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阅读页

十六、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通过水运,向其统治中心――京师大规模征送税粮等物资的一种制度。这一现象始于秦代,亡于清末,前后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间统一集权王朝时期,漕运无不兴旺发达,而分裂割据之时,漕运则一蹶不振,可谓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相始终。诚如晚清政治家康有为所言:“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但是,漕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又何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漕运产生及其兴衰的根源

  众所周知,史称三代的夏、商和西周时期,虽然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子及中央实际上仅控制有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土而治”的状态之下,或为臣服之邦,或为受封之国。这些邦国与中央的关系是相当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保持着“进贡”的义务,这种进贡,有时也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称统一,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及至春秋、战国之时,列国称雄,天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一、“进贡”也随之消亡。总之,在先秦时期,由于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所以,便不存在中央对各地经济的严密控制,也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的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现象,因此,漕运也未能产生。至于春秋时秦国的“泛舟之役”,只能算是偶然现象,并非稳定、制度化的漕运。

  秦统一封建王朝建立后,才首次在政治上对全国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完成了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构想。为了满足空前庞大的秦中央政权的日常需要,支持其“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就有必要吸收和利用各地的收入,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同时,正像废除分封、销毁六国长城及兵器,以打击各地的政治、军事基础一样,也必须在经济上剥夺地方的收入,以削弱其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因此,秦王朝对各地、特别是山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赋征调。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漕运才应运而生。换言之,秦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是漕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漕运所以采用水运的形式,则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决定的。在古代陆路运输手段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大规模、长距离的运输,可行性最大的只有水运,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后人所说:“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从而决定了漕运的水运特定形式。先秦运河的初步开挖和水运的抬头,为秦代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秦代漕运的直接记载虽然很少,但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其发展梗概已大体可知(见史念海《河山集》)。秦统治者通过关中渭水、黄河以及与黄河下游相通的济水、鸿沟等河道,将远至黄河之滨的山东各地粮物源源不断地漕运至咸阳,位于黄、济相交之处的敖仓,是当时漕运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楚汉相争时,仍“藏粟甚多”。敖仓以西的陈留,据记载也有数千万石的积粟,很可能是漕粮西运的又一集散地。这都反映了秦代的漕运已有了较大的规模。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借助于水运这种便利条件的漕运,是秦中央集权政治出现的产物。此后,中央集权这一统治方式,便与漕运长期并存。秦代以降,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变迁,可以概括地集中为以下三点:其一,统一是发展的主流,集权统治又是统一王朝政治的灵魂。在历代统一王朝的嬗变中,集权政治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又可大体分为两汉、隋唐和宋元明清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中央集权政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二,就各统一王朝本身而言,往往又包含着由初建时的幼稚和弱小到发展强大,而后又转为衰亡这样三个不同的时期,其集权的程度表现为弱、强、弱的过程。其三,在统一的主流之外,又先后出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金对峙几大分裂时期,此时,集权政治或名存实亡,或销声匿迹,可说是集权统治的断裂阶段。封建集权政治的上述变迁及表现,就决定了漕运发展的曲折多样性。以下就统一和分裂时期,集权政治兴、衰给漕运造成的不同影响,分别予以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故某些时期从略)

  先谈统一时期。统一的两汉时期,是封建集权政治巩固和发展的阶段。虽说是“汉承秦制”,但西汉建国伊始,却恢复了分封之制,全国五十四郡中有三十九郡为封国所有,汉中央直接掌握的仅有十五郡。这些封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所谓“国所出有,皆入于王”,即指这种情况。因此,汉初对关东的漕运就极为有限,每年仅数十万石粟。到文景以后,中央开始削藩,特别是汉武帝登基后,全面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中央对全国的控制空前加强。封国或废、或沦为郡属机构,而王侯“惟得衣食税租”,至此,汉王朝直接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日益膨胀的集权统治的各项需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中央乃大力发展漕运,“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漕运量迅速提高到年四百万石的空前水平,最高时达六百万石,以至于出现了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的现象。为了使巴蜀之物也能漕运关中,汉武帝还下令沟通秦岭间的褒斜水道,但未能如愿。此后一直到宣帝五凤年间,由于在关中、河东大量籴买粮食,漕运量才有所减少。到西汉末及反新起义时,中央集权统治宣告瓦解,漕运乃绝于史籍,说明漕运之事也随之陷入绝境。

  东汉漕运号称是“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苍海,西纲流沙”,但具体的记载却不多。史念海先生曾依据《东观汉记》指出,在东汉前期,彭城、广陵及九江等郡,每年向洛阳漕运九十万斛谷(见《河山集》)。当时发达的农业区在黄河流域,北方地区的漕运量超过以上地区,是毫无问题的,但因无明确的数额,故略而不述。不过可以肯定地是,东汉漕运的规模和地位低于西汉,这一事实与东汉地方势力强大、中央集权弱于西汉有关。

  隋唐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的阶段。隋王朝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重新恢复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于是,沉寂已久的漕运又得以恢复和发展。隋初,在漕运沿线的蒲、陕、洛等十三州置仓募丁,向长安转漕关东各地粮食。隋统治巩固后,便大肆兴修运河,形成了以长安为终点的全国运河网。其中的南北大运河,第一次沟通了京师与经济上日渐崛起的南方的水上联系,使漕运的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就为漕运的大规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隋代虽没有留下漕运量的明确记录,但其积谷之多,却名闻于史,连唐太宗都叹为观止。近年在原运河沿线发掘的隋仓,规模极为巨大,并存留了大量的炭化谷物。这从侧面证实了隋氏漕运之盛。由于隋祚短促,东南漕运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却给后代漕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有唐一代漕运记载相当丰富,《两唐书・食货志》首创漕运专节,为我们了解当时漕运的盛衰情况提供了方便。唐初,中央集权统治刚刚建立,其实力有限,因此,“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武后当政后,集权统治逐渐增强,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内外兴作”日益增多,唐政府对漕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运量亦随之提高。到开元、天宝前期,唐王朝的集权统治进入了极盛之时,各项开支大为增加“国用渐广”,加之长安人口逾百万,因此出现了君臣大讲漕事的局面。裴耀卿理漕时,三年向京师漕运700万石粮,天宝中,运量达到年400万石的水平,其中东南漕运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此时,正是唐集权统治日当中天之时,漕运也进入了鼎盛之日。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中央的一统天下遂趋于涣散、瓦解。北方的大部分收入落入藩镇之手,“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唐政府仅余东南八道之赋,而且动辄被截,漕运量乃降至百万石左右,大历以后,更降为年40万石的水平。到唐晚期,漕运时遭叛将抄掠,运量就更少得可怜。到僖宗光启时,淮南强藩高骈阻断运河,“自是贡赋遂绝。”可见,随着唐集权统治的瓦解、垮台,漕运也告消亡。

  宋元明清时期,是封建集权统治登峰造极及走向衰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集权政治日益强大和巩固,因此,与以前相比,漕运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到清末以后,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漕运也最终在历史上消失。

  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五代以来“内轻外重”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形成了“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的政治局面。其中在财政上,实行了“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的铁律,充分发挥漕运的作用,对全国的财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征调。

  北宋在前代的基础上,对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和改造,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放射型水运网,为漕运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宋初,江南尚未臣服,因此,每年仅能漕运北方百余万石粮食。到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漕运的范围便扩及各地。特别是通过汴河,将东南地区的大批粮物,源源不断地运达京师,其中仅漕粮一项,即达每年400万石,宋真宗时,又在汴河漕运量基础上,确定了每年600万石的定额。此后,东南漕粮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最高时曾达800万石。如果加上北方地区的130多万石,北宋漕粮竟长期保持在730万石,最高时曾达900多万石。漕运在北宋的这一稳定、高水平的发展,其根源即在于北宋集权统治的严密和巩固。到宋徽宗统治后期,朝政极端腐败,漕运失去正常秩序,使漕运量大幅度减少,不久,北宋灭亡,漕运也随之中断。

  元代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却继承了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各项“汉制”,于是漕运仍盛行于世。由于元代定都于华北,拉长了与南方的距离,而华北的地势又明显高于南方,运河进入山东后问题丛生,加上当时南方尚未平定,因此,元初内河漕运极为艰难,向大都漕运的粮物相当有限。征服南宋后,元中央为了尽快地获取江南财赋,乃转而发展海运,放弃了代价过大的内河漕运。

  从至元二十年首试海运成功后,海运就承担了向京师供应粮食、物资的主要任务。最初,每年仅能海运几十万石,不久即达到百万石以上,在更多的时间内接近200万石,最高年运量为335万石。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中央对南方的控制迅速瓦解,海运也随之动荡不定,不久便告结束。元代海运取代了河运,在中国漕运史上留下独特的一页。

  明初政治与西汉初年相近,即在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同时,又实行了同姓分封制。因此,洪武一朝,虽有罕见酷烈的专制皇权,但中央集权政治却尚未完全贯彻。北边藩王既有数万、乃至十万以上的王府之师,承担拱卫皇室的职责,又可节制沿边驻军,负责抗蒙军务,因此权势极大,之后终于酿成了建文时的“靖难之役”。因此,明初北方收入多不入京师,明中央则就近吸收东南财赋,以满足自身需要。在上述背景下,漕运的发展就受到较大的限制,有关的记载也多语焉不详。

  明成祖登基后,厉行削藩,大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使明王朝的集权统治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同时,又继承了定都北方以控全国的传统,迁都北京,于是,漕运的地位迅即提高。明政府一面继续利用海运,一面对荒废的运河大加治理和改造,缩短了南北漕运的路线,为漕运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永乐时,供应北京的漕运从每年200万石,递增至400万石,此后漕运量便大体稳定在年400万石的水平上,最高时超过了500万石。万历中期,明统治出现了腐朽、混乱的局面,加上淮河屡次泛滥,影响了运河的航行,漕运量较前有所下降。到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华北时,明中央号令难出国门,漕运才最终停止。

  “清承明制”,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因此,清政府像明代一样,对漕运也给以高度重视,在征服江南不久,就确立了向北京每年漕运粮食400万石的制度。此后,这一数额一直维持在十九世纪中叶,最高时为420多万石。即使在“三藩之乱”波及南方大部分省份时,清中央仍控制着江浙地区和运河,漕运量也没有下降。

  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涌入,清中央集权帝国日趋衰落,1851年爆发的洪秀全农民起义,更加速了其瓦解的速度。太平天国起义后,迅速席卷了东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了清王朝最重要的财赋之源,并拦腰切断了北上的漕运线,在经济上卡住了清政府的脖子,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漕运中断的形势下,清中央被迫将南方漕粮的大部分改为银钱征收,用做镇压起义的军饷。其余部分,则委托商船从海道北运,如1853-1855年,分别北运漕粮146万、82万和129万石,数额都远远低于以前。太平天国失败后,漕粮折征款项仍为湘、淮军阀及地方所有,并不上交朝廷,清中央对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已无可奈何,只得默认现实,因而,漕运只能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

  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渐将剩余漕运的业务揽走。至此,与以往相比,漕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漕运规模大为缩小,这是宋代以来统一王朝所未有的现象;其二,原来纯粹由政府组织和经营的方式,转为政府出资、商人承运的新形式,与一般商运已无太大差别了。这表明了传统的漕运已走向末路。1901年,由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清政府无力承担漕运费用,下令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但仍留下了十余万石的宫廷用米,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最终结束。至此为止,中国的集权封建王朝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其并存已久的漕运,终于也寿终正寝了。

  注:表中一般和最高年额出处,均见前述各代引文资料,其中唐代、北宋和元代的一般年额,是取的其大概平均数。折合今数,则是根据吴承洛先生的研究成果换算的。(参见《中国度量衡史》第72页)

  在秦代以后的几大分裂时期里,由于出现了几分天下、互相对峙的局面,因此,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于是,统一的漕运也随之消失。一般说来,此时割据政权的统治多不如统一王朝严密、巩固,地方势力往往称强,如孙吴的江东大姓、东晋南北朝的镇将和刺史、以及五代时的藩镇等等,或仗势横行于地方,或恃兵肆虐于中央,东晋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此形势下,割据政权对地方财赋的控制就比较弱;同时,频繁的割据战争也消耗了地方的大量收入,因此,能够供应京都的物资便大为减少,漕运乃趋于萎缩,甚或消亡。二十四史中有关这些时期的记载,罕有涉及漕运的资料,有关的水运记录,多是临时性的军需供应,如曹操在灭袁氏残余时,开白沟等渠,以水运供给军队粮草;邓艾伐吴时,修渠400余里,以泛舟运粟;北魏太和时,刁雍建议用水运取代陆运,以解决边军给养困难的问题;周世宗征淮南,才恢复了汴河的航运,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当中央集权统治消失,对峙割据局面形成后,漕运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限制,陷入了萎缩、停滞的困境。事实上,此时漕运的有关情况,也无从证实。这就从反面说明了漕运与集权统治的关系,可谓是“荣损相俱”的。总之,漕运不仅因集权统治而产生,而且其兴衰也由集权统治的变化所决定。

  二 漕运对中国封建集权统治的意义和影响

  漕运长期存在,活跃于中国的封建时代,势必在同期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对封建统治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概括地说,漕运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存在、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前述可知,秦代及其以后各统一王朝,无不通过大力发展漕运直接掌握各地收入,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的物质基础,扼制了分裂势力的发展,所谓“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同时,封建政府拥有了充足的物资,保持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对全国进行严密而牢固的统治,足以对付各种内乱外患,从而确保了封建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的长期存在。正是从此出发,康有为才得出了漕运为“中国大政”的结论。事实上,在中央王朝转衰之时,统治者也常常是借助漕运,才勉强支撑着对全国的统治局面,唐代中期以后的形势就是典型的一例,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仍能存在,是与漕运东南财赋的支持分不开的。

  其次,对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中唐以后的体制,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集权统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听命于皇权的庞大国家机器,如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队伍和军队。而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以外,还需日常巨大的各项实物开支,漕运对此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有土地逐渐衰落,封建政府无力继续向官僚提供禄田(如从前的爵邑、占田、公田及永业田等);也无法再给士兵分配土地,府兵制遂瓦解,募兵制出现。于是,官俸和兵饷向单纯实物、货币形式转化,而这一转化又使得官僚和军队对皇权的依附性,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变化基本上为宋代以后各朝所继承。如此以来,漕运的地位便更为重要了,“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特别是云集于京畿的常备军,更是全赖漕运给养,北宋财臣张方平即惊呼:“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故国家于漕事最急最重。”显而易见,漕运对中唐以后封建政治体制的意义,较前更为重大了,难怪明季有“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之叹!

  第三,对确保集权统一王朝定都北方的传统格局,有着重大的支持作用。由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势力,所以先秦以来,中原统治者不断修筑长城,屯驻重兵,以防御敌方的南攻,其中又以集权统一王朝最为突出,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重心长居北方的基本形势。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原集权王朝不得不将政治中心也设置于北方,以便就近控制边防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这就形成了定都北方以制天下的传统政治格局。而这一军事形势和政治格局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漕运支持的。

  秦代已有“飞刍挽粟”以供边军的记载,此后,内地政权除在沿边屯田外,都利用漕运向边军供应粮饷,隋唐以后的北方运河和海运,即视军需为重要的服务对象。而设于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建立在漕运供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唐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都城对南方财赋的依赖尤胜于以往,漕运的作用几如血管、命脉一样。可见,漕运对维持集权王朝国都的稳定和北部国防线的巩固,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另一条流动的“长城”。正如明人所言:“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天下矣。”而漕运状况的不佳、恶化,对封建集权统治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轻者足以干扰其统治秩序,重者则可削弱其统治力量,甚或促使其瓦解、灭亡。漕运的中断,对中央集权统治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如东汉末,“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献帝君臣只能食糠咽菜,寄人篱下;西晋末,都城被围,“内外断绝,十�之�,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其难支之困境可想而知。唐朝灭亡,宋祁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基于桂林”,即指桂林戍卒切断江淮漕运线事;北宋末,漕运量锐减,大大减少了京畿的物资储备,到金军包围开封后,便出现了“物力既耗,人心惊疑”的局面,其亡国迅速,与此有很大关系;元末,海运中断,造成大都粮荒、饿殍遍地的后果,“元遂不能师矣”。而清末漕运的最终消失,也使得清王朝连同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结局。

  漕运还制约着封建国都的稳定、发展和迁徙。在唐代以前,由于漕运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同时,漕路又有黄河三门之险,从而限制了漕运量的提高,制约了国都的发展规模和都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唐朝建立后,国家机器不断膨胀,长安人口也逾百万,使得北方经济难以承受,就不得不将漕运的范围扩及东南。但正如杜佑所说:“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因而,漕运量的提高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永徽以后,长安即时常缺粮,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从高宗到玄宗时期,位居至尊的天子竟不得不经常率领群臣赴东都“就食”,这一奇特的现象,深刻地说明了漕运对国都安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长安已无法适应集权政治日益庞大的时代了,避开三门险阻,缩短输送路线,以吸收更多的财赋,无疑已成为确立新都的首要条件。唐亡以后,都城终于东移,而北宋以开封为都,就主要是从有利于漕运考虑的,如宋人所言:“国家定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由此可见,唐宋之际都城的东移,与漕运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上,当漕运路线改变以后,原来繁荣壮观的长安、洛阳及开封等故都,都迅速衰落下去了。

  综上所述,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物,所以,漕运的兴亡完全由这一统治的盛衰所决定。同时,漕运状况的好坏,也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封建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但总的说来,漕运的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唐宋以后大规模、稳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王朝集权统治的发展和强化,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漕运,就没有中国封建集权政治的长期存在,也不会有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辉煌历史。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更多

编辑推荐

1心理学十日读
2清朝皇帝那些事儿
3最后的军礼
4天下兄弟
5烂泥丁香
6水姻缘
7
8炎帝与民族复兴
9一个走出情季的女人
10这一年我们在一起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绿眼

    作者:张品成  

    文学小说 【已完结】

    为纪念冰心奖创办二十一周年,我们献上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用以见证冰心奖二十一年来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书系遴选了十位获奖作家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生动,意...

  • 少年特工

    作者:张品成  

    文学小说 【已完结】

    叫花子蜕变成小红军的故事,展现乡村小子成长为少年特工的历程。读懂那一段历史,才能真正读懂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也才能洞悉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少年特工》讲述十位智勇双全的少年特工与狡猾阴险的国民党...

  • 角儿

    作者:石钟山  

    文学小说 【已完结】

    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

  • 男左女右:石钟山机关小说

    作者:石钟山  

    文学小说 【已完结】

    文君和韦晓晴成为情人时,并不知道马萍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其实马萍和别的男人好上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马萍从生理到心理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只因文君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平时,文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文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