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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14)
在基辛格的这个工作日结束以前，他还参加了另一次谈话。凌晨3点钟，基辛格被叫到尼克松的房间，那是在他们下榻的一家多层饭店的上面一层。窗外是庞大无比的上海市，闪烁着几点稀疏的灯光，使人几乎想不起这里居住着近1100万人口。其他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中国的大地伸展在美国人面前，无边无际，但又模糊不可见。尼克松把霍尔德曼也叫醒了。尼克松向二人谈到这段时间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产生的隐忧。尼克松谈到了他取得的成就，征求认可和鼓励。二人充满热情地赞美了他的这次丰功伟绩，部分地因为对这个孤独的、受折磨的、欠沉着的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部分地还因为熬过令人精疲力竭的一个星期之后，万念俱灰，一心只想睡觉了。不过，尼克松所需要的鼓励也是容易给的。尼克松性格中富于幻想的一面所造成的言过其实之处是微不足道的。是他想出了对华主动的主意，他推进了这个计划，冒着单独干的国内政治风险，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现得令人钦佩。
2月28日一早，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去机场之前来和他话别。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并对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两个人之间一次文雅和惜别的谈话。因为永远不能肯定西方人是否真正领会其中的意思，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越南这两个很可能马上就引起麻烦的问题上的立场。讲到台湾，周恩来再次劝美国人要有耐心。他说：“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搁置了二十二年，我们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关于越南问题，他讲得巧妙极了。重申了对河内的支持，但是再次表明这种支持不是基于民族利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是基于几个世纪以前中国对越南欠下的历史旧债。中国显然可能做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但中国不愿冒战争风险来偿还这笔旧债。周恩来敏锐的坚持说，中国之所以避免在公报中声明和越南有任何特殊关系，是因为不想给人们留下错误的印象。周恩来对尼克松说：
“我们非常同情那个地区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和我们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我们原想把这些写进公报，但后来考虑到这样也许会产生其他后果，所以就没有这样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胜利了的人民，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而无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我们欠他们的债，是我们的祖先欠下的。解决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证，去年7月以来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然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那里，总统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这一点。”
中美相互了解，越南战争不会影响双方关系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制态度，并说缓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印度支那，这就使人们确信无疑，北京的重点不在于它南部边界以外的战争，而在于中美的关系。3个月以后，苏联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只是更加粗率罢了。尽管彼此仇视，也许正因为彼此仇视，苏联和北京在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不能让北越压倒它们更大的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中美婚姻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尼克松的访华之行是在高昂的情绪中结束的，但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这个来推动的。中国领导人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华盛顿所见到的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推行均势政治的人。从古代起，中国的统治者就不得不抵抗强大的异族邻居和潜在征服者。尽管他们时常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还是胜利了，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外族的心理和偏见，并能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19世纪，中国是惟一逃脱欧洲列强的完全占领和征服的捕获对象。尽管受尽了侮辱和欺凌，但中国巧妙地利用西方关于主权的法律观点和外国不得干涉内政的主张，还是维持了自主权。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当受到威胁时，它总是设法以夷制夷，而作最后的手段，例如在19世纪，就使西方为了争夺瓜分中国而互相残杀。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解释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怎样避免了印度的命运，他说：“一方面是由于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这么多国家都试图从中国捞取利益，以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它。”
毛泽东和周恩来运用中国人高超的政治家手腕，用意识形态加强历史和文化传统以提高自信心。他们发现尼克松是一个天然的伙伴。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期，正是人们普遍反对实力政治的时期，批评他的人断言，美国要取胜只能靠它的动机和纯洁性。美国人读到均势这个概念时，很少不看到前面加了“过时的”这个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接受经验教训是很困难的。这个时代最富于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由尼克松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在某种事情上胸襟非常狭窄的人来采取主动，领导美国接受一种符合新的现实状况和适应核时代的可怕危险的和平概念，而对此最能理解的领导人则是中国两位头发斑白的长征老战士。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表示，同美国自由主义反复无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们更喜欢尼克松。他们对尼克松的赞扬，不仅是中国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感情用事的政策无互惠之可言”。对主权国家来说，可预料性比飘忽的美妙言辞和怪诞的道德说教更为紧要。它们采取什么行动，必须视其他国家长期的实际行为而定；它们的国内生存和国际安全都可能取决于此。正是这种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得尼克松这位原来的反共分子和那两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来了。
通过后来几年精心培育的交往，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但又几乎从未用明说的方式协调双方的策略。中国领导人原来对美日同盟关系持敌视态度，但很快他们就认识到，这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持续利益的一种保证以及对日本独行其是的一个制约。不久，中国就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了。有一次，毛泽东建议基辛格下次访问亚洲时，在东京逗留的时间一定要和在北京的时间一样长，应当照顾一下日本的自尊心。中国甚至强调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美国同北京关系的一个优越之处在于，中国没有迫使美国或者日本改变轻重亲疏名次。
在大部分动乱地区，中国一直是一种稳定力量。中国的动机并不是鼓励美国的野心，而是要遏制苏联的扩张。中国的目标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与美国的目标一致。北京愿意看到美国人和苏联人争吵，这样它无需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希望一种明确的结盟关系，胜似看到美国执行对苏联和北京保持等距离的政策，其间，美国略为倾向于北京，因为北京是弱的一方。就美国来说，他们对这种新关系的永久性不抱幻想。北京和华盛顿为方便而“结了婚”，这种关系变得带有感情色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在影响心理方面颇有技巧，而美国人则对一个不复存在的、也许从未存在的中国抱有怀念之情。一旦中国强大得足以自主的时候，它可能会抛弃美国。它甚至可能转而反对美国，如果根据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在这之前，如果苏联还不曾首先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以图摆脱孤立地位的话，可能被迫真正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只要美苏对抗，美国的利益在于同中国合作，并支持中国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团并不关心北京之行的深远意义。一个星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简直使他们发疯了，不停的宴会和要命的敬酒使这些无冕之王晕头转向。他们大概打心眼儿里认定了尼克松的首创劲儿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们吃饱喝足了，缺的是刺激。于是，他们如同老虎扑向扔进铁笼里的鲜肉一样抓住了上海公报。2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的开头写道：
“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的要求，第一次公开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总统所作的这些重大让步看来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同意对美中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便利。这里的许多观察家在权衡总统所作的让步时，感到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看来，中国官员对这些讨论的结果感到高兴。”
这位作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关于霸权和不使用武力的段落，同样也忽略了美国承诺从台湾撤出的条件。
有一个电视评论员发现，公报里没有提到或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的义务，于是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公报中所得甚多，而所失甚少。其实，中国在公报里没有对美台防御条约进行惯常的谴责，同样可以被引证为中国的一个让步，而乔冠华也确实这样对基辛格讲过，中国放弃了它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无论如何，这位评论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中国的土地上重申了他们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
2月28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上一位同样深刻的观察家说：“中国得到台湾，美国得到蛋卷儿。”《新闻日报》对它的报道冠以这样的标题：“别了，冲击波”和“一致认为：对华外交搭桥，美国付价太高。”《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尼克松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保证撤离”。
后来，特别是在尼克松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发表谈话，重申美国的义务未受影响以后，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才平息了下来。《美国科学箴言报》写道：“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只要防御条约依然有效，“什么都没改变”。《华盛顿邮报》2月29日的一篇社论对上海公报进行了有水平的分析，并代尼克松反驳了关于“出卖”台湾的谴责――鼓励这种谴责的人中也有这家报纸自己的记者。不过这类消极报道终究还是被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有目共睹的影响所淹没了，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够从自己的电视屏幕上亲眼看见这个影响。这一次白宫的公共关系战略终于成功了，而且还发挥了外交上的作用。电视图像压倒了印刷文字；公众在看了美国总统在往昔的敌国的首都受到欢迎的场面以后，对于就文件所进行的复杂分析便简直不感兴趣了。
中国之行以后，对双方真正优先考虑的事不存在任何疑问了。有好多年，美国是同北京有政治关系而又无需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惟一国家。尼克松访问后的年月里，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强调毛泽东的观点，即台湾是个次要问题；主要的共同问题在于保持世界均势。除了名义以外，中美实际享有了外交关系；双方通过固定的渠道和北京最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大部分多年以前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政府相比，华盛顿同北京的来往要频繁得多。1973年在彼此首都建立联络处以后，两国甚至有了事实上的大使馆来增进只有在友好国家之间才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民间的往来。惟一令当时美国感到不足的是，只要台湾当局的“大使馆”还在，中国领导人就不愿到美国去。
有人认为，贸易和交流的重大发展是双方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达到，中美应该感到失望。其实，这对双方来说只是占第二位的。
在离开北京回美国的飞机上，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事情的发展，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复杂心理。尼克松很了解国际事务，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但同时，他也有足够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如果第一批新闻报道决定了公众的情绪，支持他的老保守派可能使他面临怎样的危险。回美国后，尼克松会见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并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兴致一高，他甚至想也许能够一举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散会时，他叫住富布赖特参议员，劝他不要再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公开批评，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再继续争辩下去，“弦会绷断的”。尼克松用手指着目瞪口呆的富布赖特说：“怎么样，比尔，同意了吧？”这位参议员有点疑惑地站在那里。
中国之行在美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由于美国公众从中国之行获得了希望，越南问题变得不那么像是不可解脱的梦魇，而更像是应当迎接而取胜的挑战了。
上海公报
中美双方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史称中美联合公报，由于是在上海定稿和公布的，因此通常称为上海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做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1972年1月27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1971年12月2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8日一早，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去机场之前来和他话别。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并对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两个人之间一次文雅和惜别的谈话。因为永远不能肯定西方人是否真正领会其中的意思，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越南这两个很可能马上就引起麻烦的问题上的立场。讲到台湾，周恩来再次劝美国人要有耐心。他说：“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搁置了二十二年，我们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关于越南问题，他讲得巧妙极了。重申了对河内的支持，但是再次表明这种支持不是基于民族利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是基于几个世纪以前中国对越南欠下的历史旧债。中国显然可能做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但中国不愿冒战争风险来偿还这笔旧债。周恩来敏锐的坚持说，中国之所以避免在公报中声明和越南有任何特殊关系，是因为不想给人们留下错误的印象。周恩来对尼克松说：
“我们非常同情那个地区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和我们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我们原想把这些写进公报，但后来考虑到这样也许会产生其他后果，所以就没有这样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胜利了的人民，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而无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我们欠他们的债，是我们的祖先欠下的。解决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证，去年7月以来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然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那里，总统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这一点。”
中美相互了解，越南战争不会影响双方关系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制态度，并说缓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印度支那，这就使人们确信无疑，北京的重点不在于它南部边界以外的战争，而在于中美的关系。3个月以后，苏联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只是更加粗率罢了。尽管彼此仇视，也许正因为彼此仇视，苏联和北京在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不能让北越压倒它们更大的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中美婚姻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尼克松的访华之行是在高昂的情绪中结束的，但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这个来推动的。中国领导人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华盛顿所见到的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推行均势政治的人。从古代起，中国的统治者就不得不抵抗强大的异族邻居和潜在征服者。尽管他们时常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还是胜利了，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外族的心理和偏见，并能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19世纪，中国是惟一逃脱欧洲列强的完全占领和征服的捕获对象。尽管受尽了侮辱和欺凌，但中国巧妙地利用西方关于主权的法律观点和外国不得干涉内政的主张，还是维持了自主权。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当受到威胁时，它总是设法以夷制夷，而作最后的手段，例如在19世纪，就使西方为了争夺瓜分中国而互相残杀。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解释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怎样避免了印度的命运，他说：“一方面是由于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这么多国家都试图从中国捞取利益，以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它。”
毛泽东和周恩来运用中国人高超的政治家手腕，用意识形态加强历史和文化传统以提高自信心。他们发现尼克松是一个天然的伙伴。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期，正是人们普遍反对实力政治的时期，批评他的人断言，美国要取胜只能靠它的动机和纯洁性。美国人读到均势这个概念时，很少不看到前面加了“过时的”这个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接受经验教训是很困难的。这个时代最富于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由尼克松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在某种事情上胸襟非常狭窄的人来采取主动，领导美国接受一种符合新的现实状况和适应核时代的可怕危险的和平概念，而对此最能理解的领导人则是中国两位头发斑白的长征老战士。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表示，同美国自由主义反复无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们更喜欢尼克松。他们对尼克松的赞扬，不仅是中国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感情用事的政策无互惠之可言”。对主权国家来说，可预料性比飘忽的美妙言辞和怪诞的道德说教更为紧要。它们采取什么行动，必须视其他国家长期的实际行为而定；它们的国内生存和国际安全都可能取决于此。正是这种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得尼克松这位原来的反共分子和那两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来了。
通过后来几年精心培育的交往，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但又几乎从未用明说的方式协调双方的策略。中国领导人原来对美日同盟关系持敌视态度，但很快他们就认识到，这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持续利益的一种保证以及对日本独行其是的一个制约。不久，中国就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了。有一次，毛泽东建议基辛格下次访问亚洲时，在东京逗留的时间一定要和在北京的时间一样长，应当照顾一下日本的自尊心。中国甚至强调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美国同北京关系的一个优越之处在于，中国没有迫使美国或者日本改变轻重亲疏名次。
在大部分动乱地区，中国一直是一种稳定力量。中国的动机并不是鼓励美国的野心，而是要遏制苏联的扩张。中国的目标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与美国的目标一致。北京愿意看到美国人和苏联人争吵，这样它无需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希望一种明确的结盟关系，胜似看到美国执行对苏联和北京保持等距离的政策，其间，美国略为倾向于北京，因为北京是弱的一方。就美国来说，他们对这种新关系的永久性不抱幻想。北京和华盛顿为方便而“结了婚”，这种关系变得带有感情色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在影响心理方面颇有技巧，而美国人则对一个不复存在的、也许从未存在的中国抱有怀念之情。一旦中国强大得足以自主的时候，它可能会抛弃美国。它甚至可能转而反对美国，如果根据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在这之前，如果苏联还不曾首先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以图摆脱孤立地位的话，可能被迫真正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只要美苏对抗，美国的利益在于同中国合作，并支持中国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团并不关心北京之行的深远意义。一个星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简直使他们发疯了，不停的宴会和要命的敬酒使这些无冕之王晕头转向。他们大概打心眼儿里认定了尼克松的首创劲儿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们吃饱喝足了，缺的是刺激。于是，他们如同老虎扑向扔进铁笼里的鲜肉一样抓住了上海公报。2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的开头写道：
“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的要求，第一次公开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总统所作的这些重大让步看来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同意对美中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便利。这里的许多观察家在权衡总统所作的让步时，感到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看来，中国官员对这些讨论的结果感到高兴。”
这位作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关于霸权和不使用武力的段落，同样也忽略了美国承诺从台湾撤出的条件。
有一个电视评论员发现，公报里没有提到或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的义务，于是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公报中所得甚多，而所失甚少。其实，中国在公报里没有对美台防御条约进行惯常的谴责，同样可以被引证为中国的一个让步，而乔冠华也确实这样对基辛格讲过，中国放弃了它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无论如何，这位评论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中国的土地上重申了他们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
2月28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上一位同样深刻的观察家说：“中国得到台湾，美国得到蛋卷儿。”《新闻日报》对它的报道冠以这样的标题：“别了，冲击波”和“一致认为：对华外交搭桥，美国付价太高。”《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尼克松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保证撤离”。
后来，特别是在尼克松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发表谈话，重申美国的义务未受影响以后，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才平息了下来。《美国科学箴言报》写道：“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只要防御条约依然有效，“什么都没改变”。《华盛顿邮报》2月29日的一篇社论对上海公报进行了有水平的分析，并代尼克松反驳了关于“出卖”台湾的谴责――鼓励这种谴责的人中也有这家报纸自己的记者。不过这类消极报道终究还是被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有目共睹的影响所淹没了，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够从自己的电视屏幕上亲眼看见这个影响。这一次白宫的公共关系战略终于成功了，而且还发挥了外交上的作用。电视图像压倒了印刷文字；公众在看了美国总统在往昔的敌国的首都受到欢迎的场面以后，对于就文件所进行的复杂分析便简直不感兴趣了。
中国之行以后，对双方真正优先考虑的事不存在任何疑问了。有好多年，美国是同北京有政治关系而又无需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惟一国家。尼克松访问后的年月里，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强调毛泽东的观点，即台湾是个次要问题；主要的共同问题在于保持世界均势。除了名义以外，中美实际享有了外交关系；双方通过固定的渠道和北京最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大部分多年以前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政府相比，华盛顿同北京的来往要频繁得多。1973年在彼此首都建立联络处以后，两国甚至有了事实上的大使馆来增进只有在友好国家之间才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民间的往来。惟一令当时美国感到不足的是，只要台湾当局的“大使馆”还在，中国领导人就不愿到美国去。
有人认为，贸易和交流的重大发展是双方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达到，中美应该感到失望。其实，这对双方来说只是占第二位的。
在离开北京回美国的飞机上，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事情的发展，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复杂心理。尼克松很了解国际事务，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但同时，他也有足够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如果第一批新闻报道决定了公众的情绪，支持他的老保守派可能使他面临怎样的危险。回美国后，尼克松会见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并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兴致一高，他甚至想也许能够一举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散会时，他叫住富布赖特参议员，劝他不要再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公开批评，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再继续争辩下去，“弦会绷断的”。尼克松用手指着目瞪口呆的富布赖特说：“怎么样，比尔，同意了吧？”这位参议员有点疑惑地站在那里。
中国之行在美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由于美国公众从中国之行获得了希望，越南问题变得不那么像是不可解脱的梦魇，而更像是应当迎接而取胜的挑战了。
上海公报
中美双方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史称中美联合公报，由于是在上海定稿和公布的，因此通常称为上海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做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1972年1月27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1971年12月2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