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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28)
没有一个国家需要因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而心生恐惧，此行没有任何秘密协议，也没有任何幕后的交易。美国方面表示希望缓和紧张的情势，中国方面则同意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此外，美国方面指出，美国关心的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和平。所谓“随着该地区紧张情势的缓和”指的不仅是台湾地区而已，由于中国反对在这部分内容中特别提到越南，公报中才会有这一段话。另外，为支援美军在越南的行动而派驻台湾的几千名美军人员，将随着美国退出越南战场而撤离。美国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沈剑虹问及为什么公报中完全不提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仅在一年前，美国尚在联合国表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想法，但在上海公报中，“中华民国”仅是一个岛屿――台湾。罗杰斯反问道：“贵国人民不是也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吗？”沈剑虹回答说：“不错，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依据宪法选举而产生的，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叛乱政权而已。”
针对公报中的其他内容，沈剑虹询问美国方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接受北京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既然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他们岂不会把维持共同防御条约解释为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吗？罗杰斯回答说，所谓五项原则与联合国所认可的国际原则并无多大的不同，美国觉得很难不表同意。他接着补充说，当然，他十分清楚周恩来在提到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从台湾的观念来说，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也不致使台湾遭遇任何问题。不过，其他国家可能因此而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受损了。罗杰斯解释说，正因如此，格林要同时访问这几个地区其他几个国家，向他们的领袖们就北京会谈的内容提供简报。
沈剑虹提出，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因为政策的缘故，决定今后提到“中华民国”时只称为台湾？罗杰斯回答说，美国政府将继续称“中华民国”，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时候则属例外。美国既然极力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就必须避免不必要地触怒中国。但是，“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在返国演说中称中华民国为台湾？他当时并没有与任何人谈判。”罗杰斯十分机智，很快就提出好像言之成理的说词，他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一直使用台湾这个名词，以致于心理上不能及时调整，而改用在华盛顿合适的措词。
罗杰斯在1973年9月离开国务院，当时“水门事件”还没有牵连尼克松及若干重要的白宫助理，这是他离开公职最好的时机。罗杰斯离职时，仅是清理了他的办公桌后，就回到他的“罗杰斯与威尔斯”律师事务所去了。
罗杰斯承认，美国政府将继续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并未试图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给予外交承认。他透露，周恩来会见其他国家的访客时，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相反的，周恩来会见其他国家的访客时，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相反的，周恩来告诉一位丹麦外交官，他对新建立的关系颇感满意。
他预料华盛顿、台北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变化。美国仍将在各方面尽可能的协助台湾。据他所知，尼克松政府中没有任何人建议改变双方目前的关系。
罗杰斯退出政坛后曾说，美国政府没有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美国所希望的，只是跟中国政府建立接触，以促进贸易、文化及其他实质上的关系。这些目标既已实现，美国政府应该感到满意。双方代表拥有何种头衔，并不是美国方面关心的重要事项。罗杰斯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安定极表怀疑。他回忆说，1972年2月他陪同尼克松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的衰老及周恩来的体弱令他吃惊。每个人都在猜，这两个老人去世后，大陆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尼克松正沉醉在北京之行中
1972年3月6日下午，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沈剑虹。尼克松说：“请代我向‘蒋总统’及夫人致我个人最热诚的敬意，敬祝他们政躬康泰。”他还要“大使”向蒋介石重申他个人的友谊，及美国与台湾的友谊。
沈剑虹问尼克松，除了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华盛顿告诉他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台湾政府”报告的事情之外，他是否还有其他有关此次北京之行的状况，需要“大使”向台湾方面报告？尼克松说，对于格林未获蒋介石接见，他深感遗憾。台湾政府官员显然认为，格林既未参与尼、毛及尼、周会谈，因而不能转达这两项高阶层会谈的内容。事实上，格林很清楚一切会谈的细节，基辛格在华盛顿说的，和格林在台湾所说的，都是全部的实情。
尼克松表示，上海公报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虽是实情，但基辛格已在上海举行的记者会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已重申美国政府遵守条约的决心，而他本人在返国后演说中，也强调此行没有任何秘密交易。他绝未在幕后讨论其他国家的命运。整体说来，上海公报只是一份供双方对各项问题陈述其立场，而无意获致任何协议的共同声明。换言之，双方仅是同意彼此看法不同而已。
尼克松说：“何况，公报并不是条约。”但他并没有详述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既然公报不是条约，当事的双方即可不受其约束？中国方面显然不是这样想。
尼克松证实，中国大陆方面起初要求在公报全文中，提到台湾的地方均用中国的一省代之。他说，他提出抗议，坚持美国方面只能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理由是，称中国的一省将使台湾立即沦为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而称中国的一部分，则可使台湾不计面积大小，而对中国享有较高的地位。尼克松说这话的神情，显得非常自得。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这个问题应用和平手段解决。美国无意干涉，也不会敦促任何一方进行谈判或提供任何建议。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那是有直接关系的双方须自行研商解决的问题。尼克松强调，美国不愿介入此事。
台湾不应再怀疑美国信守对台湾条约承诺的决心。台湾新闻界任何疑虑的表示，都可能被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所利用，就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展开一场大争论，其结果，可能对台湾和美国都有不利的影响。
尼克松指着基辛格说，国家安全顾问对“大使”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他本人的意思。他不会允许基辛格随便接见任何一位外国大使。他要求沈剑虹重视基辛格所说的话，因为这就如同是他自己说的，他希望沈剑虹把这番意思带回台北。
在会谈结束前，尼克松说，他了解他的北京之行使台湾的许多朋友们感到困挠。他希望台湾的朋友们都明白，如果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敌意持续下去，并怀疑彼此的动机，必然会使紧张形势增加，如此不仅对美国有害，对所有的亚洲国家也都不利。
尼克松一直神态自若，壮态轻松，音调平稳，一度还将右脚翘在桌子上。他露齿而笑，却无真正的笑意。北京之行是他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如今他正沐浴在一项外交成功的光辉中。
沈剑虹分别与基辛格、罗杰斯和尼克松会谈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虽然每次措词或有不同。做新闻记者的都了解，发生了任何事情，拿同样一个问题，去问不同的参与者，有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真相通常就在这些答案之间。
蒋介石接见回台述职的沈剑虹。他右手拿着一份英文中国日报，这件事很不寻常，蒋介石是不看英文报的。他问沈剑虹看到“外交部长”周书楷的访问谈话没有，这篇稿子是赫斯特新闻社的史密斯和汤普逊所写的，文首即说周部长告诉他们，台湾鉴于尼克松访问北京，准备试探与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建立较友好的关系的可能性。
周书楷的访问谈话立刻引起了传言。外界传说台湾考虑大幅更张对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苏联的政策在内。甚至有人揣测，台北已经由1967年访问台北的《伦敦晚报》苏联籍特派员路易斯，跟莫斯科搭上了线。
有一件事十分明显，周书楷在发表谈话前，似乎并没有向更高当局报告谈话的内容，亦未获得许可，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久“行政院”改组，周书楷改任不管部政务委员，由沈昌焕复任“外交部长”。综合来说，蒋介石认为台湾很快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第十一节 中美建交终成正果，台湾大使解甲归田
“台湾大使”要求会晤卡特总统，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卡特的这一当头棒喝，使整个台湾岛惶惶不知所措。
克里斯托弗代表团于29日在台北遭到一伙示威青年的攻击。
万斯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谈得相当多。
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另外两项行动。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后，台北方面极为沮丧。
台湾的精神因多尔？斯通修正案为之一振。
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的答复是“不行”。
卡特政府不愿意见“台湾大使”
1977年7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
“台湾大使”要求会晤卡特总统，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退而要求会晤副总统蒙代尔，他却传出话来，按照程序使节应先会晤国务卿。到了国务卿万斯面前，也遭到类似的推托。很显然，新政府最高层的三个人都不想面对台湾。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问“沈大使”，他为什么坚持要会晤国务卿。他的目的是不是要制造正面冲突。沈剑虹说，他只是遵照指示办事。此外，存在一个事实，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在台北很容易看到台湾的高级官员，包括外长和行政院长在内。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互惠，他认为，身为美国一个“盟邦”的“全权大使”，他当然有权就重要事务要求亲自会晤国务卿。
相反，在新政府上任之前一个星期，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办事处主任黄镇在国务院基辛格的办公室中，会晤过万斯。卡特在就任总统后不到三个星期，在白宫接见黄镇。台湾方面为此颇为沮丧。
卡特提倡人权。他向所有的友邦和盟国保证，他决心信守美国的条约承诺。卡特这些公开表示，一度在台湾一些人心中燃起希望，认为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可能会重估前任共和党政府采行的对华政策，并且对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会采取更谨慎的做法。有人留意到，卡特在竞选演说中从未提到上海公报。但要预期他会废弃这项公报，那是不切实际的。
卡特与福特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时，卡特曾经说过：“我当然要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但是，我决不让这种友谊阻碍对台湾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的维护。”
万斯在他的公开谈话中，用词更加简明。1977年1月8日，在他首次会晤黄镇之后告诉记者说：
“就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继续以上海公报作为指引。我想，我目前应说的话，就是这些。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说我可能要去北京。现在我对像这样的事情还没有确定的日期。”
万斯于3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对美国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加上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我们会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了解为了维持亚洲安定的相同战略利益，我们会依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行事。”
在这些声明中，万斯根本没有提到美国与台湾之间存在的关系。
5月间，万斯前往莫斯科访问，他带着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建议。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华盛顿就宣布，万斯的北京之行已由原定的11月提前到8月，据说是为了提醒苏联，美国的手中有一张中国牌。
万斯在向亚洲学会发表演说时强调，美国会留在亚洲继续扮演维持这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重要角色。他说，美国会基于互惠及互相尊重，寻求与亚洲的敌对国家建立正常及友好的关系，同时留意这些国家的人权情形。他说，美国会非常重视它与日本及大韩民国的安全安排。他保证拟议中从韩国撤出美军的行动，将以避免影响韩国安全的方式加以处理。他也强调美国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华盛顿希望与东南亚国家协会各会员国维持密切的双边关系。
万斯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谈得相当多。除了强调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之外，他保证美国不会缔结对付北京的任何条约，美国会承认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并且会继续遵守上海公报中提出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他也宣称，他同意公报中的声明，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万斯的演说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中华民国”。他一度在重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时，间接提到台北。几名亲台的参议员曾看过万斯演说的预发稿，发现省略了这一段。他们立即向国务院提出抗议，要求发布新闻之前改过来，但是国务院对这些抗议置之不理。略去了这一段话，显然是故意的。
就在万斯在纽约向亚洲学会发表演说的同一天，卡特在华盛顿接见了《时代杂志》的五位记者。卡特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乐于见到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常的关系。但是，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当然关心住在台湾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希望这两个目标互不相悖……。”卡特没有称台湾为“中华民国”，也没有提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显看出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转弱了。
万斯于1977年8月下旬前往北京，从事进行试探性会谈的访问。
卡特在回答报纸提问时说：“万斯与华国锋总理曾长谈。他与副总理兼党副主席邓小平会谈了几个小时，他也与外长黄华晤谈了数小时。”
卡特说到以下这一段话时，出现了万斯的访问未能导致任何协议的第一个官方暗示，他说：“我不觉得在现阶段我受到任何约束，仅仅为了达成协议而仓促行事……我觉得我有的是时间。目前我至少觉得我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与信任，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有实力和健全的立场来行事。”
新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从北京返回华盛顿后透露（他是万斯代表团中的一员），曾经讨论过台湾问题。由于并未寻求达成协议，因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文件。他把与卡特和国务院同样的台词再重述一遍：虽然卡特政府致力于北京关系正常化，其步调与方式仍未决定。
9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告诉美联社记者，万斯的访问不仅没有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达成进展，反而实际上使这个过程倒退。这一顿脾气完全出乎华盛顿官员的意料之外。
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时称，他拒绝接受万斯所提的把美国在北京的联络办事处升级为大使馆，同时将在台北的美国“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办事处的建议，理由是，这表示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仍然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的北京之行，是有关卡特决定放弃台湾承认中国大陆最明显的一次暗示。白宫及国务院4月26日都宣布了布热津斯基要访问北京的消息，据说是不顾万斯的反对而作的安排。
据华盛顿的一些人士说，万斯反对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主要不是反对他从事访问，而是反对访问的时机，他的论点是，这次访问会使与苏联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武器谈判变得更为复杂。万斯受挫，表示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影响力日益增加。
为了缓和台湾的疑惧及国会山庄可能提出的反对，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表声明说：“这不是一次关系正常化的访问。这是一次就广泛问题进行磋商的访问。”他不预期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会导致任何与北京迈向关系正常化的行动。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一样，在学术界生涯中多半研究的是欧洲事务，对亚洲事务的经验不多。他也跟基辛格一样，希望利用中国作为牵制苏联的工具。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项游戏就叫做“打中国牌”。
台湾驻美“大使馆”在获悉布热津斯基预定5月20日抵达北京的时候，立即与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及国家安全会议的中国事务专家奥森伯格联络，因为那一天正是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就职的日子。国务院官员对此一巧合表示遗憾，奥森伯格则无动于衷。他说，没有办法把布热津斯基的抵达日期提前或延后，因为在那段时间，万斯和蒙代尔有事情要办。这件事在台湾和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这是卡特政府对台湾进一步冷淡的迹象。
布热津斯基的宣布要访问北京之后两天，向华盛顿日本学会发表重要的亚洲政策演说。他对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关系，谈了很多，但是没有提到台湾，也没有提到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当时还存在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人们猜测，这是布热津斯基向北京表示，卡特政府已准备依照北京的条件建立外交关系。
卡特在前一年夏天于圣母大学发表演说时曾经强调，他很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有更积极的关系，并且扩大关系。他当时说：“我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中国是全球和平的一股主要力量。我们愿意就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有创意的中国人密切合作。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沟通仍然使我们疏远的一些歧见。”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抵达北京，当天曾在接待他的宴会上致词时提到卡特在圣母大学的演说，他向中国官员保证，美国并未把对北京的关系视为在战术上的权宜之计。他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以共同的关切为基础，而且源自于长期的战略观点――“抵抗任何想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国家的行动。”此外，布热津斯基说：
“我们根据三个基本信念致力于我们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是至为重要及有益的；中国安定和强大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强大、有信心、参与全球事务，符合中国的利益……只有那些企图支配他国的国家才有理由担心美国与中国发展进一步关系。”
他在结束致词时说：
沈剑虹问及为什么公报中完全不提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仅在一年前，美国尚在联合国表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想法，但在上海公报中，“中华民国”仅是一个岛屿――台湾。罗杰斯反问道：“贵国人民不是也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吗？”沈剑虹回答说：“不错，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依据宪法选举而产生的，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叛乱政权而已。”
针对公报中的其他内容，沈剑虹询问美国方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接受北京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既然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他们岂不会把维持共同防御条约解释为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吗？罗杰斯回答说，所谓五项原则与联合国所认可的国际原则并无多大的不同，美国觉得很难不表同意。他接着补充说，当然，他十分清楚周恩来在提到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从台湾的观念来说，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也不致使台湾遭遇任何问题。不过，其他国家可能因此而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受损了。罗杰斯解释说，正因如此，格林要同时访问这几个地区其他几个国家，向他们的领袖们就北京会谈的内容提供简报。
沈剑虹提出，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因为政策的缘故，决定今后提到“中华民国”时只称为台湾？罗杰斯回答说，美国政府将继续称“中华民国”，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时候则属例外。美国既然极力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就必须避免不必要地触怒中国。但是，“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在返国演说中称中华民国为台湾？他当时并没有与任何人谈判。”罗杰斯十分机智，很快就提出好像言之成理的说词，他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一直使用台湾这个名词，以致于心理上不能及时调整，而改用在华盛顿合适的措词。
罗杰斯在1973年9月离开国务院，当时“水门事件”还没有牵连尼克松及若干重要的白宫助理，这是他离开公职最好的时机。罗杰斯离职时，仅是清理了他的办公桌后，就回到他的“罗杰斯与威尔斯”律师事务所去了。
罗杰斯承认，美国政府将继续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并未试图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给予外交承认。他透露，周恩来会见其他国家的访客时，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相反的，周恩来会见其他国家的访客时，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相反的，周恩来告诉一位丹麦外交官，他对新建立的关系颇感满意。
他预料华盛顿、台北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变化。美国仍将在各方面尽可能的协助台湾。据他所知，尼克松政府中没有任何人建议改变双方目前的关系。
罗杰斯退出政坛后曾说，美国政府没有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美国所希望的，只是跟中国政府建立接触，以促进贸易、文化及其他实质上的关系。这些目标既已实现，美国政府应该感到满意。双方代表拥有何种头衔，并不是美国方面关心的重要事项。罗杰斯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安定极表怀疑。他回忆说，1972年2月他陪同尼克松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的衰老及周恩来的体弱令他吃惊。每个人都在猜，这两个老人去世后，大陆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尼克松正沉醉在北京之行中
1972年3月6日下午，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沈剑虹。尼克松说：“请代我向‘蒋总统’及夫人致我个人最热诚的敬意，敬祝他们政躬康泰。”他还要“大使”向蒋介石重申他个人的友谊，及美国与台湾的友谊。
沈剑虹问尼克松，除了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华盛顿告诉他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台湾政府”报告的事情之外，他是否还有其他有关此次北京之行的状况，需要“大使”向台湾方面报告？尼克松说，对于格林未获蒋介石接见，他深感遗憾。台湾政府官员显然认为，格林既未参与尼、毛及尼、周会谈，因而不能转达这两项高阶层会谈的内容。事实上，格林很清楚一切会谈的细节，基辛格在华盛顿说的，和格林在台湾所说的，都是全部的实情。
尼克松表示，上海公报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虽是实情，但基辛格已在上海举行的记者会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已重申美国政府遵守条约的决心，而他本人在返国后演说中，也强调此行没有任何秘密交易。他绝未在幕后讨论其他国家的命运。整体说来，上海公报只是一份供双方对各项问题陈述其立场，而无意获致任何协议的共同声明。换言之，双方仅是同意彼此看法不同而已。
尼克松说：“何况，公报并不是条约。”但他并没有详述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既然公报不是条约，当事的双方即可不受其约束？中国方面显然不是这样想。
尼克松证实，中国大陆方面起初要求在公报全文中，提到台湾的地方均用中国的一省代之。他说，他提出抗议，坚持美国方面只能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理由是，称中国的一省将使台湾立即沦为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而称中国的一部分，则可使台湾不计面积大小，而对中国享有较高的地位。尼克松说这话的神情，显得非常自得。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这个问题应用和平手段解决。美国无意干涉，也不会敦促任何一方进行谈判或提供任何建议。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那是有直接关系的双方须自行研商解决的问题。尼克松强调，美国不愿介入此事。
台湾不应再怀疑美国信守对台湾条约承诺的决心。台湾新闻界任何疑虑的表示，都可能被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所利用，就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展开一场大争论，其结果，可能对台湾和美国都有不利的影响。
尼克松指着基辛格说，国家安全顾问对“大使”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他本人的意思。他不会允许基辛格随便接见任何一位外国大使。他要求沈剑虹重视基辛格所说的话，因为这就如同是他自己说的，他希望沈剑虹把这番意思带回台北。
在会谈结束前，尼克松说，他了解他的北京之行使台湾的许多朋友们感到困挠。他希望台湾的朋友们都明白，如果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敌意持续下去，并怀疑彼此的动机，必然会使紧张形势增加，如此不仅对美国有害，对所有的亚洲国家也都不利。
尼克松一直神态自若，壮态轻松，音调平稳，一度还将右脚翘在桌子上。他露齿而笑，却无真正的笑意。北京之行是他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如今他正沐浴在一项外交成功的光辉中。
沈剑虹分别与基辛格、罗杰斯和尼克松会谈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虽然每次措词或有不同。做新闻记者的都了解，发生了任何事情，拿同样一个问题，去问不同的参与者，有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真相通常就在这些答案之间。
蒋介石接见回台述职的沈剑虹。他右手拿着一份英文中国日报，这件事很不寻常，蒋介石是不看英文报的。他问沈剑虹看到“外交部长”周书楷的访问谈话没有，这篇稿子是赫斯特新闻社的史密斯和汤普逊所写的，文首即说周部长告诉他们，台湾鉴于尼克松访问北京，准备试探与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建立较友好的关系的可能性。
周书楷的访问谈话立刻引起了传言。外界传说台湾考虑大幅更张对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苏联的政策在内。甚至有人揣测，台北已经由1967年访问台北的《伦敦晚报》苏联籍特派员路易斯，跟莫斯科搭上了线。
有一件事十分明显，周书楷在发表谈话前，似乎并没有向更高当局报告谈话的内容，亦未获得许可，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久“行政院”改组，周书楷改任不管部政务委员，由沈昌焕复任“外交部长”。综合来说，蒋介石认为台湾很快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第十一节 中美建交终成正果，台湾大使解甲归田
“台湾大使”要求会晤卡特总统，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卡特的这一当头棒喝，使整个台湾岛惶惶不知所措。
克里斯托弗代表团于29日在台北遭到一伙示威青年的攻击。
万斯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谈得相当多。
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另外两项行动。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后，台北方面极为沮丧。
台湾的精神因多尔？斯通修正案为之一振。
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的答复是“不行”。
卡特政府不愿意见“台湾大使”
1977年7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
“台湾大使”要求会晤卡特总统，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退而要求会晤副总统蒙代尔，他却传出话来，按照程序使节应先会晤国务卿。到了国务卿万斯面前，也遭到类似的推托。很显然，新政府最高层的三个人都不想面对台湾。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问“沈大使”，他为什么坚持要会晤国务卿。他的目的是不是要制造正面冲突。沈剑虹说，他只是遵照指示办事。此外，存在一个事实，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在台北很容易看到台湾的高级官员，包括外长和行政院长在内。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互惠，他认为，身为美国一个“盟邦”的“全权大使”，他当然有权就重要事务要求亲自会晤国务卿。
相反，在新政府上任之前一个星期，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办事处主任黄镇在国务院基辛格的办公室中，会晤过万斯。卡特在就任总统后不到三个星期，在白宫接见黄镇。台湾方面为此颇为沮丧。
卡特提倡人权。他向所有的友邦和盟国保证，他决心信守美国的条约承诺。卡特这些公开表示，一度在台湾一些人心中燃起希望，认为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可能会重估前任共和党政府采行的对华政策，并且对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会采取更谨慎的做法。有人留意到，卡特在竞选演说中从未提到上海公报。但要预期他会废弃这项公报，那是不切实际的。
卡特与福特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时，卡特曾经说过：“我当然要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但是，我决不让这种友谊阻碍对台湾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的维护。”
万斯在他的公开谈话中，用词更加简明。1977年1月8日，在他首次会晤黄镇之后告诉记者说：
“就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继续以上海公报作为指引。我想，我目前应说的话，就是这些。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说我可能要去北京。现在我对像这样的事情还没有确定的日期。”
万斯于3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对美国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加上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我们会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了解为了维持亚洲安定的相同战略利益，我们会依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行事。”
在这些声明中，万斯根本没有提到美国与台湾之间存在的关系。
5月间，万斯前往莫斯科访问，他带着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建议。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华盛顿就宣布，万斯的北京之行已由原定的11月提前到8月，据说是为了提醒苏联，美国的手中有一张中国牌。
万斯在向亚洲学会发表演说时强调，美国会留在亚洲继续扮演维持这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重要角色。他说，美国会基于互惠及互相尊重，寻求与亚洲的敌对国家建立正常及友好的关系，同时留意这些国家的人权情形。他说，美国会非常重视它与日本及大韩民国的安全安排。他保证拟议中从韩国撤出美军的行动，将以避免影响韩国安全的方式加以处理。他也强调美国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华盛顿希望与东南亚国家协会各会员国维持密切的双边关系。
万斯对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谈得相当多。除了强调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之外，他保证美国不会缔结对付北京的任何条约，美国会承认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并且会继续遵守上海公报中提出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他也宣称，他同意公报中的声明，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万斯的演说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中华民国”。他一度在重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时，间接提到台北。几名亲台的参议员曾看过万斯演说的预发稿，发现省略了这一段。他们立即向国务院提出抗议，要求发布新闻之前改过来，但是国务院对这些抗议置之不理。略去了这一段话，显然是故意的。
就在万斯在纽约向亚洲学会发表演说的同一天，卡特在华盛顿接见了《时代杂志》的五位记者。卡特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乐于见到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常的关系。但是，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当然关心住在台湾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希望这两个目标互不相悖……。”卡特没有称台湾为“中华民国”，也没有提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显看出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转弱了。
万斯于1977年8月下旬前往北京，从事进行试探性会谈的访问。
卡特在回答报纸提问时说：“万斯与华国锋总理曾长谈。他与副总理兼党副主席邓小平会谈了几个小时，他也与外长黄华晤谈了数小时。”
卡特说到以下这一段话时，出现了万斯的访问未能导致任何协议的第一个官方暗示，他说：“我不觉得在现阶段我受到任何约束，仅仅为了达成协议而仓促行事……我觉得我有的是时间。目前我至少觉得我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与信任，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有实力和健全的立场来行事。”
新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从北京返回华盛顿后透露（他是万斯代表团中的一员），曾经讨论过台湾问题。由于并未寻求达成协议，因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文件。他把与卡特和国务院同样的台词再重述一遍：虽然卡特政府致力于北京关系正常化，其步调与方式仍未决定。
9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告诉美联社记者，万斯的访问不仅没有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达成进展，反而实际上使这个过程倒退。这一顿脾气完全出乎华盛顿官员的意料之外。
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时称，他拒绝接受万斯所提的把美国在北京的联络办事处升级为大使馆，同时将在台北的美国“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办事处的建议，理由是，这表示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仍然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的北京之行，是有关卡特决定放弃台湾承认中国大陆最明显的一次暗示。白宫及国务院4月26日都宣布了布热津斯基要访问北京的消息，据说是不顾万斯的反对而作的安排。
据华盛顿的一些人士说，万斯反对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主要不是反对他从事访问，而是反对访问的时机，他的论点是，这次访问会使与苏联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武器谈判变得更为复杂。万斯受挫，表示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影响力日益增加。
为了缓和台湾的疑惧及国会山庄可能提出的反对，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表声明说：“这不是一次关系正常化的访问。这是一次就广泛问题进行磋商的访问。”他不预期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会导致任何与北京迈向关系正常化的行动。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一样，在学术界生涯中多半研究的是欧洲事务，对亚洲事务的经验不多。他也跟基辛格一样，希望利用中国作为牵制苏联的工具。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项游戏就叫做“打中国牌”。
台湾驻美“大使馆”在获悉布热津斯基预定5月20日抵达北京的时候，立即与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及国家安全会议的中国事务专家奥森伯格联络，因为那一天正是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就职的日子。国务院官员对此一巧合表示遗憾，奥森伯格则无动于衷。他说，没有办法把布热津斯基的抵达日期提前或延后，因为在那段时间，万斯和蒙代尔有事情要办。这件事在台湾和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这是卡特政府对台湾进一步冷淡的迹象。
布热津斯基的宣布要访问北京之后两天，向华盛顿日本学会发表重要的亚洲政策演说。他对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关系，谈了很多，但是没有提到台湾，也没有提到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当时还存在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人们猜测，这是布热津斯基向北京表示，卡特政府已准备依照北京的条件建立外交关系。
卡特在前一年夏天于圣母大学发表演说时曾经强调，他很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有更积极的关系，并且扩大关系。他当时说：“我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中国是全球和平的一股主要力量。我们愿意就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有创意的中国人密切合作。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沟通仍然使我们疏远的一些歧见。”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抵达北京，当天曾在接待他的宴会上致词时提到卡特在圣母大学的演说，他向中国官员保证，美国并未把对北京的关系视为在战术上的权宜之计。他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以共同的关切为基础，而且源自于长期的战略观点――“抵抗任何想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国家的行动。”此外，布热津斯基说：
“我们根据三个基本信念致力于我们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是至为重要及有益的；中国安定和强大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强大、有信心、参与全球事务，符合中国的利益……只有那些企图支配他国的国家才有理由担心美国与中国发展进一步关系。”
他在结束致词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