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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将门”现象探析

  ――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

  提要: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将门”的现象,这种将门在军队及国防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宋时期,将门现象依旧突出,出现了或几代为将,或数世统军的情况,甚至还有与北宋王朝相始终的武人家族。本文即以北宋为断面,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进行断代史的剖析。内容包括北宋将门的具体情况,其形成的原因与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积弊及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史上,长期存在“将门出将”之说,即指几世从军及产生将领的现象。就中国历代王朝的发展总体而言,将门还构成了武将群体中的骨干力量。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若以此为断面加以集中考察,可以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的基本特点予以揭示,并能够对其在国防和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进行评估。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北宋个别武将世家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从整体上探讨北宋将门现象的工作,尚明显不足。因此,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

  将门现象在北宋以前已长期存在,并成为军中影响甚大的一种传统。据《史记》卷七五《孟尝君传》记载,孟尝君早年曾对其父曰:“文(孟尝君名田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见“将门有将”之说在孟尝君之前当流传已久。以后,此说更成为传播甚广的谚语。如曹魏时,曹植在上疏中有“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的言辞;南北朝时,同样的谚语见诸史籍记载;隋炀帝也对群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揆诸史乘,还有类似的记载。如西汉时,赵禹对大将军卫青说:“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等等。

  先秦时期,将门世家颇为活跃,著名者如:秦国自王翦之后,王氏三世为名将(王翦、王贲和王离),蒙氏两代为名将(蒙骜、蒙恬和蒙毅);赵国之赵氏两世为主帅(赵奢、赵括)。还有乐羊、乐毅及乐乘等几世在数国统军的现象。这一时期,最突出者则莫过于楚国的项氏世将,如太史公所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秦汉以降,“将门出将”的现象依旧绵延不绝。如秦汉时之李氏将门,先后出名者有李信、李广、李蔡、李当户及李陵等数世,号“李氏世将”;周勃、周亚夫两代则皆居西汉大将之位。在汉代,因陇西等六郡“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良家子弟往往从军而产生将门,如赵充国便因此成为西汉中叶名将,其子赵邛亦追随至中郎将。与此同时,辛武贤与其子辛庆忌以军功分别至破羌将军、左将军,辛庆忌之诸子也继为将领,“皆有将帅之风”。两汉之际的耿□,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为一时名将,以后其子弟也多为将领,史称:“三世为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门世族把持军权的现象更为突出。如孙吴之陆氏,自陆逊挂帅之后,其子陆抗继拜大司马、荆州牧,领兵镇守荆州重镇。陆抗死,其子“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其中陆晏和陆景兄弟官至裨将军、偏将军。隋唐时期,军队中继世为将的现象同样非常普遍。如隋朝名将韩擒虎出身将门,其父居北周大将军之位,韩擒虎之弟韩僧寿亦为隋将,其家族统军者多人,故修史者曰:“韩擒虎累世将家,威声动俗。”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后,其子薛讷继为大将,“后突厥扰河北,武后以讷世将,诏摄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使”。薛仁贵弟薛楚玉及其子薛嵩、其孙薛平、其重孙薛从,则数世为将。中唐名将张守□一门三世为将,名振河西;出身将家的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裨将”。但自李晟立功成名后,家族数代统军为大将,其子李□又再为名将。至于中唐以后、五代之时,藩镇割据下的世代为将、垄断军职的现象,更屡见不鲜。如典型的河朔三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之类。这当然又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极端化现象。

  二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然而,包括“将门”现象在内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却延续下来。北宋时期,“世为将家”依然为当世军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将门也始终在当时武将群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时间上来看,将门大致可分为宋初开国将领、遗臣故将,和之后历朝成长起来的将帅之家三类;从地位上看,将门又有高低之别。以下依据前后顺序,对时间上划定的三类将家分别考察,并就一些典型家族进行必要的剖析。

  1.开国将领之家

  北宋初的开国将领,或因“翊戴之功”加官晋爵,或因深受信任分据要职,或以善战成为军中将官,从而构成了当时武将群体中的核心力量。虽然宋太祖随之收夺了功臣大将的兵权,但却保留了包括其在内的开国将领诸多方面的特权,特别是子弟荫补武职、优先迁转的待遇,甚至给予其与皇室联姻的礼遇,而这一做法为后世嗣君所承袭。因此,便造就出一批将门之家,绵延数代,几世为将。

  宋初的功臣大将,主要有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及赵彦徽诸将,以及李处耘、韩重□、罗彦□及王彦升等人。通过查阅《宋史》诸将传、《续资孜通鉴长编》以及宋代有关碑传等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张光翰、赵彦徽、罗彦□及王彦升四人子嗣情况不详外,其余诸家都有继世为将的记录。

  宋初功臣大将中继世潍将者以张令铎和韩重□两家为代表。其中张令铎在初居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的高位,韩重□在宋太祖朝曾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要职。张、韩两人之子,有加官西上□门使、领绵州刺史,出守西部重镇原州者;有长期出任镇、定、高阳马步军都钤辖,成为河北前线有名边将者;还有官至左屯卫大将军、领遥郡团练使者等。

  宋初功臣将门中三世及以上为将者,以石守信、王审琦和李处耘三家为突出。石守信是宋太祖建国的主要支持者,曾任三衙最高军职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诸子皆以荫彻武职,其中长子保兴历延州路副都部署、及知澶州等,拜棣州防御使。石保兴之子元孙在宋仁宗朝历殿前都虞候及�延副都部署等,加观察使衔,跻身高级将领之列。石守信另一子保吉,以娶延庆公主的缘故,在宋太宗朝已授节镇。宋真宗朝,石保吉曾出任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景德初,宋真宗北上亲征,石保吉又承担护驾重任。其子从武者,也官至武阶中的诸司使。

  王审琦在宋初任殿前都指挥使,其九子皆以父荫补武职。长子承衍以驸马身份在宋太宗朝授彰国军节度,先后出知天雄军府、贝冀都部署等职,为河北驻军重要将领。次子承�,历知延、代、并州等,“皆兼兵马钤辖”。王审琦其余诸子,则为西上□门使以下武官。王氏第三及第四代后裔中,不乏诸司使及领刺史者。

  李处耘是宋初的枢密副使,曾多次参与用兵。其次女为宋太宗皇后,诸子皆继世为将,而以继隆、继和兄弟最为出名。李继隆“以父荫补供奉官”。宋太宗即位后,历河西行营都部署以及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将帅之职。景德初,宋真宗赴澶州,李继隆又率军护驾。史称“公二纪宿卫,四换节旄”,“功臣之号,凡三加焉”。李继隆死后,与故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庙室,可见被视为一代最重要的武臣。李继和长期镇守边陲,在宋真宗朝出任殿前都虞候,领端州防御使。李继隆另一弟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李氏第三代仍继续为将,其中李继隆之子昭亮“四岁,补东头供奉官”。历北方前线守将,迁步军及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要职,成为又一代禁军大帅。李昭亮之子惟贤,历知冀州等,领遥郡团练使。李继隆从子昭逊,至供备库使。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宋初功臣诸将不仅本人为当时禁军的重要将领,而且其子弟也因家门背景在武职上获得顺利发展,遂出现了几代为将的现象。

  宋初功臣大将之外的开国将领,大致包括入宋后获得节钺者及以下将领,由于他们大多原本官爵不算显赫,与前朝关系相对较浅,因而受到赵宋王朝的重用。如王全斌、郭守文、尹崇珂、刘廷让、崔彦进、张廷翰、张琼、杨信、曹彬、潘美、党进、马全义、何继筠、李进卿、李汉超、李谦溥、荆罕懦、贺惟忠、李汉琼、刘遇、李怀忠、米信、田重进、刘廷翰及崔翰等等将领。他们虽在地位及特权上不及功臣,但因不断得到拔擢,加之人数更多,也涌现出很多将门世家,其中既有几代为将者,也有一世多人扬名军旅者,从而在总的影响上也超过功臣之家。其代表主要有杨信、何继筠、李汉超、李谦溥、王全斌、马全义和曹彬诸家。

  杨信在入宋后,历殿前都虞候和都指挥使等要职。其弟杨嗣,是宋真宗时御辽名将,历定州及镇州路副都部署等,拜保州团练使。杨信另一弟杨赞,“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资朝著至牧守焉”。何继筠在宋初长期驻守棣州,后拜建武军节度。其子何承矩在宋太宗和真宗朝,长期镇守沧州、雄州等要地,又兼河北缘边安抚使,为当时前线重要守臣。何承矩诸子也多荫补武职。宋初名将李汉超长期镇守关南,授观察使。其子守恩,少随父从军。“汉超卒,擢为骁猛军校,累官至陇州刺史、知灵州”。后遇夏军伏击而死,同时死难者还有其子望之、其弟守忠等。由此可窥见李氏将门一斑。李谦溥在宋初镇守隰州,官至团练使。其长子允则历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知镇州等,终宁州防御使;其次子允正先后任�延及镇定防区将官等,积官客省使、遥郡团练使。宋初大将王全斌曾为征讨后蜀之役的主帅。其诸子多为武职,其中审钧曾任广州兵马钤辖等。王审钧之孙凯,在宋仁宗朝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等。王凯之孙诜,娶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

  马全义为宋初勇将。宋太宗时,其子知节以荫补供奉官,年仅十八岁便奉命监彭州兵。在宋真宗朝,先任�延地区统军官,后迁枢密副使和知枢密院事等要职,成为参与大政的武将最高代表。据王安石记载:马知节死,其子洵美“终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另一子之美,“终内殿承制、□门祗候”。其孙辈十六人,其中“庆宗今为右班殿直,庆崇今为文思使、知恩州”,皆为武官。

  在上述簪缨世家中,最为突出者还是曹彬家族。对曹氏一门稍加考察,颇能加深对北宋高级将门的了解。曹彬出身后周外戚、亲信,但因入宋后表现忠谨谦恭,从而赢得三朝的信赖,先后出任征讨南唐的主帅和雍熙北伐的主力大将,两为枢密使,死后封王,与故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室,可谓极武将之荣。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据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记载:曹彬七子:璨、□、玮、□、□、□及琮,惟有□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又以璨、玮及琮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以父任为供奉官,彬为上将,璨常从行”。在宋太宗时代,长期为前线守边。宋真宗朝,曹璨历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曹玮为宋真宗时西北名将,历知渭州、秦州及�延路副都部署等。天禧中任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后因遭宰相丁谓所忌,改定州都部署等,拜节镇。曹琮也有与兄长相同的经历,后在宋仁宗朝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再度成为禁军三衙将帅。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不少,但已不完整,并且事迹也多不详。现据史料考证可知,他们中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倩,曹琮之子□、修,曹□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有事迹可述者主要有仪、僖、□及修几人。据记载:曹仪迁军职至步军都虞候。景�初,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为仪州守将;曹□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夏战争中;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等,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曹佾之子评在宋徽宗朝曾任马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另一子诱至安德军节度使,曾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马步军司公事。曹诱之孙�尚公主,继为武职。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军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历任马、步军司主官;曹琮之孙诗为驸马,担任武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仍为禁军大将。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又作曹□,还有记载作曹�。据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可见曹�当为曹□之误。如作曹□,便意味曹彬一门为将五代,若作曹□,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从曹彬到曹□数代统军,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2.遗臣故将及其后裔

  北宋建国初,前朝遗臣故将虽因不属于赵宋勋臣、亲信,无法得到重用,但因一部分人得以留用,加之原本地位颇高,故不仅其本人在短期内扮演枢相、将帅的角色,而且其后裔中也不乏跻身武将者,这样也形成了一批将门。如魏仁浦、吴廷祚、符彦卿、韩令坤、慕容延钊、王景、郭从义、武行德、侯益、孙行友、赵晁及折德□等等,其中以吴廷祚、慕容延钊、侯益及折德□诸家为突出。

  后周枢密使吴廷祚在宋初得到留用。吴氏共有六子,长子官至定州钤辖;次子历知成都府等,授西上□门使;另一子元□为驸马,授节镇,在出知潞州时,“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事”。其余子孙亦多为武臣。慕容延钊在宋初迁殿前都点检,曾任荆湘之役主帅。其弟延忠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军都指挥使。其子皆为武官,其中次子德丰长期守延州、灵武等要地,加团练使衔;其从子德琛,“以延钊荫补供奉官”,曾任并代钤辖。慕容氏第三代后裔虽继续从武,但地位已降至使臣。旧藩镇侯益五子,入宋后中除一人为文官外,其余皆居武职。其孙辈多为武官,其中侯仁矩在宋初历祁、雄二州刺史,“治军有方略”。侯仁矩子延广,在宋太宗时出任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以对付李继迁势力,后死于任上。其子孙仍多为武官。

  折德□家族既是北宋将门的著名代表,也是旧藩镇和蕃将中的特殊世家。折氏出身党项族,五代时割据府州。宋初,折德□听命,遂继续留用。折德□死后,其家门长期承担镇守府州重任,以防御西夏。其中折德□长子御勋、次子御卿还获授节钺,五世孙可适为宋神宗和哲宗朝名将,历泾原副都总管等,迁步军都虞候,拜节镇。史称:“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

  3.宋太宗朝以后的各代将门之家

  宋太宗朝以后,不断产生的将领队伍,其后嗣因同样获得各方面的特权和机会,这就为其从军为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遂不断孕育出新的将门之家。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在宋太宗朝至北宋末的将领家族中,不少都有继世为将的情况,如杨业、王超、高琼、范廷召、葛霸、呼延赞、丁罕、张凝、曹利用、冯守信、张耆、夏守恩、狄青、赵振、姚兕、种世衡、王□、宋守约、刘仲武、苗授、和斌及刘延庆等等将家。像张凝在宋真宗朝至殿前都虞候,其子昭远则先后出任�延路兵马都钤辖及步军、马军都虞候等,可谓两世为三衙管军;事迹不显的丁罕,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步军都虞候。其子守德虽无明确官爵记载,但据史称“能世其家”可知,当继续从武为将。据王安石所书神道碑反映:冯守信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其子十三人中,虽多为下级武官,但也有至诸司副使者。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死后,其子季孙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等。而在他们中尤以杨业、王超、高琼、姚兕及种世衡诸家为突出。

  抗辽名将杨业出身将门,入宋后任判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加云州观察使。杨业战死后,其子弟多迁补军职。其中长子延昭在宋真宗朝又以河北守将闻名,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及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加莫州防御使。杨延昭子文广,曾追随范仲淹于对夏前线,又“从狄青南征”。治平中,迁步军都虞候。杨业一门为大将三世,是北宋将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超为宋太宗和真宗朝马步军都虞候,曾任河北前线主帅。其子德用在宋仁宗朝出为大将,入居枢相。王德用弟德基,官至延州观察使、�延经略使;德恭,官至蕲州刺史。“鲁公(王超)之孙二十八,皆以材武闻于时,继登显仕,或遥领州郡,或擢在横班。”其中王德用子咸融,官至眉州防御使;王德用长子咸熙早卒,生二子,“伯讳泽,以强敏习知民政,累典州郡,终皇城使。仲讳渊,字巨源,结发为右侍禁、□门祗候,七迁至皇城使、□门通事舍人,更历烦使,出权陕州兵马钤辖”。王渊死,其子孙仍有继续为将者。宋人评价道:“观国朝以来将相大臣子孙保有其家室迨数世而不坠门法者,不十数家,而建雄军节度使、鲁国武康王公其一也。”

  同样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三衙大帅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更为突出。《宋史・高琼传》记载高氏有七子。其中继勋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又据王□于熙宁时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情况为: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继和,崇仪副使;继伦,西头供奉官;继密,内殿承制、□门祗候;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继元,东上□门使、嘉州刺史;继荀,右侍禁;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继�,左侍禁;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继敏,内殿承制;继昌,西头供奉官。高琼孙辈情况为:“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孙辈:“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孙:“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来孙:“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需说明的是,高琼孙辈以下任职情况,仅为王□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者也不能显现。如高琼孙辈中的遵裕是西陲重要守将,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及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等,加团练使;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官东上□门使、华州观察使等。

  姚兕之父姚宝原为普通武将,战死于定川砦之役。姚兕在宋神宗朝历�延路总管等,累迁东上□门使、通州团练使。其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宋徽宗朝,姚麟迁至殿前都指挥使。姚兕之子雄、古,也是当时有名的边将。其中姚雄“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后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史称:“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姚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靖康元年,勒兵勤王,为河东制置使。姚古之子平仲,早年在西北为将,靖康间以领兵夜劫金营失败而被贬。从姚宝算起至姚平仲,姚氏将门在北宋中后期凡四世。

  种世衡为宋仁宗朝御夏名将,其子古、谔、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种古历知镇戎军及环庆路钤辖等;种谔历�延副总管等,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谊历熙河副将、知兰州等,加保州团练使。在种氏第三代中,种朴历知河州及安抚洮西沿边公事等,后战死;种师道“以荫补三班奉职”,历泾原都钤辖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从童贯讨伐燕京,为都统制。靖康时,历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及河北、河东宣抚使等,一时成为军中柱石;种师中至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靖康之难中,任河东路制置副使,战死沙场。元人修史时指出:自种世衡后,种氏一门“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

  三

  北宋时期,将门的情况已如上所述。如仅以《宋史》中的武臣列传为线索,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将门出身者在武将群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那么探究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的话,不难发现既有承袭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北宋本身制度和政策的关系。

  自秦以降,文官在选任上呈现出日益制度化的趋势,如先后出现的征辟、察举、九品官人法及科举等选官制度虽存在许多弊端,但毕竟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渐发展完备。而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却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汉开国时的军功爵及唐宋短暂的武举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选举制度。因此,在选拔、任用武将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特别是世袭制残余)的影响更大。同时,文官队伍的培养有学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学、国子监及各类官私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文官。而培养武官的专门学校,却几乎不存在。这就造成军事才能的培养主要依赖军营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最后,武将的升迁传统上侧重于实效性的军功以及论资排辈,而较少考虑系统的文化素质及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武将之家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子弟生长于军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事活动。此外,传统上练兵习武还具有浓厚的保密性,甚至于传子不传女,这也使将门获得有利的条件。于是,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遂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这便形成将门出将的传统,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将时所承认:“将门出将,史有言焉。”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募兵制度,从军遂更加职业化。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组成的军人地位低下,以从军为职业并赡养家庭,也只能以军营为家。北宋军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又少有其他谋生出路,于是举家从军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宋统治者从稳定军队和兵源的目的出发,也有意培植军人子弟安心军营。如宋真宗曾表态:“朕念取农民以实军伍,盖非良策。惟军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继世从军,但虑父兄各隶一军,则须分别,以此不敢应募,今可晓谕许隶本军。”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附和道:“此辈常从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闻见,又免废农亩而夺耕民,真长久之画也。”韩琦在熙宁初也指出:“诸军多是弟侄子孙以父兄尊属在军,遂愿投本营同活;或无子孙者,即召本营人为舍婿,冀一身有托。更有堂从疏属有服外亲充军,后有卑幼补为人员。”甚至还将战死者后代编入军中,所谓:“士死国,赙赏其家,涅其孤儿,使继衣廪。”因此,军人、武官子弟深受军旅生活影响,自幼熟悉弓马,武将便成为其传统发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构成了孕育将门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举突出的例证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赞,在宋太祖、太宗两朝成为将官,以勇猛敢战著称。雍熙四年,呼延赞被宋太宗召见,他“具装执�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史称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呼延赞历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职,加团练使衔。呼延赞卒,其子必显又被擢为军副都军头。可见其家满门从军,具有典型的传统将门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对武将上层又进行了拉拢收买,给予其家族诸多方面的优待。甚至采取了与其联姻的做法,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帅不仅获得了安保富贵的待遇,而且数家与皇室建立了婚娅关系,宋人对此大加赞赏。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这一手做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拉拢上层武将的一种传统,以后北宋诸帝立武臣女为皇后几乎成为定制。在此祖宗之法的庇护下,不仅一批批将领及其家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为其子弟从武为将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如前述李处耘、曹彬及高琼等将门之后,还在外戚身份的支撑下,长期把持禁军将帅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影响很小。如南宋人所说:“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有学者指出:“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子弟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获军衔,甚至未经战阵便为将官。如前述石守信长子保兴“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其余诸子更为年幼就荫补武职;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获节钺。而众多普通武将子弟在荫补等相关制度的鼓励下,同样有机会走上以武立身的发展之道。如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官,其子弟都可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如北宋中期将领赵滋,其父原为环庆路都监,天圣中战殁,遂“录滋三班奉职”。大将刘舜卿之父生前为镇戎军都监,死于好水川之战。“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类似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庆历二年,环庆部署司曾建议:战死将校子孙原录二三人,今后对非战胜而死者,要求仅录一人。宋廷一时“从之”。但韩琦认为不合情理,“乞并如旧制施行”,当政者又恢复旧制。这便说明荫补制度对于培植武将后备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造就了绵延不绝的将门。

  第四,北宋时期的高级将领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条件,其子弟还有较多机会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如天禧初,□门副使缺员,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门副使。”治平中,朝议选拔宿卫将官,宋英宗道:“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杨文广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张昭远和曹仪作为三衙大将张凝、曹璨之子,杨文广作为名将杨业之后,自然易为人君了解,其升迁也就迅速。同时,一些将帅子弟也因家门的缘故,增加了与朝臣交往的机会,较易得到他们的关注。如:咸平时,将领李谦溥之子允则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毕士安的推荐,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战死后,其子季孙继续为将,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张耒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的诗句相赠;苏轼也曾举荐道:“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又对将门的形成和稳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玮曾娶潘美之女;曹玮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王超之子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大将葛霸之子怀敏又娶王超之女,等等。这种联姻自然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进和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当与其保持和其他将帅联姻有一定关系。张昭允原为大理评事,以娶潘美之女缘故,换武职。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怀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颇被亲信”,迁至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可见张氏在将职上的发展,与潘美家族的关系颇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毕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袭及门阀制度,这就决定了将门现象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过度依赖家门功勋而缺乏战场锻炼,便不能不退化承担武将的能力,随着荫补资格的逐渐下降,纨绔子弟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挤出武将队列。因此,北宋两世、三世为将者不少,而三代以上为将者就相当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数将门,能保持数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数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门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撑。此外,其门规较严,处事谨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谨慎著称,其作风对后裔有极大的影响。史称其子曹璨“起贵胃,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当非虚言。高琼则“善训诸子,使读书,率能自立于时”。而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门之盛,则主要依赖长期对夏战争中军功的维系。

  综观北宋历史,将门不仅在军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产生了许多有为将领,乃至名将,诸如曹彬之后璨、玮,李进卿之后延□,杨业之后延昭、文广,杨信之弟嗣,韩重□之后崇训,马全义之后知节,何继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凯,侯益之后延广,王超之后德用,赵振之后□,种世衡之后古、谔、谊、朴、师道及师中,郭遵之弟逵,刘贺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之后光祖及禀等等,皆有相当的事迹可述。

  北宋将门中继世为将而人才迭出的情况自然存在,但这绝不表明将门出身者都属良将。事实上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平庸之辈,特别是在上层世家之中又更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审琦等高门子弟,依赖家世安享富贵,而又表现平庸的情况自不用说,其他许多将帅后裔无所作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对此仅通过《宋史》及《东都事略》中诸多武将列传的记载就可得到印证。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范仲淹所说:“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还有人反映:“近岁恩幸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明镐在巡边时则发现,“时边任多纨绔子弟”,甚至行军时还有倡妇同行。这些将门子弟一旦踏上战场,便暴露出一副无能相,如韩琦所说:“魏昭□、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按:魏昭□为宋初枢密使魏仁浦之孙、驸马魏咸信之子,王克基乃功臣大将王审琦后裔、驸马王承衍之孙。熙宁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帅,则唯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以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术。”这种局面至北宋后期,并无改观。如宋钦宗也不得不承认: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的曹彬后裔曹□,并无应付战事的能力,所谓:“曹□戚里,岂识兵事。”

  结语

  综上所述,将门现象在北宋时期十分突出,他们在当时的军队及国防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北宋将门中也存在诸如能力不断退化以及坐享富贵等痼疾问题,而较之以往相比,其程度更为严重。推究其因,则首先在于过多依赖家门和荫补的缘故。即隋唐以来,统治者虽在文官的选拔上逐渐注入竞争考试机制,但在武将的任用方面却多因袭传统,忽略了制度上的建设和变革,北宋又日趋狭隘和保守,这便难以激励将门的茁壮发展,也制约了武将队伍中人才的成长及交替。欧阳修对此评说道“(将帅)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盗贼,唯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今国家求将之意虽切,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以至无人可用,则宁用癃锺跛�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其次,又与北宋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有相当大的关系。武将群体在遭到文官士大夫集团长期压抑、歧视的情况下,文武之间形成鸿沟,北宋将门在职业自信和荣誉感上遂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乃至于还出现其子弟转求文墨之途的现象。宋哲宗时,苏辙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第三,还在于长期对武将处处设防,束缚其行动自由,如实施“将从中御”及以文驭武之法,设置监军,使用“阵图”等等。这也造成了将家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的后果。于是,北宋将门中就难免形成浓厚的“八旗子弟”习气,便不能不对其职业角色产生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将门出将”本身也存在产生武人权势膨胀,甚至酿成事变的可能性。如果当政者对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赋予过大的统军权,而缺乏必要的制约,使得其长期主宰大军,或盘踞某一地区,家族因素和利益不断膨胀,遂不可避免要与王朝中央发生矛盾,便易于导致兵变后果的发生,前代这样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即使南宋时也出现了吴曦之乱。由此看来,北宋统治集团在推行“崇文抑武”国策,以及“将从中御”、“以文抑武”等举措的形势下,又处处防范和限制武人的权势,通常不允许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长驻一地(唯一的例外只有折氏长期镇守狭小的御夏前线的府州,但其实力极为有限),更不允许长期把持一支军队,实行频繁的调动和更换,便使得“将门出将”现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从而杜绝了“将门”势力膨胀的结果。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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