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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0)
这还不算，炮声停止了二小时，有人去问日方，据答又是“掩护退却”。这当然没有事了。然而九时后密集的炮弹又来了，仍集中到宛平城，东门楼打平了，东北城角打塌了，骑兵步兵坦克都来冲锋了。我们始终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还来冲什么锋呢？这是尤为难解的。九时以后的炮攻，竟向卢沟桥后方长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弹落在长辛店的平汉机车厂附近，那是我们北方重要的铁道工厂！
第四次的撤兵，是22号。37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23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范长江说29军官兵的忠勇值得中华民族万世讴歌和景仰，他们是以他们的血肉抗击侵略者。可是，这些浴血战斗的官兵是在怎样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打仗的呢――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去，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就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就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29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上。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29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地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就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出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作救护工作，否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挡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恃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抬伤兵，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对前线之供应，很不周到，致使诸将士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他写到了过着苦日子的民夫们对战争的无私支援，他们把他们惟一的生产工具――毛驴，贡献出来为国家服务。他们说得多朴实、多好：“这回国家的事，不比往常”――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止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地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
有许多赶毛驴为生活的苦力，他们惟一的生产工具――毛驴既然是无代价的为国服务，他们“从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凭借，父母妻子皆开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愿作乞丐者，则采树叶及野菜为生，而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长辛店拍其空缩之腹，笑谓记者，这几天来都没有吃饱了。然而，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有一次管理他们的警士有疑惑他们逃跑的意思，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您放心！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不用说现在不会跑，就是咱们回家以后，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
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农，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和一个毛驴，他被征到前方服务，日夜搬运，肩上肿了，腿也酸了，几天还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两个孩子不能自主，小毛驴也无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饭到前方的机会，在回来时候，绕道十余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后赶紧回到民夫本部来，管理警士认为他私自潜逃，罚他十天继续工作，他对我说：“作十天倒也没有什么，要说打外国的时候说我潜逃，我真有点不服气！”
长辛店卢沟桥这样地方，完全以交通过道的资格维持车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战争以后交通断绝，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去来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车夫，乃至赶驴的苦力，平日本无富裕的盈余，今受外敌影响，生机断绝，而他们尚不能不作战争中军事运输等负担，其痛苦当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我曾问他们以此下去，如何支持，他们的答复是：“我们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关去，我们就可以再安心地过活！”所以民众对外抗战牺牲是以有希望为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们是欢迎攻击的战争，在短期中他们是可以无条件忍受的。
我在长辛店看到军队下令给宛平县政府，限他们三日之内，要修整一条两丈宽的公路，其中并有开石山工程，宛平县的属区，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县面积的一部分，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先生已经累得生病，秘书长洪大中先生也刚从炮火灰下爬出来，他们人力财力太有限，而且开石山是需要技术指导和技术工人，也不是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确乎军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线军队是没有不靠地方的。县长为难，也是实情，只是全军对外抗战，这些事但也不能没有人管。
范长江最后写到了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日军打了那么多的枪弹，可是没有一颗落在卢沟桥上，石桥无大伤……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军数次如此猛烈炮击宛平城，而却未曾以一弹加于卢沟铁桥上，石桥亦无大伤。此中有极大之道理，万不可忽过。日军七日夺得卢沟铁桥，八日夜在相当牺牲下再入我军手中，论感情，日军对守桥军队痛恨已极，如志在单纯消灭吉团，则吉团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后方交通与接济，全由桥上而来，日军如能将桥破坏，吉团之粮食弹药皆无来源，不战亦且不能持久。乃日军计不出此，惟集中炮火，打入城中，其意盖对北方根本认为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赶走强硬无援之吉团，此永定河上之两大交通要道，日军尚须珍惜为己有也。
平汉北段战争，论地势关系之重要，首推卢沟桥，有卢沟桥则尚可与丰台平分险要，而平绥路尚不致成为死路。卢沟一失，则人家整个控制平津险要，以平津间铁路为纽带，以北宁为后方，以优美的内线作战方式，以对付我津浦平汉之军队，可以收集中运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绥路之被囊括，尤其在无可逃避之中。而守卢沟桥，如对北方之敌言，当守宛平城东北二三里之沙岗高地，该地控平汉与北宁之接口，此为平保公路所必经。“七七”事件后，日军占有其地，且著手构筑工事，至今未停，沙岗不守，宛平城亦不过如聊胜于无之地势，如并宛平城而放弃之，则北方内线作战之优良形势已成，今后再欲争回该地，恐非有重大之牺牲，不能达到目的了。
像斯诺一样，范长江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站在卢沟桥上，古人、今人和未来的人，都对他投去敬仰的目光。
寒冷的记忆不会结冰，它能使我们的胸腔发热，使头脑更为清醒！
南京政府忍痛割“尾巴”
对于宋哲元送来的“秋波”日军一律采取断然不理不睬的极其冷漠的态度。他们的野心很大，很贪，巴不得一夜间实现侵吞华北的罪恶目的。
平津的局势不可遏制地趋向恶化……
印着太阳旗的飞机投入华北上空。7月21日飞机结队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示威。同一时间，大批日军抵达丰台。
22日，日军飞机50架飞抵天津。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被秘密地输送到华北。
也是在22日这一天，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日本政府报告：已命令部队完成在宛平地区作战的准备，并进入有利地形。
这时候，南京国民党中央获得准确情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尚有日军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驻天津的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往丰台运送军火；此时，集结于平津的总兵力已达6万人以上。其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用品。
蒋介石从庐山匆匆赶回南京。庐山别墅里的藤椅上还留下了那把芭蕉扇，他确实走得太匆忙了。
从机场到他官府这一段路，他来回往返的次数记不得有多少回了，惟有今天他感到太漫长。局势急剧恶化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是当构想中的描述变成事实时，他仍然觉得突然，措手不及，以至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后，他还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
一连两天，蒋介石每天都要几次电促宋哲元让其报告与日军谈判的进展情况。这个宋哲元，火势都蔓延到P股底下了，他怎么就不着急呢？蒋介石很迷惑。
宋哲元有自己的一本账，心里赌着一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气；你在庐山的谈话不是蛮慷慨激昂吗？我们哪有你站得高看得远！华北前线情况复杂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人你当了，两头受气的是我宋哲元……
他坐在自己的屋里生闷气，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棘手的事情。
正好，南京又一次来电催促他报告与日军谈判达成的协议与落实情况，他顺水推舟，忘掉了心中的烦恼，回电蒋介石、何应钦：
因双方屡次冲突，报告迟至今日。中日协议的内容为：
（一）29军代表对于日本军队表示遗憾之意并对责任者处分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
（二）中国军为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易于惹起事端，不驻兵于卢沟桥城郊及回龙庙，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三）此事件认为多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示，故此将来对之求讲对策。并且须彻底取缔。
蒋介石阅罢电文，沉思良久，似有新的想法产生。他指示陈布雷：明日开会。
23日，蒋介石召集军政负责人开会，讨论宋哲元电报中呈示的在平、津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会开得还算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会后，蒋介石立即电复宋哲元：
（一）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以批准，表示共同负责。
（二）如果尚未签字，中央有两点意见补充：甲、第37师撤离宛平县应为暂时性的；乙、对于共产党的镇压及其他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
不能说蒋介石就完全批准了冀察当局与日军达成的协议，因为毕竟还留了个“尾巴”。
国民党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加紧作战准备。
第10师、83师由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一带集中；
第25师、17师开抵石家庄集中；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要求29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23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宣布了“惩治权奸法”；准备设置“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派出大员去石家庄主持工事构筑。
……
随着战争的逼近，空气也变得干燥起来，仿佛划根火柴满世界“嘭”一声都会起爆。蒋介石并没有“退坡”的意思，他唱出的高调仍在加码，加力。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满脑子算计着的“铁腕人物”，在这一片“备战”的杀声里，他对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最后一次“回旋之想”：23日军政大会之后，他在私下对大员们透露，宋哲元的对日妥协并没有超出他们自己期望的界限。于是，他追认了冀察当局11日同日本签订的“秦―松协定”。
至此，南京政府在对等宋哲元对日态度上保留的那点“尾巴”彻底割掉了。
蒋介石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他退了这一小步，日军却进了数十里。
24日，他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不料日方的答复强硬且带几分嘲讽：
“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蒋介石听了，一惊，不知是懂了，还是有所醒悟？
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发表《庐山谈话》的那个蒋介石还在吗？
当战争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的梦幻时，蒋介石曾振振有词地、甚至是拍着胸部说过这样的话：“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去迎击日寇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那阵子，战争好像牵在他手中的一只风筝，他把线儿拽得紧紧的，分明是不要它远走高飞以至飞得无踪无影。可它还是越飞越高，越远。战争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由他牵着，却离开他远远的。
没想到，突然卷来一阵回头风，牵线断了，风筝被折卷回来，落到他身边，他的心好一阵子抽缩。可望不可及的战争终于一天紧似一天地敲响了蒋总统的大门。蒋介石惶惶然了。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但是眼前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不认真对待。还是让战争远离人们为好，双手把它能推掉就坚决不搂抱它。更何况日方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愿望。别听他们说什么现在只剩下了“军人对军人的交涉”，昨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不是还给外交部王宠惠递交了“备忘录”，责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对29军与日方的谈判吗？
谈判的路并没有堵死，如果要说堵死，那是我们的责任，日方的门是开着的。
蒋介石不仅在说浑话，而且在办浑事，他又为谈判的事忙乎起来了。这回他走的是一种全新的路，他热切地希图通过第三国的调停，能使中日两国和好。
这是他坚持不改的决心：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放弃努力。
他第一个接见的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蒋介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希望英国当“月下老”，为中日调解。
许阁森的答复也很干脆，说：英国政府实在难以挑起此重任，调解甚为困难，原因是现在日方根本无意接受调解，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
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眼下中日的局势，像箭在弦上，发生战争将是随时的事。我觉得只有英、美两国从中设法调和或许可以有和缓的可能。中日不起战火，东亚和平亦可维持。请许大使将我的意见转告贵国政府。
许阁森答应了。
这是7月21日的事。
时隔三天，许阁森晋见蒋介石，转告蒋介石：“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和特使孔祥熙已经与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晤谈过了。”
蒋介石：“晤见一事我已知道，我关心的是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做过调解，日方态度如何？”
许阁森说：“我国政府已经告诉日本，要他们全力节制在中国的行动，明白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不可估计错误，惹来难以收场的麻烦。”
蒋介石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之间的协议可以同意，这实际上已经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果还要提出什么其他条件，中国必然会拒绝。因为我们的限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蒋介石见许阁森只听无语，便再次亮出了自己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现在惟有英、美两国通过努力，方可调解中日争端，以免发生战祸。”
许阁森的脸上完全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情。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他接见的第二个人是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詹森老谋深算，一出场就是一副不干预的公允神态，他先发制人，对蒋介石说：
“敝国愿意为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尽力，蒋公有何吩咐尽管道来。我洗耳恭听。”蒋介石显得有些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讲了自己的恳愿。求人时是矮子嘛，他说：“按照中日双方的协议，我方已于7月21日起开始撤军，可是日本方面至24日仍在积极准备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是以最大的容忍对待日方的；他们多次要求卢沟桥事变由当地解决，我方已同意；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的三点均给予批准；凡此种种，我们都是为了求得和平。如果日方还要得寸进尺地提出其他要求威胁我们，我们自然不会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迎战。”
第四次的撤兵，是22号。37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23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范长江说29军官兵的忠勇值得中华民族万世讴歌和景仰，他们是以他们的血肉抗击侵略者。可是，这些浴血战斗的官兵是在怎样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打仗的呢――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去，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就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就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29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上。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29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地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就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出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作救护工作，否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挡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恃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抬伤兵，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对前线之供应，很不周到，致使诸将士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他写到了过着苦日子的民夫们对战争的无私支援，他们把他们惟一的生产工具――毛驴，贡献出来为国家服务。他们说得多朴实、多好：“这回国家的事，不比往常”――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止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地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
有许多赶毛驴为生活的苦力，他们惟一的生产工具――毛驴既然是无代价的为国服务，他们“从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凭借，父母妻子皆开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愿作乞丐者，则采树叶及野菜为生，而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长辛店拍其空缩之腹，笑谓记者，这几天来都没有吃饱了。然而，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有一次管理他们的警士有疑惑他们逃跑的意思，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您放心！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不用说现在不会跑，就是咱们回家以后，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
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农，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和一个毛驴，他被征到前方服务，日夜搬运，肩上肿了，腿也酸了，几天还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两个孩子不能自主，小毛驴也无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饭到前方的机会，在回来时候，绕道十余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后赶紧回到民夫本部来，管理警士认为他私自潜逃，罚他十天继续工作，他对我说：“作十天倒也没有什么，要说打外国的时候说我潜逃，我真有点不服气！”
长辛店卢沟桥这样地方，完全以交通过道的资格维持车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战争以后交通断绝，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去来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车夫，乃至赶驴的苦力，平日本无富裕的盈余，今受外敌影响，生机断绝，而他们尚不能不作战争中军事运输等负担，其痛苦当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我曾问他们以此下去，如何支持，他们的答复是：“我们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关去，我们就可以再安心地过活！”所以民众对外抗战牺牲是以有希望为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们是欢迎攻击的战争，在短期中他们是可以无条件忍受的。
我在长辛店看到军队下令给宛平县政府，限他们三日之内，要修整一条两丈宽的公路，其中并有开石山工程，宛平县的属区，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县面积的一部分，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先生已经累得生病，秘书长洪大中先生也刚从炮火灰下爬出来，他们人力财力太有限，而且开石山是需要技术指导和技术工人，也不是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确乎军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线军队是没有不靠地方的。县长为难，也是实情，只是全军对外抗战，这些事但也不能没有人管。
范长江最后写到了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日军打了那么多的枪弹，可是没有一颗落在卢沟桥上，石桥无大伤……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军数次如此猛烈炮击宛平城，而却未曾以一弹加于卢沟铁桥上，石桥亦无大伤。此中有极大之道理，万不可忽过。日军七日夺得卢沟铁桥，八日夜在相当牺牲下再入我军手中，论感情，日军对守桥军队痛恨已极，如志在单纯消灭吉团，则吉团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后方交通与接济，全由桥上而来，日军如能将桥破坏，吉团之粮食弹药皆无来源，不战亦且不能持久。乃日军计不出此，惟集中炮火，打入城中，其意盖对北方根本认为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赶走强硬无援之吉团，此永定河上之两大交通要道，日军尚须珍惜为己有也。
平汉北段战争，论地势关系之重要，首推卢沟桥，有卢沟桥则尚可与丰台平分险要，而平绥路尚不致成为死路。卢沟一失，则人家整个控制平津险要，以平津间铁路为纽带，以北宁为后方，以优美的内线作战方式，以对付我津浦平汉之军队，可以收集中运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绥路之被囊括，尤其在无可逃避之中。而守卢沟桥，如对北方之敌言，当守宛平城东北二三里之沙岗高地，该地控平汉与北宁之接口，此为平保公路所必经。“七七”事件后，日军占有其地，且著手构筑工事，至今未停，沙岗不守，宛平城亦不过如聊胜于无之地势，如并宛平城而放弃之，则北方内线作战之优良形势已成，今后再欲争回该地，恐非有重大之牺牲，不能达到目的了。
像斯诺一样，范长江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站在卢沟桥上，古人、今人和未来的人，都对他投去敬仰的目光。
寒冷的记忆不会结冰，它能使我们的胸腔发热，使头脑更为清醒！
南京政府忍痛割“尾巴”
对于宋哲元送来的“秋波”日军一律采取断然不理不睬的极其冷漠的态度。他们的野心很大，很贪，巴不得一夜间实现侵吞华北的罪恶目的。
平津的局势不可遏制地趋向恶化……
印着太阳旗的飞机投入华北上空。7月21日飞机结队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示威。同一时间，大批日军抵达丰台。
22日，日军飞机50架飞抵天津。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被秘密地输送到华北。
也是在22日这一天，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日本政府报告：已命令部队完成在宛平地区作战的准备，并进入有利地形。
这时候，南京国民党中央获得准确情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尚有日军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驻天津的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往丰台运送军火；此时，集结于平津的总兵力已达6万人以上。其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用品。
蒋介石从庐山匆匆赶回南京。庐山别墅里的藤椅上还留下了那把芭蕉扇，他确实走得太匆忙了。
从机场到他官府这一段路，他来回往返的次数记不得有多少回了，惟有今天他感到太漫长。局势急剧恶化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是当构想中的描述变成事实时，他仍然觉得突然，措手不及，以至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后，他还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
一连两天，蒋介石每天都要几次电促宋哲元让其报告与日军谈判的进展情况。这个宋哲元，火势都蔓延到P股底下了，他怎么就不着急呢？蒋介石很迷惑。
宋哲元有自己的一本账，心里赌着一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气；你在庐山的谈话不是蛮慷慨激昂吗？我们哪有你站得高看得远！华北前线情况复杂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人你当了，两头受气的是我宋哲元……
他坐在自己的屋里生闷气，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棘手的事情。
正好，南京又一次来电催促他报告与日军谈判达成的协议与落实情况，他顺水推舟，忘掉了心中的烦恼，回电蒋介石、何应钦：
因双方屡次冲突，报告迟至今日。中日协议的内容为：
（一）29军代表对于日本军队表示遗憾之意并对责任者处分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
（二）中国军为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易于惹起事端，不驻兵于卢沟桥城郊及回龙庙，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三）此事件认为多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示，故此将来对之求讲对策。并且须彻底取缔。
蒋介石阅罢电文，沉思良久，似有新的想法产生。他指示陈布雷：明日开会。
23日，蒋介石召集军政负责人开会，讨论宋哲元电报中呈示的在平、津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会开得还算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会后，蒋介石立即电复宋哲元：
（一）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以批准，表示共同负责。
（二）如果尚未签字，中央有两点意见补充：甲、第37师撤离宛平县应为暂时性的；乙、对于共产党的镇压及其他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
不能说蒋介石就完全批准了冀察当局与日军达成的协议，因为毕竟还留了个“尾巴”。
国民党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加紧作战准备。
第10师、83师由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一带集中；
第25师、17师开抵石家庄集中；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要求29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23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宣布了“惩治权奸法”；准备设置“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派出大员去石家庄主持工事构筑。
……
随着战争的逼近，空气也变得干燥起来，仿佛划根火柴满世界“嘭”一声都会起爆。蒋介石并没有“退坡”的意思，他唱出的高调仍在加码，加力。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满脑子算计着的“铁腕人物”，在这一片“备战”的杀声里，他对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最后一次“回旋之想”：23日军政大会之后，他在私下对大员们透露，宋哲元的对日妥协并没有超出他们自己期望的界限。于是，他追认了冀察当局11日同日本签订的“秦―松协定”。
至此，南京政府在对等宋哲元对日态度上保留的那点“尾巴”彻底割掉了。
蒋介石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他退了这一小步，日军却进了数十里。
24日，他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不料日方的答复强硬且带几分嘲讽：
“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蒋介石听了，一惊，不知是懂了，还是有所醒悟？
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发表《庐山谈话》的那个蒋介石还在吗？
当战争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的梦幻时，蒋介石曾振振有词地、甚至是拍着胸部说过这样的话：“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去迎击日寇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那阵子，战争好像牵在他手中的一只风筝，他把线儿拽得紧紧的，分明是不要它远走高飞以至飞得无踪无影。可它还是越飞越高，越远。战争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由他牵着，却离开他远远的。
没想到，突然卷来一阵回头风，牵线断了，风筝被折卷回来，落到他身边，他的心好一阵子抽缩。可望不可及的战争终于一天紧似一天地敲响了蒋总统的大门。蒋介石惶惶然了。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但是眼前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不认真对待。还是让战争远离人们为好，双手把它能推掉就坚决不搂抱它。更何况日方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愿望。别听他们说什么现在只剩下了“军人对军人的交涉”，昨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不是还给外交部王宠惠递交了“备忘录”，责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对29军与日方的谈判吗？
谈判的路并没有堵死，如果要说堵死，那是我们的责任，日方的门是开着的。
蒋介石不仅在说浑话，而且在办浑事，他又为谈判的事忙乎起来了。这回他走的是一种全新的路，他热切地希图通过第三国的调停，能使中日两国和好。
这是他坚持不改的决心：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放弃努力。
他第一个接见的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蒋介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希望英国当“月下老”，为中日调解。
许阁森的答复也很干脆，说：英国政府实在难以挑起此重任，调解甚为困难，原因是现在日方根本无意接受调解，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
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眼下中日的局势，像箭在弦上，发生战争将是随时的事。我觉得只有英、美两国从中设法调和或许可以有和缓的可能。中日不起战火，东亚和平亦可维持。请许大使将我的意见转告贵国政府。
许阁森答应了。
这是7月21日的事。
时隔三天，许阁森晋见蒋介石，转告蒋介石：“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和特使孔祥熙已经与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晤谈过了。”
蒋介石：“晤见一事我已知道，我关心的是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做过调解，日方态度如何？”
许阁森说：“我国政府已经告诉日本，要他们全力节制在中国的行动，明白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不可估计错误，惹来难以收场的麻烦。”
蒋介石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之间的协议可以同意，这实际上已经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果还要提出什么其他条件，中国必然会拒绝。因为我们的限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蒋介石见许阁森只听无语，便再次亮出了自己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现在惟有英、美两国通过努力，方可调解中日争端，以免发生战祸。”
许阁森的脸上完全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情。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他接见的第二个人是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詹森老谋深算，一出场就是一副不干预的公允神态，他先发制人，对蒋介石说：
“敝国愿意为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尽力，蒋公有何吩咐尽管道来。我洗耳恭听。”蒋介石显得有些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讲了自己的恳愿。求人时是矮子嘛，他说：“按照中日双方的协议，我方已于7月21日起开始撤军，可是日本方面至24日仍在积极准备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是以最大的容忍对待日方的；他们多次要求卢沟桥事变由当地解决，我方已同意；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的三点均给予批准；凡此种种，我们都是为了求得和平。如果日方还要得寸进尺地提出其他要求威胁我们，我们自然不会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迎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