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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2)
29军在卢沟桥战场上牺牲的将士是数以百计的，但是有两名将军的英名国人深记不忘。他们就是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二将军是抗日战争初期最早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将领，他们大节凛然，以血肉之躯捍国为民，是两座永放光辉的丰碑。
他们都是在北平大红门殉国的。时间是1937年7月28日……
7月27日，宋哲元下达了两个命令：
让29军军部从南苑迁入北平城内；同时调正在河北任丘守防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地区指挥官。
南苑已处在了日军的重兵包围下，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驻扎南苑的中国守兵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9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5000余人。
毫无疑问，赵登禹肩上的责任是很艰巨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深知守住南苑阵地之艰难，便没有随军部进城，留了下来。在这之前，南苑驻军是由他和冯治安师长指挥的。
佟、赵决心死守南苑不放。激战前夕，他俩互诉心声。
佟：“敌人既然找上门来捣乱，那我们就和它拼个死活。这是不能含糊的！”
赵：“不要看敌人气势汹汹的像只恶虎，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它打得落花流水了？这一回，它同样占不了便宜。”
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30余架飞机，向南苑发起了猛烈进攻，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当日军行至我军阵地前200米处时，他率领部队挥舞大刀，向敌人冲杀。敌人被这犹如从天而降的闪着寒光的大刀林吓得魂飞魄散，节节败退。我军紧追不放。
这时，日军用猛烈的炮火阻击赵部的追击。为避免官兵无谓的牺牲，赵登禹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赵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会趁我军停止追击之际大耍威风，反追而来。他便急令预备队增援，之后，他则一手握着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向前冲杀。官兵们见师长如此英勇，大受鼓舞，就又振作起来，一鼓作气，将敌人驱退了一里多路，敌人伤亡不小，尸体暴晒路野。
果然日军败而不死，他们的炮火再次向赵部猛轰。南苑一带全是无遮无挡的平川地，无险可守，赵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不少官兵受伤甚至战亡。不得已赵登禹率部队退回原地。
就在赵部撤退的路上，敌机猛烈地轰炸扫射。赵见部队已无退路可走，便又带领所部向日军进攻，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赵部只得且战且退，伤亡较大。
不到六个小时，南苑的大部分地盘就落入日军手中。
宋哲元下令让赵部撤退至北平城内。
这阵子，佟麟阁在指挥所里正心急如火地等待着赵登禹的消息，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使他无法统一指挥。焦急之中，军部传令兵报告：军部已下令让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日军在大红门一带追击后撤的我军。
佟麟阁立刻率兵到大红门附近去指挥掩护后撤的部队。
大红门是一片闹闹嚷嚷兵的世界，撤退的各部队没有统一的安排，无人指挥，无人掩护，秩序混乱。佟指挥自己的卫队首先阻止这种毫无秩序的后撤，随即命令：不论是哪个部队的士兵现在都统一编组，凡是军官就出来指挥。兵们见到了自己的副军长，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了数，便静下来，按照佟的命令，很快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沿着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撤退。
佟麟阁仍留在大红门，他在一个小土山上设置望哨，一面观察部队的后撤情况，一面监视敌人的动向，中午一时许，部队已经撤退完了，他才和几个随从卫兵一起向北平城撤去。
途中，他们与一股日军遭遇，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对射中，佟麟阁腿部中弹，流血不止。部属劝他稍退裹伤，他拒绝了部属的要求，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佟继续指挥大家转移，此时，日军的飞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他的头部被击中，当时倒下，壮烈殉国，时年45岁。
赵登禹领部队继续向城内行进，当他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外，埋伏在两侧的日军突然用机枪扫射起来，他来不及反击，身中五弹，倒在农田中。稍停，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得惊慌，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别的心事了。”说罢，他便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佟麟阁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冒着炮火的危险到永定门外，将他的遗体运回北平城里。当时人们看到，佟将军的左小臂被炸没了，头、胸、背部满是弹痕和血迹，将军的儿子和女儿流着眼泪用棉花为父亲擦去满脸的血。谁料，次日北平就被日军占领，鬼子四处搜捕，佟将军的灵柩无法安葬。当时，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中有一老和尚，敬慕佟将军为国牺牲的行动，收留了将军的灵柩，悄悄安置在寺中，保守秘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佟麟阁的灵柩被安葬在他曾生活过的地方――北京香山南麓的山坡上。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北京西城的一条马路被命名为“佟麟阁路”。
赵登禹殉职后，北平红十字会将他遗体就地掩埋。抗战胜利了，何基沣回到北平，将赵将军和29军抗日阵亡的将士忠骸移到卢沟桥畔，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
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奖令，追赠佟、赵两将将军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原文如下：
“陆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陆军第133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前于北伐剿匪及喜峰口诸役，均能克敌制胜，懋著勋猷。此次在平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佟麟阁、赵登禹均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
毛泽东对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领大会上的演说中说：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怀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丹桂、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汉奸殷汝耕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要把这个偏离北平的地方经营成日军的避风港。难怪人称他是鬼子的保镖。
尽管有殷汝耕保驾，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仍然心虚得要命，他总是担心有一天29军会进攻通州，自己命丧黄泉。一日，细木繁特地把驻守通州的冀东保安队两位首领张庆余、张砚田召来，商讨防守事宜。当他忧心忡忡地道出自己的担心之后，二张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向细木繁保证说：
“我们有信心配合皇军打垮29军，请长官放心，通州不会成为29军的天下。”
细木繁眉毛上挂满了笑，他就爱听这样的话。他赞扬二张：“你们是大大的好人，皇军的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随后，细木繁又问起二张还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张庆余便顺坡爬竿，提出了一个要求：“目前保安队兵力很分散，驻守在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这么长的战线战守均无把握，依我之见，把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在通州待命，这样通州就变成铜墙铁城，谁也攻不破它。”
细木繁对二张的“忠心”深信不疑，当即批了他们所请。
很快，散居在各地的保安队便集中在了通州。细木繁又给他们配发了三八式机枪若干及大量的弹药、服装、现款。数日后，住在外地的一些日侨也集中到了通州。日军确实把冀东保安队当成了“自己人”。其实，细木繁完全是自作多情，张庆余和张砚田根本和他不是一条心，他俩做梦都谋算着如何把殷汝耕和日军干掉……
冀东保安队就是原来的河北特警总队，1935年5月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后来，于学忠率51军调往西北，因总队系地方武装，没有与外军同行。于学忠在离开河北之前，曾秘密召见二张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四个月后，冀东伪政权出笼，保安队便归伪政权统辖。二张成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自觉脸上无光。全国上下都在切齿痛斥殷汝耕卖国投降的恶劣行径，张庆余的儿子深觉先父在伪政权中做事是奇耻大辱，便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张庆余与张砚田处在众叛亲离的尴尬之中，迫于形势，又不便轻举，只得忍辱于心底，张庆余曾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宋哲元出任政务委会员委员长后，从旁侧得知二张的心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特将二张约请到天津旧英租界地17号路宋宅秘密会晤。宋对他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说明，请你们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立场坚定，不再动摇。”之后，宋哲元令萧振瀛给二张各一万元。从此，保安队与29军一直保持秘密往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一触即发。二张瞅着时机，随时准备揭竿起义，向通州的日寇发起攻击……
现在，通州汇集着一万多名保安队员，张庆余等一面调动、部署队伍，一面暗中对自己的骨干分子进行动员，做好准备起义的工作。
7月28日夜里12时，二张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随之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冲进冀东伪政府，生擒了大汉奸殷汝耕。与此同时，另一部分队伍前往西仓的日本兵营，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细木繁带领数十名特务抗拒，并威胁冲他而来的保安队官兵：“你们不要算计错了，皇军一到，每一个捣乱的人都别想活命。”保安队的官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鬼话，当即向细木繁开枪，他当场被击毙。保安队占领了特务机关。
西仓的日军兵营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保安队久攻不下。这里集中着日军三百余人，还有宪兵、特警和日侨。此时已是29日凌晨，张庆余心急如焚，他决定用火攻拿下西仓。于是，他下令点燃了兵营附近的一个汽油库，霎时火势冲天，浓烟四起，日兵在里面嚎啕怪叫，绝大多数被保安队歼灭在烈火中。日军的报复是凶残的。
29日上午12时，日军24架轰炸机开始扫射保安队，从中午直到黄昏，轮番轰炸，七个小时不停。整个通州成了一片火海，无任何防空设备的保安队伤亡极大，不少人脱去军装，弃城逃离。通州城里的保安队越来越少，越战越乱。连张砚田也逃走了。
这时，日寇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开了上来。
天快黑了，张庆余毅然决定放弃通州，投奔29军。夜幕中，保安队兵分两路向北平撤退，行至城下，方知29军已撤向保定。张庆余只得率领队伍通过北郊向门头沟转移。
日军的追击与堵截一直没有停止。
在安定门以西，保安队与日军铃木旅团遭遇，敌人的数十辆装甲车凶狠地向保安队开去，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正是在这场混乱的交战中，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冲散，这个汉奸乘机逃走。他什么也不顾了，绊绊磕磕地一口气跑到永定门外后才收慢了脚步，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第二天他直接给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救，今井武夫通知汉奸、公安局长潘毓桂开启城门，派日本使馆武官把殷汝耕带进城保护起来。
后来，保安队化整为零，分散为120个小组，趁着夜色分批突围，奔赴保定。到保定时只剩下了4000多人。宋哲元握着张庆余的手叹息不止：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猝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
就在冀东保安队反正的同一时间里，驻守天津的29军和天津保安队，也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响了天津保卫战。
7月下旬，天津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领北平，扼住平汉、平绥铁路，然后再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兵力夹击天津驻军――29军的38师。现在他们要把这种愿望迅速变为现实：日军已经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占领了塘沽码头和天津火车站；并从26日开始修筑以东站到东局子兵营长达10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了步兵、炮兵外，至28日下午已有160余架飞机停在机场；不分昼夜地进行占领天津的战术演习……
大战迫在眉睫。38师已经与北平失去了联系。27日，李文田副师长召集中国驻天津的所有军队首领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毅然决定：主动出击日军，在攻其不备的制敌中力争取胜。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
天津抗战的枪声于28日凌晨在朦胧的朝霞中打响。
初战告捷。宁殿武队长率领的保安一中队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400余人多次的死拼硬抗，夺取了东站；偷袭天津总站的战斗也很顺利。随之，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相比之下，攻占东局子机场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深夜，官兵们每人携带一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大汗淋漓地冲进了机场。睡在飞机底下的日军飞行员被枪声惊醒后立即发动飞机，准备逃跑。官兵们将汽油泼到飞机上，准备点燃。谁知汗湿了的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只有一架飞机点着了。战士们便用手撕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去引火，这样，有十多架飞机被烧着了。没有着火的飞机起飞后在机场上空乱窜，像无头的苍蝇。守卫机场的日军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根本不敢露面。
处于闹市中心的海光寺驻着日军一个联队，有坚固的工事，还有十几门炮，是个很难啃的碉堡。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率领本团兵力，在保安3中队的配合下，前仆后继，几经冲锋，也未拿下。后来，鬼子龟缩在墙高垒固的兵营内，敌我双方便僵持起来。天一亮，日军就出动九架飞机向中国军队扫射。双方几进几退后，我军从海光寺外围撤离。海光寺虽未攻占，但伤了敌人元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28日凌晨3时许，盘踞塘沽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配置于海河堤岸的数十门大炮，突然向大沽口开火，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及驻守大沽的29军某部。随后，敌登陆舰十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使日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天津驻军打击日军的枪炮声以及取得的胜利，给天津人民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希望。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冲出家门，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慰问29军和保安队。有的送去茶水、西瓜、饭菜以及手巾、鞋袜；市内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几乎全部出动给中国军队运送弹药或食品；巡捕们也主动拉开设在路口的拒马，让部队和汽车通过。不少群众在支援部队的火线上流血负伤，甚至壮烈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9日攻占公大第七厂的那场战斗。
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36年秋天被日商吞并，易名为公大第七厂。日本人侵吞“新纺”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些侵略中国的战争魔王首先考虑的是军事。“七七”事变后，果然这里成了日本的军事基地，他们的许多枪支弹药以至军队都在这儿集散。工人们受不了这种欺辱，他们盼着中国军队进入天津，赶走洋鬼子。有的工人偷偷与附近的29军联系，反映情况，倾诉希望。后来，便有数名官兵化装成泥瓦工多次混进厂内侦察情况，作好夺厂战斗的准备。29日的天津之战中，100多名保安队员从事先侦察好的厂西墙缺口处冲进厂来，然后分成三路进攻：第一路抢占全厂制高点――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打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战士们整整一天没吃饭，弹药也剩下不多了，可大家的拼杀勇气依然不减。
日军大规模的反扑也是从29日下午开始的。
香月清司责令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青木支队转向天津。下午二时许，日军开始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的电话总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
他们都是在北平大红门殉国的。时间是1937年7月28日……
7月27日，宋哲元下达了两个命令：
让29军军部从南苑迁入北平城内；同时调正在河北任丘守防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地区指挥官。
南苑已处在了日军的重兵包围下，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驻扎南苑的中国守兵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9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5000余人。
毫无疑问，赵登禹肩上的责任是很艰巨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深知守住南苑阵地之艰难，便没有随军部进城，留了下来。在这之前，南苑驻军是由他和冯治安师长指挥的。
佟、赵决心死守南苑不放。激战前夕，他俩互诉心声。
佟：“敌人既然找上门来捣乱，那我们就和它拼个死活。这是不能含糊的！”
赵：“不要看敌人气势汹汹的像只恶虎，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它打得落花流水了？这一回，它同样占不了便宜。”
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30余架飞机，向南苑发起了猛烈进攻，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当日军行至我军阵地前200米处时，他率领部队挥舞大刀，向敌人冲杀。敌人被这犹如从天而降的闪着寒光的大刀林吓得魂飞魄散，节节败退。我军紧追不放。
这时，日军用猛烈的炮火阻击赵部的追击。为避免官兵无谓的牺牲，赵登禹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赵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会趁我军停止追击之际大耍威风，反追而来。他便急令预备队增援，之后，他则一手握着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向前冲杀。官兵们见师长如此英勇，大受鼓舞，就又振作起来，一鼓作气，将敌人驱退了一里多路，敌人伤亡不小，尸体暴晒路野。
果然日军败而不死，他们的炮火再次向赵部猛轰。南苑一带全是无遮无挡的平川地，无险可守，赵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不少官兵受伤甚至战亡。不得已赵登禹率部队退回原地。
就在赵部撤退的路上，敌机猛烈地轰炸扫射。赵见部队已无退路可走，便又带领所部向日军进攻，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赵部只得且战且退，伤亡较大。
不到六个小时，南苑的大部分地盘就落入日军手中。
宋哲元下令让赵部撤退至北平城内。
这阵子，佟麟阁在指挥所里正心急如火地等待着赵登禹的消息，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使他无法统一指挥。焦急之中，军部传令兵报告：军部已下令让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日军在大红门一带追击后撤的我军。
佟麟阁立刻率兵到大红门附近去指挥掩护后撤的部队。
大红门是一片闹闹嚷嚷兵的世界，撤退的各部队没有统一的安排，无人指挥，无人掩护，秩序混乱。佟指挥自己的卫队首先阻止这种毫无秩序的后撤，随即命令：不论是哪个部队的士兵现在都统一编组，凡是军官就出来指挥。兵们见到了自己的副军长，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了数，便静下来，按照佟的命令，很快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沿着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撤退。
佟麟阁仍留在大红门，他在一个小土山上设置望哨，一面观察部队的后撤情况，一面监视敌人的动向，中午一时许，部队已经撤退完了，他才和几个随从卫兵一起向北平城撤去。
途中，他们与一股日军遭遇，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对射中，佟麟阁腿部中弹，流血不止。部属劝他稍退裹伤，他拒绝了部属的要求，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佟继续指挥大家转移，此时，日军的飞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他的头部被击中，当时倒下，壮烈殉国，时年45岁。
赵登禹领部队继续向城内行进，当他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外，埋伏在两侧的日军突然用机枪扫射起来，他来不及反击，身中五弹，倒在农田中。稍停，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得惊慌，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别的心事了。”说罢，他便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佟麟阁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冒着炮火的危险到永定门外，将他的遗体运回北平城里。当时人们看到，佟将军的左小臂被炸没了，头、胸、背部满是弹痕和血迹，将军的儿子和女儿流着眼泪用棉花为父亲擦去满脸的血。谁料，次日北平就被日军占领，鬼子四处搜捕，佟将军的灵柩无法安葬。当时，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中有一老和尚，敬慕佟将军为国牺牲的行动，收留了将军的灵柩，悄悄安置在寺中，保守秘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佟麟阁的灵柩被安葬在他曾生活过的地方――北京香山南麓的山坡上。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北京西城的一条马路被命名为“佟麟阁路”。
赵登禹殉职后，北平红十字会将他遗体就地掩埋。抗战胜利了，何基沣回到北平，将赵将军和29军抗日阵亡的将士忠骸移到卢沟桥畔，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
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奖令，追赠佟、赵两将将军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原文如下：
“陆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陆军第133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前于北伐剿匪及喜峰口诸役，均能克敌制胜，懋著勋猷。此次在平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佟麟阁、赵登禹均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
毛泽东对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领大会上的演说中说：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怀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丹桂、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汉奸殷汝耕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要把这个偏离北平的地方经营成日军的避风港。难怪人称他是鬼子的保镖。
尽管有殷汝耕保驾，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仍然心虚得要命，他总是担心有一天29军会进攻通州，自己命丧黄泉。一日，细木繁特地把驻守通州的冀东保安队两位首领张庆余、张砚田召来，商讨防守事宜。当他忧心忡忡地道出自己的担心之后，二张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向细木繁保证说：
“我们有信心配合皇军打垮29军，请长官放心，通州不会成为29军的天下。”
细木繁眉毛上挂满了笑，他就爱听这样的话。他赞扬二张：“你们是大大的好人，皇军的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随后，细木繁又问起二张还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张庆余便顺坡爬竿，提出了一个要求：“目前保安队兵力很分散，驻守在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这么长的战线战守均无把握，依我之见，把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在通州待命，这样通州就变成铜墙铁城，谁也攻不破它。”
细木繁对二张的“忠心”深信不疑，当即批了他们所请。
很快，散居在各地的保安队便集中在了通州。细木繁又给他们配发了三八式机枪若干及大量的弹药、服装、现款。数日后，住在外地的一些日侨也集中到了通州。日军确实把冀东保安队当成了“自己人”。其实，细木繁完全是自作多情，张庆余和张砚田根本和他不是一条心，他俩做梦都谋算着如何把殷汝耕和日军干掉……
冀东保安队就是原来的河北特警总队，1935年5月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后来，于学忠率51军调往西北，因总队系地方武装，没有与外军同行。于学忠在离开河北之前，曾秘密召见二张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四个月后，冀东伪政权出笼，保安队便归伪政权统辖。二张成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自觉脸上无光。全国上下都在切齿痛斥殷汝耕卖国投降的恶劣行径，张庆余的儿子深觉先父在伪政权中做事是奇耻大辱，便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张庆余与张砚田处在众叛亲离的尴尬之中，迫于形势，又不便轻举，只得忍辱于心底，张庆余曾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宋哲元出任政务委会员委员长后，从旁侧得知二张的心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特将二张约请到天津旧英租界地17号路宋宅秘密会晤。宋对他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说明，请你们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立场坚定，不再动摇。”之后，宋哲元令萧振瀛给二张各一万元。从此，保安队与29军一直保持秘密往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一触即发。二张瞅着时机，随时准备揭竿起义，向通州的日寇发起攻击……
现在，通州汇集着一万多名保安队员，张庆余等一面调动、部署队伍，一面暗中对自己的骨干分子进行动员，做好准备起义的工作。
7月28日夜里12时，二张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随之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冲进冀东伪政府，生擒了大汉奸殷汝耕。与此同时，另一部分队伍前往西仓的日本兵营，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细木繁带领数十名特务抗拒，并威胁冲他而来的保安队官兵：“你们不要算计错了，皇军一到，每一个捣乱的人都别想活命。”保安队的官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鬼话，当即向细木繁开枪，他当场被击毙。保安队占领了特务机关。
西仓的日军兵营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保安队久攻不下。这里集中着日军三百余人，还有宪兵、特警和日侨。此时已是29日凌晨，张庆余心急如焚，他决定用火攻拿下西仓。于是，他下令点燃了兵营附近的一个汽油库，霎时火势冲天，浓烟四起，日兵在里面嚎啕怪叫，绝大多数被保安队歼灭在烈火中。日军的报复是凶残的。
29日上午12时，日军24架轰炸机开始扫射保安队，从中午直到黄昏，轮番轰炸，七个小时不停。整个通州成了一片火海，无任何防空设备的保安队伤亡极大，不少人脱去军装，弃城逃离。通州城里的保安队越来越少，越战越乱。连张砚田也逃走了。
这时，日寇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开了上来。
天快黑了，张庆余毅然决定放弃通州，投奔29军。夜幕中，保安队兵分两路向北平撤退，行至城下，方知29军已撤向保定。张庆余只得率领队伍通过北郊向门头沟转移。
日军的追击与堵截一直没有停止。
在安定门以西，保安队与日军铃木旅团遭遇，敌人的数十辆装甲车凶狠地向保安队开去，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正是在这场混乱的交战中，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冲散，这个汉奸乘机逃走。他什么也不顾了，绊绊磕磕地一口气跑到永定门外后才收慢了脚步，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第二天他直接给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救，今井武夫通知汉奸、公安局长潘毓桂开启城门，派日本使馆武官把殷汝耕带进城保护起来。
后来，保安队化整为零，分散为120个小组，趁着夜色分批突围，奔赴保定。到保定时只剩下了4000多人。宋哲元握着张庆余的手叹息不止：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猝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
就在冀东保安队反正的同一时间里，驻守天津的29军和天津保安队，也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响了天津保卫战。
7月下旬，天津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领北平，扼住平汉、平绥铁路，然后再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兵力夹击天津驻军――29军的38师。现在他们要把这种愿望迅速变为现实：日军已经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占领了塘沽码头和天津火车站；并从26日开始修筑以东站到东局子兵营长达10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了步兵、炮兵外，至28日下午已有160余架飞机停在机场；不分昼夜地进行占领天津的战术演习……
大战迫在眉睫。38师已经与北平失去了联系。27日，李文田副师长召集中国驻天津的所有军队首领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毅然决定：主动出击日军，在攻其不备的制敌中力争取胜。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
天津抗战的枪声于28日凌晨在朦胧的朝霞中打响。
初战告捷。宁殿武队长率领的保安一中队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400余人多次的死拼硬抗，夺取了东站；偷袭天津总站的战斗也很顺利。随之，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相比之下，攻占东局子机场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深夜，官兵们每人携带一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大汗淋漓地冲进了机场。睡在飞机底下的日军飞行员被枪声惊醒后立即发动飞机，准备逃跑。官兵们将汽油泼到飞机上，准备点燃。谁知汗湿了的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只有一架飞机点着了。战士们便用手撕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去引火，这样，有十多架飞机被烧着了。没有着火的飞机起飞后在机场上空乱窜，像无头的苍蝇。守卫机场的日军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根本不敢露面。
处于闹市中心的海光寺驻着日军一个联队，有坚固的工事，还有十几门炮，是个很难啃的碉堡。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率领本团兵力，在保安3中队的配合下，前仆后继，几经冲锋，也未拿下。后来，鬼子龟缩在墙高垒固的兵营内，敌我双方便僵持起来。天一亮，日军就出动九架飞机向中国军队扫射。双方几进几退后，我军从海光寺外围撤离。海光寺虽未攻占，但伤了敌人元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28日凌晨3时许，盘踞塘沽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配置于海河堤岸的数十门大炮，突然向大沽口开火，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及驻守大沽的29军某部。随后，敌登陆舰十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使日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天津驻军打击日军的枪炮声以及取得的胜利，给天津人民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希望。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冲出家门，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慰问29军和保安队。有的送去茶水、西瓜、饭菜以及手巾、鞋袜；市内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几乎全部出动给中国军队运送弹药或食品；巡捕们也主动拉开设在路口的拒马，让部队和汽车通过。不少群众在支援部队的火线上流血负伤，甚至壮烈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9日攻占公大第七厂的那场战斗。
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36年秋天被日商吞并，易名为公大第七厂。日本人侵吞“新纺”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些侵略中国的战争魔王首先考虑的是军事。“七七”事变后，果然这里成了日本的军事基地，他们的许多枪支弹药以至军队都在这儿集散。工人们受不了这种欺辱，他们盼着中国军队进入天津，赶走洋鬼子。有的工人偷偷与附近的29军联系，反映情况，倾诉希望。后来，便有数名官兵化装成泥瓦工多次混进厂内侦察情况，作好夺厂战斗的准备。29日的天津之战中，100多名保安队员从事先侦察好的厂西墙缺口处冲进厂来，然后分成三路进攻：第一路抢占全厂制高点――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打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战士们整整一天没吃饭，弹药也剩下不多了，可大家的拼杀勇气依然不减。
日军大规模的反扑也是从29日下午开始的。
香月清司责令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青木支队转向天津。下午二时许，日军开始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的电话总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