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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天安门风雨见证！如磐夜曙光在前(15)
“六二”，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凡有师生被捕的学校都宣布了无限期罢课。下午，重庆市长张笃伦召集各高校、各报社负责人谈话，“听取意见”。会上，许多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极为愤慨，发言时泣不成声。中央工校校长许传经说：“我几乎不能与大家见面了！”“我办了几十年教育，没有遇见这样的事。”“这太不像话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乡建学院教授席朝杰说：“在这次大逮捕时，我校师生受到极大侮辱，甚感痛心。”西南学院代表马哲民教授说：“我也是被捕者之一，因为学校无人负责，才批准释放我，并经张市长同意我代表西南学院来参加这次会的。”
重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工校教授会发表了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的《紧急宣言》。
重大、女师院等先后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6月9日，重大、女师院、乡建学院、西南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校、华西女职校、民建中学、市一中、适存中学、文德女中、蜀都中学、建川中学等学校，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简称“后援会”），赖松（女师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了领导工作。“后援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庆当局无条件释放“六一”被捕的师生、记者等，不达目的，即无限期罢课、罢考。“后援会”成立八天后在重大招待记者，报告营救被捕者的办法：
（一）先派代表联合请愿，如三日内全体被捕师生未获释，参加本会各校就集体请愿。
（二）如请愿无圆满结束，则派代表赴南京请愿。
（三）以本会名义与京沪平津和其他各地学校联系，采取一致行动。
（四）以本会名义呼吁本市各校教师声援。
（五）派代表慰问本市受伤、被捕的同学、教师、记者。
（六）慰问全国各地受伤、被捕的同学、教师、记者。
（七）发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国民政府为平抑民愤，粉饰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义故作姿态：
（一）电告四川、广东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
（二）通令重庆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闻自由及记者安全”。这是骗人的官样文章。
人抓了，又抓这么多，学生的态度却更趋坚决，社会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怎么办？重庆当局尽管绞尽脑汁，也很难拿出被捕人员的“犯罪事实”。而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各院校、各报馆负责人会议上已经正式表示“正在迅速侦讯，即可公布”。重庆警备司令部实在无可奈何，乃决定于6月5日释放第一批被捕人员，以后分几批陆续“交保”释放，但有20多人被军警宪特死死抓住不肯释放，直至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经有关方面营救，才被释放。重大张现华、乡建杨翱、陈诗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张永昌等人，则被关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成都：四川大学等声援“五二”的斗争
四川大学（简称川大）从峨眉山迁回成都后，在西南地区越来越享有盛誉；从成都波澜壮阔的学运来说，它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南京发生“五二”血案后，消息传到成都，群情激愤，川大学生连日举行声援活动。
5月24日晚，川大新闻线社、自由新闻社等六个进步社团举行时事座谈会，由袁家兴主持，参加者约100人。会议介绍“五二”血案真相后，商讨声援事项，发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华、蒋国基、刘光书最为激烈。当时四川省会警察局档案这样记载：“惟何富华、蒋国基先后曾作煽动性之战局与经济危机报告，更一再强调：‘此时不应再多沉默畏缩，共军近来战势得利，望同学务希把握时机，值此反内战呼声遍及全国，对当局实应作有力抗议。黎明来临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许最黑暗，望同学们对一切困难更应忍耐，勿退缩犹豫。’继之刘光书发言，一再声称我们的口号应‘坚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反内战、反饥饿’等语，一时空气异常热烈，掌声四起。”与会的社团草拟了抗议书，分寄全国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与学社、时事研导社、旭光学术研究社等进步社团召开“中国当前教育之危机”讨论会，讨论京沪平津学生运动，声援“五二”血案。会议由刘光书主持，参加者约400人，并邀请彭迪先、朱剑农、卢剑波、胡鉴民、黄宪章、刘盛亚等六教授指导，气氛异常热烈。彭迪先教授大声疾呼：“时候到了，勿多犹豫。我们应在谨慎中尽力去干，这是学生今天分内的职责。大学生更应居于领导地位。”会场掌声四起。接着，七个学生发言，他们强调加强各社团的联络，采取更有力的声援；要求教育经费增加到预算的15%；改善教育制度，普及公费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惩办“五二”凶手。会议历两小时，在“要求和平！”“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声中散会。
连日，川大进步社张贴了不少墙报、简报，报道全国各地学运动态，声援“五二”的斗争。川大12个社团发表《为声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学书》。成都许多学校学生纷纷串联，准备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大游行。川大各社团、系会还研究决定5月30日在川大先举行集会，然后参加全市集会游行。
与此同时，乙种会报（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报）在邓锡侯主持下进行紧急密商，部署“六一”大逮捕；川大三青团干事长也召集三青团骨干开会，策划破坏川大30日大会。
5月30日晚，由离离草社等20多个社团在大礼堂召开川大响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大会。大会由李安澜主持，程天泽司仪，农经系教授刘运筹特邀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李安澜致开幕词，他说，川大为西南最高学府，要发动本市各大中学校参加斗争。
李安澜话音刚落，经济系三青团骨干学生×××跳上主席台抢夺话筒，一伙三青团学生嚎叫助威。李安澜阻止他抢夺话筒，发生争吵，会场大乱。一些进步学生上台保卫教授和大会主持人。台下学生发出一片怒吼：“×××滚下来！”“×××滚下来！”一些三青团骨干学生也想跳上台去，但被台下学生团团围住。×××在台上摆出想大打出手的架势，拍着腰间的“硬火”（手枪），叫喊：“今天要打死几个！”学生不畏强暴，继续与他们斗争。这时，李安澜等在台上商议后，决定改集会为游行。学生走出大礼堂后，刘光书指挥整队，女生走在前列，五人一排。有的学生跑回宿舍，取来被单，赶制出“反饥饿！反内战！”横幅，队伍以此为前导，手挽着手，昂首阔步，绕川大校园游行，口号声响彻云霄：“声援‘五二’！严惩凶手！保障人身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反对法西斯专政！”“特务滚出学校去！”
5月31日，李安澜等学生代表向校长黄季陆请愿，要求惩办肇事凶手×××，并宣布罢课一天；教授44人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同学罢课的正义行动。这时，进步学生接到通知，军警宪特可能在成都、在全国进行大逮捕，要求“民协”会员隐蔽精干，不再举行集会游行。进步学生旋即进行疏散转移。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档案记载：华西、协和高中、川大、华英女中、成华大学等校学生代表31日在华西大学外籍教授住宅集会，作出响应“六二”等决议，华西大学国民党、三青团乃与之相对抗，策动之事件未实现。
成都“六一”大逮捕
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报（即“乙种会报”，又称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委会）5月26日接到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发来的紧急密电，命令在6月3日前，将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成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这就是对付“六二”罢课游行的“大行动”。
次日，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简称川调室）也接到南京中统局同样内容的特急密电。29日午后，“乙种会报”又接到“官邸会报”秘书处极机密的紧急电令：电到立即将平日各特务机关调查登记有案的共产党和民盟分子名单准备完妥，派人复查确实住地并进行监视，按指定时间执行逮捕。
30日上午，“乙种会报”举行紧急会议，由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社会处长、保安处长，“乙种会报”代主任秘书，成都警备部司令，省会警察局长、省水上警察司长，成都市长，成都稽查处处长，川康绥署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处处长，中统川调室主任，军统保密局蓉站站长，宪兵第二团副团长，三青团四川支团部干事长等，加上各有关单位的列席人员共30多人。会议由“乙种会报”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宣读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的紧急密电后，讨论并作出下列决定：
1.由省特委会（即“乙种会报”）、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成都稽查处等单位，分别提供逮捕名单，经共同审核确定后，送邓锡侯最后裁决。2.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指挥部。
3.执行逮捕时宣布临时戒严。
4.由省特委会密电全省各专区、市、县特委会同时实施统一逮捕行动。
5.行动经费暂定1000万元，由省政府支付。
30日下午，临时行动委员会开会，具体研究这次大逮捕的行动分工和一切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31日，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召集中统川调室、军统蓉站、稽查处、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等单位头目以及各行动组主管情报、行动、审讯等负责人，根据各单位提供的名单，逐个讨论并确定了拟在成都逮捕的黑名单（约100人）。
6月1日上午，邓锡侯召集党、政、军、特、宪、警等执行单位头子开会，最后商讨、圈定逮捕名单。邓提出区分“必须逮捕”“暂不逮捕”或“不逮捕”的圈定原则，让大家讨论。稽查处处长周导予、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川康绥署二处处长罗伯轮、中统川调室主任邵平等主张：只要是多数单位提出，认为有明显活动的共产党、民主党派主要和重大嫌疑的人，一律圈入。但是，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大校长黄季陆主张不要逮捕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他说：“武汉才发生大的学潮，各地学生闹事，政府正难于处理，近来成都各学校还算平静，若来一个大逮捕，惹出一场风波，只会给政府增加麻烦。”他并一再表示：“学校方面，不宜行动。”刘、李、周坚决反对黄的意见，刘说：“闹学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是一批学生和教授，怕出事，迟早要出大事。”李说：“一些教授、学生正是共产党、民盟主要分子，各单位都呈报中央存案，不逮捕，对中央交代不过去。”双方坚持己见。邓锡侯说：“黄主任委员的意见，值得考虑！值得考虑！”
在逐个圈点名单时，邓锡侯看到张志和、范朴斋、田一平、杨伯恺、于渊等名字时，迟疑起来，说：“这些人情况我很清楚，虽是民盟负责人，其实没有什么。”刘、李、周等人竭力反对，说：“这几个人，正是民盟重要分子，田一平还是共产党员，怎么说没有什么呢？”邓仍然犹豫，但经不起这些人反对，最后还是圈定了。但是，他提出张志和、范朴斋由他亲自处理，叫大家不要管。至于川大和其他各校的进步教授黄宪章、彭迪先、李相符、邓初民，以及学生胡谦、刘光书、刘传森等40人，均未圈入。
省特委会当天又接到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密电，限6月1日午夜12时开始行动，6月2日拂晓前完成逮捕任务。
6月1日晚11时，全市戒严。参加捕人的军、警、宪、特单位几乎全体人员都参加了。零时整，行动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行动组即开始行动。一时口令声、撞门声、吆喝声、警车呼啸声响成一片，把好端端的成都市变成乌云满天、阴森恐怖的鬼蜮世界。这次大逮捕共捕60余人，被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杨伯恺、于渊（即于帮齐）、孙蕴实（即孙文石）、刘星垣（成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和其他革命人士，多数是新闻、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此外，张志和、范朴斋二人被邓锡侯用他的小汽车弄到东门外牛市口“厚生农场”――他的别墅软禁起来。
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贡、宜宾、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等地区，在当地特委会的主持下，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有的捕数人，也有的捕十多人，都由当地特委会报经省特委会进行处理。这次大逮捕中被捕者，除一部分人被认为情节较轻，迫令办理所谓“自首”“自新”手续，准许陆续交保释放外，其余大部分都被长期关押，受尽残酷的折磨。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十多人，如田一平、孙蕴实、罗启维、刘慕宇、张大昌等，被关押到重庆行辕二处渣滓洞监狱，1949年3月始被释放；而杨伯恺、于渊、王伯高等人，则长期囚禁于省特委会监狱，备受折磨、摧残，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杀害。
第九节 不反内战无饱饭，谁主内战是罪人（四）
武汉：“五二二”联合大游行
为了响应京沪苏杭“抢救教育危机，争取和平”的号召，5月18日，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了“教育经费问题与公费问题”座谈会。19日，召开了“和平运动促进大会”，邬何良、梁园东、缪朗山、金克木、陈家芷、朱君允（女）等教授应邀参加，会上决定自5月19日起罢课三天，同时召开学生大会，通过《为响应和平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公费数额宣言》，要求，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立即重新和谈；要求政府保障人权；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学生生活水准；增加公费数额；+拨给充足的外汇购买仪器设备。
南京“五二”血案后，消息传来，武大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学生自治会立即约请华中大学、省农学院、省医学院、武昌艺专等校代表开会，决定于5月22日举行联合大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暴行。
与此同时，武汉军政当局为破坏武汉学运，也作了一系列部署。5月中旬，武大三青团和青年军就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把武大三青团和青年军的活动统一起来，并密谋了破坏学运的方略，成立了与学运相对抗的组织机构。“五二二”游行前夕，三青团湖北支团部听取了武大三青团的汇报，并指使它组织青年军渗进游行队伍进行破坏；省政府也召集武汉各大、中学校训导人员开会，指示各校“防范”学潮，并决定用停航封江的办法来阻止学生的游行。
22日8时50分，武大学生1700多人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从珞珈山出发，徒步进城，先往武昌阅马场，与其他兄弟校汇合后，过江到汉口游行示威，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主席团在途中得悉，华大学生遭到阻挠，故在阅马场未作停留，即长驱入城。经大东门时，就有一批没带武器、没佩符号的军警约40多人随行“保护”；至东厂口广场时，“适遇”军队某部举行演习，机枪密布，如临大敌，甚为紧张，幸学生均能镇静，未生事端。学生一路高呼口号，高唱《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散发传单，并在人群密集处作街头演讲，揭露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制造“五二”血案，博得广大市民的同情。
华中大学由于校方以高压手段威胁，因此大部分学生未能参加游行，但当武大游行队伍路经该校校门时，仍有学生数十人不顾高压，宁愿牺牲学分，参加了游行。当游行主席团宣布华大同学参加游行队伍时，欢呼声迭起，掌声雷动，游行队伍接应华大同学后，取道粮道街青龙巷到达汉阳门，准备渡江，但轮渡皆停泊于北岸，停航封江了，即使是小帆船亦被军警禁止泊岸。
重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工校教授会发表了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的《紧急宣言》。
重大、女师院等先后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6月9日，重大、女师院、乡建学院、西南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校、华西女职校、民建中学、市一中、适存中学、文德女中、蜀都中学、建川中学等学校，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简称“后援会”），赖松（女师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了领导工作。“后援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庆当局无条件释放“六一”被捕的师生、记者等，不达目的，即无限期罢课、罢考。“后援会”成立八天后在重大招待记者，报告营救被捕者的办法：
（一）先派代表联合请愿，如三日内全体被捕师生未获释，参加本会各校就集体请愿。
（二）如请愿无圆满结束，则派代表赴南京请愿。
（三）以本会名义与京沪平津和其他各地学校联系，采取一致行动。
（四）以本会名义呼吁本市各校教师声援。
（五）派代表慰问本市受伤、被捕的同学、教师、记者。
（六）慰问全国各地受伤、被捕的同学、教师、记者。
（七）发表《宣言》，揭露“六一”暴行。
国民政府为平抑民愤，粉饰太平，匆匆以行政院名义故作姿态：
（一）电告四川、广东及其他各省政府，重申“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
（二）通令重庆市政府及其他省政府，要“保障新闻自由及记者安全”。这是骗人的官样文章。
人抓了，又抓这么多，学生的态度却更趋坚决，社会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怎么办？重庆当局尽管绞尽脑汁，也很难拿出被捕人员的“犯罪事实”。而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各院校、各报馆负责人会议上已经正式表示“正在迅速侦讯，即可公布”。重庆警备司令部实在无可奈何，乃决定于6月5日释放第一批被捕人员，以后分几批陆续“交保”释放，但有20多人被军警宪特死死抓住不肯释放，直至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经有关方面营救，才被释放。重大张现华、乡建杨翱、陈诗伯、川教院易仲康、求精张永昌等人，则被关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解放前夕“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成都：四川大学等声援“五二”的斗争
四川大学（简称川大）从峨眉山迁回成都后，在西南地区越来越享有盛誉；从成都波澜壮阔的学运来说，它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南京发生“五二”血案后，消息传到成都，群情激愤，川大学生连日举行声援活动。
5月24日晚，川大新闻线社、自由新闻社等六个进步社团举行时事座谈会，由袁家兴主持，参加者约100人。会议介绍“五二”血案真相后，商讨声援事项，发言者不少，其中以何富华、蒋国基、刘光书最为激烈。当时四川省会警察局档案这样记载：“惟何富华、蒋国基先后曾作煽动性之战局与经济危机报告，更一再强调：‘此时不应再多沉默畏缩，共军近来战势得利，望同学务希把握时机，值此反内战呼声遍及全国，对当局实应作有力抗议。黎明来临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许最黑暗，望同学们对一切困难更应忍耐，勿退缩犹豫。’继之刘光书发言，一再声称我们的口号应‘坚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反内战、反饥饿’等语，一时空气异常热烈，掌声四起。”与会的社团草拟了抗议书，分寄全国各地。
5月23日，川大教与学社、时事研导社、旭光学术研究社等进步社团召开“中国当前教育之危机”讨论会，讨论京沪平津学生运动，声援“五二”血案。会议由刘光书主持，参加者约400人，并邀请彭迪先、朱剑农、卢剑波、胡鉴民、黄宪章、刘盛亚等六教授指导，气氛异常热烈。彭迪先教授大声疾呼：“时候到了，勿多犹豫。我们应在谨慎中尽力去干，这是学生今天分内的职责。大学生更应居于领导地位。”会场掌声四起。接着，七个学生发言，他们强调加强各社团的联络，采取更有力的声援；要求教育经费增加到预算的15%；改善教育制度，普及公费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惩办“五二”凶手。会议历两小时，在“要求和平！”“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声中散会。
连日，川大进步社张贴了不少墙报、简报，报道全国各地学运动态，声援“五二”的斗争。川大12个社团发表《为声援“五二血案”告全校同学书》。成都许多学校学生纷纷串联，准备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大游行。川大各社团、系会还研究决定5月30日在川大先举行集会，然后参加全市集会游行。
与此同时，乙种会报（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报）在邓锡侯主持下进行紧急密商，部署“六一”大逮捕；川大三青团干事长也召集三青团骨干开会，策划破坏川大30日大会。
5月30日晚，由离离草社等20多个社团在大礼堂召开川大响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大会。大会由李安澜主持，程天泽司仪，农经系教授刘运筹特邀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李安澜致开幕词，他说，川大为西南最高学府，要发动本市各大中学校参加斗争。
李安澜话音刚落，经济系三青团骨干学生×××跳上主席台抢夺话筒，一伙三青团学生嚎叫助威。李安澜阻止他抢夺话筒，发生争吵，会场大乱。一些进步学生上台保卫教授和大会主持人。台下学生发出一片怒吼：“×××滚下来！”“×××滚下来！”一些三青团骨干学生也想跳上台去，但被台下学生团团围住。×××在台上摆出想大打出手的架势，拍着腰间的“硬火”（手枪），叫喊：“今天要打死几个！”学生不畏强暴，继续与他们斗争。这时，李安澜等在台上商议后，决定改集会为游行。学生走出大礼堂后，刘光书指挥整队，女生走在前列，五人一排。有的学生跑回宿舍，取来被单，赶制出“反饥饿！反内战！”横幅，队伍以此为前导，手挽着手，昂首阔步，绕川大校园游行，口号声响彻云霄：“声援‘五二’！严惩凶手！保障人身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反对法西斯专政！”“特务滚出学校去！”
5月31日，李安澜等学生代表向校长黄季陆请愿，要求惩办肇事凶手×××，并宣布罢课一天；教授44人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同学罢课的正义行动。这时，进步学生接到通知，军警宪特可能在成都、在全国进行大逮捕，要求“民协”会员隐蔽精干，不再举行集会游行。进步学生旋即进行疏散转移。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档案记载：华西、协和高中、川大、华英女中、成华大学等校学生代表31日在华西大学外籍教授住宅集会，作出响应“六二”等决议，华西大学国民党、三青团乃与之相对抗，策动之事件未实现。
成都“六一”大逮捕
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报（即“乙种会报”，又称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委会）5月26日接到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发来的紧急密电，命令在6月3日前，将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成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这就是对付“六二”罢课游行的“大行动”。
次日，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简称川调室）也接到南京中统局同样内容的特急密电。29日午后，“乙种会报”又接到“官邸会报”秘书处极机密的紧急电令：电到立即将平日各特务机关调查登记有案的共产党和民盟分子名单准备完妥，派人复查确实住地并进行监视，按指定时间执行逮捕。
30日上午，“乙种会报”举行紧急会议，由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社会处长、保安处长，“乙种会报”代主任秘书，成都警备部司令，省会警察局长、省水上警察司长，成都市长，成都稽查处处长，川康绥署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处处长，中统川调室主任，军统保密局蓉站站长，宪兵第二团副团长，三青团四川支团部干事长等，加上各有关单位的列席人员共30多人。会议由“乙种会报”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宣读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的紧急密电后，讨论并作出下列决定：
1.由省特委会（即“乙种会报”）、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成都稽查处等单位，分别提供逮捕名单，经共同审核确定后，送邓锡侯最后裁决。2.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指挥部。
3.执行逮捕时宣布临时戒严。
4.由省特委会密电全省各专区、市、县特委会同时实施统一逮捕行动。
5.行动经费暂定1000万元，由省政府支付。
30日下午，临时行动委员会开会，具体研究这次大逮捕的行动分工和一切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31日，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召集中统川调室、军统蓉站、稽查处、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等单位头目以及各行动组主管情报、行动、审讯等负责人，根据各单位提供的名单，逐个讨论并确定了拟在成都逮捕的黑名单（约100人）。
6月1日上午，邓锡侯召集党、政、军、特、宪、警等执行单位头子开会，最后商讨、圈定逮捕名单。邓提出区分“必须逮捕”“暂不逮捕”或“不逮捕”的圈定原则，让大家讨论。稽查处处长周导予、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省特委会代主任秘书李白英、川康绥署二处处长罗伯轮、中统川调室主任邵平等主张：只要是多数单位提出，认为有明显活动的共产党、民主党派主要和重大嫌疑的人，一律圈入。但是，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大校长黄季陆主张不要逮捕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他说：“武汉才发生大的学潮，各地学生闹事，政府正难于处理，近来成都各学校还算平静，若来一个大逮捕，惹出一场风波，只会给政府增加麻烦。”他并一再表示：“学校方面，不宜行动。”刘、李、周坚决反对黄的意见，刘说：“闹学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是一批学生和教授，怕出事，迟早要出大事。”李说：“一些教授、学生正是共产党、民盟主要分子，各单位都呈报中央存案，不逮捕，对中央交代不过去。”双方坚持己见。邓锡侯说：“黄主任委员的意见，值得考虑！值得考虑！”
在逐个圈点名单时，邓锡侯看到张志和、范朴斋、田一平、杨伯恺、于渊等名字时，迟疑起来，说：“这些人情况我很清楚，虽是民盟负责人，其实没有什么。”刘、李、周等人竭力反对，说：“这几个人，正是民盟重要分子，田一平还是共产党员，怎么说没有什么呢？”邓仍然犹豫，但经不起这些人反对，最后还是圈定了。但是，他提出张志和、范朴斋由他亲自处理，叫大家不要管。至于川大和其他各校的进步教授黄宪章、彭迪先、李相符、邓初民，以及学生胡谦、刘光书、刘传森等40人，均未圈入。
省特委会当天又接到南京“官邸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密电，限6月1日午夜12时开始行动，6月2日拂晓前完成逮捕任务。
6月1日晚11时，全市戒严。参加捕人的军、警、宪、特单位几乎全体人员都参加了。零时整，行动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行动组即开始行动。一时口令声、撞门声、吆喝声、警车呼啸声响成一片，把好端端的成都市变成乌云满天、阴森恐怖的鬼蜮世界。这次大逮捕共捕60余人，被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杨伯恺、于渊（即于帮齐）、孙蕴实（即孙文石）、刘星垣（成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和其他革命人士，多数是新闻、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此外，张志和、范朴斋二人被邓锡侯用他的小汽车弄到东门外牛市口“厚生农场”――他的别墅软禁起来。
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贡、宜宾、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等地区，在当地特委会的主持下，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有的捕数人，也有的捕十多人，都由当地特委会报经省特委会进行处理。这次大逮捕中被捕者，除一部分人被认为情节较轻，迫令办理所谓“自首”“自新”手续，准许陆续交保释放外，其余大部分都被长期关押，受尽残酷的折磨。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十多人，如田一平、孙蕴实、罗启维、刘慕宇、张大昌等，被关押到重庆行辕二处渣滓洞监狱，1949年3月始被释放；而杨伯恺、于渊、王伯高等人，则长期囚禁于省特委会监狱，备受折磨、摧残，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杀害。
第九节 不反内战无饱饭，谁主内战是罪人（四）
武汉：“五二二”联合大游行
为了响应京沪苏杭“抢救教育危机，争取和平”的号召，5月18日，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了“教育经费问题与公费问题”座谈会。19日，召开了“和平运动促进大会”，邬何良、梁园东、缪朗山、金克木、陈家芷、朱君允（女）等教授应邀参加，会上决定自5月19日起罢课三天，同时召开学生大会，通过《为响应和平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公费数额宣言》，要求，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立即重新和谈；要求政府保障人权；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学生生活水准；增加公费数额；+拨给充足的外汇购买仪器设备。
南京“五二”血案后，消息传来，武大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学生自治会立即约请华中大学、省农学院、省医学院、武昌艺专等校代表开会，决定于5月22日举行联合大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暴行。
与此同时，武汉军政当局为破坏武汉学运，也作了一系列部署。5月中旬，武大三青团和青年军就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把武大三青团和青年军的活动统一起来，并密谋了破坏学运的方略，成立了与学运相对抗的组织机构。“五二二”游行前夕，三青团湖北支团部听取了武大三青团的汇报，并指使它组织青年军渗进游行队伍进行破坏；省政府也召集武汉各大、中学校训导人员开会，指示各校“防范”学潮，并决定用停航封江的办法来阻止学生的游行。
22日8时50分，武大学生1700多人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从珞珈山出发，徒步进城，先往武昌阅马场，与其他兄弟校汇合后，过江到汉口游行示威，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主席团在途中得悉，华大学生遭到阻挠，故在阅马场未作停留，即长驱入城。经大东门时，就有一批没带武器、没佩符号的军警约40多人随行“保护”；至东厂口广场时，“适遇”军队某部举行演习，机枪密布，如临大敌，甚为紧张，幸学生均能镇静，未生事端。学生一路高呼口号，高唱《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散发传单，并在人群密集处作街头演讲，揭露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制造“五二”血案，博得广大市民的同情。
华中大学由于校方以高压手段威胁，因此大部分学生未能参加游行，但当武大游行队伍路经该校校门时，仍有学生数十人不顾高压，宁愿牺牲学分，参加了游行。当游行主席团宣布华大同学参加游行队伍时，欢呼声迭起，掌声雷动，游行队伍接应华大同学后，取道粮道街青龙巷到达汉阳门，准备渡江，但轮渡皆停泊于北岸，停航封江了，即使是小帆船亦被军警禁止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