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 一、研究课题：日本
一、研究课题：日本
日本是美国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所遇到的最怪异的敌人。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其行为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以至于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这也是我们在其他战争中从未遇到的情况。正如1905年面对的沙俄一样，如今与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既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且又经过严格训练、武装到牙齿的民族。西方国家所恪守的那些基于人道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身上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目前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成为逐岛争夺的登陆作战，而且也由此产生了困难卓绝的后勤保障问题，从而使得了解“敌人的本性”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对付眼前的顽敌，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特性。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至今，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些“但是，而且”等之类对其他任何民族都从未用过的、捕风捉影的词汇。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时，不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然后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也很蛮横和傲慢。”他不会指责该民族行为极为刻板，随后又补充说，“但是他们又极富创新精神。”他不会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成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因为在意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极力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一面写一本书，介绍某个民族普遍拥有唯美主义倾向，介绍该民族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很高的荣誉，而另外又写书补充说明这个民族如何地崇尚刀剑和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无一例外地经纬交织在与日本有关的论著之中，而这些对于日本的介绍都是真实的。刀与菊都是这幅日本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性格既好勇斗狠而又待人态度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尊大自傲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表面服从而又心存怨恨，不甘受人摆布；忠诚而又诡诈；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介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然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但又并不服从。
了解日本既然已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的喧嚣争论置之不理。危机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对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迫使日本投降？是否应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那里，我们能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材料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人的战斗意志？关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论，即使在那些所谓的“日本通”那里也是如此。一旦和平到来，为了维持当地秩序，日本是否需要永久实行军事管制？我们的军队是否有必要准备与那些隐藏在日本深山堡垒中的死硬分子作战？在世界和平成为可能之前，日本是否会发生一次法国式的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许我们应灭亡日本民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判断定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受命使用一切技术手段从事研究日本的课题，以便弄清日本是个怎样的民族。就在这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进攻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真实的规模。在美国，许多人仍认为对日战争将会持续三年，也许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而在日本，他们认为战争会长达一百年。日本人认为美军虽然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地方赢得了局部胜利，但是那些地方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官方公报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已经被击败，而日本国民仍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进入6月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最高司令部已经给予欧洲战场长达两年半的军事优先权，如今对德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必将失败的大战役。自那以后，我们的士兵将要与日军持续地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自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等地的战役之后，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可怕。
由此，到了1944年6月，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诸多问题都急需获取答案。这些问题，无论其关键因素是外交的或是军事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部或是出于前线散发宣传单的需要，各方面提出真知灼见才是最重要的。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的漫长历史，以及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能指望日本国民些什么，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表达习惯，以及养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也必须了解在他们这些行动和意见背后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暂时放到一边，并且尽量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在某种既定的情形之下，日本人所做的与我们如出一辙。
我受命完成的这项任务十分棘手，因为美国和日本正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做到一边倒地谴责敌国很容易，但是要试图通过敌人的眼睛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相当困难了。然而这项任务仍然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定处于他们的境遇时我们将如何行动。研究过程中，我必须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有价值的资料加以利用，而不能视之为于己不利的累赘。我不得不观察日本人对于战争本身的运作方式，并且暂时不将其作为军事问题而只是当作文化问题看待。与平时一样，战斗中的日本人依然按其日本特性行事。在日本人操控战事的方式之中有哪些特征是源于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疑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显示出他们可以借助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必须追寻这些战争中的细节，一步步地观察日本人是怎样暴露出自己的。
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事实，对我的研究尤其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实地考查”研究技术。我不可能去日本，更无法寄宿生活在日本人的家里，并且无法从他们每天生活的紧张和压力中，用自己的眼睛看出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重要。我无法观察到他们做出某项决定的复杂过程，无法观察到他们的孩子是怎么被教育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撰有一本实地调研日本村子的著作，名为《须惠村》，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里边都没有涉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仍然相信某些专业技巧及假说设定还可用于研究。至少我不必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所倚重的、与被研究的对象面对面地直接交流的研究方法。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从这些人成长经历的具体事例中，发现他们做出判断的方式，并且根据他们的描述弥补我知识中的许多空白。我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一位文化人类学者在理解某种文化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分析过去的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试图在日本人文字性的宣传材料、或者口头的宣传词语中寻求研究的进展。与他们不同，我相信他们所要寻求的关于日本问题的许多答案都深藏于日本人的文化规则与价值之中，而从真正生活在此种文化中的日本人身上，才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看书，也不意味着我不能经常地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那里获益。浩瀚的日本文献以及曾在日本生活过的、数量庞大的西方观察家给予我任何文化人类学者均未获得过的帮助。这些优厚条件是那些到亚马逊源头或者新几内亚高原从事无文字部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所无法比拟的。那些没有文字的部族，无法用纸笔来表现自我，而西方人对他们的论述也是屈指可数，异常浅薄。对于这些部族，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从事部族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先驱学者帮助的情况下，探索并发现该部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构成以及在部族宗教活动中最高级别的崇拜者。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可以继承，而且还可以充分享受那些藏在嗜古好奇文献中的生活细节描述。欧美人士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而日本人也真实地撰写了不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书写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自己琐碎的生活，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当然，日本人也不会傻到要全盘托出，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会这么做。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往往会忽略许多重要的事情，原因是他们对于这些事情太熟悉了，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所以反而视而不见。这就像我们美国人写美国时一样，往往也会因习惯而不自觉。尽管如此，日本人仍属于喜欢自我表现、自我暴露的一类人。
如同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说时所说的读书方法一样，我在读这些文献时，特别注意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从议会讲演罗列的观点中，我需要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一些骇人听闻的暴戾行为无动于衷，相反，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大肆讨伐攻击。我一面阅读，一面不断询问自己：“这幅画卷的毛病”到底是什么？为了透彻理解日本，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反映当代日本东京和乡村生活的影片。之后，我再与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仔细讨论。与我的视角不同，无论如何，这些人毕竟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角色。当我被某些情节弄得迷惑难解时，他们显然并非如此。当我认为故事情节、行为动机不合理时，他们却从整个影片构思的角度承认它的合理性。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与那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些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中，有些人动辄就极力维护日本的习俗，而有些人则痛恨与日本相关的一切。在这两类人中，很难说哪一类人能使我获益更多。然而无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贬斥，他们所透露出的有关日本人日常生活规范的实质描述却是惊人的一致。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从被研究的文化对象那里搜集资料并洞察这些资料，那么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曾经做过的毫无二致。一个人类学家如果所能提供的仅限于此，那么也就不能指望他能在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的基础上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化人类学者，我有资格和责任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在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研究领域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类学者了解许多亚太地区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与太平洋岛屿许多原始部族十分相似。有些与马来西亚相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相似，还有一些与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根据这些相似之处做出推测，显示出这些部族在古代曾相互有过移民或接触，这非常有趣。然而这些文化相似性的知识对我有价值的原因，不是因为这类可能发生历史关联的问题，而在于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如何在简单的文化中起作用，我可以从发现的这些文化异同点当中获取理解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线索。对于在亚洲大陆的暹逻、缅甸以及中国，我多少也知道一些，所以我能将这些部分拥有亚洲文明遗产的国家与日本加以区分和比较。人类学者在他们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中，已经多次反复证明了这样的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族可以和邻近的部族共享90%的正式习俗，同样他们也可以修改这些习俗以适应一种或一套与周边任何部族都不协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必须要排斥一些基本的习俗，无论它们在整个习俗中所占的比率多么小，都有可能使该部族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向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位人类学者来说，更有益的是他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整体上存有许多共性的部族之间的差异。
人类学者还必须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间最大的不同，并且为解决这种特殊问题而改进自己的研究技巧。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某种情况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部族和民族在判定此种情况的寓意时也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以血缘纽带关系和经济交换关系为基础的部族习俗，这些习俗是他们即使灵光闪现或以最不着边际的想像也无法虚构的。人类学家必须要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与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弄清楚它们在部族行为中的后果，以及部族的每代成员如何自小接受训练约束，并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将其世代贯彻下来。
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对文化差异、训练约束过程及其后果的专业关注，运用到日本研究当中。每个人都意识到美国与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民间甚至流传有这样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一定会反其道行之。然而如果一个学者只是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此离奇，以至于认为根本不可能了解这样的民族，并由此而相信这样的传闻，这显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已有的经验较好地证明了再古怪离奇的差异也不能妨碍自己对它们的理解。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比较，人类学家更多地将这种文化差异当成有价值的资料加以研究，而不把它们当成一种债务负担。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得越是离奇，人类学家就应越加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研究者不应只考虑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而应关注与之相关的每件事情。在对西方各民族研究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往往会忽略其民族的整体行为。他们总是视太多事情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以及那些人们普遍接受的所有的关于家庭琐事的固有看法不甚关注。他们不明白正是这些日常细小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看法已经较多地注入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当中，并且更多地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研究者必须要发展出研究这些部族日常琐事的专业技术，原因是在某些部族看似平常的琐事，在学者自己的国家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当人类学研究者试图理解一些部族最丑恶的一面、另一些部族最胆怯的一面，或是在某种假定的情况下这些部族会如何行为、如何感受时，学者们就会发现，必须要进行观察，尤其要着重关注那些在研究文明国家时不太注意的细节。人类学研究者必须认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且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和挖掘它们。
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值得用来研究日本。人们只有热切关注一个民族中人类生活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最原始的部族还是最先进的文明种族，人类的行为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管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如何古怪，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有关。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就越会因此假定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些最平常的细节和琐事导致了这种奇特行为的产生。我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就越容易出成果。人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的研究是从这个前提开始的。即：大多数看似孤立的行为之间其实有一些组织系统上的关联。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一个总体模式的方法。一个人类社会必定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的生活做出某些设计。它认同某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评价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的人们把这种处事方式当成自己看待世界的基础。无论有什么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整合起来。人们既已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中完全按照矛盾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必然会陷于混乱与不便。他们力求保持更多的和谐与一致，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公认的动机和理论。某种程度上的和谐是必须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会瓦解。
如此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典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般互相啮合了。一个环节发生比其他环节或对象更急剧的变化，其他环节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本身正是源自其内部和谐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他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该部族与其他部族的相互关系和经济交往之中，更表现在他们本部族的宗教仪式上。在拥有古老文字经典的文明古国，教会必定要记下过去时代的语录箴言，而没有书写文字的部族则不是这样。然而随着教会日益成为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公共领域发展的阻碍，它在这些领域逐渐失去了地位。词语虽然保留着，但含义已有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整齐地圈囿在自己的小池子中，而是漫过假想的堤坝，互相交流汇合，彼此掺混一处。因为这是真理，研究者越是将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甚至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更好地探究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自己的假说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他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要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该民族从其社会经验中养成的个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现。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有关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专门书籍，它探讨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它试图通过描述这些假定和臆想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仍然存有极为含混不清且极偏颇的见解，不仅在日本何以成为大和民族方面，甚或在美国如何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如何成为俄罗斯民族方面，也均是如此。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每个国家之间都存有误解。有时这些仅仅是毫厘之间的纠葛，然而我们担心的是不可调和的分歧。当一个民族基于他们的整体经验及价值体系，以致在其思想意识里形成了一套与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就很难谈到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假如去了解，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定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种。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赖和相信各个民族对于自己思维习惯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努力描述自己的民族，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透过镜片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视其为理所当然，而且任何民族看待生活时所接受的对焦技法和透视技巧，对该民族来说，都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在眼镜问题上，我们从不期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期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镜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并且期待他能将我们带给他的任何镜片的度数写出。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也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服务既要求大夫具备某种程度的坚强意志，又要求他们持有某种程度的宽容心态。这项工作要求人们具备善意人士有时指责的所谓的坚强意志。这些“世界大同”的主倡者们以他们的愿望做赌注，目的是要向世界各地的人们灌输这种信念：所有在“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其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仍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看来，有时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其不然，国际亲善的教义就无从建立。然而以强迫接受这种同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前提条件，就如同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样做神经就太不正常了。而意志坚强的人则认为差别必须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包容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如此一来，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民族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同样，法国也是法兰西民族，日本亦是如此。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企图以外部力量来抑制此种人生态度成熟发展的想法无疑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世界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他们也无需担心站在这种立场上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它的英国风格。相反，正是由于英国人一直都是他们自己，不同的各代人才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情绪。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程度的宽容。当有坚定信仰的人具备超乎寻常的宽容的时候，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地发展。他们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他们绝不能是偏执狂。当人们如此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将此当成世界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时，文化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这样的人从不明白来自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将自己置于愉快与丰富体验之外。由于他们如此保守，以致他们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特殊的解决方式以外，并不提供其他选择。如果他是美国人，就会力劝其他一切民族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信条。然而，这就像我们无法学着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计算，或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部族以单腿站立的方式休息一样，其他民族也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这是一本介绍那些在日本被看作是可以接受，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惯的书。此书将谈到在哪些情形下日本人希望得到恭维，而在哪些情形下则不希望这样；此书也将谈及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而在什么时候他们又会感到尴尬难堪，以及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等等。对本书的内容具有发言权的理想权威恐怕就是街头巷尾的知名人士。他有可能是任何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环境之下。这只意味着这些人承认在那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如何行事。这样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日本人灵魂深处思考和行动的态度。或许此书最终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但它仍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在这样的研究之中，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增加更多的证据材料，也不一定能保证它正确有效。例如，一个人何时向谁行礼，这类问题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因为这类常识性的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得出一致的结论。
研究者如果想要弄清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前提信念，他就需要做出远比统计数据更为艰巨有效的工作。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些被接受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必须阐述日本人的基本信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视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令使用完全不同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自己的假设。而且在他看来，为了美国人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美国人对社会进行研究，很少有计划地去研究文明的文化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扩散”，而其种族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的数据资料、调查答卷、受询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在美国已发展到堪称完美的地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某一公共职位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而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提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当然。这种民意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比我们所知的更多的情况。如要试图了解一个国家，首先要对这个国家的国民习惯和基本信念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方能奏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信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派系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于政府的基本信念，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有普遍性，也更为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无法避免的祸害，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在美国人看来，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私人机构职员的地位高。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差别悬殊，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并了解这种观念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他们对成功者的品评以及如何体现在其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当中的。通过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及其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这和我们在研究选举时往往要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的道理一样。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探究。我确实发现，一旦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并理解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的话，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古怪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与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试着分析其原委。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古怪的词句和概念，现在却转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日本人心目中的道德观和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它是日本人独有的——既包含了日本人的长处也包含了日本人的不足。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至今，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些“但是，而且”等之类对其他任何民族都从未用过的、捕风捉影的词汇。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时，不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然后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也很蛮横和傲慢。”他不会指责该民族行为极为刻板，随后又补充说，“但是他们又极富创新精神。”他不会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成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因为在意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极力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一面写一本书，介绍某个民族普遍拥有唯美主义倾向，介绍该民族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很高的荣誉，而另外又写书补充说明这个民族如何地崇尚刀剑和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无一例外地经纬交织在与日本有关的论著之中，而这些对于日本的介绍都是真实的。刀与菊都是这幅日本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性格既好勇斗狠而又待人态度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尊大自傲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表面服从而又心存怨恨，不甘受人摆布；忠诚而又诡诈；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介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然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但又并不服从。
了解日本既然已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的喧嚣争论置之不理。危机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对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迫使日本投降？是否应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那里，我们能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材料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人的战斗意志？关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论，即使在那些所谓的“日本通”那里也是如此。一旦和平到来，为了维持当地秩序，日本是否需要永久实行军事管制？我们的军队是否有必要准备与那些隐藏在日本深山堡垒中的死硬分子作战？在世界和平成为可能之前，日本是否会发生一次法国式的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许我们应灭亡日本民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判断定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受命使用一切技术手段从事研究日本的课题，以便弄清日本是个怎样的民族。就在这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进攻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真实的规模。在美国，许多人仍认为对日战争将会持续三年，也许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而在日本，他们认为战争会长达一百年。日本人认为美军虽然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地方赢得了局部胜利，但是那些地方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官方公报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已经被击败，而日本国民仍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进入6月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最高司令部已经给予欧洲战场长达两年半的军事优先权，如今对德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必将失败的大战役。自那以后，我们的士兵将要与日军持续地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自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等地的战役之后，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可怕。
由此，到了1944年6月，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诸多问题都急需获取答案。这些问题，无论其关键因素是外交的或是军事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部或是出于前线散发宣传单的需要，各方面提出真知灼见才是最重要的。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的漫长历史，以及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能指望日本国民些什么，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表达习惯，以及养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也必须了解在他们这些行动和意见背后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暂时放到一边，并且尽量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在某种既定的情形之下，日本人所做的与我们如出一辙。
我受命完成的这项任务十分棘手，因为美国和日本正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做到一边倒地谴责敌国很容易，但是要试图通过敌人的眼睛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相当困难了。然而这项任务仍然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定处于他们的境遇时我们将如何行动。研究过程中，我必须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有价值的资料加以利用，而不能视之为于己不利的累赘。我不得不观察日本人对于战争本身的运作方式，并且暂时不将其作为军事问题而只是当作文化问题看待。与平时一样，战斗中的日本人依然按其日本特性行事。在日本人操控战事的方式之中有哪些特征是源于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疑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显示出他们可以借助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必须追寻这些战争中的细节，一步步地观察日本人是怎样暴露出自己的。
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事实，对我的研究尤其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实地考查”研究技术。我不可能去日本，更无法寄宿生活在日本人的家里，并且无法从他们每天生活的紧张和压力中，用自己的眼睛看出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重要。我无法观察到他们做出某项决定的复杂过程，无法观察到他们的孩子是怎么被教育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撰有一本实地调研日本村子的著作，名为《须惠村》，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里边都没有涉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仍然相信某些专业技巧及假说设定还可用于研究。至少我不必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所倚重的、与被研究的对象面对面地直接交流的研究方法。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从这些人成长经历的具体事例中，发现他们做出判断的方式，并且根据他们的描述弥补我知识中的许多空白。我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一位文化人类学者在理解某种文化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分析过去的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试图在日本人文字性的宣传材料、或者口头的宣传词语中寻求研究的进展。与他们不同，我相信他们所要寻求的关于日本问题的许多答案都深藏于日本人的文化规则与价值之中，而从真正生活在此种文化中的日本人身上，才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看书，也不意味着我不能经常地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那里获益。浩瀚的日本文献以及曾在日本生活过的、数量庞大的西方观察家给予我任何文化人类学者均未获得过的帮助。这些优厚条件是那些到亚马逊源头或者新几内亚高原从事无文字部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所无法比拟的。那些没有文字的部族，无法用纸笔来表现自我，而西方人对他们的论述也是屈指可数，异常浅薄。对于这些部族，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从事部族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先驱学者帮助的情况下，探索并发现该部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构成以及在部族宗教活动中最高级别的崇拜者。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可以继承，而且还可以充分享受那些藏在嗜古好奇文献中的生活细节描述。欧美人士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而日本人也真实地撰写了不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书写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自己琐碎的生活，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当然，日本人也不会傻到要全盘托出，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会这么做。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往往会忽略许多重要的事情，原因是他们对于这些事情太熟悉了，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所以反而视而不见。这就像我们美国人写美国时一样，往往也会因习惯而不自觉。尽管如此，日本人仍属于喜欢自我表现、自我暴露的一类人。
如同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说时所说的读书方法一样，我在读这些文献时，特别注意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从议会讲演罗列的观点中，我需要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一些骇人听闻的暴戾行为无动于衷，相反，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大肆讨伐攻击。我一面阅读，一面不断询问自己：“这幅画卷的毛病”到底是什么？为了透彻理解日本，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反映当代日本东京和乡村生活的影片。之后，我再与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仔细讨论。与我的视角不同，无论如何，这些人毕竟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角色。当我被某些情节弄得迷惑难解时，他们显然并非如此。当我认为故事情节、行为动机不合理时，他们却从整个影片构思的角度承认它的合理性。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与那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些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中，有些人动辄就极力维护日本的习俗，而有些人则痛恨与日本相关的一切。在这两类人中，很难说哪一类人能使我获益更多。然而无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贬斥，他们所透露出的有关日本人日常生活规范的实质描述却是惊人的一致。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从被研究的文化对象那里搜集资料并洞察这些资料，那么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曾经做过的毫无二致。一个人类学家如果所能提供的仅限于此，那么也就不能指望他能在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的基础上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化人类学者，我有资格和责任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在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研究领域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类学者了解许多亚太地区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与太平洋岛屿许多原始部族十分相似。有些与马来西亚相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相似，还有一些与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根据这些相似之处做出推测，显示出这些部族在古代曾相互有过移民或接触，这非常有趣。然而这些文化相似性的知识对我有价值的原因，不是因为这类可能发生历史关联的问题，而在于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如何在简单的文化中起作用，我可以从发现的这些文化异同点当中获取理解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线索。对于在亚洲大陆的暹逻、缅甸以及中国，我多少也知道一些，所以我能将这些部分拥有亚洲文明遗产的国家与日本加以区分和比较。人类学者在他们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中，已经多次反复证明了这样的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族可以和邻近的部族共享90%的正式习俗，同样他们也可以修改这些习俗以适应一种或一套与周边任何部族都不协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必须要排斥一些基本的习俗，无论它们在整个习俗中所占的比率多么小，都有可能使该部族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向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位人类学者来说，更有益的是他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整体上存有许多共性的部族之间的差异。
人类学者还必须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间最大的不同，并且为解决这种特殊问题而改进自己的研究技巧。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某种情况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部族和民族在判定此种情况的寓意时也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以血缘纽带关系和经济交换关系为基础的部族习俗，这些习俗是他们即使灵光闪现或以最不着边际的想像也无法虚构的。人类学家必须要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与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弄清楚它们在部族行为中的后果，以及部族的每代成员如何自小接受训练约束，并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将其世代贯彻下来。
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对文化差异、训练约束过程及其后果的专业关注，运用到日本研究当中。每个人都意识到美国与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民间甚至流传有这样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一定会反其道行之。然而如果一个学者只是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此离奇，以至于认为根本不可能了解这样的民族，并由此而相信这样的传闻，这显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已有的经验较好地证明了再古怪离奇的差异也不能妨碍自己对它们的理解。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比较，人类学家更多地将这种文化差异当成有价值的资料加以研究，而不把它们当成一种债务负担。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得越是离奇，人类学家就应越加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研究者不应只考虑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而应关注与之相关的每件事情。在对西方各民族研究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往往会忽略其民族的整体行为。他们总是视太多事情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以及那些人们普遍接受的所有的关于家庭琐事的固有看法不甚关注。他们不明白正是这些日常细小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看法已经较多地注入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当中，并且更多地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研究者必须要发展出研究这些部族日常琐事的专业技术，原因是在某些部族看似平常的琐事，在学者自己的国家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当人类学研究者试图理解一些部族最丑恶的一面、另一些部族最胆怯的一面，或是在某种假定的情况下这些部族会如何行为、如何感受时，学者们就会发现，必须要进行观察，尤其要着重关注那些在研究文明国家时不太注意的细节。人类学研究者必须认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且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和挖掘它们。
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值得用来研究日本。人们只有热切关注一个民族中人类生活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最原始的部族还是最先进的文明种族，人类的行为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管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如何古怪，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有关。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就越会因此假定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些最平常的细节和琐事导致了这种奇特行为的产生。我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就越容易出成果。人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的研究是从这个前提开始的。即：大多数看似孤立的行为之间其实有一些组织系统上的关联。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一个总体模式的方法。一个人类社会必定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的生活做出某些设计。它认同某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评价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的人们把这种处事方式当成自己看待世界的基础。无论有什么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整合起来。人们既已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中完全按照矛盾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必然会陷于混乱与不便。他们力求保持更多的和谐与一致，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公认的动机和理论。某种程度上的和谐是必须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会瓦解。
如此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典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般互相啮合了。一个环节发生比其他环节或对象更急剧的变化，其他环节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本身正是源自其内部和谐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他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该部族与其他部族的相互关系和经济交往之中，更表现在他们本部族的宗教仪式上。在拥有古老文字经典的文明古国，教会必定要记下过去时代的语录箴言，而没有书写文字的部族则不是这样。然而随着教会日益成为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公共领域发展的阻碍，它在这些领域逐渐失去了地位。词语虽然保留着，但含义已有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整齐地圈囿在自己的小池子中，而是漫过假想的堤坝，互相交流汇合，彼此掺混一处。因为这是真理，研究者越是将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甚至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更好地探究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自己的假说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他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要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该民族从其社会经验中养成的个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现。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有关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专门书籍，它探讨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它试图通过描述这些假定和臆想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仍然存有极为含混不清且极偏颇的见解，不仅在日本何以成为大和民族方面，甚或在美国如何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如何成为俄罗斯民族方面，也均是如此。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每个国家之间都存有误解。有时这些仅仅是毫厘之间的纠葛，然而我们担心的是不可调和的分歧。当一个民族基于他们的整体经验及价值体系，以致在其思想意识里形成了一套与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就很难谈到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假如去了解，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定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种。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赖和相信各个民族对于自己思维习惯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努力描述自己的民族，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透过镜片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视其为理所当然，而且任何民族看待生活时所接受的对焦技法和透视技巧，对该民族来说，都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在眼镜问题上，我们从不期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期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镜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并且期待他能将我们带给他的任何镜片的度数写出。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也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服务既要求大夫具备某种程度的坚强意志，又要求他们持有某种程度的宽容心态。这项工作要求人们具备善意人士有时指责的所谓的坚强意志。这些“世界大同”的主倡者们以他们的愿望做赌注，目的是要向世界各地的人们灌输这种信念：所有在“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其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仍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看来，有时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其不然，国际亲善的教义就无从建立。然而以强迫接受这种同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前提条件，就如同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样做神经就太不正常了。而意志坚强的人则认为差别必须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包容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如此一来，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民族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同样，法国也是法兰西民族，日本亦是如此。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企图以外部力量来抑制此种人生态度成熟发展的想法无疑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世界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他们也无需担心站在这种立场上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它的英国风格。相反，正是由于英国人一直都是他们自己，不同的各代人才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情绪。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程度的宽容。当有坚定信仰的人具备超乎寻常的宽容的时候，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地发展。他们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他们绝不能是偏执狂。当人们如此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将此当成世界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时，文化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这样的人从不明白来自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将自己置于愉快与丰富体验之外。由于他们如此保守，以致他们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特殊的解决方式以外，并不提供其他选择。如果他是美国人，就会力劝其他一切民族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信条。然而，这就像我们无法学着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计算，或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部族以单腿站立的方式休息一样，其他民族也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这是一本介绍那些在日本被看作是可以接受，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惯的书。此书将谈到在哪些情形下日本人希望得到恭维，而在哪些情形下则不希望这样；此书也将谈及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而在什么时候他们又会感到尴尬难堪，以及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等等。对本书的内容具有发言权的理想权威恐怕就是街头巷尾的知名人士。他有可能是任何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环境之下。这只意味着这些人承认在那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如何行事。这样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日本人灵魂深处思考和行动的态度。或许此书最终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但它仍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在这样的研究之中，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增加更多的证据材料，也不一定能保证它正确有效。例如，一个人何时向谁行礼，这类问题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因为这类常识性的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得出一致的结论。
研究者如果想要弄清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前提信念，他就需要做出远比统计数据更为艰巨有效的工作。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些被接受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必须阐述日本人的基本信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视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令使用完全不同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自己的假设。而且在他看来，为了美国人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美国人对社会进行研究，很少有计划地去研究文明的文化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扩散”，而其种族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的数据资料、调查答卷、受询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在美国已发展到堪称完美的地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某一公共职位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而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提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当然。这种民意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比我们所知的更多的情况。如要试图了解一个国家，首先要对这个国家的国民习惯和基本信念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方能奏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信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派系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于政府的基本信念，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有普遍性，也更为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无法避免的祸害，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在美国人看来，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私人机构职员的地位高。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差别悬殊，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并了解这种观念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他们对成功者的品评以及如何体现在其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当中的。通过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及其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这和我们在研究选举时往往要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的道理一样。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探究。我确实发现，一旦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并理解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的话，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古怪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与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试着分析其原委。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古怪的词句和概念，现在却转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日本人心目中的道德观和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它是日本人独有的——既包含了日本人的长处也包含了日本人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