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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2)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早年他随冯玉祥参加了反蒋的中原战争。日军认为，宋哲元这样的国民党将领是有利用价值的。
在这里，还需要把“驻屯军”这个概念给读者作一解释。
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随时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肆意地镇压中国人民，这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它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所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园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何梅协定》上。
与日军签署了协定的人自然是要执行协定所展示的各个条款。他们做人的心迹很坦率：既然已经付出了灵魂的许诺，为什么还要久久的不肯起步？
日方限死的必须兑现的日期，中方一点也不敢含糊。此刻，“协定”已经由干巴巴的条款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像了，你瞧――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羊拉屎一般，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是那微微吹来的风把它刮得七倒八歪，不堪一击。51军没有打败仗，可是却比打了败仗还要懒散，还显得没有章法。队伍缓缓地离开天津，又缓缓地路过保定，再缓缓地向西安移去。那里肯定不是避风港，但这支善战的队伍却要窝在那里去。带队的首领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他骑的那匹战马一颠一颠，使他的身躯一晃一晃地颤动着，军座的威严没倒，你不觉得他是在撤退，而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去。于学忠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起初，日寇通过亲日派对他进行拉拢，他根本不吃鬼子的那一套，后来，日寇又指使暴徒三次谋刺他，也均未得逞。
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限令国民党政府必须为之。开始，何应钦劝于学忠说：“孝侯兄，国家眼下到这个样子，让人心焦。你一向是忠公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出于全局考虑，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于学忠非常反感耳畔有这种嗡嗡声，他故作没听懂，反问：“让我辞职？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都辞？容我考虑考虑吧！”何应钦也只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走了。不过，隔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紧催，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老兄，现在的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于学忠的口气比刚才更硬了，他问：“让我辞职是中央提出的还是日方提出的？我们还是不是中国的官吏？日本人说怎么办我们就不说二话跟着怎么办，将来还会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困难？也许是这样，可是不管有多么难，总该讲理。我们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干。中央有权，免我的职、撤我的职，我都服从。可是，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的职你们就让我辞职，这太软弱，姓于的不干！”
日寇并不会因为于学忠的强硬而放弃了《何梅协定》所要求的内容。他们步步逼来，不断加码，条件提得越来越苛刻。限令兑现“协定”各款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措施：下令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宣布了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命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
……
于学忠率领队伍西行，西行。仿佛中国所有的空间都太小，难以容下这支为抗日做了应做的事情的队伍。
他对天长叹数声，却并不紧催战马，任其慢慢地踏行。
随行的警卫兵捡起了一片树叶，掸掸，放在嘴边。不过，他没有吹什么曲调，最后将树叶贴在脸蛋上。他好热。
远处一曲《走西口》，凄凉，哀婉，萦绕于山野，许久不散。
撤退的队伍行至一条河边，涛声吼叫着，像在送行。
还有两支队伍撤离河北省，西行。
他们是中央军第2师和第25师，分别由黄杰、关麟征二位师长带队。去处：徐州和洛阳。
山那边是山，拐过弯去还是弯。队伍走得同样很艰难，很容易使人想起51军的撤离。出天津时，它们和51军的队伍是搅在一起的。不过，慢慢的，距离就拉开了，那是因为归宿的方向不同。
弯弯的山路。两支队伍变得越来越细，拉成了两条弧线，飘忽飘忽，流向远方，随时好像都会断线。这线最终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圆。
关麟征师长此刻的心情完全像离娘的孩子一样悲凉、孤独。对蒋介石，他关某人从来是满腔忠诚，以心相见；抵抗日寇，这是民众的呼唤，尽力为之。然而，谁会想到，如今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被日寇赶出了河北，蒋介石竟然连句保他的话都没吐。可悲呀，可悲！
关师长又一次回头望了望雾霭缭绕中的、模模糊糊的北平的影子，霎时，悲愤、怒怨、凄然相交的复杂感情缠绕在一起，无情地袭上心头，五脏六腑好疼！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部队离开北平时的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难以言喻的、难以忍耐的场面……
当时，他把团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进行撤离动员。这是一间空空旷旷的会议室，原先定了位的凳子不知被什么人搬去了不少，剩下的歪歪斜斜没规则地放着。与会的数十名军官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真个的“散兵游勇”，桌面上蒙着薄薄的一层灰尘。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了曲里弯拐的犹如蚯蚓似的印迹。
会议室里显出的凄凉、清冷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这个师长也失掉了昔日那种在部属面前盛气凌人的威严，半坐半靠地挤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前，给大家刚念了《何梅协定》关于撤军的内容，马上就有人发问：“何梅？哪一国人，怎么没听说过呢？”他不得不作了解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人。何梅是两个人，何应钦，还有日本人梅津美治郎。”“噢，原来这样，一个中国人，一个东洋鬼子！”
一阵哄堂大笑。
下面，他宣布的蒋总裁关于军队调防的命令也被笑声吵声淹没得烟消云散。
笑后，便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上了一块重石。
师里决定把撤离的时间放在夜里，这是有道理的。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变得浮躁、火爆，仿佛一堆干柴，见火就燃，如果白天撤离，就不定会节外生枝地惹出多少恼人的事情。就让夜幕为全师的指战员作一块遮羞布吧，黑灯瞎火的晚上悄悄地离去，即使发生点意想不到的事，别人也难看到。不坐车，是步行，而且是长途夜行军，到长辛店去登车。
这是个很不安静的夜。啄木鸟在远远的什么地方狠劲地啄着树干，它是啄这个不同寻常的夜，啄每一颗烦躁的心。
队伍默然地进行着，竟没有任何响动，当然那种脚步声踩在地上是很沉重的，只是太单调，也就显得十分寂寞……
关师长这时候想得更多的事是学生军训总队。那些孩子们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让他牵挂。
白天，他去宣布解散军训队的命令，还没等他把文件拿出来，学生们就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围上来，谁也不说话，用求援的目光望着他。原来大家从风言风语中已经得到了军训队解散的消息，谁也不愿相信它会是真的。这个军训总队是应爱国青年的强烈要求而举办的，国家正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危难，热血青年们谁不想用军人的素质和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为国尽忠。正在受训的3000余名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政治、学军事，一个个像充满气的足球，时刻要射向企图侵吞中华民族的日寇强盗。现在他们从关师长的嘴里得到证实，军训总队确实要解散，这是上面的命令，也是《何梅协定》中中方必须履行的条件。学生们愤怒了，像煮沸的水一样躁动起来了，有的抱成一团痛哭流涕，有的三五成群围着关师长质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违背民意的决定？”有的索性就做起了鼓动性演说，抬高嗓门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做可以任人宰割的绵羊，我们不解散，我们要抗日！”他这个师长在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劝导学生们，要大家理智一点，准备好撤离的工作。为了长远的事业，我们只能这样，保存自己，抗日的神圣大业需要我们出力的地方还多着呢！同学们都看出了师长的无奈，啥也不说了，只是哭，有的是大哭一场。先是几个孩子哭，后来是好多孩子都哭了起来。很快，整个军训总队一片哭声，哭声一片。哭得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呆站在一旁，任同学们哭。他也记不得哭了多长时间，突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卖国贼绝没有好下场！”随之，整个军训队又沸腾起来了，口号声一个接一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
激昂的口号声过后，也许同学们把心中的积愤发泄出来了，感到很疲劳了，军训队平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打捆行李，做着撤走的准备……
关师长离开军训总队走出好远了，还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不像是学生的哭声，抽抽泣泣，时断时续，声音很苍老。
他的脚步被这哭声拖住了，不由循着那哭声走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在伤心地流泪。
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前他站住了，这儿曾是个马厩，此时房前房后堆满了零零散散的粪便，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使用过的一间遗弃了的破屋。奇怪，明明刚才还听见那哭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怎么霎时变得悄不声的没一点响动了？
关师长轻轻推开用竹杆编成的半虚掩着的门，一看，呈现在眼前的惨景令他心寒：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老者像一堆骷髅似的蜷缩在墙角的乱柴堆中。他脸上的五官已经被脏兮兮的污秽涂抹得难以分辨了。惟有那双无神的眼睛在怯生生打量着来人。可以看出，他饥饿至极，定是多日没有进食了。
“你是什么人？”关师长满脑子的疑团，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跑进军营的，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老者不回话，只是那双没神的眼睛闭上了，像一盏奄奄一息的小油灯灭了。
“我在问你话，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这里是军营，不许外人进来的！”关师长的声音很和缓，一点也不着急。他知道在这样一个也许很快就被饥饿夺去生命的人面前发威，实在是一种罪过。
老者的眼睛又从那一团松软的、折折皱皱的肉团里睁开了，仍然没有一点神气。他有气无力地给眼前这位在他看来威风凛凛地长官讲了几句话，声音很小，像马上就要断掉的游丝。但是，关师长还是听清了，老人说他是从关外来的，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当了兵，他是来找儿子的。
关师长什么也没说，他又能说什么呢？
他离开了马厩。他只有一个祝愿：这位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儿子的老人能多活些时间。儿子走了，平津乃至河北大地上暂时没有中国的军队了。老人的儿子也许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他出了马厩，在外面站了好久，才慢慢地向师部走去，脚步很沉。他紧紧地咬着嘴唇，才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
缓缓行进的军车在痛哭。
两条深沉的车辙里灌着的却不仅仅是泪水。
整个华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51军、还有中央军撤离河北省后，这里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片空白。它将要变成一片汪洋，横行一时的野兽不被淹没，善良的民众就要遭殃。二者必具其一，不会有另一个结局。
华北温凉的夏夜，中国已开始流浪。
那个身无半文的老人从干柴堆里挣扎起来，他没有追赶队伍，却扑进了那一片滔滔海浪之中……
狗咀嚼着日头，太阳掉下来的碎片意外地变成了缕缕笑容。
日寇突然改变了策略，变直接武力侵占为主要采取政治谋略，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恶人的美梦做得总是格外甜蜜，而且有时还能得以实现。只是为了过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现”是昙花一现。日军已经取得了他们实现华北自治的第一步胜利：扫清障碍。他们得意忘形，跃跃欲试地向第二个步骤逼进：选择屈从于日本的角色，成立华北自治政权。
说穿了，鬼子需要一个由它们自己操纵的傀儡。
谁是这个对象？
宋哲元。
日本人瞧上了他。
蒋介石也在物色他在华北的人选。在经过多次的筛选、比较之后，最后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当年的一个日本战地记者，对宋哲元的外表作了这样简洁的描写：“他矮个，发胖，身穿中式服装，光头，留着中国式胡须。身长五尺开外，体格魁梧，显示出山东出身的军人风采。”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顶瓜皮帽。日本记者没有把这个富有个性的帽子写上一笔，实在是个遗憾。
他是一级陆军上将，是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188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字明轩。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早在1921年，宋哲元在冯玉祥麾下当旅长时，就出类拔萃，与其他四个旅长张之江、李鸣钟、鹿仲麟、刘郁芬，被人们称为“五虎上将”。1929年，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后，宋哲元等十名国民党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政府。宋哲元等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向冯军压来。于是爆发了中原之战，冯军败退，宋哲元被迫率兵退入陕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过五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也失去了实力。
纵观宋哲元的历史，最闪现光彩的一页，莫过于长城抗战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称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的。从1933年2月底开始，日军进攻热河，占领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军，到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方告结束。在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宋哲元和29军的官兵们浴血抗敌，万死不辞。一度，敌我双方争夺高地，形成对峙，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以及师长冯治安、张自忠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击毙击伤敌人百余名，并缴获大批武器。在数个月的对峙中，宋哲元率领部队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战斗至4月中旬，日军突然打开了友军的防守阵地，使宋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迫使宋部不得不撤退到通州，于是，日军攻占了长城各要隘，并直逼北平城下。
后来，宋哲元在回忆长城战斗时，这样形容将士们的杀敌士气：
“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好利索！”
每每提起在长城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宋哲元心里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诫自己的部属：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应该把他们未了的事情分担一些。他总是尽量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宋哲元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一贯很明朗：他赞成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常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样的运动。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因为他怕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他就发出通电，提出对日作战。遗憾的是他的通电没有促成蒋介石的抗战。也许这是宋哲元意料中的结果，所以他不感到意外。有这么一件事也许可以说明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所持的谨小慎微态度：那年，他在天津为母亲做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亲自登门祝寿，当时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后来，宋哲元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把寿礼退回。别人劝他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这样会伤两国和气，这是大事。宋哲元一气之下，便将瓷花瓶砸了。
这就是宋哲元，一个尚有民族气节但并没有下最后决心与日寇决战一场，还在犹犹豫豫时进时退的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
日军相中了他，在他身上打主意，是因为：宋哲元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眼下属“骑墙派”。将他留任在华北绝对比蒋介石另安排一个心腹要有用得多。
显然，蒋总裁看穿了日本人这极其毒辣的一手，便设法要挫败其阴谋，他先一步地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宋哲元及其所属几个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刚过一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撤销了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
双方都在争取、拉拢宋哲元这个实力人物，他会倒在谁的怀里？
在这里，还需要把“驻屯军”这个概念给读者作一解释。
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随时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肆意地镇压中国人民，这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它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所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园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何梅协定》上。
与日军签署了协定的人自然是要执行协定所展示的各个条款。他们做人的心迹很坦率：既然已经付出了灵魂的许诺，为什么还要久久的不肯起步？
日方限死的必须兑现的日期，中方一点也不敢含糊。此刻，“协定”已经由干巴巴的条款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像了，你瞧――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羊拉屎一般，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是那微微吹来的风把它刮得七倒八歪，不堪一击。51军没有打败仗，可是却比打了败仗还要懒散，还显得没有章法。队伍缓缓地离开天津，又缓缓地路过保定，再缓缓地向西安移去。那里肯定不是避风港，但这支善战的队伍却要窝在那里去。带队的首领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他骑的那匹战马一颠一颠，使他的身躯一晃一晃地颤动着，军座的威严没倒，你不觉得他是在撤退，而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去。于学忠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起初，日寇通过亲日派对他进行拉拢，他根本不吃鬼子的那一套，后来，日寇又指使暴徒三次谋刺他，也均未得逞。
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限令国民党政府必须为之。开始，何应钦劝于学忠说：“孝侯兄，国家眼下到这个样子，让人心焦。你一向是忠公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出于全局考虑，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于学忠非常反感耳畔有这种嗡嗡声，他故作没听懂，反问：“让我辞职？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都辞？容我考虑考虑吧！”何应钦也只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走了。不过，隔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紧催，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老兄，现在的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于学忠的口气比刚才更硬了，他问：“让我辞职是中央提出的还是日方提出的？我们还是不是中国的官吏？日本人说怎么办我们就不说二话跟着怎么办，将来还会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困难？也许是这样，可是不管有多么难，总该讲理。我们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干。中央有权，免我的职、撤我的职，我都服从。可是，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的职你们就让我辞职，这太软弱，姓于的不干！”
日寇并不会因为于学忠的强硬而放弃了《何梅协定》所要求的内容。他们步步逼来，不断加码，条件提得越来越苛刻。限令兑现“协定”各款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措施：下令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宣布了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命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
……
于学忠率领队伍西行，西行。仿佛中国所有的空间都太小，难以容下这支为抗日做了应做的事情的队伍。
他对天长叹数声，却并不紧催战马，任其慢慢地踏行。
随行的警卫兵捡起了一片树叶，掸掸，放在嘴边。不过，他没有吹什么曲调，最后将树叶贴在脸蛋上。他好热。
远处一曲《走西口》，凄凉，哀婉，萦绕于山野，许久不散。
撤退的队伍行至一条河边，涛声吼叫着，像在送行。
还有两支队伍撤离河北省，西行。
他们是中央军第2师和第25师，分别由黄杰、关麟征二位师长带队。去处：徐州和洛阳。
山那边是山，拐过弯去还是弯。队伍走得同样很艰难，很容易使人想起51军的撤离。出天津时，它们和51军的队伍是搅在一起的。不过，慢慢的，距离就拉开了，那是因为归宿的方向不同。
弯弯的山路。两支队伍变得越来越细，拉成了两条弧线，飘忽飘忽，流向远方，随时好像都会断线。这线最终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圆。
关麟征师长此刻的心情完全像离娘的孩子一样悲凉、孤独。对蒋介石，他关某人从来是满腔忠诚，以心相见；抵抗日寇，这是民众的呼唤，尽力为之。然而，谁会想到，如今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被日寇赶出了河北，蒋介石竟然连句保他的话都没吐。可悲呀，可悲！
关师长又一次回头望了望雾霭缭绕中的、模模糊糊的北平的影子，霎时，悲愤、怒怨、凄然相交的复杂感情缠绕在一起，无情地袭上心头，五脏六腑好疼！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部队离开北平时的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难以言喻的、难以忍耐的场面……
当时，他把团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进行撤离动员。这是一间空空旷旷的会议室，原先定了位的凳子不知被什么人搬去了不少，剩下的歪歪斜斜没规则地放着。与会的数十名军官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真个的“散兵游勇”，桌面上蒙着薄薄的一层灰尘。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了曲里弯拐的犹如蚯蚓似的印迹。
会议室里显出的凄凉、清冷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这个师长也失掉了昔日那种在部属面前盛气凌人的威严，半坐半靠地挤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前，给大家刚念了《何梅协定》关于撤军的内容，马上就有人发问：“何梅？哪一国人，怎么没听说过呢？”他不得不作了解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人。何梅是两个人，何应钦，还有日本人梅津美治郎。”“噢，原来这样，一个中国人，一个东洋鬼子！”
一阵哄堂大笑。
下面，他宣布的蒋总裁关于军队调防的命令也被笑声吵声淹没得烟消云散。
笑后，便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上了一块重石。
师里决定把撤离的时间放在夜里，这是有道理的。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变得浮躁、火爆，仿佛一堆干柴，见火就燃，如果白天撤离，就不定会节外生枝地惹出多少恼人的事情。就让夜幕为全师的指战员作一块遮羞布吧，黑灯瞎火的晚上悄悄地离去，即使发生点意想不到的事，别人也难看到。不坐车，是步行，而且是长途夜行军，到长辛店去登车。
这是个很不安静的夜。啄木鸟在远远的什么地方狠劲地啄着树干，它是啄这个不同寻常的夜，啄每一颗烦躁的心。
队伍默然地进行着，竟没有任何响动，当然那种脚步声踩在地上是很沉重的，只是太单调，也就显得十分寂寞……
关师长这时候想得更多的事是学生军训总队。那些孩子们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让他牵挂。
白天，他去宣布解散军训队的命令，还没等他把文件拿出来，学生们就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围上来，谁也不说话，用求援的目光望着他。原来大家从风言风语中已经得到了军训队解散的消息，谁也不愿相信它会是真的。这个军训总队是应爱国青年的强烈要求而举办的，国家正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危难，热血青年们谁不想用军人的素质和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为国尽忠。正在受训的3000余名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政治、学军事，一个个像充满气的足球，时刻要射向企图侵吞中华民族的日寇强盗。现在他们从关师长的嘴里得到证实，军训总队确实要解散，这是上面的命令，也是《何梅协定》中中方必须履行的条件。学生们愤怒了，像煮沸的水一样躁动起来了，有的抱成一团痛哭流涕，有的三五成群围着关师长质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违背民意的决定？”有的索性就做起了鼓动性演说，抬高嗓门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做可以任人宰割的绵羊，我们不解散，我们要抗日！”他这个师长在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劝导学生们，要大家理智一点，准备好撤离的工作。为了长远的事业，我们只能这样，保存自己，抗日的神圣大业需要我们出力的地方还多着呢！同学们都看出了师长的无奈，啥也不说了，只是哭，有的是大哭一场。先是几个孩子哭，后来是好多孩子都哭了起来。很快，整个军训总队一片哭声，哭声一片。哭得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呆站在一旁，任同学们哭。他也记不得哭了多长时间，突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卖国贼绝没有好下场！”随之，整个军训队又沸腾起来了，口号声一个接一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
激昂的口号声过后，也许同学们把心中的积愤发泄出来了，感到很疲劳了，军训队平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打捆行李，做着撤走的准备……
关师长离开军训总队走出好远了，还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不像是学生的哭声，抽抽泣泣，时断时续，声音很苍老。
他的脚步被这哭声拖住了，不由循着那哭声走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在伤心地流泪。
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前他站住了，这儿曾是个马厩，此时房前房后堆满了零零散散的粪便，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使用过的一间遗弃了的破屋。奇怪，明明刚才还听见那哭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怎么霎时变得悄不声的没一点响动了？
关师长轻轻推开用竹杆编成的半虚掩着的门，一看，呈现在眼前的惨景令他心寒：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老者像一堆骷髅似的蜷缩在墙角的乱柴堆中。他脸上的五官已经被脏兮兮的污秽涂抹得难以分辨了。惟有那双无神的眼睛在怯生生打量着来人。可以看出，他饥饿至极，定是多日没有进食了。
“你是什么人？”关师长满脑子的疑团，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跑进军营的，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老者不回话，只是那双没神的眼睛闭上了，像一盏奄奄一息的小油灯灭了。
“我在问你话，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这里是军营，不许外人进来的！”关师长的声音很和缓，一点也不着急。他知道在这样一个也许很快就被饥饿夺去生命的人面前发威，实在是一种罪过。
老者的眼睛又从那一团松软的、折折皱皱的肉团里睁开了，仍然没有一点神气。他有气无力地给眼前这位在他看来威风凛凛地长官讲了几句话，声音很小，像马上就要断掉的游丝。但是，关师长还是听清了，老人说他是从关外来的，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当了兵，他是来找儿子的。
关师长什么也没说，他又能说什么呢？
他离开了马厩。他只有一个祝愿：这位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儿子的老人能多活些时间。儿子走了，平津乃至河北大地上暂时没有中国的军队了。老人的儿子也许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他出了马厩，在外面站了好久，才慢慢地向师部走去，脚步很沉。他紧紧地咬着嘴唇，才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
缓缓行进的军车在痛哭。
两条深沉的车辙里灌着的却不仅仅是泪水。
整个华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51军、还有中央军撤离河北省后，这里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片空白。它将要变成一片汪洋，横行一时的野兽不被淹没，善良的民众就要遭殃。二者必具其一，不会有另一个结局。
华北温凉的夏夜，中国已开始流浪。
那个身无半文的老人从干柴堆里挣扎起来，他没有追赶队伍，却扑进了那一片滔滔海浪之中……
狗咀嚼着日头，太阳掉下来的碎片意外地变成了缕缕笑容。
日寇突然改变了策略，变直接武力侵占为主要采取政治谋略，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恶人的美梦做得总是格外甜蜜，而且有时还能得以实现。只是为了过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现”是昙花一现。日军已经取得了他们实现华北自治的第一步胜利：扫清障碍。他们得意忘形，跃跃欲试地向第二个步骤逼进：选择屈从于日本的角色，成立华北自治政权。
说穿了，鬼子需要一个由它们自己操纵的傀儡。
谁是这个对象？
宋哲元。
日本人瞧上了他。
蒋介石也在物色他在华北的人选。在经过多次的筛选、比较之后，最后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当年的一个日本战地记者，对宋哲元的外表作了这样简洁的描写：“他矮个，发胖，身穿中式服装，光头，留着中国式胡须。身长五尺开外，体格魁梧，显示出山东出身的军人风采。”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顶瓜皮帽。日本记者没有把这个富有个性的帽子写上一笔，实在是个遗憾。
他是一级陆军上将，是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188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字明轩。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早在1921年，宋哲元在冯玉祥麾下当旅长时，就出类拔萃，与其他四个旅长张之江、李鸣钟、鹿仲麟、刘郁芬，被人们称为“五虎上将”。1929年，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后，宋哲元等十名国民党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政府。宋哲元等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向冯军压来。于是爆发了中原之战，冯军败退，宋哲元被迫率兵退入陕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过五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也失去了实力。
纵观宋哲元的历史，最闪现光彩的一页，莫过于长城抗战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称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的。从1933年2月底开始，日军进攻热河，占领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军，到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方告结束。在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宋哲元和29军的官兵们浴血抗敌，万死不辞。一度，敌我双方争夺高地，形成对峙，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以及师长冯治安、张自忠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击毙击伤敌人百余名，并缴获大批武器。在数个月的对峙中，宋哲元率领部队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战斗至4月中旬，日军突然打开了友军的防守阵地，使宋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迫使宋部不得不撤退到通州，于是，日军攻占了长城各要隘，并直逼北平城下。
后来，宋哲元在回忆长城战斗时，这样形容将士们的杀敌士气：
“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好利索！”
每每提起在长城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宋哲元心里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诫自己的部属：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应该把他们未了的事情分担一些。他总是尽量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宋哲元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一贯很明朗：他赞成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常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样的运动。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因为他怕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他就发出通电，提出对日作战。遗憾的是他的通电没有促成蒋介石的抗战。也许这是宋哲元意料中的结果，所以他不感到意外。有这么一件事也许可以说明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所持的谨小慎微态度：那年，他在天津为母亲做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亲自登门祝寿，当时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后来，宋哲元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把寿礼退回。别人劝他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这样会伤两国和气，这是大事。宋哲元一气之下，便将瓷花瓶砸了。
这就是宋哲元，一个尚有民族气节但并没有下最后决心与日寇决战一场，还在犹犹豫豫时进时退的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
日军相中了他，在他身上打主意，是因为：宋哲元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眼下属“骑墙派”。将他留任在华北绝对比蒋介石另安排一个心腹要有用得多。
显然，蒋总裁看穿了日本人这极其毒辣的一手，便设法要挫败其阴谋，他先一步地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宋哲元及其所属几个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刚过一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撤销了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
双方都在争取、拉拢宋哲元这个实力人物，他会倒在谁的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