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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刘少奇抓住典型事例，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和批评，纠正了北平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倾向。4月5日，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北平学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消息。4月10日，他以KV署名在北方局的党内秘密刊物《火线》上发表文章，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章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工作方式、方法及斗争艺术。这对巩固华北地区党的组织和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4月15日，刘少奇再次发表文章：《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具体分析了“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得失，对抬棺游行的形式进行了确当的分析和诚恳的批评。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这样的行动，如果再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他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队伍的重要性。
刘少奇的分析和批评，使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同志进一步认识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在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和危害，统一了思想认识。他们领导着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广大进步学生中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为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使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做了积极的准备。
1936年4月，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北平学联也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办公地点设在中国大学。5月，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改过去只注重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而忽略深入的思想发动的倾向，加强了对民先队和进步学生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5月间，北平学联召集各校代表讨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如何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和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的问题。会上，学联向各校学生会说明，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暂不宜开展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把力量转向学生内部，要艰苦细致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发动工作和基层组织工作，要“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把广大学生群众团结在学联的周围。”只有这样，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5月17日，民先总队部召开了一次北平各校民先队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阵线”的口号。参加大会的200多名民先队员，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热烈讨论。通过讨论，队员们认识到，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关键。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救亡活动，以达到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救亡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党组织还特别向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提出了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共同救亡的要求。5月，社联解散后，北平党组织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的学术团体――北平求知学会。不久，这个学会就发展到千人左右，并在20多个大中学校中设有分会。北平求知学会积极联络各校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杨秀峰、施存统等著名进步教授都应邀作过公开的学术和政治报告。学会还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学生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受到大中学生的欢迎。各校还纷纷组织社团，把读书、抗日救亡等工作结合起来，如师范大学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燕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了时事研究会、墙报社、世界语学会、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等等。社团及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在广大学生中逐渐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那些平日不大关心政治的学生，也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针对“三三一”抬棺游行后，部分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及胡适等人散布的“读书救国”的影响下，只埋头读书，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关心时事政治。党通过各校校刊和读书会、座谈会、讲演会等，在学生中开展了“读书与救国”的辩论。在辩论中，进步学生有力地批驳了“读书即救国”“先读书后救国”“学生只管读书，救国是政府的事”等错误言论，使大家认识到“读书救国”论实际是让学生读死书，脱离抗日救国的实际斗争，麻痹、瓦解学生的爱国精神，极大地削弱了青年学生救国的力量。如果祖国沦亡了，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下，还读得了书吗？在批判“读书救国”论的同时，党也及时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特别要求“在救国会负责的同学”，“同样必须用心读书”。并强调指出：“我们要做救国工作并不是反对读书，我们要读书，同时要救国，而读书也是为着救国。”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进步同学的带动下，一些中间同学又逐渐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抗日救亡活动又增添了一项“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新内容，学生运动出现了新风气。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团结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时，北平左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解散，左联成员分别加入到其它的公开团体中去，宣传和组织群众。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文艺团体，创办刊物。如燕大的“一二？九”文艺社，清华的清华文学会，中国大学的文艺茶会等。文学刊物有《浪花》《泡沫》《联合文学》《新地》《动向》等等。这些团体和刊物锻炼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学青年。歌咏活动更为普及，各大中学校都成立了歌咏团、歌咏队，学生们用高昂的歌声表达抗日救亡的决心。在这些歌曲中，《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麦歌》《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保卫马德里》等雄壮的抗日歌曲和外国革命歌曲，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众多的文艺活动中，戏剧活动尤为突出，各校的戏剧队伍异常活跃。一些爱好戏剧的学生积极参加剧团，与进步学生一起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当时，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学生们经常表演的剧目，它深深地打动了、教育了市民观众。其他如东北大学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师范大学学生演出的街头活报剧《察东之夜》《打回老家去》等等，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每次演出，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气氛非常热烈，全场一阵阵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呼声，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鼓舞了群众，也教育了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
各校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这一时期还特别关心学生生活，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拥护与信任。如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原来招商承包，伙食费较贵，贫穷学生吃不起，只好到校外的小饭铺里去吃八分钱一斤（1斤=500克）的炒饼。学生会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一困难，就自己办了一个清寒食堂，派杨学诚等为食堂管理员。他们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地为学生服务。吃自办食堂，每月只交四元钱伙食费，一天三顿，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同学们的普遍赞扬。其他学校也办起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学联和民先队及各校学生救国会还通过自己办的刊物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学联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民先队也出版了不定期的机关报。另外，《清华周刊》《燕大周刊》《师大学生》《北大旬刊》《东大周刊》、平大工学院的《救亡》等刊物，都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揭露打击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阴谋的重要阵地。
就在学生运动在新的风气下蓬勃发展之时，北平学联为进一步扩大影响，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在“五四”17周年纪念日，发表了《告五四运动诸先生书》，登载在《自由评论》上。学联在书中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同学及当局的关系中某些不妥之处，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诚恳地提出，为了中国，为了推动爱国运动，希望得到师长及爱国者的指导、援助与合作。学联的这些文件，反映了学联与民先干部政策水平的提高，使学生运动更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同一天，北大、清华等校都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北大教授周炳琳、马叙伦、郑天挺、曾昭伦、许德珩，清华教授罗隆基等出席了大会，并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6月19日，学联于燕大召开记者招待会，进一步促进师生合作。到会中外记者十余人。学联代表介绍了北平学联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解释了学生对抗日救亡、读书、考试等问题的态度，阐明了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表示愿意接受师长的指导，以推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上述促进师生合作的一系列行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受教育，使学生运动与各界救国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清华、燕大等校学生救国会在附近的农村办民众夜校，成立民众教育研究会，编写紧密结合形势的新课本，教识字，讲抗日道理。城内的一些学生，则经常与工人、人力车夫谈论抗日时事。在与工农的接触中，学生们了解了工农群众的疾苦，感受到工农群众朴实的感情及其内心蕴藏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阶级教育。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的开展，广泛地团结了对抗日救国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中间分子，争取了师生合作，积聚了革命力量。这些工作和活动，克服了以往学生运动中忽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弱点，做到了把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同学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切身利益相结合，使他们加深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唇亡齿寒”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自觉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开创了学生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这种学运新风的形成，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学生运动自身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蓬勃发展之时，1936年5月29日，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正式召开。与会者有各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大会通过了全国学联的纲领、简章和宣言，通过了“派员赴尚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共同组织学联”、“加入世界学联”等四项重要提案。并决定全国学联定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会议选出了11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北平学联的刘江陵担任执行主席，陆璀为宣传部长，董毓华为组织部长。全国学联的成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世界学联及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抗日烽火连三月，学运又起新高潮
1936年夏天，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年4月18日，日本内阁发布了陆军第6号军令，命令将中国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将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新进驻的日军6月上旬到达平、津一带。其中军司令部与步兵第2联队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其余兵力分驻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5月6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29军退至河北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等。紧接着，日寇又将其华北驻军的数量骤增到2万多人，进占了北宁铁路沿线，并公然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成了日寇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为了准备侵华战争，日本还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特务机关，刺探我国的军事、外交情报，收买和训练汉奸。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驻天津的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入海河。致海河河面“自4月起，不断地出现浮尸，每日最少有三具以上。至5月间，为数更大大增加。据统计，5月份自1日至20日，共计发现尸体一百二十余具。”“海河浮尸”的惨状再一次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刘少奇认真分析了华北的局势，提出了“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政治口号。5月28日，天津学生在中共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为被害的工人同胞报仇，要求全国枪口一致对外。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极其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诸实行，29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5月30日，北平学联在清华大学开代表大会，出席的有40余校的代表70多人。会议讨论决定：
一、通电全国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二、责成清华、燕京、师大、东大及大同中学等五校分别发表通电和宣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三、各校在停课期间进行联络工作。会后，燕京、清华20余校学生决定罢课3-5日，进行扩大宣传和联络工作。师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前门、崇文门一带，宣讲日本官商勾结在华北进行武装走私的情形，动员市民抵制日货，购买国货。
为了声援天津“五二八”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案件，反对日本武装走私，北平学联6月11日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6月13日举行示威游行。这次行动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刘少奇看到宋哲元对天津“五？二八”游行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有所变化，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及日、蒋、宋之间的矛盾，决定推动宋哲元及其率领的29军抗日，以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劝导大家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抗日”。
6月13日清晨，各校门前均有军警把守，不少学校学生没有能够列队出校。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京大学等校只有部分学生得以离校。清华、燕京两校于12日晚，派先遣队300人先行入城，次日晨只有六七十人潜入城内，与东北大学学生会合。上午8时许，南城一带各校学生逐步向西单集中。到9时，行进在西单北大街的师大、中大游行队伍突然把旗帜张开，宣布整队，一霎时聚起1000多人。队伍经西四、护国寺、什刹海、后海，向目的地鼓楼方向前进。沿途经过的学校都有学生参加，游行队伍壮大到50余校近1万人。
示威队伍在鼓楼召开了市民大会。市民、工人和工商界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反对29军南调”“督促中央出兵抗日”及“响应西南出兵”等六项决议，还决定各校罢课三天。会后，游行队伍继续向新华门进发。在这次游行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29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口号，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29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对他们日后逐步转向同情、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具体体现。
这一天的游行示威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学生队伍在西单、宣武门、北长街、东皇城根、府右街南口、南池子等处被警察驱散，但是由于民先队员和学生们运用了初步学到的军事知识，采用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队伍被军警冲散后又集中起来，先后经历了七聚七散，最后来了个大集合，一直到新华门前才逐渐散开。
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冀察绥靖公署于6月15日致函各大专院校，下令取缔北平学联及一切学生团体。命令说：“国家处兹严重时期，本署负捍卫地方之责，各校结社集会，应即悬为厉禁，除学联会业奉行政院令解散外，所有学生自治会、纠察队、宣传队、十人团、救国会等种种组织，无论其标榜如何，应即一律取缔。相应函请贵校查照禁止，如有抗不服从或其它背景，并希随时函知，严加惩处，以维治安。”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违反校规，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当局开除大批爱国学生，仅北平被开除的学生就达100余人。同时各校解聘了一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教授，如清华的张申府、北大的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等。
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北平学联积极地领导各校广大学生开展反迫害的斗争。开始时，学联曾决议各校无限期罢课，以使当局收回解散学生团体、开除学生、解聘教授的成命。但后来又考虑到长期罢课，分散了学生的力量，对斗争不利，同时也不利于团结教授和所有教师共同搞好抗日救亡运动，于是，改正了原来的决议，于6月20日发表了《复考宣言》。《宣言》要求各校，自本月22日起，一律遵照学校所规定的日期，参加考试。学联、民先队又分别声明今后将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些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在爱国学生被开除后，各校学生纷纷成立被处分学生后援会，用各种方式进行声援，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解聘教授的成命。6月30日，清华救国会发表《敬告全体同学书》，理直气壮地指出：罢课乃全体学生大会的决议，本会“绝对没有推翻大会议案的权力”，学校当局如此对待我们，“无疑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团体运动，当然更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救亡运动。”7月22日，北平学联发表《为各校开除学生告社会人士书》，指出：“这次被开除的学生，多半都是救亡运动的领袖人才，他们都是赤诚爱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被伤害与消沉，正是中华民族的损失……我们诚恳地请求社会人士给那几位被开除同学更多的援助，我们不忍看他们被逐出校走到绝路。”
反动当局的迫害丝毫也没有动摇被开除学生的革命意志，他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北平学联主席黄诚被清华大学开除后，在《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一文中说：“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懊悔，一切都是为了救亡，我要永为救亡而奋斗！可爱的朋友们，我们是离开了，不过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斗争中，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是永远相聚着。”后来经过组织的帮助，他转入中国大学，并继续担任北平学联主席和学联党团书记。一些正直的教授也发表文章，表示对学校当局的不满以及对被处分同学的同情和支援。在这场斗争中，学联注意了团结群众，争取师生合作和社会人士的同情。结果，反动政府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而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后，更加向前发展了。
第七节 广泛联盟固根基，统一战线明方向
到1936年底，北平党员人数比“一二？九”运动前增长了十倍。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同学们虽然一个个被浇得像落汤鸡，但仍认真进行了持续六个小时的演习。
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组织状态，确立了内部尽量公开的原则。
“保卫华北”四个大字在峰峦、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见。
夏令营的生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诞生，就喊出了广大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心声。
根本改造共青团组织
刘少奇的分析和批评，使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同志进一步认识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在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和危害，统一了思想认识。他们领导着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广大进步学生中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为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使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做了积极的准备。
1936年4月，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北平学联也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办公地点设在中国大学。5月，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改过去只注重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而忽略深入的思想发动的倾向，加强了对民先队和进步学生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5月间，北平学联召集各校代表讨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如何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和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的问题。会上，学联向各校学生会说明，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暂不宜开展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把力量转向学生内部，要艰苦细致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发动工作和基层组织工作，要“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把广大学生群众团结在学联的周围。”只有这样，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5月17日，民先总队部召开了一次北平各校民先队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阵线”的口号。参加大会的200多名民先队员，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热烈讨论。通过讨论，队员们认识到，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关键。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救亡活动，以达到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救亡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党组织还特别向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提出了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共同救亡的要求。5月，社联解散后，北平党组织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的学术团体――北平求知学会。不久，这个学会就发展到千人左右，并在20多个大中学校中设有分会。北平求知学会积极联络各校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杨秀峰、施存统等著名进步教授都应邀作过公开的学术和政治报告。学会还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学生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受到大中学生的欢迎。各校还纷纷组织社团，把读书、抗日救亡等工作结合起来，如师范大学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燕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了时事研究会、墙报社、世界语学会、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等等。社团及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在广大学生中逐渐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那些平日不大关心政治的学生，也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针对“三三一”抬棺游行后，部分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及胡适等人散布的“读书救国”的影响下，只埋头读书，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关心时事政治。党通过各校校刊和读书会、座谈会、讲演会等，在学生中开展了“读书与救国”的辩论。在辩论中，进步学生有力地批驳了“读书即救国”“先读书后救国”“学生只管读书，救国是政府的事”等错误言论，使大家认识到“读书救国”论实际是让学生读死书，脱离抗日救国的实际斗争，麻痹、瓦解学生的爱国精神，极大地削弱了青年学生救国的力量。如果祖国沦亡了，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下，还读得了书吗？在批判“读书救国”论的同时，党也及时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特别要求“在救国会负责的同学”，“同样必须用心读书”。并强调指出：“我们要做救国工作并不是反对读书，我们要读书，同时要救国，而读书也是为着救国。”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进步同学的带动下，一些中间同学又逐渐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抗日救亡活动又增添了一项“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新内容，学生运动出现了新风气。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团结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时，北平左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解散，左联成员分别加入到其它的公开团体中去，宣传和组织群众。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文艺团体，创办刊物。如燕大的“一二？九”文艺社，清华的清华文学会，中国大学的文艺茶会等。文学刊物有《浪花》《泡沫》《联合文学》《新地》《动向》等等。这些团体和刊物锻炼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学青年。歌咏活动更为普及，各大中学校都成立了歌咏团、歌咏队，学生们用高昂的歌声表达抗日救亡的决心。在这些歌曲中，《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麦歌》《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保卫马德里》等雄壮的抗日歌曲和外国革命歌曲，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众多的文艺活动中，戏剧活动尤为突出，各校的戏剧队伍异常活跃。一些爱好戏剧的学生积极参加剧团，与进步学生一起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当时，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学生们经常表演的剧目，它深深地打动了、教育了市民观众。其他如东北大学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师范大学学生演出的街头活报剧《察东之夜》《打回老家去》等等，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每次演出，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气氛非常热烈，全场一阵阵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呼声，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鼓舞了群众，也教育了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
各校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这一时期还特别关心学生生活，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拥护与信任。如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原来招商承包，伙食费较贵，贫穷学生吃不起，只好到校外的小饭铺里去吃八分钱一斤（1斤=500克）的炒饼。学生会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一困难，就自己办了一个清寒食堂，派杨学诚等为食堂管理员。他们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地为学生服务。吃自办食堂，每月只交四元钱伙食费，一天三顿，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同学们的普遍赞扬。其他学校也办起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学联和民先队及各校学生救国会还通过自己办的刊物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学联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民先队也出版了不定期的机关报。另外，《清华周刊》《燕大周刊》《师大学生》《北大旬刊》《东大周刊》、平大工学院的《救亡》等刊物，都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揭露打击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阴谋的重要阵地。
就在学生运动在新的风气下蓬勃发展之时，北平学联为进一步扩大影响，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在“五四”17周年纪念日，发表了《告五四运动诸先生书》，登载在《自由评论》上。学联在书中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同学及当局的关系中某些不妥之处，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诚恳地提出，为了中国，为了推动爱国运动，希望得到师长及爱国者的指导、援助与合作。学联的这些文件，反映了学联与民先干部政策水平的提高，使学生运动更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同一天，北大、清华等校都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北大教授周炳琳、马叙伦、郑天挺、曾昭伦、许德珩，清华教授罗隆基等出席了大会，并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6月19日，学联于燕大召开记者招待会，进一步促进师生合作。到会中外记者十余人。学联代表介绍了北平学联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解释了学生对抗日救亡、读书、考试等问题的态度，阐明了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表示愿意接受师长的指导，以推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上述促进师生合作的一系列行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受教育，使学生运动与各界救国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清华、燕大等校学生救国会在附近的农村办民众夜校，成立民众教育研究会，编写紧密结合形势的新课本，教识字，讲抗日道理。城内的一些学生，则经常与工人、人力车夫谈论抗日时事。在与工农的接触中，学生们了解了工农群众的疾苦，感受到工农群众朴实的感情及其内心蕴藏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阶级教育。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的开展，广泛地团结了对抗日救国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中间分子，争取了师生合作，积聚了革命力量。这些工作和活动，克服了以往学生运动中忽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弱点，做到了把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同学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切身利益相结合，使他们加深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唇亡齿寒”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自觉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开创了学生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这种学运新风的形成，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学生运动自身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蓬勃发展之时，1936年5月29日，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正式召开。与会者有各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大会通过了全国学联的纲领、简章和宣言，通过了“派员赴尚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共同组织学联”、“加入世界学联”等四项重要提案。并决定全国学联定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会议选出了11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北平学联的刘江陵担任执行主席，陆璀为宣传部长，董毓华为组织部长。全国学联的成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世界学联及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抗日烽火连三月，学运又起新高潮
1936年夏天，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年4月18日，日本内阁发布了陆军第6号军令，命令将中国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将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新进驻的日军6月上旬到达平、津一带。其中军司令部与步兵第2联队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其余兵力分驻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5月6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29军退至河北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等。紧接着，日寇又将其华北驻军的数量骤增到2万多人，进占了北宁铁路沿线，并公然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成了日寇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为了准备侵华战争，日本还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特务机关，刺探我国的军事、外交情报，收买和训练汉奸。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驻天津的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入海河。致海河河面“自4月起，不断地出现浮尸，每日最少有三具以上。至5月间，为数更大大增加。据统计，5月份自1日至20日，共计发现尸体一百二十余具。”“海河浮尸”的惨状再一次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刘少奇认真分析了华北的局势，提出了“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政治口号。5月28日，天津学生在中共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为被害的工人同胞报仇，要求全国枪口一致对外。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极其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诸实行，29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5月30日，北平学联在清华大学开代表大会，出席的有40余校的代表70多人。会议讨论决定：
一、通电全国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二、责成清华、燕京、师大、东大及大同中学等五校分别发表通电和宣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三、各校在停课期间进行联络工作。会后，燕京、清华20余校学生决定罢课3-5日，进行扩大宣传和联络工作。师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前门、崇文门一带，宣讲日本官商勾结在华北进行武装走私的情形，动员市民抵制日货，购买国货。
为了声援天津“五二八”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案件，反对日本武装走私，北平学联6月11日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6月13日举行示威游行。这次行动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刘少奇看到宋哲元对天津“五？二八”游行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有所变化，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及日、蒋、宋之间的矛盾，决定推动宋哲元及其率领的29军抗日，以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劝导大家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抗日”。
6月13日清晨，各校门前均有军警把守，不少学校学生没有能够列队出校。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京大学等校只有部分学生得以离校。清华、燕京两校于12日晚，派先遣队300人先行入城，次日晨只有六七十人潜入城内，与东北大学学生会合。上午8时许，南城一带各校学生逐步向西单集中。到9时，行进在西单北大街的师大、中大游行队伍突然把旗帜张开，宣布整队，一霎时聚起1000多人。队伍经西四、护国寺、什刹海、后海，向目的地鼓楼方向前进。沿途经过的学校都有学生参加，游行队伍壮大到50余校近1万人。
示威队伍在鼓楼召开了市民大会。市民、工人和工商界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反对29军南调”“督促中央出兵抗日”及“响应西南出兵”等六项决议，还决定各校罢课三天。会后，游行队伍继续向新华门进发。在这次游行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29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口号，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29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对他们日后逐步转向同情、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具体体现。
这一天的游行示威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学生队伍在西单、宣武门、北长街、东皇城根、府右街南口、南池子等处被警察驱散，但是由于民先队员和学生们运用了初步学到的军事知识，采用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队伍被军警冲散后又集中起来，先后经历了七聚七散，最后来了个大集合，一直到新华门前才逐渐散开。
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冀察绥靖公署于6月15日致函各大专院校，下令取缔北平学联及一切学生团体。命令说：“国家处兹严重时期，本署负捍卫地方之责，各校结社集会，应即悬为厉禁，除学联会业奉行政院令解散外，所有学生自治会、纠察队、宣传队、十人团、救国会等种种组织，无论其标榜如何，应即一律取缔。相应函请贵校查照禁止，如有抗不服从或其它背景，并希随时函知，严加惩处，以维治安。”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违反校规，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当局开除大批爱国学生，仅北平被开除的学生就达100余人。同时各校解聘了一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教授，如清华的张申府、北大的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等。
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北平学联积极地领导各校广大学生开展反迫害的斗争。开始时，学联曾决议各校无限期罢课，以使当局收回解散学生团体、开除学生、解聘教授的成命。但后来又考虑到长期罢课，分散了学生的力量，对斗争不利，同时也不利于团结教授和所有教师共同搞好抗日救亡运动，于是，改正了原来的决议，于6月20日发表了《复考宣言》。《宣言》要求各校，自本月22日起，一律遵照学校所规定的日期，参加考试。学联、民先队又分别声明今后将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些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在爱国学生被开除后，各校学生纷纷成立被处分学生后援会，用各种方式进行声援，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解聘教授的成命。6月30日，清华救国会发表《敬告全体同学书》，理直气壮地指出：罢课乃全体学生大会的决议，本会“绝对没有推翻大会议案的权力”，学校当局如此对待我们，“无疑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团体运动，当然更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救亡运动。”7月22日，北平学联发表《为各校开除学生告社会人士书》，指出：“这次被开除的学生，多半都是救亡运动的领袖人才，他们都是赤诚爱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被伤害与消沉，正是中华民族的损失……我们诚恳地请求社会人士给那几位被开除同学更多的援助，我们不忍看他们被逐出校走到绝路。”
反动当局的迫害丝毫也没有动摇被开除学生的革命意志，他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北平学联主席黄诚被清华大学开除后，在《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一文中说：“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懊悔，一切都是为了救亡，我要永为救亡而奋斗！可爱的朋友们，我们是离开了，不过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斗争中，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是永远相聚着。”后来经过组织的帮助，他转入中国大学，并继续担任北平学联主席和学联党团书记。一些正直的教授也发表文章，表示对学校当局的不满以及对被处分同学的同情和支援。在这场斗争中，学联注意了团结群众，争取师生合作和社会人士的同情。结果，反动政府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而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后，更加向前发展了。
第七节 广泛联盟固根基，统一战线明方向
到1936年底，北平党员人数比“一二？九”运动前增长了十倍。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同学们虽然一个个被浇得像落汤鸡，但仍认真进行了持续六个小时的演习。
民先打破了秘密的组织状态，确立了内部尽量公开的原则。
“保卫华北”四个大字在峰峦、流水、亭台、草木之中依然清晰可见。
夏令营的生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诞生，就喊出了广大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心声。
根本改造共青团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