机以陈的名义，在甘肃宁县组成一个旅，番号第11旅，刘志丹任旅长。刘志丹率部驻防早胜镇，在此招兵，扩充部队。他派共产党员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等打人该旅。其间，原留在苏雨生部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世泰、张文元等得到刘志丹的消息后，乘苏雨生与孙蔚如火并之机，脱离苏部，前往早胜，投奔刘志丹。刘志丹见到后，异常高兴，激动地说：“我们正在利用陈珪璋给的11旅的番号，‘招兵买马’，你们回来太好了，部队正缺乏党员骨干。”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策动甘军5个旅兵变，并派省委交通高岗到平凉和刘志丹进行了联系。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兵变没有成功。

　　1931年8月间，刘志丹想以11旅的名义收编活动在正宁、旬邑县境内的一股以李培霄为首的约七八百人的土匪。由于李培霄认为没有满足他的条件，拒绝接受收编，撤入陕西境内活动。

　　半个月后，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高广仁团哗变，带领七八百人到达宁县，被陈珪璋任命为13旅旅长，也驻防早胜镇。陈珪璋派刘保堂带4个连前往早胜收编。刘保堂到早胜没几天，高广仁再度哗变，将刘保堂缴械，并顺手牵羊将刘志丹的第11旅的枪也收了。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兵运工作再次受到挫折。

　　1931年9月，刘志丹到达南梁地区，将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3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太白附近倒水湾进行整编，组成了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活动。不久，与转战陕北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红旗，是为西北红军的前身。

　　@@刘志丹等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与经验教训

　　刘志丹等人领导的兵运工作，推动了陕甘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统治，促进了武装斗争的开展

　　刘志丹等人领导的兵运工作，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对于牵制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兵力，瓦解敌军力量，策应南方主力红军的军事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兵运工作的开展，国民党军队兵变此起彼伏，如星星之火，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统治。从1931年至1933年发动大小兵变达70余次，特别是由高鹏飞、杨林领导的陇东国民党新编第11旅的兵运工作成效最大，由于准备充分，在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下，于1932年7月发动西华池兵变取得成功，参加兵变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连170余人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2.提高了广大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政治觉悟，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通过兵运工作，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打人驻甘肃、宁夏的苏雨生、谭世麟、陈珪璋等地方军阀部队中，取得了从排长到旅长的各级合法军职。他们利用同乡、同学、亲友、帮会等关系，发动士兵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兄弟会、读书会、反帝同盟会等组织。在共产党有组织的国民党第17路军连队里，一半以上都成立了士兵抗日会。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中共党员利用这些士兵组织，积极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求经济公开，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反对打骂士兵，宣传红军民主生活，号召士兵团结起来，打死反动官长，投奔红军游击队。同时还采取与士兵交朋友的方式，把士兵吸引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并吸取进步士兵加入党的组织。为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士兵中散发和宣传中共陕西省军委定期印刷的《士兵的话》以及《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宣传品，举行反军阀战争运动周、拥护苏维埃运动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宣传活动，定期举行形势报告会，宣传红军打胜仗的消息。提出各种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如“反对开到前线去”，“不给军阀当炮灰”。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提高了国民党士兵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

　　3.为陕甘地区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等人所开展的兵运工作，使一些国民党军队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刘志丹曾经说过，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刘志丹借助兵运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结交了许多爱国军官，如韩练成、牛化东、左协中、曹又参等，后来他们先后率部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刘志丹在国民党甘军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工作时，与该部旅长刘保堂交朋友。在刘志丹影响下，一直为党工作，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暗杀，在刘保堂部许多进步军官及其子女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国民党第17路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段时间内，不与红军为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不搞摩擦的友军，最后整个部队于1945年起义。

　　4.为中国共产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

　　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领导人，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红26军、红27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兵运工作的目的，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正如刘志丹指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出去搞。”所以，尽管刘志丹等积极努力，兵运工作取得了相当成绩，但除西华池兵变外，陕甘地区的兵运工作没有达到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创建红军的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受“左”倾路线干扰，实行“要兵不要官”的策略。为了实现瓦解敌军的目的，除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外，还必须与在国民党军队上层开展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国民党军队上层之间的矛盾和国民党地方军阀及杂牌军队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矛盾，争取某些国民党军队以扩大革命力量。这方面，刘志丹等人进行的兵运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当时的中央推行“左”倾路线，特别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统一战线的建立限定在下层群众范围内，在兵运工作中提出“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排斥争取国民党军队上层军官的策略，使党在陕甘地区的兵运工作困难重重。

　　第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尚未形成。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陕甘地区革命力量较为薄弱，还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也没有来得及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虽然掌握了一些部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络和配合，先后失败。后来刘志丹在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后指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