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红墙主人涉险访苏！巨人握手各有所思(5)
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
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毛泽东游览列宁格勒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活动安排是丰富而充实的，他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其他一些地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除此外，他在住所里请师哲为他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来观看，全是俄国和欧洲的。毛泽东不愧是历史学家，他对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做出独到的评价，连斯大林闻讯后也佩服地说：“毛泽东真了不起，很聪明，专看历史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几天后，中苏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友好条约已在商谈之中……”公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和关注，这份公报的发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思办理的。毛泽东在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去了。
1月的列宁格勒天气很冷，一连数日的大雪，使围绕这座古城的辽阔田野变成了茫茫雪原，各种树干树枝像长出了白色的翎毛，田野里那些被雪盖住的冬季作物都成了无数的雪堆。几辆黑色高级小轿车从雪原上驶来，留下了长长的车轮印迹。
毛泽东到达后，提议去看看波罗的海的芬兰湾，这儿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当汽车驶到波罗的海海边上时，毛泽东踏着长长的海岸线，眺望着十月革命时工人们暴动的喀琅施达特要塞，仿佛又在追寻着历史的足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然而为了寻求一条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的道路，他和他的战友们费尽了心血，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清楚地记得，1931年8月在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上，他被解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彻底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而罪名就是反对“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不仅仅是王明路线对他的打击和排斥，也是少数号称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的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对他的打击和排斥。正是这些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使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正是在这些代价和牺牲中摸索出了一条马列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才使中国有了今天，而今毛泽东就站在了十月革命炮声响起的地方，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波罗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结了冰，连成一片。毛泽东在一宽阔的冰面上停了下来，脚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冰凌水晶，置身于这绚丽的千里冰封中，毛泽东兴致很浓，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迈着潇洒而轻快的步伐在冰面上又走了起来。当他那伟岸的身体在一处冰坡前停下来时，随行人员又恳切地上前劝他休息休息。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挥挥手，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罗的海――再到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个遍。”
“真有气魄呀！”随行者中有人感慨地小声说了一句，人们顿时也被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所感染。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泽东还应邀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部分著名的历史遗迹，尽管他天天都要进行许多既定的访问和参观，但心里却始终在计算着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他“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订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的，沉重的，越响越大，像奔腾的河水，流到了人们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彩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做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半三更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弗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的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的教训。”
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
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毛泽东游览列宁格勒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活动安排是丰富而充实的，他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其他一些地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除此外，他在住所里请师哲为他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来观看，全是俄国和欧洲的。毛泽东不愧是历史学家，他对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做出独到的评价，连斯大林闻讯后也佩服地说：“毛泽东真了不起，很聪明，专看历史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几天后，中苏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友好条约已在商谈之中……”公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和关注，这份公报的发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思办理的。毛泽东在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去了。
1月的列宁格勒天气很冷，一连数日的大雪，使围绕这座古城的辽阔田野变成了茫茫雪原，各种树干树枝像长出了白色的翎毛，田野里那些被雪盖住的冬季作物都成了无数的雪堆。几辆黑色高级小轿车从雪原上驶来，留下了长长的车轮印迹。
毛泽东到达后，提议去看看波罗的海的芬兰湾，这儿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当汽车驶到波罗的海海边上时，毛泽东踏着长长的海岸线，眺望着十月革命时工人们暴动的喀琅施达特要塞，仿佛又在追寻着历史的足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然而为了寻求一条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的道路，他和他的战友们费尽了心血，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清楚地记得，1931年8月在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上，他被解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彻底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而罪名就是反对“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不仅仅是王明路线对他的打击和排斥，也是少数号称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的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对他的打击和排斥。正是这些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使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正是在这些代价和牺牲中摸索出了一条马列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才使中国有了今天，而今毛泽东就站在了十月革命炮声响起的地方，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波罗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结了冰，连成一片。毛泽东在一宽阔的冰面上停了下来，脚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冰凌水晶，置身于这绚丽的千里冰封中，毛泽东兴致很浓，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迈着潇洒而轻快的步伐在冰面上又走了起来。当他那伟岸的身体在一处冰坡前停下来时，随行人员又恳切地上前劝他休息休息。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挥挥手，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罗的海――再到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个遍。”
“真有气魄呀！”随行者中有人感慨地小声说了一句，人们顿时也被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所感染。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泽东还应邀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部分著名的历史遗迹，尽管他天天都要进行许多既定的访问和参观，但心里却始终在计算着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他“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订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的，沉重的，越响越大，像奔腾的河水，流到了人们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彩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做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半三更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弗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的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的教训。”
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
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