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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11)
1936年10月4日，民先队在清华大学召开扩大干部会，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大会一致认为目前的救亡运动虽已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但它毕竟还没有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全国规模的抗战还不能立刻爆发，因此救亡运动还没有完全脱离宣传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知识分子还是主要的力量，学生是一支生力军。所以，我们不应当放弃或削减学生运动而专门从事其他工作，而是应使学生运动更加巩固、更加强化，进而推动整个救亡运动进一步开展。根据以上的认识，大会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定：
（一）促成各学校学生会的建立，争取师生合作；
（二）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扶助及推广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
（三）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
（四）支持学联，准备群众，以回答敌人的进攻。
北平学联于10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规定了学联工作的四项原则：
（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拥护政府抗日；
（三）师生合作；
（四）救亡不忘求学。
根据民先队和学联的工作方针，北平广大青年学生和各校学生救亡团体，首先在上层文教界开展了团结爱国教授、学者共同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先后召集了师生座谈会、讨论会，由学生救亡团体负责人介绍自己组织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阐明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虚心地接受爱国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此后，在开展各项救亡活动时，都尽可能地邀请爱国教师参加指导。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纷纷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会上，北大教授曾昭伦、清华教授冯友兰、雷海宗、潘光旦、刘宗宏等五人，先后作了有关抗日救亡的讲演。从东北回来的同学还介绍了东北同胞的苦难，听着这些讲演和报告，大家都“不自觉地有悲痛的情绪。不论是师长、是同学，谁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10月间，朱自清等66位大学教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提出了“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等八项要求。北平学联马上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积极支持教授们的声明。各校师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并肩战斗了。
民先队和学联还进行了许多争取、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的活动。1936年5月，学联召开了一次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使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通电发出后，全国广泛响应，开展了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六一三”示威后，学生们除了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外，还通过家庭、亲友等私人关系，开展了深入到户的抗日救亡宣传。民族工商业者对学联发起的这一运动普遍表示拥护，认为它是对日寇经济侵略的有力回击，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许多人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转向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学联和民先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争取宋哲元和29军抗日的工作。1936年4月，北平学联发表了《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追述了29军当年在喜峰口英勇抗日的事迹，并向宋哲元申明：“北平学生联合会发动过三次大游行，并不是敌对的表示，乃是忠诚的劝告，血泪的呼吁。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人民抗日图存的运动。”“六一三”大示威中，北平学生喊出了事先确定好的“拥护29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这对宋哲元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
8月31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宋哲元在北海举行追悼长城抗日阵亡将士的盂兰大会，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官兵超度亡灵。北平学联知道后，立即派代表参加，献了花圈和挽联，还上台宣读了祭文。宋哲元接受了学联敬献的花圈、挽联，实际上是承认了学联的合法存在。这是自华北危急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它表明了宋哲元态度的变化。
9月18日，驻丰台的29军1连士兵，在连长率领下出外操练，与日本侵略军士兵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20日，冀察当局在日军的压力下将驻军撤离丰台。北平学联于次日发表了《为丰台驻军撤退致平津新闻界、教育界的公开信》，希望这些“舆论的领袖和青年的导师……起来作大声的呼号，领导我们为这垂危的华北奋斗”。同时要求“29军领袖顾念军人大义及国家利害，摒弃任何敷衍一时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为”，切实负起守土的责任。随后，学联组织了慰问团，慰问29军官兵。这一慰问活动感动了29军的广大官兵，一些受伤的士兵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救自己的国家。”
10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连续进行武装演习。骑兵和重炮所到之处，庄稼被践踏，房屋被拆毁，农民被逐出。11月3日，日寇的演习逐渐升级，大批全副武装、携带重炮的日军，杀气腾腾地开着坦克穿行北平城，并在朝阳门轧死了一位年仅11岁的小女孩。
对此奇耻大辱，整个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广大青年学生愤怒地要求对日寇的演习和野蛮暴行给予有力的回击。许多学校的师生举行了悲愤的集会。有的师生还举手宣誓，要以生命保卫祖国。北平学联组织各校成立了灾区服务团，进行募捐和赴日军演习地区进行调查赈济活动。这时，党组织也及时通过进步刊物、报纸，提出以武装示威来回答日军的侵略演习的建议，并向29军官兵进行宣传鼓动。很快地，“以演习回答演习”便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
11月7日和11日，宋哲元带领29军官兵分别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实弹对抗演习。北平各校进步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的组织下，长途跋涉，分赴演习地点。在固安演习现场，学生们看到士兵们认真拼刺、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很受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29军英勇杀敌！”宋哲元在演习结束时，也向学生们表示他本人绝对维护领土完整，“只要是以国家、社会及民族利益来相谈者，本人极愿虚心接受。本人本此主张，绝不怕任何艰难与压迫。”对于宋哲元的这番话，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北平学生代表以学联的名义向29军赠送了黄缎旗一面，上写“拥护29军保卫华北”。清华大学学生赠送锦旗一面，上写“国家干城”，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
在争取29军抗日的工作中，广大进步学生深入到29军驻地，与士兵联欢、交谈，促进联系。师大学生会、救国会还组织了体育系学生到南苑29军驻地，教士兵打篮球、踢足球、练习田径赛等，同时也带去宣传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系列的争取工作及宋哲元和29军的变化，不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团结群众、争取抗日武装的重要性。
这时，绥远日军指挥蒙古伪军李守信部大举进犯绥东，当地驻军和各族民众奋起抗战的消息，传到北平。绥远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蒙汉民众的支持下，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支援绥远抗战的热潮。北平学联于11月17日就绥远抗战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各校学生会“绥东抗战后援，是我们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并要求各校迅速成立绥远抗战将士后援会，把11月19日-25日定为募捐周。
各校学生会、救国会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募捐和赴绥慰劳服务活动。各校学生开展了“万件寒衣（棉、皮衣）”运动，男女学生都为前线战士赶制衣裤。北大全体女同学一齐动手，一天内赶制了绒裤100条，毛绒手套100副。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组织了绥东抗敌后援会，曾停止炉火三日，节食午餐一顿，加上在校内外募捐，共得2000余元，决定派代表三人前往劳军。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23日-29日停止取暖一周，节省之款由学生黎原、丁秀等六人组成师大慰问团携往慰问。他们在那里还帮助绥远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清华学生郭见恩（郭建）、纪毓秀、郑庭祥（郑天翔）、杨戊生（魏东明）等14人组成了赴绥前线服务团，带了近半个车厢的慰劳品，进行了半个月的慰劳工作。清华大学男女学生、教工家属及教授夫人们，在四天内赶制了棉衣400件。11月18日清华全体教职员推选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为代表，和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一起携带捐款2000余元赴绥慰问。燕京大学文学院长梅贻宝受该校中国教职员推举，与学生代表朱焘谱一起赴绥慰劳。北大教职员为援助绥远抗敌将士捐薪一日，共得款1356元，全部购买医药用品，派化学系主任曾昭抡为代表赴绥慰劳抗敌将士。
鲁迅的好友刘半农，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作家谢冰心、著名教授雷洁琼等，都曾前往绥远慰问抗日将士。由陈波儿、崔嵬等人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途径北平时，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纷纷参加，共同前往慰问。这个团实际上成了平津沪慰问团。
援绥抗战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与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胜利的检阅――“一二一二”大示威
在全国人民援绥抗战的热潮中，蒋介石政府对日伪的进攻依然是屈辱投降。只在绥远前线收复百灵庙之后，才敷衍塞责地派汤恩伯率八个团的兵力向绥远增援。与此同时却布置了胡宗南等260个团的兵力“围剿”苏区红军。汤恩伯率部进驻绥远后，不但不准备抗日，反而对抗日军民进行监视，与日军谋求妥协，使局部抗战也不能顺利进行。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11月，上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残酷压榨，先后爆发了反日大罢工。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捣毁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捕去党部工作人员。国民党政府屈服其压力，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意开除大批工人，撤换公安局长，保证日厂“正常秩序”，不再发生罢工。
南京政府一方面对日妥协投降，一方面加紧镇压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夜，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愤懑，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镇压爱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北平学联开会决定，25日全市学生举行两天总同盟罢课，并派代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救国会七领袖，并以实力援绥。25日，北大、燕京、东大、师大、清华等23校学生宣布罢课，表示抗议。
“一二九”一周年时，北平学联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有三四千人，会上通过了一个议案：为支援绥远抗战和反对政府迫害上海爱国领袖，有必要发动一次大的行动，以表示北平学生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并促进抗日救国工作向更高阶段发展。北平学联接受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在12月12日举行抗日大示威。
游行之前，学联做了充分的准备，安排好全城的通讯网，成立了由市委俞启威、学委高承志、民先队雷骏随参加的示威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分部，有交通员传递消息。城外的清华、燕京两校在头一天晚上派了五六十名先遣队员进城，住在东北大学第一宿舍，以便接应两校队伍。
12月12日，天还没亮，大街小巷就布满了军警。各校门口都有大批武装警察围守，妄图阻止学生外出。但是，学生们毫不畏缩，他们以各种巧妙的方法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走出戒备森严的学校，到预定地点集合整队。
这次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会领袖！”和“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这些口号集中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抗日救亡斗争的新内容，反映了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
游行队伍分三路，在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的带领下，开始了大示威。许多分散各处的学生队伍不断向大队汇集。在示威中，学生们随时向市民进行宣传，张贴标语，有些市民自动地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去。学生们还把一张张《告警士书》送给站岗的警察，警察们不但没有扔掉，反而捧着细读。人群中，还常常出现一辆缓缓随行的漂亮的小汽车，军警以为汽车里坐的一定是什么达官贵人，没想到从汽车里送出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转眼间，汽车又不见了。军警一时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游行的经验，确定了依客观环境和形势而变化的游击战术，即“化整为零，由零集整”。队伍遇到军警阻挠，即分散前进，一声信号，分散的队伍又马上集中起来。还有“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如先头队伍遇阻，即迅速改变方向，由后卫带头绕道前进。这种灵活机动的行动，使强悍老练的保安队也疲于奔命。这是民先队经过多次露营和演习后得到锻炼的结果。
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商场旁的东槐里胡同时，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并要求宋哲元接见，答复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宋听到口号后，便打开车门，向学生要了传单，好一会儿，才面带笑容离去。
下午1时，6000多人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北大一院操场上。正准备出发游行时，忽然接到保安队的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召集学生训话。游行队伍列队而行，在装备齐全的警察、保安队和宪兵的“护送”下，来到景山。直到下午5时许，北平市长秦德纯终于代表宋哲元来了。他一走进大门，学生们就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他说：“同学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不辛苦，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秦德纯说：今天的示威是民气的表示，29军一定要本着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适应全国民众的要求，担负起民族解放的责任。他表示，今天逮捕的同学，是出于误会，今晚就全部释放。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当他说五年前政府失去东北，是因为准备不足时，全场学生高声反驳道：“不对，是因为政府不抵抗。”最后，秦德纯表示接受同学们提出的几项要求，但希望不要见报。
天已黑时，大家才整队走出景山，进行游行。路两边的军警依然站在那里，但没有和学生发生冲突。游行队伍唱着歌，意气昂扬地回到了各自的学校。这样自由的游行示威是“一二九”以来所未有过的，它表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成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这次运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爱国军警的同情和支持，北平城内出现了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救亡的高涨局面。这次行动也是对自己队伍的一次检阅：领导者周密的计划、灵活的指挥以及集合与分散的游击战术，保证了大示威的顺利进行。一天的斗争证明了：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斗争经验也不断地丰富起来了。
北平青年与西安事变
就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平青年运动面临着新的考验。
西安事变是由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的。这是张、杨在民族大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的结果；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张学良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游行示威的东北大学学生，并三次打电报，要东大当局“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过中共北平市委的研究，决定派宋黎等三人以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后，首先见了杨虎城，并在西北军将领大会上介绍了“一二？九”运动情况。宋黎慷慨激昂的讲演，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不久，他们又见到了张学良，向他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详细经过以及学生们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表示要坚决抗日，并说：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随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1936年九、十月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又正式派出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说明北平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宗旨，还在西安的几所学校作了报告。代表团又帮助西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党领导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和推动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12月13日，北平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反响不一。进步学生奔走相告，沉浸在兴奋和欢乐之中。其中一些人认为只要杀了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他杀死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来声援张、杨。少数头脑冷静的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为好。右派分子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大多数中间学生则陷入惶惑和疑虑之中，他们有的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的认为只有蒋介石可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
北方局和学委负责人通过学联掌握了北平学生的各种反应，并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学委开会，传达了北方局的意见：不可贸然行动，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事变后第二天，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经过几天的艰苦努力，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意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消息传到北平，学联号召各样学生举行庆祝活动，欢呼全国上下一致抗日。而国民党特务及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对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这天晚上，国民党拼凑了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第二天，他们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并召集大会，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叫喊“严惩张学良”“枪毙沈钧儒等七人”“取消学联会”等等。会上，右派教授和国民党学生阴谋策划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会。一部分学校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的事件。
（一）促成各学校学生会的建立，争取师生合作；
（二）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扶助及推广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
（三）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
（四）支持学联，准备群众，以回答敌人的进攻。
北平学联于10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规定了学联工作的四项原则：
（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拥护政府抗日；
（三）师生合作；
（四）救亡不忘求学。
根据民先队和学联的工作方针，北平广大青年学生和各校学生救亡团体，首先在上层文教界开展了团结爱国教授、学者共同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先后召集了师生座谈会、讨论会，由学生救亡团体负责人介绍自己组织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阐明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虚心地接受爱国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此后，在开展各项救亡活动时，都尽可能地邀请爱国教师参加指导。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纷纷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会上，北大教授曾昭伦、清华教授冯友兰、雷海宗、潘光旦、刘宗宏等五人，先后作了有关抗日救亡的讲演。从东北回来的同学还介绍了东北同胞的苦难，听着这些讲演和报告，大家都“不自觉地有悲痛的情绪。不论是师长、是同学，谁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10月间，朱自清等66位大学教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提出了“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等八项要求。北平学联马上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积极支持教授们的声明。各校师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并肩战斗了。
民先队和学联还进行了许多争取、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的活动。1936年5月，学联召开了一次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使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通电发出后，全国广泛响应，开展了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六一三”示威后，学生们除了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外，还通过家庭、亲友等私人关系，开展了深入到户的抗日救亡宣传。民族工商业者对学联发起的这一运动普遍表示拥护，认为它是对日寇经济侵略的有力回击，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许多人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转向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学联和民先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争取宋哲元和29军抗日的工作。1936年4月，北平学联发表了《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追述了29军当年在喜峰口英勇抗日的事迹，并向宋哲元申明：“北平学生联合会发动过三次大游行，并不是敌对的表示，乃是忠诚的劝告，血泪的呼吁。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人民抗日图存的运动。”“六一三”大示威中，北平学生喊出了事先确定好的“拥护29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这对宋哲元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
8月31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宋哲元在北海举行追悼长城抗日阵亡将士的盂兰大会，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官兵超度亡灵。北平学联知道后，立即派代表参加，献了花圈和挽联，还上台宣读了祭文。宋哲元接受了学联敬献的花圈、挽联，实际上是承认了学联的合法存在。这是自华北危急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它表明了宋哲元态度的变化。
9月18日，驻丰台的29军1连士兵，在连长率领下出外操练，与日本侵略军士兵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20日，冀察当局在日军的压力下将驻军撤离丰台。北平学联于次日发表了《为丰台驻军撤退致平津新闻界、教育界的公开信》，希望这些“舆论的领袖和青年的导师……起来作大声的呼号，领导我们为这垂危的华北奋斗”。同时要求“29军领袖顾念军人大义及国家利害，摒弃任何敷衍一时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为”，切实负起守土的责任。随后，学联组织了慰问团，慰问29军官兵。这一慰问活动感动了29军的广大官兵，一些受伤的士兵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救自己的国家。”
10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连续进行武装演习。骑兵和重炮所到之处，庄稼被践踏，房屋被拆毁，农民被逐出。11月3日，日寇的演习逐渐升级，大批全副武装、携带重炮的日军，杀气腾腾地开着坦克穿行北平城，并在朝阳门轧死了一位年仅11岁的小女孩。
对此奇耻大辱，整个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广大青年学生愤怒地要求对日寇的演习和野蛮暴行给予有力的回击。许多学校的师生举行了悲愤的集会。有的师生还举手宣誓，要以生命保卫祖国。北平学联组织各校成立了灾区服务团，进行募捐和赴日军演习地区进行调查赈济活动。这时，党组织也及时通过进步刊物、报纸，提出以武装示威来回答日军的侵略演习的建议，并向29军官兵进行宣传鼓动。很快地，“以演习回答演习”便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
11月7日和11日，宋哲元带领29军官兵分别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实弹对抗演习。北平各校进步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的组织下，长途跋涉，分赴演习地点。在固安演习现场，学生们看到士兵们认真拼刺、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很受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29军英勇杀敌！”宋哲元在演习结束时，也向学生们表示他本人绝对维护领土完整，“只要是以国家、社会及民族利益来相谈者，本人极愿虚心接受。本人本此主张，绝不怕任何艰难与压迫。”对于宋哲元的这番话，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北平学生代表以学联的名义向29军赠送了黄缎旗一面，上写“拥护29军保卫华北”。清华大学学生赠送锦旗一面，上写“国家干城”，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
在争取29军抗日的工作中，广大进步学生深入到29军驻地，与士兵联欢、交谈，促进联系。师大学生会、救国会还组织了体育系学生到南苑29军驻地，教士兵打篮球、踢足球、练习田径赛等，同时也带去宣传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系列的争取工作及宋哲元和29军的变化，不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团结群众、争取抗日武装的重要性。
这时，绥远日军指挥蒙古伪军李守信部大举进犯绥东，当地驻军和各族民众奋起抗战的消息，传到北平。绥远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蒙汉民众的支持下，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支援绥远抗战的热潮。北平学联于11月17日就绥远抗战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各校学生会“绥东抗战后援，是我们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并要求各校迅速成立绥远抗战将士后援会，把11月19日-25日定为募捐周。
各校学生会、救国会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募捐和赴绥慰劳服务活动。各校学生开展了“万件寒衣（棉、皮衣）”运动，男女学生都为前线战士赶制衣裤。北大全体女同学一齐动手，一天内赶制了绒裤100条，毛绒手套100副。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组织了绥东抗敌后援会，曾停止炉火三日，节食午餐一顿，加上在校内外募捐，共得2000余元，决定派代表三人前往劳军。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23日-29日停止取暖一周，节省之款由学生黎原、丁秀等六人组成师大慰问团携往慰问。他们在那里还帮助绥远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清华学生郭见恩（郭建）、纪毓秀、郑庭祥（郑天翔）、杨戊生（魏东明）等14人组成了赴绥前线服务团，带了近半个车厢的慰劳品，进行了半个月的慰劳工作。清华大学男女学生、教工家属及教授夫人们，在四天内赶制了棉衣400件。11月18日清华全体教职员推选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为代表，和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一起携带捐款2000余元赴绥慰问。燕京大学文学院长梅贻宝受该校中国教职员推举，与学生代表朱焘谱一起赴绥慰劳。北大教职员为援助绥远抗敌将士捐薪一日，共得款1356元，全部购买医药用品，派化学系主任曾昭抡为代表赴绥慰劳抗敌将士。
鲁迅的好友刘半农，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作家谢冰心、著名教授雷洁琼等，都曾前往绥远慰问抗日将士。由陈波儿、崔嵬等人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途径北平时，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纷纷参加，共同前往慰问。这个团实际上成了平津沪慰问团。
援绥抗战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与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胜利的检阅――“一二一二”大示威
在全国人民援绥抗战的热潮中，蒋介石政府对日伪的进攻依然是屈辱投降。只在绥远前线收复百灵庙之后，才敷衍塞责地派汤恩伯率八个团的兵力向绥远增援。与此同时却布置了胡宗南等260个团的兵力“围剿”苏区红军。汤恩伯率部进驻绥远后，不但不准备抗日，反而对抗日军民进行监视，与日军谋求妥协，使局部抗战也不能顺利进行。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11月，上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残酷压榨，先后爆发了反日大罢工。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捣毁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捕去党部工作人员。国民党政府屈服其压力，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意开除大批工人，撤换公安局长，保证日厂“正常秩序”，不再发生罢工。
南京政府一方面对日妥协投降，一方面加紧镇压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夜，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愤懑，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镇压爱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北平学联开会决定，25日全市学生举行两天总同盟罢课，并派代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救国会七领袖，并以实力援绥。25日，北大、燕京、东大、师大、清华等23校学生宣布罢课，表示抗议。
“一二九”一周年时，北平学联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有三四千人，会上通过了一个议案：为支援绥远抗战和反对政府迫害上海爱国领袖，有必要发动一次大的行动，以表示北平学生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并促进抗日救国工作向更高阶段发展。北平学联接受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在12月12日举行抗日大示威。
游行之前，学联做了充分的准备，安排好全城的通讯网，成立了由市委俞启威、学委高承志、民先队雷骏随参加的示威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分部，有交通员传递消息。城外的清华、燕京两校在头一天晚上派了五六十名先遣队员进城，住在东北大学第一宿舍，以便接应两校队伍。
12月12日，天还没亮，大街小巷就布满了军警。各校门口都有大批武装警察围守，妄图阻止学生外出。但是，学生们毫不畏缩，他们以各种巧妙的方法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走出戒备森严的学校，到预定地点集合整队。
这次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会领袖！”和“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这些口号集中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抗日救亡斗争的新内容，反映了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
游行队伍分三路，在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的带领下，开始了大示威。许多分散各处的学生队伍不断向大队汇集。在示威中，学生们随时向市民进行宣传，张贴标语，有些市民自动地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去。学生们还把一张张《告警士书》送给站岗的警察，警察们不但没有扔掉，反而捧着细读。人群中，还常常出现一辆缓缓随行的漂亮的小汽车，军警以为汽车里坐的一定是什么达官贵人，没想到从汽车里送出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转眼间，汽车又不见了。军警一时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游行的经验，确定了依客观环境和形势而变化的游击战术，即“化整为零，由零集整”。队伍遇到军警阻挠，即分散前进，一声信号，分散的队伍又马上集中起来。还有“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如先头队伍遇阻，即迅速改变方向，由后卫带头绕道前进。这种灵活机动的行动，使强悍老练的保安队也疲于奔命。这是民先队经过多次露营和演习后得到锻炼的结果。
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商场旁的东槐里胡同时，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并要求宋哲元接见，答复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宋听到口号后，便打开车门，向学生要了传单，好一会儿，才面带笑容离去。
下午1时，6000多人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北大一院操场上。正准备出发游行时，忽然接到保安队的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召集学生训话。游行队伍列队而行，在装备齐全的警察、保安队和宪兵的“护送”下，来到景山。直到下午5时许，北平市长秦德纯终于代表宋哲元来了。他一走进大门，学生们就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他说：“同学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不辛苦，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秦德纯说：今天的示威是民气的表示，29军一定要本着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适应全国民众的要求，担负起民族解放的责任。他表示，今天逮捕的同学，是出于误会，今晚就全部释放。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当他说五年前政府失去东北，是因为准备不足时，全场学生高声反驳道：“不对，是因为政府不抵抗。”最后，秦德纯表示接受同学们提出的几项要求，但希望不要见报。
天已黑时，大家才整队走出景山，进行游行。路两边的军警依然站在那里，但没有和学生发生冲突。游行队伍唱着歌，意气昂扬地回到了各自的学校。这样自由的游行示威是“一二九”以来所未有过的，它表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成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这次运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爱国军警的同情和支持，北平城内出现了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救亡的高涨局面。这次行动也是对自己队伍的一次检阅：领导者周密的计划、灵活的指挥以及集合与分散的游击战术，保证了大示威的顺利进行。一天的斗争证明了：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斗争经验也不断地丰富起来了。
北平青年与西安事变
就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平青年运动面临着新的考验。
西安事变是由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的。这是张、杨在民族大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的结果；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张学良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游行示威的东北大学学生，并三次打电报，要东大当局“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过中共北平市委的研究，决定派宋黎等三人以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后，首先见了杨虎城，并在西北军将领大会上介绍了“一二？九”运动情况。宋黎慷慨激昂的讲演，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不久，他们又见到了张学良，向他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详细经过以及学生们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表示要坚决抗日，并说：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随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1936年九、十月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又正式派出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说明北平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宗旨，还在西安的几所学校作了报告。代表团又帮助西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党领导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和推动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12月13日，北平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反响不一。进步学生奔走相告，沉浸在兴奋和欢乐之中。其中一些人认为只要杀了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他杀死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来声援张、杨。少数头脑冷静的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为好。右派分子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大多数中间学生则陷入惶惑和疑虑之中，他们有的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的认为只有蒋介石可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
北方局和学委负责人通过学联掌握了北平学生的各种反应，并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学委开会，传达了北方局的意见：不可贸然行动，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事变后第二天，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经过几天的艰苦努力，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意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消息传到北平，学联号召各样学生举行庆祝活动，欢呼全国上下一致抗日。而国民党特务及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对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这天晚上，国民党拼凑了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第二天，他们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并召集大会，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叫喊“严惩张学良”“枪毙沈钧儒等七人”“取消学联会”等等。会上，右派教授和国民党学生阴谋策划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会。一部分学校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