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九、人情世界

　　日本人的这些民族特质，如近于苛刻地要求履行义务、极端克己，难免会让人们形成一个观念：个人欲望是邪恶之物，应该将其从心中拔除。这是正统的佛教观念。因此，看到日本人对官能的愉悦如此宽容，难免让人更加吃惊。尽管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一点上，它的道德规范同佛陀乔达摩的教喻和佛教经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人并不视自我满足为罪恶。他们并非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愉悦是有益的，并且值得提倡、追求和尊重。但是，它们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得侵入人生的重大事务中。

　　最受日本人喜爱的肉体小享受之一就是热水浴。贫穷的农夫和低贱的奴仆也和富有的贵族一样，养成了每天傍晚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浸泡的习惯。最常见的浴盆是一种木桶，其下可以用炭火将水温保持在华氏110度或者更高温度。人们在进入木桶前先行沐浴，然后尽情享受浸泡的温暖与舒适。他们以胎儿的姿势蜷跪在木桶中，只将头放在水面上。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天洗浴是为了清洁。但是，他们更为重视的是那种慵懒的美好艺术感受。这种洗浴习惯，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日本人认为，年龄越大就越沉溺于此。

　　为了减少洗浴的花费与麻烦，日本人想出了种种办法，但是洗浴绝对不可或缺。日本的城市与乡镇都有如同游泳池那样巨大的公共浴室，人们可以前往洗浴，并且可以与身边偶遇的人攀谈。在乡村，几个妇女可以在院子里轮流准备洗浴设施——日本人对在洗浴时被人窥视不以为意——她们的家人也轮流洗浴。即使富有的家庭在使用浴盆时也要遵循严格的次序：先是客人，接下来是祖父，父亲，长子等等，直到地位最低的用人。洗浴完后，他们如同煮熟了的龙虾一般红彤彤的，一家人聚集在一起，享受这晚餐前最放松的时刻。

　　正因为热水浴是深受青睐的赏心乐事，因此，传统的“自我磨砺”中也包括最为极端的每日冷水浴。它要求人在破晓前出门，坐在冰冷的山溪瀑布之下。冬夜在没有暖气的日本式房中，将冰水倾盆浇下，也是非同小可的苦修。

　　睡觉是一种颇受喜爱的享受，也是日本人最为精湛的艺术之一。他们可以用任何姿势，甚至在我们认为完全不可能的环境下全身心放松地入睡。这让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颇感惊讶。美国人认为失眠几乎是精神紧张的同义词，而且，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的性格中有着高度紧张的因素。但是，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睡眠习惯。他们上床很早，而其他的东方民族却并不如此。日落不久村民们便入睡了，他们也不遵从我们“为明日养精蓄锐”的训诫。因为他们没有如此考虑的习惯。一个颇为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去日本的人必须不再相信今夜的睡眠和休息是为明日的工作做准备，人们要把睡眠和恢复精力、休息和放松等问题分开考虑。”它是“独立的，与生存或死亡等任何已知的事实都无关的”，类似于工作计划。美国人习惯于将睡眠看作为保持精力而做的事情，大多数人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度告诉我们当天我们能有多大的精力和效率。而日本人是为了其他的理由才睡觉的。他们喜欢睡觉，只要天下无事，他们就乐于睡觉。

　　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在牺牲睡眠时也毫不手软。准备考试的学生通宵达旦地学习，不会有睡觉能使他在测试中表现更好的想法。在军队的训练中，睡眠也是应该为了纪律而牺牲的东西。

　　如同热水浴与睡觉一样，吃饭也既是可以自由享受的乐趣，同时也是为了磨砺自己而进行的训练。作为一种仪式性的休闲活动，日本人乐于享用无数道美食，这些食物的量很少，人们在品尝滋味的同时，也欣赏其色。艾克斯坦引用一位日本农夫的话说，“快吃快拉，这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之一。”“吃饭并不被看作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行为……它只是维持生命的必须，因此，应该尽可能地少花费时间。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并不像欧洲的孩子们一样被要求细嚼慢咽，而是在成人的鼓励下尽快进食。”

　　按照日本人的观念，偶尔挨饿是一种特殊且效果良好的自我“磨砺”方式。与前述的热水浴与睡眠一样，挨饿也是验证一个人的“耐受力”、使其能像武士那样“剔牙”的好机会。如果一个人经受了绝食的考验，精神上的胜利会使其力量倍增，不会因缺乏卡路里和维生素而委顿。日本人不认可美国人认定的营养与力量之间的对等关系。因此，战争期间，日本电台对掩体中的人们宣称，运动能使饥饿的人们再次恢复精力，变得强壮起来。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无论它与日本人的婚姻形式与对家庭的义务如何抵触，它都是彻头彻尾的日本本土化的东西。他们的小说中充满这一主题，而且，同法国文学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殉情是日本人最爱阅读和谈论的主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本绝妙的浪漫爱情小说，其品质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伟大作品之下。封建时代的领主们与武士的爱情故事也属于这种浪漫类型。这也是他们当代小说的主题。而中国文学与此截然不同。中国人对浪漫的爱情与性享受都相当克制，这为他们免去了很多麻烦，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因此而非常平稳。

　　当然，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理解日本人比理解中国人更为容易，但这种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对于性享受，我们有很多禁忌，而日本人没有。在这一领域，他们没有道德说教，而我们有。他们认为，性如同其他的“人情”一样，值得在生活的小节处全心享用。“人情”毫无邪恶之处，因此，不需要对性享受加以任何说教。欧美人视他们珍藏的某些图册为色情书，认为“吉原”——艺伎与妓女的聚集区——是可怕之地，对这一点，日本人颇为不满。甚至在与西方接触的早期阶段，日本人就对这些来自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并且通过一些法律以使自己的行为与西方的标准更为契合。但是法律规则并不能沟通文化的差异。

　　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完全明白英美人视他们的某些行为为不道德的和淫秽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传统观念和他们“人情”原则间的巨大鸿沟。对他们来说，“人情”不能侵犯人生大事。然而，这正是我们对日本人的爱情与性享受方面最难理解的地方。他们划出一个专属妻子的领域，又划出另一个专属性享受的领域。二者都是公开且正大光明的。而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二者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前者是可以公开承认的，后者则是秘密。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属于男人承担主要义务的领域，而另一个则是微不足道的休闲领域。这种为每一领域划定“适当范围”的方式，使得一个人既可以是家庭理想的父亲，也可以是寻花问柳的浪荡子。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将恋爱与婚姻看作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我们以恋爱的深浅程度为选择配偶的基础，“热恋”是最被认可的结婚理由。结婚后丈夫受到其他女人的肉体吸引是对妻子的羞辱，因为他将原本属于妻子的某些东西给了他人。而日本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在选择配偶时，年轻人唯父母之命是从，盲目地结婚。与妻子相处时他必须严守礼节。即使在和睦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们也看不到父母间有任何含有性爱意味的亲热举动。正如一个当代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上说的：“在这个国家，婚姻的真正目的在于生儿育女，使家族的生命延续下去。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都只会歪曲这一使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男人安于这种生活才算是维护了道德。如果经济许可，他就养一位情妇。与中国完全不同，他不能把自己迷恋的这个女子算作家庭成员。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混淆了生活中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这名女子可能是一个艺伎，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待客技艺方面颇有造诣。她也可能是一个妓女。无论情况如何，他都会和这个女子所属的地方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保证她不被抛弃且可获得经济回报。他确保她有一个自己的住所。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比如这女子有了孩子，而男人希望将这个孩子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时，他才会把她带回家。而她的身份只能是一个用人，而非妾。孩子称男子合法的妻子为“母亲”，而真正的母亲和孩子间的关系则是不被承认的。那种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所谓的中国传统模式，是不被日本人认可的。日本人甚至在空间上也将家庭责任和“人情”截然分开。

　　只有上层阶层才养得起情妇，但大多数男人会不时地去找艺伎和妓女。这种光顾不用鬼鬼祟祟。妻子还可能为其夜间寻欢作乐而将其打扮一番。他光顾的妓院也可能会将账单送给他的妻子，而她理所应当要支付费用。对此她可能会生气，但那是她自己的事。光顾艺伎所比去找妓女更昂贵，男人可以花钱在此度过一个夜晚，但不能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他所得到的是被衣着华美、举止体贴的女子款待的乐趣。她们都曾受过职业化的精心训练。要接近某个特定的艺伎，一个男人必须成为她的资助人，签订协议，使其成为自己的情妇，或者靠自己的魅力征服她，让她自愿以身相许。然而，与艺伎度过一个夜晚，并非与性全然无关。艺伎的舞蹈、巧妙应答、歌唱及其姿态都带有传统的卖弄风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上层阶层夫人们所不能有的风姿。它们属于“人情的领域”，给“孝的领域”中的人以抚慰。人们无法不沉溺其间，但这两个领域各不相同。

　　妓女生活在领有执照的妓院里。与艺伎度过一个夜晚后，如果愿意，男人还可以光顾妓院。这样做费用低廉，囊中羞涩的男人不得不以这种乐趣来满足自己，放弃上艺伎所的念头。妓女的照片挂在妓院外，男人通常花很长时间公开地审视这些照片以进行选择。这些女子地位低下，也不像艺伎那样受到尊重。她们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急需用钱的时候被卖进妓院，没有受过艺伎那样的娱乐表演训练。早先，在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他们习惯的反感将其废止以前，这些女子常常面无表情地当众展示自己，让顾客挑选她们的身体。而现在，则用照片代替。

　　某个男人看中了一个女子，他就成为她唯一的主顾，在与妓院签订协议后，这个女子就成为他的情妇。这样的女子受协议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也可以不签订协议就让女佣或女店员成为他的情妇。这种“自愿情妇”是最缺乏保护的。她们正是那种最可能与其伴侣坠入情网的女子，但她们处于公认的义务领域之外。当日本人读到我们关于被恋人抛弃的年青怨妇“怀抱婴儿”的小说和诗歌时，便将这些私生子的母亲看作他们的“自愿情妇”。

　　同性恋也是传统的“人情”的一部分。在过去的日本，同性恋在像武士和僧侣这样高等级的人之间是一种被认可的乐趣。到了明治时代，为了尽力迎合西方人，日本规定他们的许多习俗为非法，这种习俗按照法律也应该受到惩罚，但它仍然属于“人情”，并不认可道学的态度。只是它必须被保持在适宜的位置，不能妨碍家庭生活。因此，尽管一个男人可能会成为一个职业男妓，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会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堕落成”一个同性恋的危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日本人对美国有成年男子充当同性恋的配角而大为震惊。在日本，成年男人只会寻找男孩充当配角，他们认为充当配角有损他们的尊严。日本人对于男人能干什么以及怎样维护自尊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但这标准与我们的大为不同。

　　日本人对手淫也不做道德说教。其他民族从来不会为此目的制造出如此多的工具。在这一领域，日本人也试图消除某些过于公开且引人注目的器具，以免受到外国人的谴责，但他们本身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邪恶之物。手淫是一种乐趣，对此，他们并无罪恶感，他们认为，置其于正当生活的次要地位，就能充分地控制它。

　　喝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情”。日本人认为我们美国的绝对禁酒誓约是欧美人的怪癖之一。喝酒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的乐趣。但酒只是人生的小小享受，凡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沉溺于此。根据他们的思维逻辑，人们不用担心会“堕落成”一个同性恋，更不用担心会“堕落成”一个酒鬼。的确，饮酒成瘾在日本并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遣，当一个人醉酒时，其家庭甚至公众都不会对其产生厌恶之情。他不会变得狂暴，也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去打骂孩子。他可能会哭闹，或者不再拘于严格的举止规范，开始变得随意而放松。在城市的聚会中，男人们喜欢坐在彼此的腿上。

　　传统的日本人把喝酒同吃饭严格地区分开来。在提供清酒的乡村聚会中，一旦一个男人开始吃饭，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停止喝酒了。他已经跨进另外一个“圈子”了，二者是截然分开的。在自己家里，他可能会在饭后喝一点酒，但他不会同时又吃饭又喝酒。他让自己依次享受着每一种乐趣。

　　日本人的这种“人情”观念带来了几个后果。西方的哲学观认为，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进行着持续的争夺地位的斗争，而日本人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点。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非邪恶的，尽可能地享受乐趣也是无罪的。精神和肉体不是宇宙间相互对立的力量，日本人将这一原则导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其历史，日本人似乎缺乏辨别邪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并不情愿去与恶进行斗争。”事实上，他们始终不愿将此作为一种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并非战斗着的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而是“温和”的灵魂和“凶暴”的灵魂，在每个人——还有每个国家——的生命中，都应该有“温和”和“凶暴”的时刻。并非一个灵魂能上天堂，而另一个只能下地狱。在不同的场合，它们都是必要并且都是善的。

　　日本人总是非常坦率地否认道德在于同恶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日本完全不认可这种道德观。他们扬言这证明了日本国民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作为绝对的标准来强调“仁”——公正和善行，并以之来衡量所有的人及其行为，若不能达到这一标准，就认为它是有所欠缺的。十八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曾这样写道，“中国人需要一种道德戒律，因为他们是劣等种族，需要人为手段加以约束。”近代的佛学家和国家主义领导者也曾写过或说过同一主题。他们说，日本人的人性天生就是善的，并且值得信任，不需要和自己身上的另一半恶作斗争。只要保持其灵魂之窗的纯净，在不同的情形下采取适当的行动就可以了。就算变“脏”，污垢也很容易去除，人本质的善又会重现。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似乎会导致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同我们看到的，日本人把履行职责看作人生最高的职责。他们也完全接受这一事实：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的欲望与乐趣。追求幸福是严肃的人生目标，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和不道德的理论。幸福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的放纵与消遣，但将之奉为衡量国家与家庭的标准却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常常备受“忠”“孝”以及“义理”等责任的重压，这一事实他们早已明了。这会使生活更加艰难，但他们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经常放弃他们并不视为邪恶的乐趣。这需要很强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推崇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些看法一致，在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大团圆结局”非常罕见。美国的普通观众渴望见到结局。他们想要相信剧中人从此生活幸福，想知道剧中人因为其美德而获得了报偿。如果在剧终时他必须哭泣，那必定是因为主人公的性格有缺陷，或者他成了邪恶的社会规范的牺牲品。但观众更愿意看到主人公万事如意。日本的普通观众泪流满面地看着主人公步入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角因为命运之轮的逆转而遭到屠戮。这样的情节是夜间娱乐表演的高潮，人们走进剧院也正是想看到这些。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建立在男女主人公的受难主题之上。相爱却要放弃爱人。美满婚姻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为了履行义务而不得不自杀。妻子尽全力拯救丈夫的事业，在他成功前夕藏身于某个大城市中，任由其开始新的生活，且在其取得胜利的当天毫无怨言地在贫困中死去。美满幸福的结局并无必要。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与同情大行其道。他们的苦难并非来自上帝施加的审判。这些苦难显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履行职责，没有什么——即使被抛弃、病痛或死亡——能让他们偏离正途。

　　日本的现代战争片也秉承同一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经常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和平主义宣传。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所涉及的都是战争的牺牲和苦难。它们不会展示阅兵式、军乐队、雄赳赳的舰队演习或重型枪械。无论是处理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的题材，它们都一成不变地坚持展示泥泞中的行军、遭遇战与作战迁延的痛苦。最后的镜头并不展示胜利与欢呼，而是军人们在某个毫无特色、满是泥泞的中国小镇中的夜间休憩，或者是典型的日本家庭的祖孙三代，他们作为三场战争的幸存者，分别伤残、截肢、失明。要么展现的是士兵阵亡后，其家人在家中哀悼丈夫或父亲；失去了顶梁柱，他们如何聚集在一起，继续生活下去。全然不见英美人“凯旋式”电影中的令人激动的背景。日本的电影甚至不会表现伤残老兵复原的主题，也不会提及发动战争的目的。对日本的观众来说，只要荧幕上的所有人都在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足够了。因此，在日本，这些电影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宣传片。投资方知道，日本的观众不会被此激起反战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