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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摘要:狄青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代名将,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军事将领。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做法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屡遭压制和打击,最终被迫害致死。而透过狄青的遭遇,正可以窥见武将在北宋中叶所处的境况。

  宋朝是“重文轻武”之风盛行的时代,武将在当时封建政权中长期受到压制,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突出的现象。本文试通过考察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的遭遇,来探讨武将在北宋中叶所处的地位状况。

  一

  狄青字汉臣,出生于民风强悍的河东汾阳,青年时即投身军伍,入为宫廷禁军卫士。宋仁宗宝元初,元昊称帝建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正是这场战争,给狄青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据宋人记载:以下级武官身份来到西北前线的狄青,骁勇善战,每遇战常为先锋,“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城杀敌,筑堡守寨,屡立战功。由于狄青的出色表现,他受到当时陕西经略判官尹洙的关注,认为其具备良将之才,并将其推荐给经略副使韩琦、范仲淹。韩、范二人对狄青十分器重,范仲淹还特意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此后,狄青在军中迅速成长,“由是益知名”。史书评价狄青不仅善于用兵,所谓“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而且重军纪、明赏罚,又能与士卒同饥寒劳苦,故“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这些特点当在对夏战争中已有充分表现。于是,狄青在战场上逐渐获得升迁,历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等。庆历二年,宋仁宗闻知狄青之名,曾欲亲自召见勇将,后因战事紧张,只好命“图形以进”。由此“天下始耸然畏慕之”。到元昊称臣时,狄青已成为知名大将。改调河北前线后,又历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并加衔至节度观察留后。皇�四年,狄青因功勋颇著,遂由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大臣之列。颇为难得的是,狄青虽位居高官,但却能保持武将的本色,冷静对待所获得的一切。如狄青进入枢密院后,早年当兵时留下的面部刺字常遭人讥笑。宋仁宗遂命其敷药去“面涅”,但狄青却婉言谢绝,他对皇帝说:“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地阀阅。臣所以有今日,由涅尔,愿留此以劝军中,不敢奉诏。”

  就在狄青进入枢府不久,发生了广源蛮首领侬智高反宋的事件。皇�四年五月,侬智高破邕州后建立大南国,攻城掠地。一时,宋军望风溃逃,“横、贵、浔、龚、藤、梧、康、封、端诸州无城栅”。不久,侬智高又兵围广州,两广几为其所有。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宋廷一方面增派军队征剿,另一方面仍继续维持“以文驭武”的传统做法,先后派多名文臣赴前线指挥用兵,但均告失败。正是在此局面之下,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战:“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统治者眼见文臣指挥官无力改变失利的战场局面,只得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授予狄青指挥全权,所谓“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

  狄青率领包括西北番落骑兵在内的援军来到前线后,针对军队溃败,而“诸将视其帅如寮�,无所严惮,每议事,各执所见,喧争不用其命”的现象,通过当众斩杀广西钤辖陈曙以下32名将校的做法,严明了军纪,树立了主帅的权威。同时,此举也不无震慑军中文臣的用意。据记载,当时不仅“诸将皆股栗”,而且身为副职的文官余靖也在狄青的追问下,“瞿然下拜”。提刑祖无择则在冒称得到天子特诏的遮掩下,匆忙跨马离开,“既至所舍,便溺俱下”。自此,宋军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士气大振,为整军出战作好了准备。随后,狄青先按兵不动,以麻痹对手,继之再暗中率先锋出昆仑关,突至敌军军前列阵,占据有利的地形,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交战的过程中,狄青亲自执五色旗指挥战斗,“麾骑兵为左右翼”。最终,经过将士的拼死作战,大败侬智高军,“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忠、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禽贼五百余人”。战后,侬智高被迫带少数亲信逃奔大理国,广南战火平息。狄青一举平定侬智高,为宋廷立下奇功,取得了北宋统一以来边疆战争的最大的胜利。

  必须说明的是,自宋太宗、真宗时代至仁宗即位以来,宋军将领普遍呈现出庸碌、无能的状态。如潘美、傅潜、王超之辈身居前线统帅之职,却在对辽战争中畏敌避战,以常败将军闻名;张耆、杨崇勋及夏守□之流,无论是出任禁军首脑,还是担当枢密院长贰之职,都不过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已。与这些怯懦无能的大将们相比,谋勇兼备的狄青无疑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其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代名将的声誉。战后,狄青凯歌还朝,复为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为枢密使,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二

  行伍出身的狄青从军多年后,终于入主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从表面上看,狄青似乎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成为执政大臣。但实际上,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气候之下,狄青在仕途中却经受了诸多的坎坷,特别是步入朝廷中枢机构后,更遭到强烈的排挤和打击。

  狄青虽始终尽职尽责,功勋卓著,但却并没有因此受到众多朝臣的尊重与信任。如早在庆历三年对夏战事进行中,一些文臣就在制造滕宗亮、张亢等边臣“私用公使钱”案件中,有意牵连狄青,对其进行攻击。后因知渭州尹洙等人据理为其辩护,指出:狄青为少有的可当大任的边将,“素来谨畏小心”,不至于私用公使钱物;纵然有之,也应念其“本武人,不知法律”,况且西北边事正紧,理应宽贷狄青,“庶令安心,专虑边事”。这样,狄青才幸运地躲过了此劫。再如庆历四年西北战争暂时平息后,狄青因功升任知渭州,负责泾原路地区防务。于是,谏官余靖连上四道奏章,竭力反对。余靖称:泾原路在陕西四路中甚为重要,“朝廷当极选文武才杰,共守边疆”,狄青乃粗率武人,“骤自行间,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服”,一旦任命其知渭州,则“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独能当之”。透过余靖激烈的抨击言辞,不难看出其对狄青升迁的极大不满,以及对武将的轻蔑和敌视。结果,狄青被改任他职。此后,伴随着狄青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种诽谤、打击更是接踵而来,使其常常陷于难堪、无奈的境地。据宋人笔记记载:狄青调任定州路总管时,韩琦为本路帅臣。一日,狄青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狄青留其叙旧。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机向韩琦状告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便下令斩杀焦用。狄青赶来为焦氏求情,反映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对此嗤之以鼻,答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遂当其面杀了焦用。这一记载未必完全确切,但却可以从某个侧面说明文官对武将的压制。

  到狄青出任枢密副使时,更是遭到众多朝臣的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纷纷上奏表示反对,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与为伍、动摇人心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当狄青最终进入枢府后,还是遭到朝臣们的蔑视,竟被贬呼为“赤枢”。由是观之,武将在宋仁宗朝的社会地位低下到何种地步。也就是说,狄青虽已官至显赫的枢密使,但其地位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士大夫们看来,他仍不过是一介粗陋武夫而已。

  狄青在出任南征大军统帅的过程中,也曾遇到来自上上下下设置的障碍。据记载,最初宋仁宗欲用宦官任守忠作为狄青的副手,实际上是沿袭了以往的做法,变相设置监军,以制约主帅。谏官李兑等人对此持异议。李兑上言称:“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非计”。宋仁宗遂罢任守忠。不料,右正言韩绛又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狄青武人,不足专任,须有文臣加以监视。这当然仍是“以文驭武”的传统规矩。当宋仁宗询问宰相庞籍的看法时,曾在西北前线担任过方面军指挥官的庞籍,毕竟还是了解一些军中的实际情况,遂劝说天子道:“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能制敌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复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若专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齐众,然后用之,必能办贼”。宋仁宗这才下定决心,专任狄青。而正因为如此,宋军才最终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代史家王称对此评说道:为将之道必须具备智、威、权三方面条件,所谓“盖有智矣必俟乎权,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权,可以奋其威。观狄青之讨智高也,可谓能施其智而奋其威,以取胜于当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专任而责成之也,是得君之权者也”。但是,宋廷此次打破惯例之举,绝不意味着放弃了猜忌、压制武将的祖宗之法,而实在是被形势所逼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果然,及至狄青南征归来,宋仁宗欲擢狄青为枢密使时,曾力主专任狄青的庞籍便极力反对。庞籍的理由是:太祖时,大将慕容延钊、曹彬立有大功,均未得到枢密使的官位,现狄青之功不及二人,若用其主西府,则其“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庞氏又以保全狄青功名为由进行阻拦,其言曰:“青起于行伍,骤然为枢密副使,中外汹汹,以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于是,遂以超迁狄青诸子官职的办法达成妥协。事后,宋仁宗对庞籍的建议予以称道:“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参知政事梁适为了排挤政敌、枢密使高若讷,向皇帝密奏狄青功大赏薄,“无以劝后”,又暗结内侍等制造南征将帅褒赏太薄的舆论。历来畏惧议论的宋仁宗“日日闻之,不能无信”,终于不顾异议,拜狄青为枢密使。这样,在朝廷复杂的政治纷争中,狄青步入了枢密院。然而,来自文臣主流集团的压力却并未减轻。

  狄青在入主枢府的四年间,其正面记载几乎在史书中绝迹,倒是有关他的流言偶尔见诸文字之间。如有人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知制诰刘敞则将狄青与废唐建梁的“乱臣贼子”朱温相联系,称发现狄家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又有人称狄青曾在相国寺内身穿意义非凡的黄袄,云云。于是,文臣刘敞、吕景初等不断上奏,称天象恶变,坚决要求将其逐出京城。

  其实,当时有关的传闻固然对狄青不利,但最终导致其罢官的原因恐怕还不在此。据记载,狄青步入枢密院后,不仅广大士兵将他视为自己的英雄,对外人夸耀,而且开封城内外的百姓也深为其事迹折服,广为传颂其“材武”精神。甚至于狄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在当政集团看来,这就不仅影响到苦心营造出的“重文轻武”风气,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赵宋王朝的安全。嘉�元年,当宋仁宗患病,群臣议论立皇嗣时,翰林学士欧阳修便在奏言中指出狄青对朝廷构成的潜在威胁,所谓“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因此,欧阳修坚决要求罢免狄青枢务,“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于是,尽管狄青在西府慎密寡言、谦恭忍让,但在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下,疑心颇重的当政者终于抛弃了狄青。当时的宰相文彦博遂建议以两镇节度使出狄青。当宋仁宗说出“狄青忠臣”的话时,文彦博则告诫天子:“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随后,文彦博又公开地对前来喊冤的狄青说:“无他,朝廷疑尔”。至此,再也无人愿为狄青辩护了。

  狄青最终在流言蜚语缠身的情况下被打发到陈州任地方官。即使如此,统治者对狄青仍不放心,“每月两遣中使抚问”,以监视其行动。狄青每闻使来,即“惊疑终日”。狄青到任所不过半年左右,便郁闷而死,时年仅50岁。“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再次葬送了一代名将。

  三

  纵观狄青一生,可以看出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功卓著的著名将领,在政界却倍受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打击,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根源便在于日益加剧的“重文轻武”政策作祟。而透过狄青的不幸遭遇,正可以看出北宋中叶武将所处的境况。

  如所周知,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所谓“兵骄则逐将,帅强则叛上”,武夫悍将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主角。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将帅更是凭借武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正如宋人所言:“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武夫悍将完全主宰了国家命运。与武人势力膨胀相对,当时的文臣地位沦落,完全仰承武夫鼻息。

  北宋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通过“陈桥兵变”建国,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武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的根源所在。于是,宋开国统治者惩唐末五代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为心腹之患,对其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通过“杯酒释兵权”之举,解除了禁军中一批功高震主的高级将领的军权,以消除危及赵宋统治的一大隐患;通过建立枢密院――三衙平衡体制,将调兵权与统兵权一分为二,使其互相牵制,收权于皇帝;制定更戍法,有意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使将帅无法在军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达到“将不得专其兵”的目的,等等。诚如清人王船山所言:“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在收夺将帅兵权的同时,宋初统治者又广泛地吸纳士大夫参政,有意提高文臣的权威,扭转以往“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通过实行“以文驭武”的法则来限制武将的影响,利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于是,不但中央和州县的长官以文臣担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贰之职、前线方面军的指挥官也大都由文官充任,所谓“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对于宋统治者的这种用人心态,王船山一言以蔽之:“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应当承认,宋太祖在位期间,虽然对将帅制御极严,但是在用兵时,尚能做到对将领专而不疑。如平南唐时,一应事宜全委统帅曹彬处置,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就地正法;对河北、西北前线守边的武将,如李汉超、郭进、李谦溥及姚内斌等更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权。这在战场上无疑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而到了宋太宗时期,一方面由于其弑兄夺位的阴暗心理作祟,对带兵的武官极为戒备;另一方面,在两次北伐战争失败后,宋太宗丧失了对外用兵的信心,遂眼光完全向内,在文官集团的支持和配合下,将防范和打击武将作为巩固集权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对统兵将帅大行猜疑之法。如此以来,京畿禁军将帅全换成惟命是从的藩邸亲随,前方将领则受到严格控制,即实行所谓的“将从中御”。这些做法,不仅严重地箝制了将帅的行动,而且极大地剥夺了其权威,遗患无穷。如名扬北疆的大将郭进便因不堪监军田钦祚的多次凌辱,自缢而死;“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的名将杨业,也是在监军王�等人的逼迫下,死于非命。于是,明智的将领们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处处表现出恭顺、谦卑甚至无能的姿态,如后人所指出:“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像功臣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必引车避之”。

  在宋真宗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以继续贯彻,统治集团对武将的控制变本加厉。特别是到澶渊之盟以后,议和苟安成为北宋的又一治国国策被确立下来,于是,“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武将的地位自此更是一落千丈。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当时武将处境之一斑。至北宋中叶的仁宗朝,统治者对武将的压制又进一步加剧,“重文轻武”之风可以说达到了顶点,甚至战场上的指挥大权也全交给了文官。在这一时期,军队将领,即便是立有奇功的名将也无应有的地位可言。当时人尹洙就曾发过如此议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武将受到北宋朝廷的无端猜忌和百般防范,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如宋仁宗朝禁军将领王德用,曾两度入主枢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击而两出枢府。当他闻听攻击自己的御史中丞孔道辅死讯时,还得这样表示“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至和初,当文臣讨论立皇储而不与枢府商量时,王德用只能无奈地发牢骚道:“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朝臣闻听此言,反讥笑道:“老衙官何所知?”至于禁军大将郭承�之流,更是处处表现得平庸无能,从而倍受文官们的轻蔑,被目为“凡庸奴隶之材”。

  狄青处于“重文轻武”风气极盛的时代,其在官场上的举动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在进入枢密院后处处隐忍退让、小心谨慎,对文官士大夫谦恭礼让,如他每至韩琦府中,“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侍其子弟”。显然,狄青希冀以此赢得朝廷的信任,取得文臣的好感,以稳定自己的位置。但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文尊武卑的环境下都是徒劳的。因为其武人身份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更何况他不同于一般的庸将,有战功,有名望,所以倍受许多文臣的嫉妒、排挤,最终“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下。名将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这一时期整个武将群体境遇的缩影。

  随着北宋武人地位的沦落,宋廷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的结局。言及战争失败的原因,众朝臣往往归结于国无良将,却很少反思歧视、压制武将政策的因素。倒是宋太宗朝文坛领袖王禹□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症结所在,他曾在给宋太宗的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庆历时,御史中丞贾昌朝也上疏反映祖宗以来过度收兵权政策的失误,“今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信,非姻旧不委”,“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因而他要求树立将帅必要的权威。类似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武将的作用和地位则继续向着不利的方向滑落。

  综上所述,到北宋中期,“重文轻武”这一家法不仅在朝廷上下贯彻日深,而且也已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武将们在这样轻视与猜忌的环境压迫下,被挤压成循规蹈矩、无能怯懦、毫无生机的群体,其社会地位跌至历史的冰点。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这一时代悲剧的集中体现。而这一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是导致北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与张明合作所写,原文发表于《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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