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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天安门公车上书!菜市口六君蒙难(30)

  在慈禧策划政变的同时,康有为也在密谋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力量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据当时参与其事的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记载,9月13日晚,康有为将毕叫去说,事态已十分危急,太后将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因皇上手无寸铁,难以举事,现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助行此事。16日晚,传来光绪提拔袁为侍郎候补的消息,康有为感到光绪皇帝已经接受了他的主意,大为兴奋,立即召集毕永年商议行动步骤,叫毕趁袁世凯带兵包围颐和园时,“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并打算“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19日,毕永年一早去见谭嗣同,询问谭昨晚游说袁世凯的结果,谭对毕说,袁只是说此事须缓办。谭、毕二人对袁世凯能不能助行此事,都持怀疑态度。当毕得知已将行动的计划全部告诉了袁世凯时,连声说“事今败矣,事今败矣”,赶快逃走了。

  康有为为了排除变法阻力,决计对慈禧采取果断措施,这不失为有勇气和魄力,但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一定的实力。可是,当谭嗣同、毕永年都感到不大可行时,手无寸铁的康有为却仍然坚持己见并寄厚望于袁世凯,表现出了书生的本色。就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当天,还未等到袁告密时,慈禧已经先下手了。在这场政变中,慈禧似乎是胜利者,其实,她是真正的失败者,因为扼杀了戊戌变法,同时就意味着拒绝给病入膏盲的清王朝以及时治疗,其后果必然是加快它的灭亡。

  慈禧发动政变的八月初三(9月18日),正好是张之洞的生日,他的儿子在京举行祝寿活动。张之洞的门生故吏前往祝贺。在场的杨锐“举杯不能饮”,心情沉重地说:“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在此前三天,即9月15日光绪已赐密诏给杨锐谕:“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故杨锐已知政变的危机。

  9月16日,刘光第在家书中也说,军机四卿参与新政“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可能正因为如此,杨、刘二人才采取了稳健的态度。杨锐在接到光绪的密诏时,就劝光绪对太后“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还把态度激进的林旭唤去责备了一番。然而,由于慈禧已经抢先发动了政变,康有为围颐和园的策划又事机泄漏,一切补救措施再也无济于事,一切稳健的做法也无法缓和新旧势力的尖锐冲突了。

  在袁世凯入京觐见光绪时,大概曾受荣禄之托,准备荐举张之洞入京主政。张之洞从在京的幕僚钱恂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可能已经风闻京师情况不妙,于9月18日连忙电告钱恂:“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看来,善于把握时机的张之洞,可能已经预计到政变在即,因而决不愿卷入这个危险的漩涡。9月20日,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请训时,仍然荐举了张之洞。其《戊戌日记》记述了当时奏请的内容:“威信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营,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正直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当时,光绪已经失去了权力,虽然为之“动容”,但“无答谕”。

  宫廷政变

  “百日维新”期间的形势是,一方面光绪帝“锐意变法”,设计新政,连连颁布变法诏令,把维新运动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慈禧太后麇集顽固势力,加紧政变部署。荣禄、奕?、刚毅等顽固派干将频繁地出入颐和园,同西太后秘密策划阻止变法和反对光绪帝的阴谋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顽固派反对光绪帝的活动越来越嚣张,最关键的一步是阴谋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帝。先是慈禧太后授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直接控制了卫戍京津的军权。荣禄对于西太后的安排心领神会,他说:“皇上任用匪党,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陆军可资镇制。”荣禄出任以前,慈禧太后已布置了废立计划,唆使御史李盛铎奏请光绪帝恭奉皇太后“天津阅兵”,阴谋在阅兵时,用武力胁迫光绪帝“让位”,另立新君。同时,慈禧太后还发出一系列任命,进行废立的各方面准备:五月初六日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及鸟枪营事务;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加强了对首都和紫禁城的军事控制;任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配合刚毅、奕?在中枢机构内的活动,以牵制光绪帝发布变法谕旨。此外,慈禧太后还派出大批爪牙,对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加以监视,内廷布置她的心腹太监,稽查各宫门的出入人员;紫禁城各门也有步军统领所派出的八旗官兵把守,严厉盘问行人,遇有疑虑即刻向西太后禀报。通过各方面的布置,到七月底八月初(9月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顽固派携手联合,完成了发动政变的部署。荣禄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顽固派虎视眈眈地张开扼杀新政的罗网,等待着他们的最高统帅慈禧太后发出宫廷政变的命令。

  黑云密布,雷鸣电闪,暴风雨即将来临

  变法谕令不断发出,引起了社会上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不满和仇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社会基础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不断扩大着。废除八股文体应试,大批八股士子失去进身之阶,他们多年来揣摩四书的本领成为无用,因而对新政也有对抗情绪,这也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一股社会势力。书院及祠庙改为中西学兼习的学校,必然使乡间的一些土豪劣绅和奸僧恶巫失去赖以生活的依据,他们大肆散布诬蔑之词,危言耸听,说什么光绪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为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等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曹被撤之后,造成一些官吏失业,他们也对新政怀着怨恨,在宫里成了顽固派的耳目和间谍。此外,一些其他衙门的大小官僚们看到变法诏令不断推出,也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维新变法是一场有深刻意义的改革运动,必然触犯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纷纷站到维新运动的对立面,成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社会基础。顽固派就是利用这股旧势力,在新政推行103天的时候,发动了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

  天津“阅兵”的日期愈来愈临近,尽管光绪帝不愿意去天津,可是慈禧太后和荣禄已经商定好“阅兵”的日程和仪式,并擅自以上谕的形式宣布中外。形势发展的日益恶化,使维新派感到惊恐,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将领中袁世凯曾经驻扎朝鲜,略略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情况,并且还加入过强学会,便把天津“阅兵”一旦发生险情时拯救光绪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康有为派他的弟子徐仁禄前往小站游说袁世凯,希图争取他从顽固派营垒中分化出来,派兵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并除掉西太后的心腹、当时执掌兵权的荣禄。袁世凯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两面派,在徐仁禄面前表示对康有为非常钦服,徐仁禄满以为游说成功,赶回北京向康有为报告了袁的态度。维新派书生气十足,上了大当还信以为真,康有为立即草拟密折,向光绪帝建议“结袁以备不测。”光绪帝按照康有为的建议,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二十九日袁世凯乘火车晋京,他首先拜访满洲权贵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等以探听风声,窥测方向。因为他们两人正忙着奔走颐和园同慈禧太后密谋政变活动,袁世凯均未遇见。八月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谕内阁:“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出于形势的紧要,光绪帝在召见后立即授以侍郎候补衔,委他专办练兵事务,也中了袁世凯的迷魂阵。狡猾的袁世凯惟恐因光绪帝的授命而引起顽固派对他的怀疑,他马上去拜访刚毅、荣禄、王文韶等军机大臣,表示无功受赏,无意领受,向顽固派打了招呼以取得谅解。第二天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两面三刀在光绪帝面前谢恩重赏,使光绪帝对他失去提防,在陷阱里愈陷愈深。

  袁世凯晋京,顽固派敏捷地觉察出光绪帝已作重大部署,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首先,荣禄把北洋三军之一的聂士成手中的武毅军由芦台调到天津,屯扎在陈家沟一带,截断北京和小站之间的交通,防止袁世凯军西行;其次,调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彰德门外的长辛店,“专供皇差弹压之用。”在北京的顽固派奕?、怀塔布、李莲英等连日在颐和园见慈禧太后,“跪请训政”,御史杨宗伊于八月初二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京、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日益紧张。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诣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见“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光绪帝从西太后阴森的神态中判断事态将有可能发生剧变,当日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示意局势的逆转。密诏云: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锐见了密诏惊惶不安,推说:“陛下家事,当谋宗室,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因为恐惧而竟把密诏搁了几天之后才送到其他三位维新派手中。

  事态发展愈益紧逼,慈禧太后废立之谋,光绪帝也有察觉。他知道搞废立的主要罪状是听信康有为妄言而乱家法,所以光绪帝必须立刻催促康有为离京,以免被顽固派抓住口实。八月初二日(9月17日)谕内阁催康有为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八月三日(9月18日)早晨,康有为接谕令,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商讨应变对策。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去会见袁世凯,策动他“杀荣禄,除旧党”,举兵勤王。

  当日夜间,谭嗣同独去法华寺访袁世凯,梁启超前往金顶庙容闳寓所等候消息。会见时袁世凯再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向谭嗣同慷慨表示“杀荣禄乃一狗耳”;一面又叹苦衷:“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袁世凯给维新派吃了一只模棱两可的空心汤圆,实际上不肯派兵“勤王”。八月初四日清晨,谭嗣同赶到金顶庙向梁启超等报告了昨夜访袁情况,一致断定袁世凯不肯举兵相助,大家相对叹息,无可奈何。康有为离京前夕,走访李提摩太,要他请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出面干预,复又求见来华游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请他去游说慈禧太后“回心转意”。康有为的奔波亦无结果,八月初五日傍晚,匆匆乘火车离京,六日自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取海道赴上海。

  由于形势不断恶化,光绪帝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期望挽转危局。其一是八月初四日召集军机大臣,向他们摊牌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希望激起枢臣的正义感,借以保全新政。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枢臣中几乎全是西太后的死党和投机钻营分子,他们岂会改变顽固立场站到维护新政一边。其二是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朱笔密谕”,命他保护新政。这一着更是无稽之谈。袁世凯退朝时立刻变卦,他对人表示:“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公开表示了投靠慈禧太后的态度。其三是接见伊藤博文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还传谕于初八日召见李提摩太,聘他为新政“顾问”。但是未到初八日,光绪帝已经成为慈禧太后的囚徒了。光绪帝的三项努力,结果全部落空,维新势力完全失去对抗顽固派发动政变的能力。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请训”之后就回到了天津,当夜向荣禄泄露了光绪帝的“朱笔密谕”和维新派策动兵变的机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荣禄如获珍宝地乘专车直奔北京向慈禧太后密报内情。西太后早已布张罗网,顽固派在紫禁城内外密切注视着光绪帝和维新派的任何举动,所以袁世凯的密告只是为他们发动政变提供“口实”,无别的重要价值。此时,慈禧太后认为镇压维新运动已经“俟到了时候”,用不着等到“天津阅兵”就可以动手了,所以她匆匆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八月六日(9月21日)发出“训政”旨令。这天清晨,光绪帝到中和殿阅奏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闯入殿内,声称“奉太后命”,押光绪帝到慈禧太后的便殿。光绪帝跪在西太后面前,遭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在训斥中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她反对新政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训斥之后,就把光绪帝送至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来了。

  慈禧太后一日间就完成了幽禁光绪帝的宫廷政变,当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上谕声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之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节,著各衙门敬谨预备。

  盗用光绪名义发谕旨和用“吁恳慈恩”的借口是慈禧太后控制最高权力的一贯手法,从八月六日起,她由幕后跳到幕前,牢牢地掌握着清朝的统治大权。这一事件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干支为戊戌年,故史称“戊戌政变”。从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的颁布到八月初六日“戊戌政变”为时103天,这就是“百日维新”的由来。

  瀛台风雨

  慈禧回宫发动政变后,立即指派了20名亲信太监,护送光绪帝往瀛台幽禁。

  原来这瀛台,乃是清代皇宫西苑南海中的一片楼台。因它四面环水,有如蓬瀛,所以名叫瀛台;为明、清两代帝王后妃游宴之所。慈禧见它位于海水中央,只有一面吊桥与陆地相通,防卫方便,便把光绪帝幽禁在这里。

  这瀛台也有不少宫殿,穿过一座木吊桥,爬上数十级平阶,进入仁曜门,门南即为翔鸾阁,东西共九间,左右迁楼回抱,又各十九间。阁上向南的窗槛上,嵌有大理石两方,圆如明月,硕大光明,传为稀世之宝。阁后东有祥辉楼,西有瑞曜楼,都是空着的,并未住人。正中为涵元殿也就是瀛台正殿了。殿前左右各有一井,也有井亭遮护。殿后有一些花木,与波光水影相掩映,虽然景象佳丽,只是隔离宫廷,因此凄凉得很。从现在起,光绪就将在这里度过一种长期监禁、有如囚徒般的苦闷生涯,以了却他那痛苦的余生。

  尽管光绪只是一个囚困瀛台有名无实的皇帝,不过,这种“名”与“实”不相符的情况仍潜伏着危机。载―保有的皇帝名义仍在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并可能成为帝党东山再起的契因。于是,废帝与反废帝的斗争便成为戊戌政变宫廷斗争的焦点。

  政变后不久,御史张仲4、黄桂均率先呈递密疏:“皇上得罪祖宗,当废。”1898年9月25日,清廷正式下诏:“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嘱驰送京,勿稍延误。”该诏意在:一方面为慈禧复出寻找借口;另一方面为废黜光绪预做铺垫。它以“朝廷圣旨”的形式出现,所关非同小可。从10月18日开始,清廷又逐日公布光绪脉案,渲染病情。谁将是光绪替代者的问题也被提出,引起外间的各种揣测。9月24日,有西文报纸认为“以合法继承人来说,似乎应该是最近逝世的那位恭亲王的儿子”来“继承大统”。25日,即将离沪出逃的康有为告诉英国外交官班瑞(Baurne)“一位小孩子将要继皇上登基”,候选人之一是“恭王的孙子”(溥伟)。10月12日,《泰晤士报》驻北京高级记者莫里循声称“光绪皇帝已被谋杀或将被谋杀,选定的继承人是端王年方10岁的孙子”(按:应为儿子,指溥仪)。显然,慈禧废黜光绪的图谋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一场替换皇帝的大风波即将来临,但这却遭到各种力量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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