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11)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做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自吹自擂，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时入朝的约40万志愿军作战部队，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八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刚一得知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彭德怀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因而主张接受停战。然而，毛泽东却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彭德怀建议的用意。与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停战也搞了不止一次，打了停，停了打，兵不厌诈嘛。问题是，敌人是不是还有还手之力？注意到第三次战役期间敌军撤退之迅速，他深信前此关于美军即将撤出朝鲜半岛的情报是准确的。在他看来，敌军已无还手之力，其下一步或者是“进行微弱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者是“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既然如此，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是否还有必要与美国人就朝鲜的政治解决讨价还价？何况，联合国的五步方案固然对中国有利，但承认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以及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对北朝鲜却未必有利。几天前因为彭德怀下令部队停止南追，北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大使就与彭德怀争执了几乎一天一夜，最后还是斯大林来电肯定了彭德怀决定的正确，才结束了这场争执。由此，毛泽东很容易想象到，一旦中国提出接受联合国停火方案，在中朝之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局面。因此，即使从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他也很难下决心接受这个停火方案。
在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周恩来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这个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再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
中国的拒绝正中美国下怀。尽管印度等中立国家看出周恩来电报所提条件与五步方案仍有某些可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与此同时，朝鲜美军也由退却而转入大规模进攻。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逆转。
斯大林警告说：不要拿美国人与蒋介石来类比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还不具备一周以上的连续作战能力，利用这一弱点，抓住机会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少意识到自己前此对战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了。1951年3月1日，即在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讲到，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已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明确表示过不应当放弃仁川和汉城的意见。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空中掩护的效果也不理想。结果是，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因为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开始几仗美国人懵头懵脑，不习惯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几仗过后已经明白过来，掌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士兵身上只能背一个礼拜的粮食弹药）和“月夜攻势”（只能在有月亮的夜晚组织进攻）的规律，因而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提出，苏联空军应当把它们的机场移到朝鲜境内来，至少能够做到掩护平壤――元山线以北的后方补给线，否则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中国的空军训练好了，能够参战，也因为在朝鲜境内没有空军掩护，机场随时修随时炸，而没有办法飞到前线来协同步兵作战。
斯大林很清楚空中掩护的重要意义。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接连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师的空防任务；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有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五、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10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坦率地承认，原先他们估计米格-9歼击机的性能比得过美英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在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交手后，他们发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至于已经提供的米格-9歼击机，“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用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也留给你们……以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的援助的回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6000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
根据3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知，他在谈到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问题时，主要看到的是志愿军运力薄弱、前线兵力不足，以及敌人火力上占有优势。但现在看来，这几种情况都有迅速改观的可能。比如，由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和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运输补给问题有望得到改善。由于第3、第19兵团等先后入朝，第二次战役中严重减员的第9兵团业已补充休整完毕，可以替换前线那些过于疲惫的部队，兵力上的不足也有望解决。由于苏联援助的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部队的装备已较先进，再加上用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均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火力上的劣势也在扭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仍旧抱定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并据此方针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甚至因注意到各方面条件正在改观，毛泽东对于4月初斯大林来电提出为中国追加1951年军事贷款额和提供更多装备的建议，也不那么重视了。毛泽东寄希望一战决定朝鲜战争的长短。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八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也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来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每次作战的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而战场的选择，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放到北面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运动作战，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战法，也是他打败蒋介石的法宝。但这是在朝鲜，面对的是美国人，有了人民军惨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刚刚从志愿军的胜利中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信心，而很难接受志愿军后撤的现实，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何况，志愿军再退一步，背后就是北朝鲜首都平壤。因此，斯大林不能不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了。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斯大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志愿军在前线后方确实没有构筑强固的防御阵地，一旦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插入后方将十分危险。毛泽东转而致电彭德怀，要他务必要在守住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的防线的基础上来打小歼灭战，同时要加紧以这条防线以北另外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以防万一。
但是，志愿军还没有来得及抽调预备队构筑防线，美军就已开始大举反击。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整个战役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两个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3兵团60军180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斯大林说：为什么要停战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帮助北朝鲜实现它的统一计划。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原想靠多兵取胜，结果13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实际作战力量并没有加强，相反补给更加困难。而由于战场越来越小，道路狭窄，前线也用不了那么多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到处挤成一团，成了敌人飞机和大炮轰击的靶子。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因为多数人已经看出，再打下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长期拖下去财政也承受不起了。
6月2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显然，军事上的僵持局面和党内的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一新的情况。但在尚未得知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之前，他这时对是否应当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还颇为踌躇。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自吹自擂，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时入朝的约40万志愿军作战部队，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八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刚一得知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彭德怀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因而主张接受停战。然而，毛泽东却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彭德怀建议的用意。与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停战也搞了不止一次，打了停，停了打，兵不厌诈嘛。问题是，敌人是不是还有还手之力？注意到第三次战役期间敌军撤退之迅速，他深信前此关于美军即将撤出朝鲜半岛的情报是准确的。在他看来，敌军已无还手之力，其下一步或者是“进行微弱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者是“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既然如此，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是否还有必要与美国人就朝鲜的政治解决讨价还价？何况，联合国的五步方案固然对中国有利，但承认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以及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对北朝鲜却未必有利。几天前因为彭德怀下令部队停止南追，北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大使就与彭德怀争执了几乎一天一夜，最后还是斯大林来电肯定了彭德怀决定的正确，才结束了这场争执。由此，毛泽东很容易想象到，一旦中国提出接受联合国停火方案，在中朝之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局面。因此，即使从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他也很难下决心接受这个停火方案。
在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周恩来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这个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再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
中国的拒绝正中美国下怀。尽管印度等中立国家看出周恩来电报所提条件与五步方案仍有某些可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与此同时，朝鲜美军也由退却而转入大规模进攻。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逆转。
斯大林警告说：不要拿美国人与蒋介石来类比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还不具备一周以上的连续作战能力，利用这一弱点，抓住机会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少意识到自己前此对战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了。1951年3月1日，即在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讲到，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已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明确表示过不应当放弃仁川和汉城的意见。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空中掩护的效果也不理想。结果是，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因为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开始几仗美国人懵头懵脑，不习惯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几仗过后已经明白过来，掌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士兵身上只能背一个礼拜的粮食弹药）和“月夜攻势”（只能在有月亮的夜晚组织进攻）的规律，因而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提出，苏联空军应当把它们的机场移到朝鲜境内来，至少能够做到掩护平壤――元山线以北的后方补给线，否则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中国的空军训练好了，能够参战，也因为在朝鲜境内没有空军掩护，机场随时修随时炸，而没有办法飞到前线来协同步兵作战。
斯大林很清楚空中掩护的重要意义。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接连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师的空防任务；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有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五、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10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坦率地承认，原先他们估计米格-9歼击机的性能比得过美英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在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交手后，他们发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至于已经提供的米格-9歼击机，“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用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也留给你们……以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的援助的回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6000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
根据3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知，他在谈到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问题时，主要看到的是志愿军运力薄弱、前线兵力不足，以及敌人火力上占有优势。但现在看来，这几种情况都有迅速改观的可能。比如，由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和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运输补给问题有望得到改善。由于第3、第19兵团等先后入朝，第二次战役中严重减员的第9兵团业已补充休整完毕，可以替换前线那些过于疲惫的部队，兵力上的不足也有望解决。由于苏联援助的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部队的装备已较先进，再加上用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均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火力上的劣势也在扭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仍旧抱定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并据此方针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甚至因注意到各方面条件正在改观，毛泽东对于4月初斯大林来电提出为中国追加1951年军事贷款额和提供更多装备的建议，也不那么重视了。毛泽东寄希望一战决定朝鲜战争的长短。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八线以南去了。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也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来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每次作战的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而战场的选择，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放到北面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运动作战，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战法，也是他打败蒋介石的法宝。但这是在朝鲜，面对的是美国人，有了人民军惨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刚刚从志愿军的胜利中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信心，而很难接受志愿军后撤的现实，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何况，志愿军再退一步，背后就是北朝鲜首都平壤。因此，斯大林不能不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了。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斯大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志愿军在前线后方确实没有构筑强固的防御阵地，一旦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插入后方将十分危险。毛泽东转而致电彭德怀，要他务必要在守住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的防线的基础上来打小歼灭战，同时要加紧以这条防线以北另外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以防万一。
但是，志愿军还没有来得及抽调预备队构筑防线，美军就已开始大举反击。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整个战役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两个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3兵团60军180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斯大林说：为什么要停战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帮助北朝鲜实现它的统一计划。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原想靠多兵取胜，结果13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实际作战力量并没有加强，相反补给更加困难。而由于战场越来越小，道路狭窄，前线也用不了那么多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到处挤成一团，成了敌人飞机和大炮轰击的靶子。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因为多数人已经看出，再打下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长期拖下去财政也承受不起了。
6月2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显然，军事上的僵持局面和党内的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一新的情况。但在尚未得知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之前，他这时对是否应当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还颇为踌躇。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