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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 革命首义武昌城!龙气黯然天安门(22)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部下的排挤和诋毁。南北议和时,唐与南方代表协议成立一个解决新国家国体问题的“国民会议”,会议的成员是由革命军人所占领的14省和清廷所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三人组织之。袁认为唐未请示他而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的比率,使北方占少数,处于绝对劣势,非常不满,乃通电谴责唐越出了代表的职权范围,唐因此被迫通电辞职。

  3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宴唐绍仪于总统府,觥筹交错,颇尽欢洽。酒筵进行时,蔡元培起立致词,对唐绍仪赞誉备至,随后举杯庆祝唐内阁已获参议院通过,预祝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将有满意成就,最后希望唐氏能加入同盟会,实行同盟会政纲政策。接着黄兴也起立敦劝,全体与会人士鼓掌表示赞成。

  唐绍仪由北京南下时,袁曾一再敦嘱,要唐尽量与革命党方面建立友好深切关系,唐本和南方人士有好感,因此蔡、黄两氏的提议,唐很愉快加以接受。居正乃离席取出同盟会的入会同志志愿书送给唐绍仪,唐即在誓书下签字认可,再由蔡元培、黄兴签名作介绍人,孙大总统签字主誓,唐绍仪起立宣誓,大家高呼同盟会万岁,宾主尽欢而散。

  这次唐南来,除了加入同盟会引起北洋军系的不满而外,还有一件大触北洋军人之怒的,是唐竟同意南方提议,调兵北上,这在北洋军人看来,简直是召引外兵入京,是件不可饶恕的举动。赵秉钧复京师总董事会函有云:“调兵北来唐君主之,鄙人甚不谓然,早间见总统(袁)之意见相同,必须竭力磋商,以不来为是。”李书城、熊希龄电有云:“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

  此外,最使北洋军人痛恨的,是唐主张孙、袁、黎、黄合作,以奠定民国基础。在北洋军人看来,这四巨头的合作,就是北洋军系的没落。

  民国元年4月1日,孙大总统至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并致辞说: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正月初一日来南京就职,今日四月初一日至贵院宣布解职……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本大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大总统自当解职,今特莅贵院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也……促进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本大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贵院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从今以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愿已也。”

  孙大总统致词毕,遂将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答词如下:

  “……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春,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天下三分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导鼓告之力实多也。当民国尚未统一,国人急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未忍生灵涂炭,靡诉于兵戎;虽柄国不满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独成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职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国民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责任一也。罗斯福总统解职后,周游演说,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罗斯福,国人馨香祝矣。”

  这两篇演说词都充满诚挚的感情,不是一般官式应酬语。孙中山先生之所自期,与国人之所期待于先生,均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开国文献,就可以想见当年首创民国的伟人们雍容揖让,虚心诚意,令人向往不已也。

  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参议院亦订于4月29日在北京行开院典礼。4月6日参议院将全体参议员名单咨文交由唐绍仪电告袁大总统。唐电曰:

  参议院咨文。本院议决迁至北京办法,自四月初八日起,休会十五日。于二十一日齐集北京,已由歌电报告,并电请先行指定场所,并届期派员招待各在案。查各省参议员现在已到院共四十九员。合将全院参议员人数,开列清册,注明省分,并将议长、副议长暨审议员姓名,以及审查会审查长,并审查委员姓名一并分别开列,咨请查照,以便指定相当场所,俾各员到京后,即可克期开会。此咨大总统。计咨送清册一本。各省参议员到院人数姓名如左:

  直隶:谷钟秀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陈景南 丁廷謇 张启与 李载赓

  山东:史泽咸 于洪起 陈命官 彭占元 刘星楠

  山西:李 素 刘懋赏

  陕西:赵世钰

  湖南:彭允彝 刘 彦 欧阳振声 覃 振

  湖北:田 桐 刘道仁 胡秉柯 欧阳启勋

  安徽:胡绍斌 常恒芳 凌 毅

  江苏:杨廷栋 陈陶怡 凌文渊

  江西:文 群 汤 漪 王有兰

  浙江:王正廷 殷汝骊 黄 群

  福建:林 森 潘祖彝

  广东:钱树芬 金 章 赵士北

  广西:邓家彦 曾 彦 刘 崛

  四川:黄树中 李肇甫 熊成章

  云南:张耀曾 席聘臣 殷宇清

  贵州:文崇高 平 刚

  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审议长:李肇甫。外交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刘彦、钱树芬、刘星楠、吴景濂。请愿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李,刘懋赏、邓家彦、曾彦、刘崛。法律审查长王正廷,审查员王有兰、彭允彝、谷钟秀、赵士北、平刚、汤漪、熊成章、张耀曾。财政审查长潘祖彝,审查员李肇甫、欧阳振声、文群、殷汝骊、席聘臣、黄树中。再参议院法已由本院议决咨送,其第四章第二十六条载任委员分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五部。各提任审查本部事件云云。此次所开尚系院法未经议决以前暂时规定,应俟本院移至北京后再行查照院法分部另举,合并声明。元年四月初六日等语。仪。虞。印。

  袁不肯把陆军总长一职给黄兴,可是却又不能不予黄兴有一安顿,因为当时黄兴的声望,仅次于孙中山。袁遂于3月30日发布命令:“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此令。”当时的参谋总长既无人事权,又无指挥权,纯粹一个幕僚长,因此黄坚决请辞。其辞职电云:“袁大总统命以兴继任参谋总长,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以遂初志。”南方民军麇集,如果不妥为安插,确实很难善后,黄兴统筹负责,是最理想的人选。不过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黄兴薄参谋总长而选择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也可见革命党人勇于任事,不求名利的伟大襟怀。

  袁世凯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仍总辖南方各军。留守府成立后,其组织和人事情况如下:

  总参谋长:李书成,秘书长:陈凤光,军务处长:张孝准,参谋处长:欧觐文,政务处长:马良,副官处长:徐少秋,总务处长:何成浚,军械处长:曾昭文,军需处长:徐桂亭。

  留守府统辖的各单位及其主管是:

  军官学校校长:金永炎,入伍生总队长:沈靖,四路要塞司令官:官成鲲,宪兵司令:茅7封,军需学校校长:刘文藻,测量局局长:章焕祺,金陵机器局局长:宾步程,巡警总监:吴忠信,南京府知府:方潜。

  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条例》,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南方各军和南京方面的责任。成立留守府的主要目的,在整编和裁撤南方各军,同时又须顾及和保全革命实力。当时南京驻军的番号,共有7个军,26个师、51个旅。号称30万人,但编制不一,名号各异,情形非常复杂。一个师的兵力有1000人的,有几百人的,师长们均自认为革命有功,日日奔走留守府,索饷索械,甚至使用手段勾引他师营连长来归,下级干部遂致朝秦暮楚,以士兵为个人资本。

  黄兴在留守任内编组了一支模范军“第八师”,欲以这支部队为革命基干。第八师由赵恒惕所部和广西巡防军合并改组而成,本拟派赵恒惕为师长,因为需要敷衍北方,所以改派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为第八师师长。

  参谋总长一职黄兴既坚决不就,袁又欲以之予南京卫戍司令徐绍祯。徐是个好好先生,也表示不就。袁乃请副总统黎元洪兼任,黎虽答应,却不肯离开武昌,于是黎便在武昌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陈宦则以参谋次长职代行参谋总长职务。

  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2日,唐绍仪总理率领内阁各部总长列席参议院,报告自己的政见。

  唐绍仪以阁揆身份首先致词。他说:内阁将遵照袁大总统的施政原则――建议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今后施政将分别缓急先后,第一,军民分治;第二,裁兵,简练精兵;第三,清朝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均将切实遵守;第四,改良法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五,普及教育;第六,统一币制,整顿金融;第七,振兴实业,发展交通。

  海军总长刘冠雄第二个致词,他认为海军急务有四,均需款办理,一为海军常年经费及推广学校,多派留学生,每年约需320余万元;二为新旧各船操演费,每年约需200余万元;三为已定内外各厂巡船、炮船、鱼雷船尚需付价款1000万元;四为养船费每年130万元。

  陆军总长段祺瑞致词时说:政府统一后,应筹军民分治之计划,一为精简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由于武昌起义后各省自行召募,军队林立,较原有增多几达一倍,必需解散;二为拟制定军官为终身职;三为培植陆军人才,调查军官资格,分别其条件以派往东洋或西洋;四为制定征兵制度;五为设立兵工制造厂;六为设立被服厂;七为改良马政。

  农林总长宋教仁致词说:农林政策应循渐进政策,十年树木正是这个意思。农业纯为生产事业,当以增加生产力为要着,增加土地之生产力有三途:一为垦荒地;二为修林政;三为兴水利。此外则设立农业金融、教育机关,以助长生产力。

  司法总长王宠惠致词时说:整顿司法有五项步骤,一为实行司法独立,免除行政干涉;二为培养司法人才,遍处设置裁判传习所,以训练独立的司法官;三为厉行辩护制度,既可牵制法官,且可代人民诉讼;四为采取陪审制度以昭公平;五为改良监狱。

  教育总长蔡元培致词,他首先提出教育方针,分普通教育在于养成国民健全人格,和专门教育在于培养专门人才;二为教育设施亦为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三为划定中央教育行政权限;四为教育经费之规定;五为分析京师教育现状;六为对海外留学的计划。

  交通总长施肇基致词时说:交通情况因兵事影响,组织多未完全,损失极为重大。当兹民国初建,所有路、电、邮、航四政,急应通盘筹划,现拟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恢复秩序,二是改革弊政,三是统一进行。

  代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致词,他说工商是全国的命脉,振兴工商办法:一驱除工商的障碍;二保护现有的工商。

  民国成立后的政府主要的问题在于财政,所以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参议院的致词是一篇重要资料。他分析当时的财政情况,同时说明如何整顿财政的办法。

  他说:清朝末年的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因各省宣告独立,致财政更形分裂。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关于财政亏竭情形,可分为两端:

  (甲)民国纪元以前的财政:

  (一)岁入不敷5400余万两;

  (二)追加筹备经费银2400万两;

  (三)新外债息款银1000余万两。

  以上三项合共不敷8800万两。

  (乙)民国纪元以后的财政:

  (一)临时筹办经费约银11000余万两(内分外债2080万两,南北补发军饷1920万两,恩恤6000万两,建设1000万两)。

  (二)常年不敷经费,约银17052万两(内分岁入减收5000万两,军费增加3000万两,内债息款252万两,旧额不敷8800万两)。以上两项合共不敷28052万两。

  由于整个情况如此,使得在财政上度支奇绌,在经济上则金筹窘迫,因此财政部只好审度时势缓急轻重,以决定办法的先后,共订八策:一为减军费。由于民国成立前各省独立,支出均以军费为大宗,所以应解中央款项均为截留,故首务在节减军费;二为成立国家银行,以期金融复活,工商振兴;三为开铸通银元,废去生银习惯;四为改良税则以均国民负担,尤应先改田赋及印花所得锐,但需假以时日,契税及酒锐则可速办;五为筹划盐烟专卖;六为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七为制订会计法规,以期出纳之确当;八为整理公债以保盐民之信用。

  从熊希龄在参议院的报告,可以看出民国成立初期财政的困难和严重情形。世界上没有这么奇怪的政府,要全靠举外债来应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凯批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改为大学校长,任命严复为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前身是官书局,官书局的前身是京师强学会。

  5月6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把已濒停业的交通银行增资复业。交行本为梁所创办,后来被盛宣怀所排挤而脱离,现在梁是袁的大红人,所以收回交行,自任总理。5月27日改组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为中国银行,并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长。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为大理院院长,任命许世英担任。

  (摘自《辛亥武昌首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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