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周恩来魅力外交！克什米尔堪闹剧(2)
出席讨论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国家――越南、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
这个谈判也是相当艰巨的，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两年后进行全国选举。
这时，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当时法国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皮杜尔外长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加之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法国迟迟不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是，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它们视为叛军，当做交战的对方。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范文同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努力下，寮国、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讨论印支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16000多人。
5月8日，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不由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译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
一句话使得法国人无言以对，更显其狼狈之态。
由于美国的阻挠，加之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费朗斯组成新内阁，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费朗斯一上台，就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虽然法国在越南吃了败仗，但孟戴斯？费朗斯仍不能放下大国的架子。
尽管美国仍然极力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运用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会谈。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着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日益孤立。
这时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6月23日专程到伯尔尼拜访孟戴斯？弗朗斯，并与他交换意见。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决定意义的作用。
会前中国代表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什么来往。老挝的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上一见面就骂中国是帝国主义。他们只知道中国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因而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中国侵略他们。中国支援越南是支援他抵抗法国的侵略。实际上中国不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国家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老挝、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恼火。可是周恩来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派师哲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说，他们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师哲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中国代表彬彬有礼，不是帝国主义的面孔，才知自己上当了。进而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中国，而是指向法国帝国主义者。
中国代表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及时地修正了政策。同苏越代表协商后，5月27日，周恩来提出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情况。7月3日，周恩来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到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周恩来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
经过多方协调、商议，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代表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问，拟会见莫洛托夫，了解情况。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9时就外出赴会，直到夜间11时许，还未回来。周恩来在他们的会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见人回来。
苏方代表团的人向周恩来解释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们早已聚会在会堂里，但却拒不签字，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用意是有意给法国方面的代表们脸上抹黑。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将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代表们，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当天夜间12点以后，即7月21日凌晨不可。这样就可以表示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时，已经是7月21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周恩来倦意正浓，昏昏欲睡，忽见莫洛托夫回来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随后，他俩又谈了一席话。莫洛托夫说，在签字仪式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还说，印度支那三国这一招，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立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周恩来这才放了心。东方既白，中国代表团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日内瓦休会周恩来回国期间，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继续留在日内瓦，由李克农任代团长。英、美、法、苏等国代表团都留有人员在日内瓦。代表团之间相互也有接触。一天，美国代表团要求同中方会谈一次。要会谈，时间不会太短，起码得准备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应该讲些什么呢？师哲、宦乡、陈家康等人讨论，由宦乡执笔写了一个稿子。因为周恩来走后，李克农虽任代理团长，但无权解决谈判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因此，我方起草讲话稿时，拟定了一个原则，即既要保证能讲半小时，又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要把自己拴死。会谈时，李克农看着稿子向美国代表宣读一番，只是海阔天空，泛泛地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话讲得很好，很有内容，有价值，有水平。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驻地，同莫洛托夫协商问题。这个地方是苏联国家购置的一座别墅，管理精心，保密条件很好。莫洛托夫也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热情招待，以示亲近、友好。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尊称莫洛托夫为“莫老”。
因为中国代表团是首次出席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工作人员差不多没有什么外交活动常识，尤其没有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对一切都是抱着体验、考察、学习、研究的态度。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朝鲜、印支的问题，虽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涉及的毕竟是第三国的问题，事态非常微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严肃对待。因此，中国必须同自己的朋友经常校正口径，协调对策、合作关系、方式、步骤等等。苏联则既要演带头人的角色，又要起中间人的媒介作用。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介绍他们相识。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宴会后，周、莫、艾交谈了较长时间，相互揣摩，交换意见。以后，周恩来同艾登还进行了几次谈话，艾登也回访了周恩来。
莫洛托夫还为中国代表团组织过两次电影招待晚会，除放映苏联影片外，还放映过一次中国片子《梁祝哀史》。这是我国拍制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很成功。
放映前，周恩来曾风趣地介绍说：“请看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句话，招来了满堂观众。
观看这部影片时，莫洛托夫极力对周恩来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道地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
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笑，不相谐谑。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时，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亲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很隆重。
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有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尽管斗争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国。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为了便于发言，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位排成倒品字形，三家紧紧靠在一起。这也是费了一番苦工夫，经过细心研究和斗争得来的结果。当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团结就是力量。
莫洛托夫是会议主席之一，平时常和艾登会商，很少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驻地去，但却到周恩来住处和中国代表团总部来过两次。
莫洛托夫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虽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设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而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
但是，当天周恩来、莫老二人还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交头接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敏感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恩来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搬迁和安排、组织17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的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呆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恩来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恩来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周恩来访问东德、波兰后，7月28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恩来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恩来在莫斯科只待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31日，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机场举行了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车队在至宾馆的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乌兰巴托真是万人空巷。周恩来拜访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访了泽登巴尔，参观了工厂、博物馆、展览馆等，听取了各项介绍，出席了他们举行的招待会。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
日内瓦会议期间，最忙的是周恩来。一星期中难得有一两天睡足8小时。他既要参加会议，又要在会外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谈判，还要听取我代表团各方面的汇报，研究情况，作出决策，并向中央汇报。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出自于周恩来。师哲住的房间在周恩来的房间的对面，常常是他刚刚醒来，师哲利用他上卫生间、洗漱的机会跟着他，向他汇报、请示、商量。汇报中国代表起草的文件和苏联的一致不一致，口径对不对；商量具体的地名、名称如何称呼，译成俄文后准不准。师哲同他商定后指导翻译。他抓工作具体、认真，一杆子插到底。他常讲：“外交无小事。”
周恩来气宇轩昂，不卑不亢，平易近人；遇事从容不迫，对问题深思熟虑，思考得深入细致周全；对各方面照顾周到，工作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中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从此，全世界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的能力、魄力与灵活性、策略性及调解技巧无不称赞、钦佩和敬重。周恩来堪称一代伟人。
第二节 台湾特务反水总理倾倒万隆
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趁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情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据成元功回忆：
这个谈判也是相当艰巨的，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两年后进行全国选举。
这时，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当时法国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皮杜尔外长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加之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法国迟迟不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是，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它们视为叛军，当做交战的对方。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范文同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努力下，寮国、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讨论印支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16000多人。
5月8日，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不由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译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
一句话使得法国人无言以对，更显其狼狈之态。
由于美国的阻挠，加之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费朗斯组成新内阁，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费朗斯一上台，就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虽然法国在越南吃了败仗，但孟戴斯？费朗斯仍不能放下大国的架子。
尽管美国仍然极力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运用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会谈。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着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日益孤立。
这时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6月23日专程到伯尔尼拜访孟戴斯？弗朗斯，并与他交换意见。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决定意义的作用。
会前中国代表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什么来往。老挝的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上一见面就骂中国是帝国主义。他们只知道中国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因而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中国侵略他们。中国支援越南是支援他抵抗法国的侵略。实际上中国不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国家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老挝、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恼火。可是周恩来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派师哲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说，他们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师哲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中国代表彬彬有礼，不是帝国主义的面孔，才知自己上当了。进而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中国，而是指向法国帝国主义者。
中国代表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及时地修正了政策。同苏越代表协商后，5月27日，周恩来提出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情况。7月3日，周恩来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到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周恩来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
经过多方协调、商议，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代表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问，拟会见莫洛托夫，了解情况。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9时就外出赴会，直到夜间11时许，还未回来。周恩来在他们的会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见人回来。
苏方代表团的人向周恩来解释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们早已聚会在会堂里，但却拒不签字，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用意是有意给法国方面的代表们脸上抹黑。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将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代表们，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当天夜间12点以后，即7月21日凌晨不可。这样就可以表示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时，已经是7月21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周恩来倦意正浓，昏昏欲睡，忽见莫洛托夫回来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随后，他俩又谈了一席话。莫洛托夫说，在签字仪式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还说，印度支那三国这一招，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立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周恩来这才放了心。东方既白，中国代表团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日内瓦休会周恩来回国期间，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继续留在日内瓦，由李克农任代团长。英、美、法、苏等国代表团都留有人员在日内瓦。代表团之间相互也有接触。一天，美国代表团要求同中方会谈一次。要会谈，时间不会太短，起码得准备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应该讲些什么呢？师哲、宦乡、陈家康等人讨论，由宦乡执笔写了一个稿子。因为周恩来走后，李克农虽任代理团长，但无权解决谈判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因此，我方起草讲话稿时，拟定了一个原则，即既要保证能讲半小时，又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要把自己拴死。会谈时，李克农看着稿子向美国代表宣读一番，只是海阔天空，泛泛地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话讲得很好，很有内容，有价值，有水平。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驻地，同莫洛托夫协商问题。这个地方是苏联国家购置的一座别墅，管理精心，保密条件很好。莫洛托夫也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热情招待，以示亲近、友好。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尊称莫洛托夫为“莫老”。
因为中国代表团是首次出席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工作人员差不多没有什么外交活动常识，尤其没有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对一切都是抱着体验、考察、学习、研究的态度。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朝鲜、印支的问题，虽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涉及的毕竟是第三国的问题，事态非常微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严肃对待。因此，中国必须同自己的朋友经常校正口径，协调对策、合作关系、方式、步骤等等。苏联则既要演带头人的角色，又要起中间人的媒介作用。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介绍他们相识。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宴会后，周、莫、艾交谈了较长时间，相互揣摩，交换意见。以后，周恩来同艾登还进行了几次谈话，艾登也回访了周恩来。
莫洛托夫还为中国代表团组织过两次电影招待晚会，除放映苏联影片外，还放映过一次中国片子《梁祝哀史》。这是我国拍制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很成功。
放映前，周恩来曾风趣地介绍说：“请看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句话，招来了满堂观众。
观看这部影片时，莫洛托夫极力对周恩来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道地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
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笑，不相谐谑。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时，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亲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很隆重。
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有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尽管斗争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国。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为了便于发言，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位排成倒品字形，三家紧紧靠在一起。这也是费了一番苦工夫，经过细心研究和斗争得来的结果。当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团结就是力量。
莫洛托夫是会议主席之一，平时常和艾登会商，很少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驻地去，但却到周恩来住处和中国代表团总部来过两次。
莫洛托夫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虽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设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而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
但是，当天周恩来、莫老二人还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交头接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敏感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恩来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搬迁和安排、组织17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的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呆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恩来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恩来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周恩来访问东德、波兰后，7月28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恩来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恩来在莫斯科只待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31日，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机场举行了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车队在至宾馆的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乌兰巴托真是万人空巷。周恩来拜访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访了泽登巴尔，参观了工厂、博物馆、展览馆等，听取了各项介绍，出席了他们举行的招待会。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
日内瓦会议期间，最忙的是周恩来。一星期中难得有一两天睡足8小时。他既要参加会议，又要在会外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谈判，还要听取我代表团各方面的汇报，研究情况，作出决策，并向中央汇报。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出自于周恩来。师哲住的房间在周恩来的房间的对面，常常是他刚刚醒来，师哲利用他上卫生间、洗漱的机会跟着他，向他汇报、请示、商量。汇报中国代表起草的文件和苏联的一致不一致，口径对不对；商量具体的地名、名称如何称呼，译成俄文后准不准。师哲同他商定后指导翻译。他抓工作具体、认真，一杆子插到底。他常讲：“外交无小事。”
周恩来气宇轩昂，不卑不亢，平易近人；遇事从容不迫，对问题深思熟虑，思考得深入细致周全；对各方面照顾周到，工作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中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从此，全世界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的能力、魄力与灵活性、策略性及调解技巧无不称赞、钦佩和敬重。周恩来堪称一代伟人。
第二节 台湾特务反水总理倾倒万隆
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趁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情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据成元功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