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二）
> 第113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1)
第113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1)
第一节 凭空启衅侵宛平，暴雨电闪卢沟桥（一）
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土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德纯气得脸色发灰，当场吐血。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顶瓜皮帽。
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掠过。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替地出现在“佐滕外交”上。
两个国籍的两支队伍真刀真枪地对峙在正阳街上。
日寇踏进长城
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长城，现在成了国人值得骄傲的历史风景线，当初筑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岁月的风雨吸干，孟姜女的哭声也被飞来飞去的鸟雀衔得无踪无影。
长城，深远而含蓄地屹立在苍茫遥远的荒野，创造了光荣而骄傲的业绩，也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屈辱。它总是高昂着头，对于中华大地经受的光荣和屈辱，它都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人。
日本鬼子将中国民众的鲜血溅在古老的长城上。
那是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强盗在东北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起伪满洲国后，吆喝起骑兵队紧靠着长城的北侧，挥耍着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国内地。这些矮个头的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贪婪的呓语：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他们幻想侵吞长城，还有长城以南的大片中国的国土。
办法只有一个：凭空制造事端。这一天，山海关日本铁路守备队兵营内冷不丁地爆响了两枚手榴弹。虽然威力不算大，也没伤人，却把日军的“仇恨”给炸起来了。硝烟还没散去，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战前动员，要求他的队伍对投掷手榴弹的中国军队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随之，他们就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
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其实，两枚手榴弹就是落合甚九朗指派他的部下投掷的。他们在演戏。
有了这个借口，日军于第二天、第三天，便发疯似的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山海关，向长城推进。很快，热河省失陷……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
29军的士兵们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愤怒的弹片裹着硝烟、尘土，拧成巨大的气浪，把日本兵冲击得连滚带爬。
长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御过残暴的匈奴和历代侵略者的冒犯。当然，也有过失败，那也是悲壮的故事。
数千名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乌鸦呱呱地叫着，啄尸。
被击败了的日军像只怒狗，他们全线出击，反扑。
1933年3月10日这一天，绝对应该把它雕刻在长城的最显眼处。国耻也是一口警钟，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它：这一天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长城。
这块国土上的悲伤太多，也许这一次是不可遏制的悲伤。
山海关和嘉峪关古楼上的结着锈痕的风铃同时摇响，铃声悠悠远去，又慢慢归来。几分凄凉，几分无奈。
庄稼人用皱皱的手指抚摸着犁杖上的弹洞，眼里喷着火，心里滴着血。
长城不可能是日军的行军终点。
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蓟县、唐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他们要使华北门户洞开，渗透和分裂华北――当年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这块总面积为10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300多万的地盘，在日本军阀眼中无疑是一块不寻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
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三个卖国“协定”
士兵和民众在浴血抗敌，有人却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湿了蝈蝈翅膀的时候，田野的庄稼苗枯萎瘫在地里。
《塘沽协定》签订了；
《何梅协定》签订了；
《秦土协定》签订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远鄙弃那些弯曲着脊梁在协定书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个炎黄子孙回忆起国人中滋生的那些跪着求生的罪孽时，心中堵满无法形容无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须如实曝光。
国耻也是教科书。
《塘沽协定》规定：
（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一线；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队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这样的条件许诺吸血成癖的强盗的人，还有半点中国人的骨气吗？刽子手正用刺刀搅杀着中国同胞的五脏六腑，拿着中国版图作抵押的人，为什么就不想想中国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冻，却要说成日晒。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了。
历史老人拍摄下了当时在塘沽谈判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开门揖盗的镜头――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晃动着那颗圆圆的小脑袋仰视着天空，无视中国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只脚蹬着凳子，首先抛出早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们务必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你们的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要回答我们。”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一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他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归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了，伤不着对方，自己也不会太丢脸。冈村宁次不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十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无路可退了，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是东三省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被日寇打开了。这样，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这两个人“土洋结合”孕育出了《秦土协定》。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个协定的出现是因为中方执行《塘沽协定》不力而得到的“惩罚”。可是，驳不倒的事实是：真正应该受惩罚的是肆意践踏中华神圣国土的强盗。
谁来守卫国土？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秦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的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说起秦君，恐怕还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这就是：他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鄂军中，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精，他轮流依附着自己的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实在不易。当然，秦君之主要长处是才思敏捷，富于谋略，是个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军军长后为什么要请他来当参谋长，以后又提升为副军长呢？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他1883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里，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与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进入培养高级军官的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的骨干。1913年他以参谋的身份任本部部员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30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
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恶魔一样的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谋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恶活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幕后活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
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
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军长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参与了策划；
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著，深得主子的赞赏。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接二连三地被提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真正的红得发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年5月3日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面目》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的本质。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恶棍再次行凶作恶的机会到了。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
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
这个协定是由“张北事件”引出来的――
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嗄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后，于6日将四个日本军人释放。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惟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炮制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的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
土肥原两脚一并，向司令官许诺：“是，没问题。”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原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答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软硬兼施的放风吹进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调开我，甚至处分我，宋某绝对服从；如果是日本要罢免我，宋某坚决抗议。”
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委员长是否听到，无从查实。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宋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去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土协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那天，秦、土两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条款比南次郎的“要领”还要苛刻，秦德纯婉转驳斥，试图拒绝。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最终秦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签订了《秦土协定》。其内容为：
（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员免职；
（二）撤销排日机关；
（三）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四）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
（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在《战前华北风云录》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联合’的无线收发报室通知我说，由北平分社拍来了重要电报，内容为土肥原少将陪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及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拜访了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要求宋哲元第29军全部撤出长城线以北的察哈尔省，秦德纯当即口头承认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面要求签订正式协定，秦德纯说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请求延期几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这便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结果，邻接‘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地区‘安泰’了。相反，在中国国内，从5月末开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因此，抗日风潮顿时高涨起来，舆论严厉谴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的罪责。汪兆铭也许是过于劳累，老毛病胆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诺尔医院。”
汪兆铭即汪精卫。
《秦土协定》签字不久，秦德纯被正式任命为察省主席，接着又调任北平市市长。
《秦土协定》生效后，29军部分移驻河北。
在东三省、热河省被日寇占领以后，现在，察哈尔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这个贪得无厌的太阳帝国满足了吗？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吞整个中国。
自然他们非常明白，肥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渗透、掠夺，分而治之，以达到整体占有。下一个目标：夺取平津、河北、乃至华北实现“自治”。
一朵被风吹散了的云，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与《秦土协定》同时出笼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签的《何梅协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实现其罪恶目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帝国的魔爪下。
《何梅协定》的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活动。
有个扣子需要解开：日寇为什么要把51军赶出河北省却让29军从察哈尔省移驻河北呢？
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土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德纯气得脸色发灰，当场吐血。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顶瓜皮帽。
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掠过。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替地出现在“佐滕外交”上。
两个国籍的两支队伍真刀真枪地对峙在正阳街上。
日寇踏进长城
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长城，现在成了国人值得骄傲的历史风景线，当初筑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岁月的风雨吸干，孟姜女的哭声也被飞来飞去的鸟雀衔得无踪无影。
长城，深远而含蓄地屹立在苍茫遥远的荒野，创造了光荣而骄傲的业绩，也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屈辱。它总是高昂着头，对于中华大地经受的光荣和屈辱，它都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人。
日本鬼子将中国民众的鲜血溅在古老的长城上。
那是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强盗在东北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起伪满洲国后，吆喝起骑兵队紧靠着长城的北侧，挥耍着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国内地。这些矮个头的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贪婪的呓语：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他们幻想侵吞长城，还有长城以南的大片中国的国土。
办法只有一个：凭空制造事端。这一天，山海关日本铁路守备队兵营内冷不丁地爆响了两枚手榴弹。虽然威力不算大，也没伤人，却把日军的“仇恨”给炸起来了。硝烟还没散去，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战前动员，要求他的队伍对投掷手榴弹的中国军队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随之，他们就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
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其实，两枚手榴弹就是落合甚九朗指派他的部下投掷的。他们在演戏。
有了这个借口，日军于第二天、第三天，便发疯似的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山海关，向长城推进。很快，热河省失陷……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
29军的士兵们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愤怒的弹片裹着硝烟、尘土，拧成巨大的气浪，把日本兵冲击得连滚带爬。
长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御过残暴的匈奴和历代侵略者的冒犯。当然，也有过失败，那也是悲壮的故事。
数千名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乌鸦呱呱地叫着，啄尸。
被击败了的日军像只怒狗，他们全线出击，反扑。
1933年3月10日这一天，绝对应该把它雕刻在长城的最显眼处。国耻也是一口警钟，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它：这一天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长城。
这块国土上的悲伤太多，也许这一次是不可遏制的悲伤。
山海关和嘉峪关古楼上的结着锈痕的风铃同时摇响，铃声悠悠远去，又慢慢归来。几分凄凉，几分无奈。
庄稼人用皱皱的手指抚摸着犁杖上的弹洞，眼里喷着火，心里滴着血。
长城不可能是日军的行军终点。
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蓟县、唐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他们要使华北门户洞开，渗透和分裂华北――当年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这块总面积为10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300多万的地盘，在日本军阀眼中无疑是一块不寻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
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三个卖国“协定”
士兵和民众在浴血抗敌，有人却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湿了蝈蝈翅膀的时候，田野的庄稼苗枯萎瘫在地里。
《塘沽协定》签订了；
《何梅协定》签订了；
《秦土协定》签订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远鄙弃那些弯曲着脊梁在协定书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个炎黄子孙回忆起国人中滋生的那些跪着求生的罪孽时，心中堵满无法形容无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须如实曝光。
国耻也是教科书。
《塘沽协定》规定：
（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一线；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队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这样的条件许诺吸血成癖的强盗的人，还有半点中国人的骨气吗？刽子手正用刺刀搅杀着中国同胞的五脏六腑，拿着中国版图作抵押的人，为什么就不想想中国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冻，却要说成日晒。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了。
历史老人拍摄下了当时在塘沽谈判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开门揖盗的镜头――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晃动着那颗圆圆的小脑袋仰视着天空，无视中国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只脚蹬着凳子，首先抛出早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们务必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你们的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要回答我们。”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一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他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归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了，伤不着对方，自己也不会太丢脸。冈村宁次不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十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无路可退了，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是东三省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被日寇打开了。这样，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这两个人“土洋结合”孕育出了《秦土协定》。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个协定的出现是因为中方执行《塘沽协定》不力而得到的“惩罚”。可是，驳不倒的事实是：真正应该受惩罚的是肆意践踏中华神圣国土的强盗。
谁来守卫国土？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秦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的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说起秦君，恐怕还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这就是：他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鄂军中，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精，他轮流依附着自己的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实在不易。当然，秦君之主要长处是才思敏捷，富于谋略，是个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军军长后为什么要请他来当参谋长，以后又提升为副军长呢？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他1883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里，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与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进入培养高级军官的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的骨干。1913年他以参谋的身份任本部部员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30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
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恶魔一样的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谋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恶活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幕后活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
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
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军长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参与了策划；
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著，深得主子的赞赏。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接二连三地被提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真正的红得发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年5月3日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面目》一文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的本质。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恶棍再次行凶作恶的机会到了。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
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
这个协定是由“张北事件”引出来的――
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嗄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后，于6日将四个日本军人释放。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惟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炮制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的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
土肥原两脚一并，向司令官许诺：“是，没问题。”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原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答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软硬兼施的放风吹进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调开我，甚至处分我，宋某绝对服从；如果是日本要罢免我，宋某坚决抗议。”
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委员长是否听到，无从查实。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宋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去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土协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那天，秦、土两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条款比南次郎的“要领”还要苛刻，秦德纯婉转驳斥，试图拒绝。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最终秦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签订了《秦土协定》。其内容为：
（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员免职；
（二）撤销排日机关；
（三）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四）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
（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在《战前华北风云录》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联合’的无线收发报室通知我说，由北平分社拍来了重要电报，内容为土肥原少将陪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及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拜访了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要求宋哲元第29军全部撤出长城线以北的察哈尔省，秦德纯当即口头承认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面要求签订正式协定，秦德纯说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请求延期几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这便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结果，邻接‘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地区‘安泰’了。相反，在中国国内，从5月末开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因此，抗日风潮顿时高涨起来，舆论严厉谴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的罪责。汪兆铭也许是过于劳累，老毛病胆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诺尔医院。”
汪兆铭即汪精卫。
《秦土协定》签字不久，秦德纯被正式任命为察省主席，接着又调任北平市市长。
《秦土协定》生效后，29军部分移驻河北。
在东三省、热河省被日寇占领以后，现在，察哈尔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这个贪得无厌的太阳帝国满足了吗？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吞整个中国。
自然他们非常明白，肥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渗透、掠夺，分而治之，以达到整体占有。下一个目标：夺取平津、河北、乃至华北实现“自治”。
一朵被风吹散了的云，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与《秦土协定》同时出笼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签的《何梅协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实现其罪恶目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帝国的魔爪下。
《何梅协定》的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活动。
有个扣子需要解开：日寇为什么要把51军赶出河北省却让29军从察哈尔省移驻河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