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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16)

  像宛平城一样,北平也是抗日火线上的一座碉堡。此刻,满城的激情像烈火一样在燃烧。民众的抗日之心聚积成又一座火山。

  响动的枯叶,扇起翅膀。

  卢沟桥是大鹏鸟之首。

  但是,北平毕竟成为一座孤岛了。

  交通断绝。

  通讯线路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从8日晨起,四周各城门时开时闭,穿往的行人比往日大幅度减少。至晚8时,除内外城之间的前门、和平门可通行外,其他城门和路口一律断绝交通。

  如果你此时置身于城里,就会感到你是在一座空城里生活,虽然你还会感觉得到人们屏住气的呼吸声,以及各个暗角里有人在走动或说话。一切都是悄声的,提心吊胆的。

  北宁铁路线上的列车也停止了行驶。

  交通瘫痪给中日双方都带来预料之中的困难。但是,首先受到威胁的是日军,他们在卢沟桥前线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无法后送。

  日方提出,开一专列将他们的伤员运下来。当然不仅仅是伤员了,包括那些丧命于火线的日军尸体也一并运到某个地方掩埋起来。中方没有同意。强盗要在中华大地上为侵略这块土地的“英雄”建造陵园?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欺人太甚的事只能点燃积淤在民众心中对日寇的仇恨。

  日方继续交涉用列车后运伤员的事。“运尸”的事再不提了。

  中方仍然没有答应。为了抵抗侵略者而勇敢负伤的中国士兵也在前线等待着运到医院去治疗呀!

  日军交涉此事的代表是一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敢死队,他们不是协商了,而是逼着中方按照他们设计的圈套行事。

  终于感动了“上帝”。参加交涉、协商的中方代表已经没权裁决此事了,最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出面答应了日方的要求:用一列临时列车将日军伤员运载到北平城内,然后转运到同仁医院收容。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伤员在北平得以妥帖的治疗以后,多少中国军民在诅咒这个世界太残忍!

  东交民巷有人赶路。很像是从宛平赶进城的樱井。

  他转回头来,就不见了来时的足迹。

  我们有意让前线的枪声渐渐远去,把历史的镜头拉到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难得见到的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看看另外一些人和景。

  这是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郁郁葱葱的树木罩着小院落的围墙,使这里明显的成了与卢沟桥前线相比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清静中透露着森严。

  司令部的最高长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生病卧床,他卧室的门紧紧地闭合着,门外站着一个笔直的卫兵。

  代理司令官职务的桥本群少将是相当忙碌的,从6日的夜到现在,可以说他就没有闲下来过。电话、电报、战报以及不断登门请示有关前线上事情的各级指挥员……有八个桥本群也够他忙的了。

  他把本来乱糟糟的局面处理得井井有条,使生病的田代皖一郎很放心地养着病。

  那是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的时候,一份从战地来的报告前线实况的密件已经送到了桥本群的案头。他当机立断,就把有关人员召集到司令部开紧急会议,通报战况,研究对策。

  会议是闪电式的,决议当场就形成了。

  就在与会者走出驻屯军司令部大门时,桥本群派出的两个参谋和知鹰二和铃木京已经到了宛平战场,正进行现地联络、调查。二位“钦差大臣”传达了驻屯军的两个命令:

  一、命令驻天津各部队于8日晨3时做好一切出动准备;

  二、命令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即返回北平。桥本群当然没有闲着,他又开始给东京陆军中央部写报告。

  在两个参谋在平津宣布那两个命令的同时,这份报告已经通过电波到了东京。电文是:“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时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应该把这看作是陆军中央部对卢沟桥事变的最早的回声――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接到了以下的命令:

  一、日军要确保占领永定河左岸以及卢沟桥附近,在此基础上谋求事件的解决;

  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

  三、下列部队中午由天津出发经通州公路到达通州时,受你指挥: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缺步兵两个小队)、战车一中队、炮兵第2大队、工兵一个小队。

  牟田口确实感到肩头担子很重,但这是一种透露着信任与自豪的压力。舍命保君子。他立即下达了体现自己新的权威的第一号命令,接令的是副联队长森田:

  “指挥一木大队,对卢沟桥中国军队提出要求撤退到永定河右岸,如果需要,解除(中国军队)武器,占领卢沟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有这种意图,请速执行。”

  森田不敢违令,马上与中方提出交涉。牟田口说这是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图,岂止呢?森田比牟田口看得更深一层:东京也正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这一步棋呢!

  那个在半小时前狂得还像疯狗一样的森田,这阵子像只驯猫一样静呆在宛平城外一家作为日军临时歇脚的民房里,等候着中方代表前来谈判。

  于是,林耕宇和寺平便缒城而出,和森田面谈。

  森田几乎把牟田口给他的命令重述了一遍,总之,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否则解除其武器。林耕宇代表中方作了明确回答:中国军队不会撤退。我们本来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往哪里退?难道退到日本去不成?

  谁也不让步。谁也无法前进。

  都声明自己把春天高高地举着。肯定:有一个是不开花的枯萎季节。

  日寇再次向宛平城猛烈地射击。

  枪声很猛。

  枪声更烈。

  桥本群又给东京发出了第二封电报报告: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中,又遭到回龙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据说日本军人最不相信石头缝中能长出水灵灵的嫩芽这样的“浑话”,认为凡是浑话都是诗化了的语言。他们就认准一个死理:中国的领土应该是他们的。

  石头变成弹头砸向它,它也不改初衷。

  桥本群还没有来得及用石头去试试路途中那条河的深浅呢……

  牟田口的那点自信心已经被碰得支离破碎,这是肯定无疑了,但是,他还没有失去最后的信心。作为东亚帝国的一名军人,在登上出国战车的那一瞬间,他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我的帝国是不会失败的,就像太阳不会从东边落下去一样。一定!成功属于每一个远征的士兵。

  卢沟桥的枪声响了,终于响了!

  每一个日本军人犹如在战壕里盼来冲锋号一样备受鼓舞。他们只想用“长驱直入”四字来形容一切,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附属品。附属品!这是一块很难得的原始木质,可以雕刻出许多珍贵稀有的花样。没想,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非常不顺利。中方根本不接受撤退的意见。这使牟田口十分恼火。岂止是恼火,他恨不能把那些竟敢反抗“皇军”的中方代表抓来剁成肉块。岂止是肉块,捣成肉浆才痛快。可是,能这么淋漓尽致地达到目的吗?即使能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还是不退不让,日军仍然进不了城呀!

  强忍恼火与敌周旋。对,周旋!

  牟田口启开了砚台,它,一个小小的长方形,非端非歙,看上去平平常常的无特别之处,却是地地道道的纪晓岚的家珍。他又脱掉笔帽,在砚台上膏着笔。这套文房四宝是一位中国友人赠送的高雅礼物。他喜欢书法,尤其喜欢中国的方框字书法。这位中国朋友琢磨透了牟田口的心思,他唤水,送来了雨。解渴!此刻,牟田口要写一封信,当然不是一般的信了,是写给中国29军驻守宛平城军队的信。听说是一位营长带领人马驻在城里。营长?不能给他写信,太小的官了!就写给宛平驻军,这是公事公办,他牟田口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写信,而是代表日军向中国军队交涉重要事情。明白吗?两国之间的交涉!

  信必须写得有气派,要拿出东亚帝国的口气来。当然还得要求中方把事情办好,毕竟是有求于人家嘛。

  牟田口这么想着想着便提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

  樱井等人是进城协商问题的,谈判代表。现在可以这样说,任何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谈成,已经一天多了,仍呆在城里。日方自然会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军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我方的一名士兵绑架进城了吗?但是,代表们的个人安全问题还不是主要的,最要害的是我们需要他们出城详详细细地谈一谈城里的情况,他们是从中国内部来的,掌握的许多事情是很重要的情报。我们已经发报给樱井了,要他们设法摆脱中国的纠缠,早日出城。但是,没有任何消息。中方在昨晚就封闭了城门,禁止人们出入宛平。

  牟田口继续写信,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要求:

  “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5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否则日方定以重兵踏平宛平城。”

  关于撤退的事,日方已经多次对中国军队提出来了,中方不干。不答应,还得提。从某个意义上讲,你不愿意接受这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所盼呀!如果事情都是那么顺顺利利的,一点就破,能“踏平宛平城”吗?能发动起灭亡中华的大战吗?真是!我们就希望乱,乱了才可以得到更多,乱了才能摧毁想要摧毁的一切仇恨,才可以建成想要建成的一切美好。至于说走失的士兵现在已经归队,这有什么呢?归队了也要进城去搜查。你当初可以绑架我们的士兵,我们就永远保留进城搜索的权力。

  牟田口又写了其他的话,大都是“必须”“否则”之类的强调词。总之,这信要代表大帝国军方的水平,要使读信人看罢出一身冷汗才对。不,最好是打颤才痛快!

  末了,他的目光停留在“重兵踏平宛平城”那几个字上。他心里美滋滋的,脸上浮现着甜蜜的笑容。他非常欣赏这7个字,那真是世间最美最美的文字了!

  重兵踏平宛平城!

  牟田口眯缝着双眼,好不自在。他在咀嚼着自己,也在咀嚼着享受。仿佛这世界已经是属于他的了,他就独自卧在时间的中心。

  拆除栅栏,让空间再大一点,让世界再大一点。

  包括牟田口在内的许多日军都会有过这样的愿望。因为那个形状如败叶似的岛国实在小得可怜,容纳不下狂人的野心。

  宇宙变小,地球变小。

  他们很实用,此刻保不准他们又希望天下所有的路都可以变得装进自己的兜里,任其摆布。

  起码为牟田口送信的这个士兵会这么祈祷。去宛平城29军的路为什么这样长,总也走不到?其实不是路漫长,而是一路的盘查、询问使他走了不少“盘肠路”……

  牟田口希望他这封信可以得到如意的结果。

  问题是在那样一个枪林弹雨中一个日本鬼子去中国军营送信,容易么?

  信送到宛平城已经是8日午后了。雨下得好大好猛。水贼样的送信人!

  正像牟田口所预料的那样,第一收信人和第一阅信人都是金振中营长。他的营守卫着宛平城和卢沟桥,他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宜。他会向上级长官请求自己没有把握、或者虽有把握却是事关重大的事情的。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就在眼皮底下,有他们的指点,他会免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错误。

  但是,对于眼下收到的牟田口这封信,他却没有请示的意思。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方针,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营每一个指战员都铭记在心、并且每天总要朗声背诵几遍的那十个字: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金振中把牟田口的信展示在手掌里,认真的阅读了一遍。好像怕有所遗漏,他又读了一遍。撤退?笑哩!这应该是中方向日军提出的条件。上级派3营来宛平驻防,就是要我们守住这个地盘。中国军队守卫中国的土地,何谈撤退?至于樱井出城的问题,他走了,我们跟谁谈判?再说,樱井进城协商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国人绝不会把侵略者请进城的。要出城,自便!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

  金振中在那张早已剥落掉油漆的方桌前坐下,摊开牟田口的来信,拿起笔在信纸上方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话:

  “宛平城和卢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钢笔字,很有劲,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内容简练、干脆,完全是板上钉钉子的口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金振中满意地瞄视着这个答复。对啦,还有一条,这就是樱井等人出城的问题,牟田口既然作为交涉的一项内容提出来了,那就得回答他。有来无往非礼也。于是,他在原信的另一空白处,又写下了一句话:

  “樱井等人也属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写完,金营长笑了,我怎么替樱井做主了,他会心甘情愿地与城、桥共存亡吗?他要怪罪我的。也罢!怪罪就怪罪吧,谁让他当初削尖脑袋要往城里钻呢!既来之,则安之。出城?哪会那么容易,满天满地都是流弹飞子,保不准哪一颗会叫樱井先生碰上的。我们不让他出城,是为他的安全着想的!这有什么不好?

  金又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就这样,牟田口的来信被金振中轻而易举地作了处理。原信退回,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一封很特殊的答复信。

  金振中自然不会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他们会用发动新的进攻来报复的。

  已经有许多次这样的拒绝了,也有许多次这样的报复了。但是,金振中有预感:敌人下一次的进攻很可能要玩命。比如,它会以强大的炮火摧毁宛平城和卢沟桥;再比如,它会以战车掩护其步兵夺我方阵地;在夺取我方阵地时,敌人炮兵必然向我方阵地后方延伸射击……

  金营长在估计敌人的行动时,总是习惯于往最坏处想,他宁肯把敌情设想得严重些,也不愿因为轻敌而吃了亏。因为他十分明白,自己面临的实在是一伙洪水猛兽般的侵略者。

  他的心里沉沉的。

  抬起头向窗外望去,雨丝儿如线,挂满了天空。满腔的忧虑如这雨丝缠绕着他心。他有个想法:再开个会,让各连的领导及部分排长参加,把一些情况和想法再给大家讲讲。

  说开就开。很快参加会的人就到齐了,大家就挤在这间既作会议室又是他睡觉的房子里。鹰的翅膀从天空掠过的时候,大地一片肃然。他讲了以下的话:

  “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打仗嘛,死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敌人的炮兵一开始向我方射击时,各连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余的人员都要隐敝起来,敌人的炮兵发泄之后,敌人的战车很可能掩护步兵来夺取我方阵地,这时,各连隐蔽的队伍迅速出击,与敌人的战车、步兵作殊死的战斗,消灭敌人于我阵地前。也是在这时候,我们的轻重迫击炮连和机枪连,要不失时机地向威胁我方最大之敌猛烈攻击,彻底把敌人消灭掉……”

  他讲得很仔细,很真切,不像在预测敌情和部署我军的兵力,而是在真正指挥一场战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会使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他认为,指挥员就应该这样。

  末了,他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掌握在他手里作机动用的9连、10连撒出去,放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去摔打。

  9连、10连两位连长举目望着金营长,那意思是:哪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呢?

  金用手指向地图上的两个圆圈:回龙庙、大瓦窑……

  永定河里,一只鱼儿钻出水面,转瞬,又沉入了水底。

  挂果的7月。

  棵棵蒲公英很像一队队女孩在寻找回家的路。

  斯诺在卢沟桥前线采访

  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必须提到他:斯诺。

  在中国,许多人都熟悉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少人都知道他在中国的一段传奇经历。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西行漫记》。国人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斯诺;世界通过斯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毛泽东、周恩来……

  但是,许多人并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事:

  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斯诺在北平写完了《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章;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清晨,他就出现在宛平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7月7日一夜,斯诺都没有入睡。

  从北平西南方向响起的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到燕京大学南门外他的住所里。

  斯诺向街坊邻里打听出了什么事,人们告诉他,日本人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还要攻占北平。

  他的心一紧,心儿便飞到了打炮的地方。

  8日天刚蒙蒙亮,斯诺就驱车赶到宛平前线去观察,采访。对于斯诺这样神奇的作风,绝不能仅仅用“记者的新闻敏感”去解释。

  也许读者还记着,8月凌晨,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经过。与会的大多数是日本记者,斯诺以美国驻华记者的身份也参加了会,今井武夫讲完话以后,斯诺的脑子里挽了许多疑问的疙瘩,他便质问今井:“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演习?你们是否真的有士兵失踪?”“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武力?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而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今井武夫哪里敢正面回答斯诺这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质问,只能用“无可奉告”这种外交辞令去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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