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3)
毛泽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装进攻南朝鲜，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而且，他始终认为，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实际上还很少经受真正的全过程的战争考验，因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熟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统一朝鲜的速决战，更不可能对付可能直接参战的优势的美国军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只是，斯大林的支持使他失去了反对的可能。到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队进攻部队，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了。但越如此也就越遗憾。所以，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当初斯大林不是盲目地支持在朝鲜采取行动，那么不仅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也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用不了付出在朝鲜战争中那么大的代价，就能够解放台湾了。
不合时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时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讨论彻夜，一直到天亮才休会。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栗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电文要点如下：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两个螺旋桨的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恩来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方案计划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下：“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三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上午11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飞太原。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3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20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荡荡的。因伊尔飞机性能较差，只能飞短途，于12时20分飞机在太原机场降落检修和加油。但非常凑巧彭总在机场上遇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赖若愚和苏联顾问沙契柯夫，赖若愚向沙契柯夫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去年解放太原的战役，因徐向前同志有病，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派彭副总司令亲自来帮助指挥的。”沙契柯夫一听是彭副总司令，即热情地邀彭德怀和他共进午餐。此时彭总虽有要事在身但又不能对赖若愚讲出，于是他一再托词谢绝，但沙契柯夫拉着彭德怀的手坚决不放，一再挽留。秘书见此情景实在难以摆脱，即侧到彭德怀身后低声说：“还是应付吃一点算了。”饭后彭德怀一行在机场候机室稍事休息，直到下午2时20分，才再次搭乘飞机自太原起飞，至4时零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处长边帮忙提行李边对彭德怀说：“彭总，今天天气很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高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古老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穿来穿去。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总的话，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您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也发话了：“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其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亟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亟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主席听完与会者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是理由，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不合时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时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讨论彻夜，一直到天亮才休会。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栗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电文要点如下：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两个螺旋桨的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恩来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方案计划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下：“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三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上午11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飞太原。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3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20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荡荡的。因伊尔飞机性能较差，只能飞短途，于12时20分飞机在太原机场降落检修和加油。但非常凑巧彭总在机场上遇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赖若愚和苏联顾问沙契柯夫，赖若愚向沙契柯夫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去年解放太原的战役，因徐向前同志有病，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派彭副总司令亲自来帮助指挥的。”沙契柯夫一听是彭副总司令，即热情地邀彭德怀和他共进午餐。此时彭总虽有要事在身但又不能对赖若愚讲出，于是他一再托词谢绝，但沙契柯夫拉着彭德怀的手坚决不放，一再挽留。秘书见此情景实在难以摆脱，即侧到彭德怀身后低声说：“还是应付吃一点算了。”饭后彭德怀一行在机场候机室稍事休息，直到下午2时20分，才再次搭乘飞机自太原起飞，至4时零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处长边帮忙提行李边对彭德怀说：“彭总，今天天气很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高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古老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穿来穿去。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总的话，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您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也发话了：“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其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亟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亟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主席听完与会者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是理由，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