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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19)
自此以后，双方有技巧的做法就是，彼此都不把每件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因此，国务卿基辛格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时，也未试图探究中国总理心中所想的每一个细节。
美国官员说，基辛格故意不加以探究，因为双方对于赋予已建立的原则完整的意义，都还需要再加以考虑。
但是，他们强调，尽管问题复杂，美国预期迈向关系正常化必然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并未改变对华政策
11月19日是基辛格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会见沈剑虹。二人寒暄一番后，就基辛格去北京签订的新公约展开了说明。
基辛格表示，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公报里，和上海公报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中方在最后一刻在第7段的后面加了一些话。由于他和随行人员按照原定时间返国，因此没有时间探究新加文句的意义。就美国方面而言，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仍以上海公报为基础。
基辛格说，中国并未表示美国必须与台湾断绝关系，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这是否表示他们愿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而不决定任何先决条件？
“沈大使”表示，这其中必有原因，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首先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辛格是一个谈判老手，必然相当了解中国。他告诉台北方面说，他和中国并未就这一点交换意见，事实上，美国甚至尚未开始加以研究。基辛格曾向中国保证，不论美国政府的人事更迭，它对中国的长期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基辛格保证，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包括1954年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不会有重大变化。
沈剑虹清楚地觉得基辛格对于最近一次北京之行的结果并不很满意。像以往的访问一样，他接受款待宴会，又获得毛泽东接见。可是，他对于北京的新朋友的幻想已有点破灭。“大使”觉得，也许中国使基辛格为一些文字细节不断的争论到深夜的手段，以及在最后一刻提出一些新问题来讨论，让他没有时间加以考虑或研究的做法，已经开始使他觉得不耐烦。可能令他不满意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官员经常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向他说话。他们这种做法已到损及基辛格自尊心的程度。基辛格说，在周恩来等人的眼中，他只是才智中上之士而已。大家都知道基辛格是个才智卓越的人，也是若干年来华盛顿政界出现的最富才干的人士之一。被人当成没有真正学识、缺乏外交技巧和机智的平庸政客，实在令他无法忍受。
另一个明显的迹象，基辛格现在既然当上了国务卿，就不打算时常访问北京，为自己加上太多不必要的负担。也许这就是沈剑虹问他今后是否会维持每年访问北京两次的时间表时，他回答说“我怀疑”的原因。他似乎不再喜欢这种访问带来的广泛宣传。这件事的魅力已经消失。据悉，基辛格有一次说：“权力是一种效力强大的春药。”如果真是这样，魅力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从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台湾大使”获得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一、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尼克松政府要与北京建立更密切关系，而且有一天要完成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未改变。
二、关系完全正常化必然表示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止承认台湾“政府”。
三、由于水门丑闻，“1974年底”的时间表已经往后移，可能延迟一年。
四、尼克松政府希望能够维持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条约承诺的本质，可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才能办到。
五、周恩来最后一刻在新公报中加上的词句使华盛顿方面希望，鉴于北京与莫斯科关系日渐恶化，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问题采取较富弹性的立场，只要美国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即让华盛顿与台北维持实质关系。
六、在获得能确保台湾安全之前；尼克松政府不会对华盛顿―北京―台北的关系采取进一步行动。
又一位美国总统来到北京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成为美国第38任总统。
在尼克松的阁员中，福特首先召见基辛格，并且要他留任，借以告诉华盛顿的每一个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基辛格在新政府中甚至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福特挽留基辛格表示，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政策将继续进行，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基辛格将试图实现即使不现于文字，亦存于他脑海中的时间表了。1974年11月，基辛格又去了北京，离美前，他的助理对每一个人都说，不要期望任何戏剧化的结果；结果大家发现这句话纯属烟雾，因为基辛格促成了北京邀请福特于1975年访问中国。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透露这项邀请，内容如下：
美国国务卿暨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11月25到29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中国双方举行了坦诚、广泛而互惠的会谈。双方政府同意，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份公报没有指明基辛格在访问期间会晤了哪些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宣称他们在关系正常化的讨论上获得任何进展，而仅是重申他们仍将信守上海公报原则。
真正值得留意的发展是，基辛格在他第七次访问北京，未获毛泽东接见。是提出要求而被拒绝了，还是他没有要求，中国亦未做此安排？不论属何种情况，北京是否企图对尼克松访问大陆已历时两年多，而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表示不满呢？
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对水门丑闻感到迷惑而困扰。尼克松的辞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中国虽接受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访问北京时提出的保证：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有何变化，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多少对这一保证不大满意。另外，北京知道福特的任期至少到1976年底，但基辛格担任国务卿还会有多久呢？他不是有一次因为舆论的批评而说要辞职吗？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一怒而离开国务院，那怎么办呢？
若说是中国提出福特访问的建议，就中国人的体会来说，这似是北京借此告诉基辛格：“下次把你的新老板带来，我们才好谈生意。”
根据随同基辛格赴华的《纽约时报》香港特派员李利维尔德说，中国或许没有促请美国外交承认或与台湾断交，但他们邀请福特将对美国形成压力，迫使美国终于宣称，它所承认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利维尔德认为，福特接受邀请，给了美国几乎一年时间去研究具体的表现，来满足北京对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北京对基辛格每年来一两次访问已不感满意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伯恩斯从北京报导说，北京的外交界人士认为，福特受邀是中国与美国修好有进展的明显征兆。北京外交界人士还认为，除非双方已经认定这次访问可作为进一步促进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时机，否则中国不可能邀请福特，而福特也不会接受邀请。伯恩斯推想，除非福特已获保证，此行将有比基辛格这次访问后官方公报中所说“坦诚、广泛而互惠的讨论”更为具体的结论，不然他不可能答应访问中国大陆。
另一位随行的新闻记者，《华尔街日报》的凯特利不以为毛泽东未接见基辛格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认为，未接见的原因，健康的因素大于政治的因素。因此，他相信，美国国务卿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显然对现阶段关系的良好及未来发展的光明感到满意。
基辛格返国后，拒绝了沈剑虹的会见要求，这使“沈大使”觉得，他待在华盛顿的作用已接见尾声了。
沈剑虹在返回台北述职时，曾报告行政院长蒋经国，他对在华盛顿的重担及责任已感到心力交瘁，要求在适当的时机调回国。
沈剑虹要求国务院安排见副国务卿英格索尔，求见的目的是表明他即将退休，并为继任人选征求同意。但美国拒绝了他的离任，英格索尔说：“国务卿和我已讨论过此事，我们都觉得，目前不是换大使的时机。”
这使沈剑虹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损害已造成了，由于这位“大使”显然不再深受台湾的信任，国务院及白宫甚至更有理由不礼遇他。“沈大使”成为一位“跛足大使”。
中美关系现在十分敏感，有好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一直想降低华盛顿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改由一位代办级人员替代昂格尔“大使”。据说，当职业外交官沙利文于1977年前往台湾担任副馆长职时，美国确已为此状况预做筹措了。
1975年，蒋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台湾大使馆”在距双橡园不远的华盛顿大教堂举行追悼会，由葛理翰牧师讲道，抗战后期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致辞。当天，教堂内挤满了人，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若干国会议员，哈里曼州长，格林及少数国务院人员到场，但没有福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出现。
福特原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当阿格纽副总统辞职时，尼克松请他出任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自己辞职时，他就成为美国总统。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疗伤止痛的最佳人选，使受水门案创伤后的政治恢复过来。但是福特不擅长外交事务，所以他对基辛格的信任更超过尼克松。与北京的关系，像其他外交问题一样，他任由基辛格负责。
福特为人非常和气，态度友好。他在50年代初期访问台湾，次年又随众院多数党领袖包格斯访问中国大陆。
福特在1975年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前，派遣几个国会议员到北京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众院议长艾伯特和少数党领袖罗兹。他们在3月底以前去，4月到华盛顿。
这次议员访问北京是福特和基辛格建议的，是北京方面挑选他们两位，并且不希望其他议员参加。他们搭乘美国飞机到上海，再由中国飞机接到北京。
国务院替他们作了两次简报，强调自1972年2月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现存关系。国务院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大纲或建议他们在大陆应该说什么，或是希望发现什么。这完全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艾伯特和罗兹访问后还会有其他国会议员去北京，他们的目的是告诉中国，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一样，有意与北京改善关系。
他们为了给北京留下一个专访中国的好印象，拒绝了台湾和苏联要求顺访的请求。艾伯特不认为福特秋天访问北京会有任何惊人之举，至少还没有任何迹象。根据艾伯特的想法，福特想要做的是让中国了解他会继续尼克松的改善关系政策，但是关系正常化之举则有待于来年大选以后。艾伯特议长说，他和福特在众院同事二十多年，相知甚深。他说，福特是一个“正人君子”，不会以牺牲台湾为代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艾伯特和罗兹只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他们的行程完全由中国拟定，访问了人民公社、工厂和学校。他们发现中国大陆人工作努力，很有礼貌。他们将此归功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影响。
在北京，他们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人员告诉他们，毛不在北京，周生病住院。他们见到的两位高级官员是副总理邓小平和外长乔冠华。乔外长指责美国政府未能按照上海公报定下的原则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问到乔冠华对改善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看法时，乔回答说，美国政府只要按照日本模式承认北京，不承认台北就行了。两位议员声称：“但是我们不是日本，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而且，我们与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此一地区的和平，能够不受骚乱的维持下去。”
这时候，乔冠华激动地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等。”
艾伯特和罗兹追问乔冠华，如果美国被迫撤离台湾，而另外一个大国――苏俄――进来填补空隙，那会怎么样？乔冠华的答复是那时候中国会决定该怎么办。两人又问：“苏军百万陈兵贵国北疆，有何对策？”乔说：“我们不怕他们，毕竟，一百万俄军能够对八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怎么样？”“为什么苏俄在中苏边境陈重兵？”乔冠华的答复令两位访客吃了一惊：“因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美国的第七舰队。”
乔外长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甚多批评，他指责美国完全偏袒以色列，结果给苏联制造进入中东的机会。两位议员认为乔是从北京认定的全球利益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他们问乔，北京是否想成为第三世界的发言人，他予以否认。
在两位议员访问北京之前，中国曾为了美国取消中国艺术团访美之行提出抗议。艺术团访美的节目表，特别包括一首“解放台湾”的曲子。美国的主办人士建议取消这首歌曲，但是北京坚持不肯。到了最后，这个艺术团的访问被取消了。乔冠华在谈话中，重提此事，意指美国不遵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他说，既然美国对中国所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没有异议，中国艺术团绝对有权把“解放台湾”的歌曲在访问美国时唱出。
按艾伯特和罗兹的说法，福特秋天去大陆访问的时候不可能正式与中国大陆建交。理由很简单；总统竞选快要开始了，如果他在中国问题上草率行事，就会在共和党内挑起一场争论，福特在党内不太经得起这样的争议。当里根的挑战逐渐升高的时候，福特需要集结他所有能集结的力量，才能赢得党内提名。
福特去北平是在1975年11月。他的行程还包括访问印尼和菲律宾，有理由相信中国是不满意这次旅程安排的。私下里，中国可能认为基辛格应负责任，把福特访问的重要性降低一定是基辛格的设计。
经由通常的外交渠道，美国政府事前向台湾保证，虽然美国和中国会达成改善双方接触的某些措施，但是华盛顿和台北间现行的双边关系不会在福特访问北京五天之间，有任何戏剧化的演变。同以前一样，台北重申反对美国政府高级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在12月4日北京的记者会上，基辛格曾经这样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会参考日本模式，在一段时日以后，找出一种方式。”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决定套用日本模式，基辛格的回答似在回避：“我认为在正常化实际发生之时，才能有所决定。”据报道，在福特访问期间，中国曾经表示过希望美国能考虑沿用日本方式，也就是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然后与台北保持非政治关系，设立一个非官方或准官方组织。
从基辛格12月4日的谈话来看，很显然的，福特或基辛格都没有立即排斥中国的建议。这种态度自然加强中国的信心，认为美国早晚会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止防御条约。
12月9日，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哈比卜抵达台北，向台湾简报福特北京之行的经过。哈比卜把福特此行描述为自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多次访问以来，美国政策的再次肯定。他说福特与中国会谈，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交换彼此对国际局势的意见，极小部分时间花在讨论双方关系上。华盛顿和北京对于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寻求霸权的行动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相同，包括韩国问题在内。
哈比卜是1972年3月以来，访问台北的最高级美国官员。前一次是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尼克松北京之行后访问台北。虽然二次访问时间间隔将近4年，但是其目的都是向台湾保证，虽然美国政府为了全球战略利益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但仍然会注意到台湾的立场。
哈比卜带到台北的惟一信息是，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自从发布上海公报以来并未改变，美国政府也不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戏剧化的改变。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在播放一张破唱片。
至于美国政府何时及如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仍有待决定，但是哈比卜向台北保证美国政府在讲到有关台湾安全、繁荣及福祉之时，会以非常负责而且谨慎的态度处理。这种表示很快的成为美国国务院回答华盛顿北京和华盛顿台北之间关系的标准答案，一直到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为止。
哈比卜的简报使台北深信，如果福特在1976年大选中获胜，他会在1978年年底之前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人忙总统大选去了
华盛顿一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尽管在中南半岛遭受挫折，福特政府仍将继续进行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但是步伐会减缓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基辛格坚持的结果。这位人士相信，福特访问大陆之行，原先时间订在年中，而后被延期到11月底，12月初。要不是因为越南问题，福特极可能在一个较早的日子去访问，以便他能够在距离总统大选较远的日期处理中国问题，免得他变成竞争中的话题。
这位人士曾陪同基辛格去过北京两次，包括1974年11月那次，当时毛泽东并未接见基辛格，他只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他认为这些是中国对于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缺乏行动的不悦表示。基辛格否认中国是因台湾问题而不悦，他说北京是为了旁的事情不高兴，虽然他并没有详加说明。可能是北京要求一旦苏联攻打中国，美国应给予某种援助，华盛顿只肯在口头上表示协助。不肯给更具体的承诺。可是这位人士，比较他的前两次随同基辛格去北京访问，认为虽然中国继续公开地提到苏联的威胁，在语调上似乎不那么急切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已经有了相当进展，可以减少苏联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这位人士的另一项判断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曾与中国达成一项不公开的谅解，尼克松会至迟不超过五年内完成关系正常化。尼克松的条件之一是，承认中国大陆之举必须在蒋介石去世之后。
美国官员说，基辛格故意不加以探究，因为双方对于赋予已建立的原则完整的意义，都还需要再加以考虑。
但是，他们强调，尽管问题复杂，美国预期迈向关系正常化必然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并未改变对华政策
11月19日是基辛格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会见沈剑虹。二人寒暄一番后，就基辛格去北京签订的新公约展开了说明。
基辛格表示，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公报里，和上海公报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中方在最后一刻在第7段的后面加了一些话。由于他和随行人员按照原定时间返国，因此没有时间探究新加文句的意义。就美国方面而言，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仍以上海公报为基础。
基辛格说，中国并未表示美国必须与台湾断绝关系，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这是否表示他们愿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而不决定任何先决条件？
“沈大使”表示，这其中必有原因，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首先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辛格是一个谈判老手，必然相当了解中国。他告诉台北方面说，他和中国并未就这一点交换意见，事实上，美国甚至尚未开始加以研究。基辛格曾向中国保证，不论美国政府的人事更迭，它对中国的长期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基辛格保证，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包括1954年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不会有重大变化。
沈剑虹清楚地觉得基辛格对于最近一次北京之行的结果并不很满意。像以往的访问一样，他接受款待宴会，又获得毛泽东接见。可是，他对于北京的新朋友的幻想已有点破灭。“大使”觉得，也许中国使基辛格为一些文字细节不断的争论到深夜的手段，以及在最后一刻提出一些新问题来讨论，让他没有时间加以考虑或研究的做法，已经开始使他觉得不耐烦。可能令他不满意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官员经常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向他说话。他们这种做法已到损及基辛格自尊心的程度。基辛格说，在周恩来等人的眼中，他只是才智中上之士而已。大家都知道基辛格是个才智卓越的人，也是若干年来华盛顿政界出现的最富才干的人士之一。被人当成没有真正学识、缺乏外交技巧和机智的平庸政客，实在令他无法忍受。
另一个明显的迹象，基辛格现在既然当上了国务卿，就不打算时常访问北京，为自己加上太多不必要的负担。也许这就是沈剑虹问他今后是否会维持每年访问北京两次的时间表时，他回答说“我怀疑”的原因。他似乎不再喜欢这种访问带来的广泛宣传。这件事的魅力已经消失。据悉，基辛格有一次说：“权力是一种效力强大的春药。”如果真是这样，魅力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从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台湾大使”获得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一、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尼克松政府要与北京建立更密切关系，而且有一天要完成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未改变。
二、关系完全正常化必然表示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止承认台湾“政府”。
三、由于水门丑闻，“1974年底”的时间表已经往后移，可能延迟一年。
四、尼克松政府希望能够维持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条约承诺的本质，可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才能办到。
五、周恩来最后一刻在新公报中加上的词句使华盛顿方面希望，鉴于北京与莫斯科关系日渐恶化，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问题采取较富弹性的立场，只要美国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即让华盛顿与台北维持实质关系。
六、在获得能确保台湾安全之前；尼克松政府不会对华盛顿―北京―台北的关系采取进一步行动。
又一位美国总统来到北京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成为美国第38任总统。
在尼克松的阁员中，福特首先召见基辛格，并且要他留任，借以告诉华盛顿的每一个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基辛格在新政府中甚至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福特挽留基辛格表示，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政策将继续进行，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基辛格将试图实现即使不现于文字，亦存于他脑海中的时间表了。1974年11月，基辛格又去了北京，离美前，他的助理对每一个人都说，不要期望任何戏剧化的结果；结果大家发现这句话纯属烟雾，因为基辛格促成了北京邀请福特于1975年访问中国。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透露这项邀请，内容如下：
美国国务卿暨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11月25到29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中国双方举行了坦诚、广泛而互惠的会谈。双方政府同意，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份公报没有指明基辛格在访问期间会晤了哪些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宣称他们在关系正常化的讨论上获得任何进展，而仅是重申他们仍将信守上海公报原则。
真正值得留意的发展是，基辛格在他第七次访问北京，未获毛泽东接见。是提出要求而被拒绝了，还是他没有要求，中国亦未做此安排？不论属何种情况，北京是否企图对尼克松访问大陆已历时两年多，而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表示不满呢？
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对水门丑闻感到迷惑而困扰。尼克松的辞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中国虽接受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访问北京时提出的保证：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有何变化，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多少对这一保证不大满意。另外，北京知道福特的任期至少到1976年底，但基辛格担任国务卿还会有多久呢？他不是有一次因为舆论的批评而说要辞职吗？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一怒而离开国务院，那怎么办呢？
若说是中国提出福特访问的建议，就中国人的体会来说，这似是北京借此告诉基辛格：“下次把你的新老板带来，我们才好谈生意。”
根据随同基辛格赴华的《纽约时报》香港特派员李利维尔德说，中国或许没有促请美国外交承认或与台湾断交，但他们邀请福特将对美国形成压力，迫使美国终于宣称，它所承认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利维尔德认为，福特接受邀请，给了美国几乎一年时间去研究具体的表现，来满足北京对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北京对基辛格每年来一两次访问已不感满意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伯恩斯从北京报导说，北京的外交界人士认为，福特受邀是中国与美国修好有进展的明显征兆。北京外交界人士还认为，除非双方已经认定这次访问可作为进一步促进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时机，否则中国不可能邀请福特，而福特也不会接受邀请。伯恩斯推想，除非福特已获保证，此行将有比基辛格这次访问后官方公报中所说“坦诚、广泛而互惠的讨论”更为具体的结论，不然他不可能答应访问中国大陆。
另一位随行的新闻记者，《华尔街日报》的凯特利不以为毛泽东未接见基辛格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认为，未接见的原因，健康的因素大于政治的因素。因此，他相信，美国国务卿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显然对现阶段关系的良好及未来发展的光明感到满意。
基辛格返国后，拒绝了沈剑虹的会见要求，这使“沈大使”觉得，他待在华盛顿的作用已接见尾声了。
沈剑虹在返回台北述职时，曾报告行政院长蒋经国，他对在华盛顿的重担及责任已感到心力交瘁，要求在适当的时机调回国。
沈剑虹要求国务院安排见副国务卿英格索尔，求见的目的是表明他即将退休，并为继任人选征求同意。但美国拒绝了他的离任，英格索尔说：“国务卿和我已讨论过此事，我们都觉得，目前不是换大使的时机。”
这使沈剑虹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损害已造成了，由于这位“大使”显然不再深受台湾的信任，国务院及白宫甚至更有理由不礼遇他。“沈大使”成为一位“跛足大使”。
中美关系现在十分敏感，有好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一直想降低华盛顿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改由一位代办级人员替代昂格尔“大使”。据说，当职业外交官沙利文于1977年前往台湾担任副馆长职时，美国确已为此状况预做筹措了。
1975年，蒋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台湾大使馆”在距双橡园不远的华盛顿大教堂举行追悼会，由葛理翰牧师讲道，抗战后期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致辞。当天，教堂内挤满了人，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若干国会议员，哈里曼州长，格林及少数国务院人员到场，但没有福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出现。
福特原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当阿格纽副总统辞职时，尼克松请他出任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自己辞职时，他就成为美国总统。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疗伤止痛的最佳人选，使受水门案创伤后的政治恢复过来。但是福特不擅长外交事务，所以他对基辛格的信任更超过尼克松。与北京的关系，像其他外交问题一样，他任由基辛格负责。
福特为人非常和气，态度友好。他在50年代初期访问台湾，次年又随众院多数党领袖包格斯访问中国大陆。
福特在1975年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前，派遣几个国会议员到北京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众院议长艾伯特和少数党领袖罗兹。他们在3月底以前去，4月到华盛顿。
这次议员访问北京是福特和基辛格建议的，是北京方面挑选他们两位，并且不希望其他议员参加。他们搭乘美国飞机到上海，再由中国飞机接到北京。
国务院替他们作了两次简报，强调自1972年2月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现存关系。国务院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大纲或建议他们在大陆应该说什么，或是希望发现什么。这完全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艾伯特和罗兹访问后还会有其他国会议员去北京，他们的目的是告诉中国，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一样，有意与北京改善关系。
他们为了给北京留下一个专访中国的好印象，拒绝了台湾和苏联要求顺访的请求。艾伯特不认为福特秋天访问北京会有任何惊人之举，至少还没有任何迹象。根据艾伯特的想法，福特想要做的是让中国了解他会继续尼克松的改善关系政策，但是关系正常化之举则有待于来年大选以后。艾伯特议长说，他和福特在众院同事二十多年，相知甚深。他说，福特是一个“正人君子”，不会以牺牲台湾为代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艾伯特和罗兹只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他们的行程完全由中国拟定，访问了人民公社、工厂和学校。他们发现中国大陆人工作努力，很有礼貌。他们将此归功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影响。
在北京，他们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人员告诉他们，毛不在北京，周生病住院。他们见到的两位高级官员是副总理邓小平和外长乔冠华。乔外长指责美国政府未能按照上海公报定下的原则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问到乔冠华对改善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看法时，乔回答说，美国政府只要按照日本模式承认北京，不承认台北就行了。两位议员声称：“但是我们不是日本，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而且，我们与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此一地区的和平，能够不受骚乱的维持下去。”
这时候，乔冠华激动地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等。”
艾伯特和罗兹追问乔冠华，如果美国被迫撤离台湾，而另外一个大国――苏俄――进来填补空隙，那会怎么样？乔冠华的答复是那时候中国会决定该怎么办。两人又问：“苏军百万陈兵贵国北疆，有何对策？”乔说：“我们不怕他们，毕竟，一百万俄军能够对八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怎么样？”“为什么苏俄在中苏边境陈重兵？”乔冠华的答复令两位访客吃了一惊：“因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美国的第七舰队。”
乔外长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甚多批评，他指责美国完全偏袒以色列，结果给苏联制造进入中东的机会。两位议员认为乔是从北京认定的全球利益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他们问乔，北京是否想成为第三世界的发言人，他予以否认。
在两位议员访问北京之前，中国曾为了美国取消中国艺术团访美之行提出抗议。艺术团访美的节目表，特别包括一首“解放台湾”的曲子。美国的主办人士建议取消这首歌曲，但是北京坚持不肯。到了最后，这个艺术团的访问被取消了。乔冠华在谈话中，重提此事，意指美国不遵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他说，既然美国对中国所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没有异议，中国艺术团绝对有权把“解放台湾”的歌曲在访问美国时唱出。
按艾伯特和罗兹的说法，福特秋天去大陆访问的时候不可能正式与中国大陆建交。理由很简单；总统竞选快要开始了，如果他在中国问题上草率行事，就会在共和党内挑起一场争论，福特在党内不太经得起这样的争议。当里根的挑战逐渐升高的时候，福特需要集结他所有能集结的力量，才能赢得党内提名。
福特去北平是在1975年11月。他的行程还包括访问印尼和菲律宾，有理由相信中国是不满意这次旅程安排的。私下里，中国可能认为基辛格应负责任，把福特访问的重要性降低一定是基辛格的设计。
经由通常的外交渠道，美国政府事前向台湾保证，虽然美国和中国会达成改善双方接触的某些措施，但是华盛顿和台北间现行的双边关系不会在福特访问北京五天之间，有任何戏剧化的演变。同以前一样，台北重申反对美国政府高级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在12月4日北京的记者会上，基辛格曾经这样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会参考日本模式，在一段时日以后，找出一种方式。”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决定套用日本模式，基辛格的回答似在回避：“我认为在正常化实际发生之时，才能有所决定。”据报道，在福特访问期间，中国曾经表示过希望美国能考虑沿用日本方式，也就是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然后与台北保持非政治关系，设立一个非官方或准官方组织。
从基辛格12月4日的谈话来看，很显然的，福特或基辛格都没有立即排斥中国的建议。这种态度自然加强中国的信心，认为美国早晚会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止防御条约。
12月9日，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哈比卜抵达台北，向台湾简报福特北京之行的经过。哈比卜把福特此行描述为自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多次访问以来，美国政策的再次肯定。他说福特与中国会谈，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交换彼此对国际局势的意见，极小部分时间花在讨论双方关系上。华盛顿和北京对于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寻求霸权的行动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相同，包括韩国问题在内。
哈比卜是1972年3月以来，访问台北的最高级美国官员。前一次是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尼克松北京之行后访问台北。虽然二次访问时间间隔将近4年，但是其目的都是向台湾保证，虽然美国政府为了全球战略利益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但仍然会注意到台湾的立场。
哈比卜带到台北的惟一信息是，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自从发布上海公报以来并未改变，美国政府也不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戏剧化的改变。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在播放一张破唱片。
至于美国政府何时及如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仍有待决定，但是哈比卜向台北保证美国政府在讲到有关台湾安全、繁荣及福祉之时，会以非常负责而且谨慎的态度处理。这种表示很快的成为美国国务院回答华盛顿北京和华盛顿台北之间关系的标准答案，一直到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为止。
哈比卜的简报使台北深信，如果福特在1976年大选中获胜，他会在1978年年底之前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人忙总统大选去了
华盛顿一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尽管在中南半岛遭受挫折，福特政府仍将继续进行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但是步伐会减缓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基辛格坚持的结果。这位人士相信，福特访问大陆之行，原先时间订在年中，而后被延期到11月底，12月初。要不是因为越南问题，福特极可能在一个较早的日子去访问，以便他能够在距离总统大选较远的日期处理中国问题，免得他变成竞争中的话题。
这位人士曾陪同基辛格去过北京两次，包括1974年11月那次，当时毛泽东并未接见基辛格，他只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他认为这些是中国对于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缺乏行动的不悦表示。基辛格否认中国是因台湾问题而不悦，他说北京是为了旁的事情不高兴，虽然他并没有详加说明。可能是北京要求一旦苏联攻打中国，美国应给予某种援助，华盛顿只肯在口头上表示协助。不肯给更具体的承诺。可是这位人士，比较他的前两次随同基辛格去北京访问，认为虽然中国继续公开地提到苏联的威胁，在语调上似乎不那么急切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已经有了相当进展，可以减少苏联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这位人士的另一项判断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曾与中国达成一项不公开的谅解，尼克松会至迟不超过五年内完成关系正常化。尼克松的条件之一是，承认中国大陆之举必须在蒋介石去世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