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7)
“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那张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光采。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
“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
“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筋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着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
毛岸英兴奋得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
“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
“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口罗！”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一一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在毛岸英不幸牺牲后，彭德怀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件事。彭德怀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个高级干部就没做到，叫他去他都不去！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10月8日早晨，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麟的公馆，现在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
“毛岸英同志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
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这个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但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
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搏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在回去的路上，毛岸英和张养吾相约：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帮助，张养吾帮他补习中文，他帮张养吾学习俄语。
毛岸英说到做到。当天下午，他就送给张养吾一本《简明俄文字典》。
兵车辚辚，战马萧萧。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
“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
“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摞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
“你妈妈？”
“噢，就是江……江青。”
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
莱尔斯咽下一口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
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
“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
“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
“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
“您想吃点什么吗？”
“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
“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囔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
“您的名字、职务？”
“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履历？”
“……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
“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枝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决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果，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
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部。当天晚上，因38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
“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
“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
“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
“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
“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筋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着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
毛岸英兴奋得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
“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
“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口罗！”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一一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在毛岸英不幸牺牲后，彭德怀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件事。彭德怀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个高级干部就没做到，叫他去他都不去！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10月8日早晨，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麟的公馆，现在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
“毛岸英同志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
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这个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但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
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搏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在回去的路上，毛岸英和张养吾相约：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帮助，张养吾帮他补习中文，他帮张养吾学习俄语。
毛岸英说到做到。当天下午，他就送给张养吾一本《简明俄文字典》。
兵车辚辚，战马萧萧。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
“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
“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摞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
“你妈妈？”
“噢，就是江……江青。”
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
莱尔斯咽下一口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
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
“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
“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
“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
“您想吃点什么吗？”
“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
“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囔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
“您的名字、职务？”
“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履历？”
“……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
“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枝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决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果，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
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部。当天晚上，因38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
“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
“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
“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