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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29)
下面他还讲了些什么，谁也没有往下听了，因为他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想干些什么事情大家也明白了。
最后，谁也没说话，都默默地走了。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孤独一人。
他表现了出奇的干脆利落，就是在19日这一天，把他考虑再三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的、向日军表示中方和平诚意的措施亮出台：
（一）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
（二）命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
（三）搁置29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
（四）向城外增兵的军队开始部分撤退；
（五）电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促等部队停止前进；
（六）将“秦―松协定”报请南京政府核议；
（七）命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
难道他不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退让换来的是敌人的进攻，幻想描绘出来的是水中明月。
不，他明白，非常明白！
于是，便有了20日那个企图把人们的嘴堵住、不叫大家对他在关键时刻的退让说三道四、显得苍白无力的“安民布告”：
“本委员长请假返籍，不幸在本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实系局部冲突。本委员长素以爱护和平为宗旨，以国家为前提，合法合理原则处理一切，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惟恐各界同胞误听谣言，多所疑虑，为此布告，一体周知，各宜镇静，照常安乐，此系国家大事，不可听信谣言，妄加疑虑，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语言的苍白无力反映了他行动的低下廉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任何高级辩护人也难以使他的人格与形象圆满起来。当他预感到从日寇那里难以乞求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时，回过头来又想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宽恕。民众只能用“嗤之以鼻”四个字回答他。
宋哲元是在经过无数次碰壁之后才似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日本人面前一味地退让，要比进攻难得多！因为前进的路是无止境的而退到一定的时候就无路可退了，身后是万丈悬崖。
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也要坚持退下去，当然他不承认这是退，却把它加以美化，称之为“以退为守”。中国方框汉字词语丰富，有人用它做游戏还真可以玩出许多“超拔”的花样来。
在29军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宋哲元的“以退为守”的对策，而主张要“以攻为守”。自然，支持宋哲元的也有。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很是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的态度就是关键的一票了，不管他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胜券在握，即使是少数人，也是胜利者。按一般的常规，他是会站在“以退为守”这一边的。因为这个词的发明者是他。
谁知，他就是不表态，静坐一旁，一言不发，任其双方打嘴仗，辩论不息。真有意思，好像这场由他引起的争论与他一丝关系也没有。
如果再这样无动于衷地静坐下去，连他自己也觉得无聊至极，于是他站起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看，索性咱们不攻也不退，就以守为守吧！”
哄堂大笑！
不，不应该笑。所有的人都应当抱头痛哭。
笑声未止，当天下午3时，日军就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和长辛店。
宋哲元的布告还贴在墙上，那上面赫然写着：
“……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
这些字是宋哲元用心刀刻上去的，它不会随风而逝……
五十年后，日军炮兵班长的忏悔
进攻卢沟桥前线中国军队的日军给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夺取宛平城。
“夺取？太好听了。最好是摧毁它！总之，要早一天把宛平从中国军队手里夺过来！”
河边在讲这些话时，两边的腮帮鼓起了包，那是仇恨。
宛平东门的城楼是日军关注的敏感区。
这儿是个制高点，是□望台。沙岗上日军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从这儿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士兵天天在城楼上观望包括沙岗在内的城外所有日军营地的动向。
鬼子很会算计，他们从各个位置上悄不声地把炮击目标集中在了东门城楼。
守城的中国军队却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制高点会成为敌人眼里的很显露的攻击目标，只是毫无顾忌地观察敌人的活动。我们所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应该包括这样的判断：当你找到消灭敌人的最佳地形时，也许恰恰给敌人送去了一个消灭自己的最佳地形。
日军很得意自己的发现，便不失时机地下达了射击命令，东城楼首当其冲被击中。很快整个宛平城几乎成了瓦砾场。
日军是怎样炮击东门城楼的？又是怎样攻下宛平城的？
再现当年的真实情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站在日军的视角上再现攻击战斗的场面就更困难了。有幸的是，在卢沟桥事变5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王大军专程去日本采访了当年参加袭击宛平城的原日军炮兵的一位班长，这位班长比较详细地回忆了那场攻城战争的始末，非常有参考价值。这篇通讯是用炮兵班长的口述写成的。如下：
“请看，这就是我打的弹痕。”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几张彩色照片递了过来。
彩照上是北京城南的宛平城墙，一张是一个有几个脸盆大的炮弹坑，一张是被炮弹轰的缺口，还有一张是宛平城边我国政府立的保护文物的石刻碑文，最后一句话是：“至今城墙上还留有日军的弹痕。”
他叫绢村初雄，日本静冈县榛原郡相良町前议长，现任町议员。在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到来之际，他在町政府会客室，接待了从东京来访的新华社记者。
绢村今年73岁，黝黑的脸膛，谢了顶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种过茶田，后来做了茶业工会负责人、町议会议员、副议长、议长。
“我是1936年（2？26）事件发生后随部队被派到天津附近的东局子驻扎的。第二年发生了‘七七’事变。”绢村在记者说明来意后，讲起了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历史。
“‘七七’事变是步兵方面发生的事，详情我们炮兵不得而知。事变两周后的7月12日，我们炮兵团4连被调到丰台、西五里店一带摆开了阵势。我们1班（对，我是1班长）在西五里店把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墙。下午2时许，我接到试轰命令。我们使的是一门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这试轰的一炮打在城墙上，留下了照片上那个弹痕。”
“等一齐炮轰的命令下达后，我们把城墙打开了一个豁口。当时城内军队抵抗得很厉害，日军步兵未能从这里攻进城去。后来，我们被调到离城东门只有800米左右的一文字山。上边命令我班向中国军队进行惩罚性炮击，但只允许发14发炮弹。我们头两炮击毁了东门城楼，余下12炮击毁了城东南角楼，这样使日本军队攻占了宛平城。我因有功，被授于一枚金质勋章（六级）。”
绢村说：“我感到中日全面战争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在中国打了七年仗，许多中国军民死于我们的炮火之下。战后，我像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抬不起头来，对这段历史更是讳莫如深，担心暴露后会受到惩罚。”
“为了赎罪，自12年前起，我便年年参加给在日本死去的中国劳工扫墓慰灵活动。六年前，在滨松市日中友协会长乾善吉开导下，我向同来参加扫墓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坦白了自己的这段历史。中国方面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发动战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身上，遂使我放了心。以后，我也参加了日中友好运动，三次访问了中国，并且到宛平城前凭吊了死去的中国军民。”
绢村在结束谈话时说：“回顾过去，我认识到了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绝不能为了自国利益而去牺牲他国利益。强盗的勾当是干不得的！”
历史是不会原谅绢村初雄的，永远不会。因为他的罪恶太深重了。
但是，当中国人今天看到了他这痛心的忏悔时，又对他产生了怜悯、同情之心。像死在他炮口下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是个受害者。他当年在打死无辜的中国军民的同时，他自己的本来作为人的灵魂也洞穿了。灵魂死了的人，只剩下了个空壳。
不少人都到宛平城去看过城墙上那个弹坑，每次站在那里时，人们的脚步都沉重得无法移动。怨恨涌满心间乃至每个细胞。
今天，读了绢村初雄的忏悔，我们倒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应该感谢绢村。因为他给中国人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岁月抹不掉的罪恶的见证。
让我们的记述继续回到当年宛平城那场战斗中去……
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的步兵、骑兵和坦克、铁甲战车，几度对宛平城猛冲猛攻。他们死了心要夺取宛平。
吉星文团长率领官兵顽强守城，寸土不让。
他的耳畔不时地飞过流弹的呼啸声，身边总有炮弹在爆炸。顾不得许多了，他只有一个撼不动的想法：“宛平城不能从我手里失守！”
突然，他感到鬓角一阵麻痛，用手一摸，血！他知道负伤了。不会很重，脑子还很清醒嘛。他用手在伤口处摁摁，继续指挥部队回击敌人。
血从额角淌下来，滴在了地上。
他不感到痛，只觉得头木木的，热热的。
不久头部一阵剧烈的晃动，又负伤了，他能感觉得出有两处伤情。这回较重，他去摸伤口，热乎乎的血把整个手都模糊了，脑子仍然清醒着。
他喊着卫生员的名字。卫生员马上跑上来给他包扎伤口……
吉星文只有29岁，血气方刚，威武英俊。不是么，瞧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穿一身灰布军装，腰束小皮带，绑腿，显得威风凛凛。此刻，卫生员给他从头顶到颈项都缠上了绷带，越发显示出这是一个压不垮的钢铁军官。
他又冲上去指挥作战了。卫生员急了，说：
“团长，你是头部负伤，需要认真对待，你应该想到如不及时医治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当然想到了，但是我更应该想到的是这时候，一个正在激战中的团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己的指挥员。”
卫生员无话可说了。
他就这样带着伤情又冲上去了。
敌人的进攻一次次被他们打退。
但是，吉星文没有带着团队继续追歼敌人。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许出击，只能死守。
他们不得不很痛苦地放弃了进攻。
日军最终占领了卢沟桥。
即使如此，吉星文也成了抗日英雄，他的名字上了报纸，被人们到处传颂着。
北平各学校和民先队把学生组织起来带着慰劳信和西瓜，来到卢沟桥前线慰问吉星文和他的团队。头上包着纱布的吉团长拄着一根白色粗棍，接见学生，他对大家说：
“同学们到卢沟桥来慰问，不敢当。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杀上门来，我们只有全力抵抗，一定要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丧失。”他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感触颇多。“你们知道吗？这次卢沟桥战斗，我们只是挨打，人家打我们的时候多，我们还击的时候太少。我至今也不改变自己这个看法，只要长官给我‘相机处理’四个字的命令，我立刻率兵把丰台拿下。如果三个小时拿不下来，请杀我的头。总之，我们是抱定了这样的决心：‘城亡身亡，城存俱存。’日军休想花极小的代价，而收极大的收获。”
一个流血的指挥员在倾诉，在控诉！
就在吉星文给同学们讲话的当儿，士兵们已搬来好些西瓜，他们拔出挂在背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嚓嚓几刀，切成多片，招待学生。学生们这才看到院子里西瓜皮堆积如山，便知道慰劳者已经来过很多人。
夏日清爽的风，打湿了士兵的睫毛。
范长江站在卢沟桥上
我们在前面写了著名记者斯诺眼中的卢沟桥战场，他是外国人，他的超脱，他的特殊身份，他的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他的认识和结论；现在，我们要把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卢沟桥战地采访后写的通讯展示出来，让人们的思绪和情感重新坠入到50多年前的那个真实的环境中去。
这个记者就是范长江，他的脚板与他的新闻作品同等齐名，他跑了许多地方，写了许多新闻名篇。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就立即赶赴前线，到了北平、丰台、宛平、卢沟桥、长辛店……这篇《卢沟桥畔》就是他在炮火中用脚板写出来的，发表在1937年7月23日天津的《大公报》上。这篇通讯除了记载着作者对当时卢沟桥战场所见所闻外，还有所议，使它有了灵魂，更增添了火药味，把它称之为政论性通讯更确切些。
新闻记者的敏锐和使命感在范长江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卢沟桥战地跋涉时脑子里装上了颇多的问号，这些都在《卢沟桥畔》中反映出来了。今天读这篇通讯正是这些问号引起人们思索更多的问题，因而也就明白了更多的事情。
他写了中国军队一再被日军欺骗的事实，揭示了受骗就是软弱，软弱就会丧失国家生存的本质问题。他呼喊着。“理从哪儿谈起”――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地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定、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惟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间，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29军1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间，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惟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侵占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惟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安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29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们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的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把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的，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宁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人民，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显示国运的好转，军民万众一心，单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夜一时许，日军对我军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地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个小时的集中炮轰，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谁也没说话，都默默地走了。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孤独一人。
他表现了出奇的干脆利落，就是在19日这一天，把他考虑再三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的、向日军表示中方和平诚意的措施亮出台：
（一）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
（二）命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
（三）搁置29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
（四）向城外增兵的军队开始部分撤退；
（五）电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促等部队停止前进；
（六）将“秦―松协定”报请南京政府核议；
（七）命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
难道他不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退让换来的是敌人的进攻，幻想描绘出来的是水中明月。
不，他明白，非常明白！
于是，便有了20日那个企图把人们的嘴堵住、不叫大家对他在关键时刻的退让说三道四、显得苍白无力的“安民布告”：
“本委员长请假返籍，不幸在本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实系局部冲突。本委员长素以爱护和平为宗旨，以国家为前提，合法合理原则处理一切，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惟恐各界同胞误听谣言，多所疑虑，为此布告，一体周知，各宜镇静，照常安乐，此系国家大事，不可听信谣言，妄加疑虑，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语言的苍白无力反映了他行动的低下廉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任何高级辩护人也难以使他的人格与形象圆满起来。当他预感到从日寇那里难以乞求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时，回过头来又想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宽恕。民众只能用“嗤之以鼻”四个字回答他。
宋哲元是在经过无数次碰壁之后才似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日本人面前一味地退让，要比进攻难得多！因为前进的路是无止境的而退到一定的时候就无路可退了，身后是万丈悬崖。
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也要坚持退下去，当然他不承认这是退，却把它加以美化，称之为“以退为守”。中国方框汉字词语丰富，有人用它做游戏还真可以玩出许多“超拔”的花样来。
在29军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宋哲元的“以退为守”的对策，而主张要“以攻为守”。自然，支持宋哲元的也有。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很是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的态度就是关键的一票了，不管他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胜券在握，即使是少数人，也是胜利者。按一般的常规，他是会站在“以退为守”这一边的。因为这个词的发明者是他。
谁知，他就是不表态，静坐一旁，一言不发，任其双方打嘴仗，辩论不息。真有意思，好像这场由他引起的争论与他一丝关系也没有。
如果再这样无动于衷地静坐下去，连他自己也觉得无聊至极，于是他站起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看，索性咱们不攻也不退，就以守为守吧！”
哄堂大笑！
不，不应该笑。所有的人都应当抱头痛哭。
笑声未止，当天下午3时，日军就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和长辛店。
宋哲元的布告还贴在墙上，那上面赫然写着：
“……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
这些字是宋哲元用心刀刻上去的，它不会随风而逝……
五十年后，日军炮兵班长的忏悔
进攻卢沟桥前线中国军队的日军给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夺取宛平城。
“夺取？太好听了。最好是摧毁它！总之，要早一天把宛平从中国军队手里夺过来！”
河边在讲这些话时，两边的腮帮鼓起了包，那是仇恨。
宛平东门的城楼是日军关注的敏感区。
这儿是个制高点，是□望台。沙岗上日军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从这儿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士兵天天在城楼上观望包括沙岗在内的城外所有日军营地的动向。
鬼子很会算计，他们从各个位置上悄不声地把炮击目标集中在了东门城楼。
守城的中国军队却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制高点会成为敌人眼里的很显露的攻击目标，只是毫无顾忌地观察敌人的活动。我们所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应该包括这样的判断：当你找到消灭敌人的最佳地形时，也许恰恰给敌人送去了一个消灭自己的最佳地形。
日军很得意自己的发现，便不失时机地下达了射击命令，东城楼首当其冲被击中。很快整个宛平城几乎成了瓦砾场。
日军是怎样炮击东门城楼的？又是怎样攻下宛平城的？
再现当年的真实情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站在日军的视角上再现攻击战斗的场面就更困难了。有幸的是，在卢沟桥事变5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王大军专程去日本采访了当年参加袭击宛平城的原日军炮兵的一位班长，这位班长比较详细地回忆了那场攻城战争的始末，非常有参考价值。这篇通讯是用炮兵班长的口述写成的。如下：
“请看，这就是我打的弹痕。”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几张彩色照片递了过来。
彩照上是北京城南的宛平城墙，一张是一个有几个脸盆大的炮弹坑，一张是被炮弹轰的缺口，还有一张是宛平城边我国政府立的保护文物的石刻碑文，最后一句话是：“至今城墙上还留有日军的弹痕。”
他叫绢村初雄，日本静冈县榛原郡相良町前议长，现任町议员。在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到来之际，他在町政府会客室，接待了从东京来访的新华社记者。
绢村今年73岁，黝黑的脸膛，谢了顶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种过茶田，后来做了茶业工会负责人、町议会议员、副议长、议长。
“我是1936年（2？26）事件发生后随部队被派到天津附近的东局子驻扎的。第二年发生了‘七七’事变。”绢村在记者说明来意后，讲起了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历史。
“‘七七’事变是步兵方面发生的事，详情我们炮兵不得而知。事变两周后的7月12日，我们炮兵团4连被调到丰台、西五里店一带摆开了阵势。我们1班（对，我是1班长）在西五里店把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墙。下午2时许，我接到试轰命令。我们使的是一门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这试轰的一炮打在城墙上，留下了照片上那个弹痕。”
“等一齐炮轰的命令下达后，我们把城墙打开了一个豁口。当时城内军队抵抗得很厉害，日军步兵未能从这里攻进城去。后来，我们被调到离城东门只有800米左右的一文字山。上边命令我班向中国军队进行惩罚性炮击，但只允许发14发炮弹。我们头两炮击毁了东门城楼，余下12炮击毁了城东南角楼，这样使日本军队攻占了宛平城。我因有功，被授于一枚金质勋章（六级）。”
绢村说：“我感到中日全面战争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在中国打了七年仗，许多中国军民死于我们的炮火之下。战后，我像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抬不起头来，对这段历史更是讳莫如深，担心暴露后会受到惩罚。”
“为了赎罪，自12年前起，我便年年参加给在日本死去的中国劳工扫墓慰灵活动。六年前，在滨松市日中友协会长乾善吉开导下，我向同来参加扫墓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坦白了自己的这段历史。中国方面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发动战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身上，遂使我放了心。以后，我也参加了日中友好运动，三次访问了中国，并且到宛平城前凭吊了死去的中国军民。”
绢村在结束谈话时说：“回顾过去，我认识到了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绝不能为了自国利益而去牺牲他国利益。强盗的勾当是干不得的！”
历史是不会原谅绢村初雄的，永远不会。因为他的罪恶太深重了。
但是，当中国人今天看到了他这痛心的忏悔时，又对他产生了怜悯、同情之心。像死在他炮口下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是个受害者。他当年在打死无辜的中国军民的同时，他自己的本来作为人的灵魂也洞穿了。灵魂死了的人，只剩下了个空壳。
不少人都到宛平城去看过城墙上那个弹坑，每次站在那里时，人们的脚步都沉重得无法移动。怨恨涌满心间乃至每个细胞。
今天，读了绢村初雄的忏悔，我们倒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应该感谢绢村。因为他给中国人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岁月抹不掉的罪恶的见证。
让我们的记述继续回到当年宛平城那场战斗中去……
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的步兵、骑兵和坦克、铁甲战车，几度对宛平城猛冲猛攻。他们死了心要夺取宛平。
吉星文团长率领官兵顽强守城，寸土不让。
他的耳畔不时地飞过流弹的呼啸声，身边总有炮弹在爆炸。顾不得许多了，他只有一个撼不动的想法：“宛平城不能从我手里失守！”
突然，他感到鬓角一阵麻痛，用手一摸，血！他知道负伤了。不会很重，脑子还很清醒嘛。他用手在伤口处摁摁，继续指挥部队回击敌人。
血从额角淌下来，滴在了地上。
他不感到痛，只觉得头木木的，热热的。
不久头部一阵剧烈的晃动，又负伤了，他能感觉得出有两处伤情。这回较重，他去摸伤口，热乎乎的血把整个手都模糊了，脑子仍然清醒着。
他喊着卫生员的名字。卫生员马上跑上来给他包扎伤口……
吉星文只有29岁，血气方刚，威武英俊。不是么，瞧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穿一身灰布军装，腰束小皮带，绑腿，显得威风凛凛。此刻，卫生员给他从头顶到颈项都缠上了绷带，越发显示出这是一个压不垮的钢铁军官。
他又冲上去指挥作战了。卫生员急了，说：
“团长，你是头部负伤，需要认真对待，你应该想到如不及时医治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当然想到了，但是我更应该想到的是这时候，一个正在激战中的团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己的指挥员。”
卫生员无话可说了。
他就这样带着伤情又冲上去了。
敌人的进攻一次次被他们打退。
但是，吉星文没有带着团队继续追歼敌人。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许出击，只能死守。
他们不得不很痛苦地放弃了进攻。
日军最终占领了卢沟桥。
即使如此，吉星文也成了抗日英雄，他的名字上了报纸，被人们到处传颂着。
北平各学校和民先队把学生组织起来带着慰劳信和西瓜，来到卢沟桥前线慰问吉星文和他的团队。头上包着纱布的吉团长拄着一根白色粗棍，接见学生，他对大家说：
“同学们到卢沟桥来慰问，不敢当。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杀上门来，我们只有全力抵抗，一定要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丧失。”他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感触颇多。“你们知道吗？这次卢沟桥战斗，我们只是挨打，人家打我们的时候多，我们还击的时候太少。我至今也不改变自己这个看法，只要长官给我‘相机处理’四个字的命令，我立刻率兵把丰台拿下。如果三个小时拿不下来，请杀我的头。总之，我们是抱定了这样的决心：‘城亡身亡，城存俱存。’日军休想花极小的代价，而收极大的收获。”
一个流血的指挥员在倾诉，在控诉！
就在吉星文给同学们讲话的当儿，士兵们已搬来好些西瓜，他们拔出挂在背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嚓嚓几刀，切成多片，招待学生。学生们这才看到院子里西瓜皮堆积如山，便知道慰劳者已经来过很多人。
夏日清爽的风，打湿了士兵的睫毛。
范长江站在卢沟桥上
我们在前面写了著名记者斯诺眼中的卢沟桥战场，他是外国人，他的超脱，他的特殊身份，他的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他的认识和结论；现在，我们要把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卢沟桥战地采访后写的通讯展示出来，让人们的思绪和情感重新坠入到50多年前的那个真实的环境中去。
这个记者就是范长江，他的脚板与他的新闻作品同等齐名，他跑了许多地方，写了许多新闻名篇。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就立即赶赴前线，到了北平、丰台、宛平、卢沟桥、长辛店……这篇《卢沟桥畔》就是他在炮火中用脚板写出来的，发表在1937年7月23日天津的《大公报》上。这篇通讯除了记载着作者对当时卢沟桥战场所见所闻外，还有所议，使它有了灵魂，更增添了火药味，把它称之为政论性通讯更确切些。
新闻记者的敏锐和使命感在范长江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卢沟桥战地跋涉时脑子里装上了颇多的问号，这些都在《卢沟桥畔》中反映出来了。今天读这篇通讯正是这些问号引起人们思索更多的问题，因而也就明白了更多的事情。
他写了中国军队一再被日军欺骗的事实，揭示了受骗就是软弱，软弱就会丧失国家生存的本质问题。他呼喊着。“理从哪儿谈起”――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地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定、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惟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间，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29军1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间，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惟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侵占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惟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安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29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们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的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把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的，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宁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人民，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显示国运的好转，军民万众一心，单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夜一时许，日军对我军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地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个小时的集中炮轰，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