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9)
首先是垃圾清扫工作。
刚解放时，北平城里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据估计，市区堆存的垃圾多达60多万吨。当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杂草在风中摇曳，一群野鸽子扑啦啦地在城楼上飞着。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污染了空气和环境，损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在清运会上动员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把肥运到郊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于是，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运工作。
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为清户、清巷阶段。
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除储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
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
北京市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终于彻底将市区各户屋内、房顶、院落、寺角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城楼进行整修。
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下，一片一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间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
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22.5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潭路面1626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一个能容纳近20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
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
沥青石潭路面铺好了。
花、草、绿树也种上了。
北京城和天安门以其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八盏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1949年9月30日，北京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八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三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飘荡的黄色流苏衬映下，显得十分红火。
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当时，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是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负责的。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接受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很紧，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却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40多岁，一个叫森茂，才30岁。他们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用心构思。为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提出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堆积在这里。
不久，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20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
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一眼就看中了八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露出赞美的表情。张致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删改。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八个大红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
然而要找这么巨大的宫灯却不是易事，北平城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
只剩十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长的肖野冷静地想了想，说：“北平城里不是有做宫灯的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
这话提醒了苏凡。
明清两代的京都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结扎宫灯的技术堪称绝活。故宫的档案里，对这些精湛的手艺人都有详细记载。
舞美队长苏凡直奔故宫。
故宫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留用的，他们很愿意为解放军做些事情。但是一听宫灯的尺寸，他们都连连摇头。
最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艺人。
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如此豪放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地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儿。
“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别说做，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答应。”老艺人不慌不忙地说。
苏凡爽快地点头。
“这几个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但是，这么巨大的宫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老人一口气说完后便望着苏凡。
苏凡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老艺人叫来他的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两位日本美术家便负责美化宫灯的云头和制作黄金般的流苏。
整整三天三夜，老艺人和日本朋友没下城楼一步。
张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楼转几圈，看着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宫灯，他舒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八个大宫灯竣工了。
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送到十根廊柱之间。但是，小小的钉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灯身，肖野扭头望望粗胖的灯笼，又抬头望望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
“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助宫灯各就各位。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
那时，苏凡与著名演员田华新婚不久，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
周恩来对这八盏推陈出新、既有民间风味又有宫廷式华丽的大红宫灯特别满意。
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广场上，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挥手。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后的1972年，田华出访日本，还特意去拜访了肖野和森茂两位老战友。田华是抗敌剧社的老演员。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热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天安门的故事。
从此，田华夫妇与两位日本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
两位老人十分怀念中国。森茂看完《骆驼祥子》，说：“又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跃在他的脑海中。
1977年，森茂怀着无限的思念给苏凡夫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想念的苏凡、田华先生：
你们好！去年十一月刚刚见到田华，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给我们的来信，后天可能是会见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平常忧虑着你们的祖国变化太大，痛苦的事情很多。这次得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给我们信里说的那样亲热，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一夜睡不着，因为过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而感动得流泪！与你们老朋友般一起过日子的光景，好像电影一样照出来！回忆到往事，或紧张或愉快。多么有意义的生活！我这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头儿，我平常对我妻子和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比得过高贵的宝石！但是我那时候，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不大好，所以给领导增添了许多的麻烦，对不起你们了。可是我决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们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坚决地战斗精神，我必须要学习你们。
壮阔美丽的天安门大宫灯的红光，在我脑子里还在不断地往来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机会去中国。
肖野也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的战斗友谊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时间的友谊，时间是无法计算我们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时间还是显得太长了。”
田华从日本访问回国后，聂荣臻元帅邀请田华夫妇来家中做客。苏凡和田华把肖野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苏凡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下。”
“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王炳南。”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意了。
王炳南当时是对外文委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苏凡和田华左商量右商量，觉得难以下笔。“我们两个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以后，苏凡又把这事儿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还是体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总是存在着遗憾。
开国大典的《入场须知》
在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军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会游行的群众也演练了几次。
第一次演练时，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由于夜晚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上了吊灯和马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几十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在一起，谁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看到这种局面，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肖松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只能纸上谈兵，拿来一用就乱。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按号入座。
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
为了游行时指挥的便利，广场上设有三个学生分指挥站、三个工人分指挥站和一个市民分指挥站。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
大会总指挥部则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
在天安门西侧则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
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佩带着红色袖章。
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在进入会场时，把表格交给入口指挥部。
经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达30万。
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制订了一份《入场须知》，共规定了5条，应当说考虑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虑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会有疏漏之处。
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群众游行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各方代表大会，讨论参加庆祝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
会议快结束时，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
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了套了吗？
这时，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们应该这么办，即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疏散。”
彭真讲完后，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则委派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承担此项任务。
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因事先有准备，队伍没有出现混乱。
30万人同饮开国酒
1931年11月瑞金的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经过18年的艰苦卓绝的历程，终于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
1949年10月1日，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而且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对于有五百年历史的天安门来说，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日。
就在这一天，北平正式成为了北京，再一次成为国都。它告别了古老的岁月，重新焕发起青春的年华。
就在这一天，北京城里30万各界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迎接中华民族一个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站在广场上的有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机关干部队伍和其他各界代表。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长辛店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工人中来。1923年2月7日，长辛店工人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长辛店工人继续坚持斗争，终于在1948年底迎来了光明。
1948年12月14日，是长辛店铁路工人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受尽磨难的工人彻底脱离苦难、开始当家做主人。
这一天的清晨，太阳从永定河的对岸升起，耀目的曙光照亮了长辛店。人们开门一看，街头巷尾站满了穿着黄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解放军战士。战士们一声声“大叔”“大婶”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属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第二天早晨，工厂照例地响起了汽笛，工人们喜气洋洋地上了班。军事接管组的干部对工人们说：“二七大罢工时，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现在又回来了，从今天起，大家解放了！”
孙茂林、左士俊、杭宝华、孙宝玉等“二七”老工人们亲热地围着接管组的同志们，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地互相问候、谈笑。高起、陈境等一些地下党员看到接管工厂的还有自己的老上级，更是兴奋。
老党员杨宝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领导过自己的肖明同志，激动得热泪直流，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工厂刚刚开始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组就提前发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工资，那是黄灿灿的小米，还有乌金发亮的煤，小米一次发了三四百斤。
这是自日寇侵华八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三年多以来，工人们全家老小头一次吃上了饱饭，尝到了“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庆华为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买了一张毛主席的大画像贴在正屋当中的墙上，还配上了对联。上联是“人民解放太平年”，下联是“民主政策乐安然”，横批是“努力生产”。这是全厂工人们心情的写照。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的。转眼间，时间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厂领导传达了10月1日组织工人们进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的消息。
喜讯就像长上了翅膀，迅速传开。整个工厂沸腾了。
工人刚刚学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在工厂、在宿舍区里回荡，不少工人上了白班接着又上夜班，领导轰都轰不走。
工人们觉得浑身都憋着劲，决心要带着出色的生产成绩进城去参加大典，去见毛主席哩！
9月30日晚12点，长辛店2000多工人出发参加开国大典
他们都拿着红红绿绿的小彩旗，精神抖擞地集合了。老工人穿起只有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小伙子们别出心裁，学着当年红军战士的模样，人人头戴一顶自己花钱缝制的蓝色八角帽，显得精神焕发。
这天晚上，长辛店的工人宿舍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人们沉浸在无比幸福的兴奋之中。
10月1日凌晨两点，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乘两列货车向北京城进发。
一路上，虽然大家席地而坐在运货的槽车上，但人人都觉得特别舒服，欢声笑语满车厢，两车之间互相拉歌的歌声此起彼伏。这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刚落，那边又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嘹亮的歌声，在夜空中听起来十分嘹亮。歌声震荡原野，划破夜空，迎来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时，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工人们高举着标语，手挥着彩旗，排成八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只见人人抬头挺胸，高呼口号，豪情满怀。
工人队伍中的锣鼓队更是拉开了架式，鼓足了劲，敲打起来。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随着这锣鼓声更加年轻了。
东方露出了朝霞，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把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光，也照得工人的脸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当天下午的阅兵式后，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队伍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
他们沿途一路高呼口号，队伍所到之处，一片掌声。
欢天喜地的声浪，遮天蔽日的红旗，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整个中国崛起来了。
工人们兴奋不已，他们胸中有千言万语，但只用了三句口号呼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京郊农民走进天安门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农民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北京南苑农民组成的。
北京南苑区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时建立的。随后隶属于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管辖。
刚刚解放的农民们，十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翻身和幸福。他们获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满着欢乐，响彻着嘹亮的歌声。农民们的劳动干劲和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支援国家。
1949年9月底，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农民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全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名额有1000多人，其中80%以上是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其余的是机关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医务人员等。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人员的名额数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个单位。与此同时，又把抽调的干部分配下去，每个村一至二人，负责传达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审定参加的人员，以及参加庆典和游行的领队等。
此后，各村和各位迅速到达所分配的地方，召集会议、研究方案、组织队伍。
南苑区的最东南边缘，有一个小村庄，叫石太庄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它是我党建立的大兴县抗日民主政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也比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在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时，年过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焦玉海首先报名要求参加。大家关心他，担心他年岁太大，身体吃不消，都纷纷劝阻他不要参加，把名额让给别人。
但怎么说他，他也不同意。他很有感情地说：“正是因为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时，参加开国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也用不着担心日本鬼子的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今后要跟着党建设新家园，我怎么能不去呢！”
他参加开国大典仪式，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家后，他经常在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上讲述开国大典游行的盛况，述说毛主席怎样向游行队伍招手等，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村长王盛斌提议说：“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们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决定让青年团的村支部书记马春荣为带队人之一。30多名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青年人，个个喜出望外。他们找来锣鼓，在村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敲打起来，一边唱，一边跳。村里很多人都来围观，天已经很晚了还不离去。村干部孙凤宝、李月亭、黄宝贵等劝说他们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也说不动他们。
直到深夜12点多钟了，小红门派出所所长高谦和村里主要干部以及治保委员会人员，研究节日保卫工作散会后，出来劝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去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参加游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说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呀！要换上干净的衣服，还要让家里人给做点干粮带上，好在路上吃。”
经他这么一说，这些人才回家去休息。
在村干部会上研究时，确定第二天早晨6点钟集合，7点钟从小红门村出发，以区里来的同志的手表时间为准。
然而不知道是哪一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脚，把手表的时间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有些人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脱衣躺下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街上喊：“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同志集合了！赶快到村政府集合！”
这时，天色还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针一点也不错。没一会儿工夫，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一个不差的全部到齐，每个人都穿上了整齐、干净的新衣服。经检查，每一个人都合乎要求。
于是大家整队出发。当们他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他们抢了个第一。随后，才听到歌声、哨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知道别的村的队伍也来了。
刚解放时，北平城里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据估计，市区堆存的垃圾多达60多万吨。当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杂草在风中摇曳，一群野鸽子扑啦啦地在城楼上飞着。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污染了空气和环境，损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在清运会上动员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把肥运到郊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于是，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运工作。
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为清户、清巷阶段。
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除储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
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
北京市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终于彻底将市区各户屋内、房顶、院落、寺角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城楼进行整修。
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下，一片一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间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
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22.5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潭路面1626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一个能容纳近20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
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
沥青石潭路面铺好了。
花、草、绿树也种上了。
北京城和天安门以其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八盏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1949年9月30日，北京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八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三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飘荡的黄色流苏衬映下，显得十分红火。
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当时，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是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负责的。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接受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很紧，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却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40多岁，一个叫森茂，才30岁。他们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用心构思。为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提出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堆积在这里。
不久，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20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
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一眼就看中了八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露出赞美的表情。张致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删改。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八个大红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
然而要找这么巨大的宫灯却不是易事，北平城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
只剩十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长的肖野冷静地想了想，说：“北平城里不是有做宫灯的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
这话提醒了苏凡。
明清两代的京都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结扎宫灯的技术堪称绝活。故宫的档案里，对这些精湛的手艺人都有详细记载。
舞美队长苏凡直奔故宫。
故宫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留用的，他们很愿意为解放军做些事情。但是一听宫灯的尺寸，他们都连连摇头。
最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艺人。
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如此豪放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地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儿。
“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别说做，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答应。”老艺人不慌不忙地说。
苏凡爽快地点头。
“这几个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但是，这么巨大的宫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老人一口气说完后便望着苏凡。
苏凡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老艺人叫来他的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两位日本美术家便负责美化宫灯的云头和制作黄金般的流苏。
整整三天三夜，老艺人和日本朋友没下城楼一步。
张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楼转几圈，看着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宫灯，他舒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八个大宫灯竣工了。
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送到十根廊柱之间。但是，小小的钉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灯身，肖野扭头望望粗胖的灯笼，又抬头望望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
“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助宫灯各就各位。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
那时，苏凡与著名演员田华新婚不久，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
周恩来对这八盏推陈出新、既有民间风味又有宫廷式华丽的大红宫灯特别满意。
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广场上，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挥手。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后的1972年，田华出访日本，还特意去拜访了肖野和森茂两位老战友。田华是抗敌剧社的老演员。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热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天安门的故事。
从此，田华夫妇与两位日本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
两位老人十分怀念中国。森茂看完《骆驼祥子》，说：“又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跃在他的脑海中。
1977年，森茂怀着无限的思念给苏凡夫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想念的苏凡、田华先生：
你们好！去年十一月刚刚见到田华，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给我们的来信，后天可能是会见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平常忧虑着你们的祖国变化太大，痛苦的事情很多。这次得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给我们信里说的那样亲热，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一夜睡不着，因为过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而感动得流泪！与你们老朋友般一起过日子的光景，好像电影一样照出来！回忆到往事，或紧张或愉快。多么有意义的生活！我这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头儿，我平常对我妻子和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比得过高贵的宝石！但是我那时候，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不大好，所以给领导增添了许多的麻烦，对不起你们了。可是我决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们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坚决地战斗精神，我必须要学习你们。
壮阔美丽的天安门大宫灯的红光，在我脑子里还在不断地往来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机会去中国。
肖野也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的战斗友谊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时间的友谊，时间是无法计算我们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时间还是显得太长了。”
田华从日本访问回国后，聂荣臻元帅邀请田华夫妇来家中做客。苏凡和田华把肖野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苏凡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下。”
“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王炳南。”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意了。
王炳南当时是对外文委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苏凡和田华左商量右商量，觉得难以下笔。“我们两个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以后，苏凡又把这事儿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还是体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总是存在着遗憾。
开国大典的《入场须知》
在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军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会游行的群众也演练了几次。
第一次演练时，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由于夜晚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上了吊灯和马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几十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在一起，谁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看到这种局面，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肖松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只能纸上谈兵，拿来一用就乱。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按号入座。
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
为了游行时指挥的便利，广场上设有三个学生分指挥站、三个工人分指挥站和一个市民分指挥站。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
大会总指挥部则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
在天安门西侧则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
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佩带着红色袖章。
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在进入会场时，把表格交给入口指挥部。
经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达30万。
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制订了一份《入场须知》，共规定了5条，应当说考虑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虑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会有疏漏之处。
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群众游行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各方代表大会，讨论参加庆祝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
会议快结束时，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
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了套了吗？
这时，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们应该这么办，即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疏散。”
彭真讲完后，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则委派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承担此项任务。
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因事先有准备，队伍没有出现混乱。
30万人同饮开国酒
1931年11月瑞金的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经过18年的艰苦卓绝的历程，终于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
1949年10月1日，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而且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对于有五百年历史的天安门来说，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日。
就在这一天，北平正式成为了北京，再一次成为国都。它告别了古老的岁月，重新焕发起青春的年华。
就在这一天，北京城里30万各界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迎接中华民族一个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站在广场上的有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机关干部队伍和其他各界代表。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长辛店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工人中来。1923年2月7日，长辛店工人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长辛店工人继续坚持斗争，终于在1948年底迎来了光明。
1948年12月14日，是长辛店铁路工人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受尽磨难的工人彻底脱离苦难、开始当家做主人。
这一天的清晨，太阳从永定河的对岸升起，耀目的曙光照亮了长辛店。人们开门一看，街头巷尾站满了穿着黄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解放军战士。战士们一声声“大叔”“大婶”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属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第二天早晨，工厂照例地响起了汽笛，工人们喜气洋洋地上了班。军事接管组的干部对工人们说：“二七大罢工时，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现在又回来了，从今天起，大家解放了！”
孙茂林、左士俊、杭宝华、孙宝玉等“二七”老工人们亲热地围着接管组的同志们，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地互相问候、谈笑。高起、陈境等一些地下党员看到接管工厂的还有自己的老上级，更是兴奋。
老党员杨宝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领导过自己的肖明同志，激动得热泪直流，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工厂刚刚开始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组就提前发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工资，那是黄灿灿的小米，还有乌金发亮的煤，小米一次发了三四百斤。
这是自日寇侵华八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三年多以来，工人们全家老小头一次吃上了饱饭，尝到了“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庆华为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买了一张毛主席的大画像贴在正屋当中的墙上，还配上了对联。上联是“人民解放太平年”，下联是“民主政策乐安然”，横批是“努力生产”。这是全厂工人们心情的写照。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的。转眼间，时间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厂领导传达了10月1日组织工人们进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的消息。
喜讯就像长上了翅膀，迅速传开。整个工厂沸腾了。
工人刚刚学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在工厂、在宿舍区里回荡，不少工人上了白班接着又上夜班，领导轰都轰不走。
工人们觉得浑身都憋着劲，决心要带着出色的生产成绩进城去参加大典，去见毛主席哩！
9月30日晚12点，长辛店2000多工人出发参加开国大典
他们都拿着红红绿绿的小彩旗，精神抖擞地集合了。老工人穿起只有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小伙子们别出心裁，学着当年红军战士的模样，人人头戴一顶自己花钱缝制的蓝色八角帽，显得精神焕发。
这天晚上，长辛店的工人宿舍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人们沉浸在无比幸福的兴奋之中。
10月1日凌晨两点，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乘两列货车向北京城进发。
一路上，虽然大家席地而坐在运货的槽车上，但人人都觉得特别舒服，欢声笑语满车厢，两车之间互相拉歌的歌声此起彼伏。这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刚落，那边又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嘹亮的歌声，在夜空中听起来十分嘹亮。歌声震荡原野，划破夜空，迎来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时，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工人们高举着标语，手挥着彩旗，排成八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只见人人抬头挺胸，高呼口号，豪情满怀。
工人队伍中的锣鼓队更是拉开了架式，鼓足了劲，敲打起来。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随着这锣鼓声更加年轻了。
东方露出了朝霞，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把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光，也照得工人的脸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当天下午的阅兵式后，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队伍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
他们沿途一路高呼口号，队伍所到之处，一片掌声。
欢天喜地的声浪，遮天蔽日的红旗，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整个中国崛起来了。
工人们兴奋不已，他们胸中有千言万语，但只用了三句口号呼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京郊农民走进天安门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农民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北京南苑农民组成的。
北京南苑区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时建立的。随后隶属于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管辖。
刚刚解放的农民们，十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翻身和幸福。他们获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满着欢乐，响彻着嘹亮的歌声。农民们的劳动干劲和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支援国家。
1949年9月底，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农民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全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名额有1000多人，其中80%以上是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其余的是机关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医务人员等。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人员的名额数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个单位。与此同时，又把抽调的干部分配下去，每个村一至二人，负责传达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审定参加的人员，以及参加庆典和游行的领队等。
此后，各村和各位迅速到达所分配的地方，召集会议、研究方案、组织队伍。
南苑区的最东南边缘，有一个小村庄，叫石太庄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它是我党建立的大兴县抗日民主政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也比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在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时，年过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焦玉海首先报名要求参加。大家关心他，担心他年岁太大，身体吃不消，都纷纷劝阻他不要参加，把名额让给别人。
但怎么说他，他也不同意。他很有感情地说：“正是因为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时，参加开国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也用不着担心日本鬼子的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今后要跟着党建设新家园，我怎么能不去呢！”
他参加开国大典仪式，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家后，他经常在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上讲述开国大典游行的盛况，述说毛主席怎样向游行队伍招手等，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村长王盛斌提议说：“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们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决定让青年团的村支部书记马春荣为带队人之一。30多名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青年人，个个喜出望外。他们找来锣鼓，在村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敲打起来，一边唱，一边跳。村里很多人都来围观，天已经很晚了还不离去。村干部孙凤宝、李月亭、黄宝贵等劝说他们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也说不动他们。
直到深夜12点多钟了，小红门派出所所长高谦和村里主要干部以及治保委员会人员，研究节日保卫工作散会后，出来劝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去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参加游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说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呀！要换上干净的衣服，还要让家里人给做点干粮带上，好在路上吃。”
经他这么一说，这些人才回家去休息。
在村干部会上研究时，确定第二天早晨6点钟集合，7点钟从小红门村出发，以区里来的同志的手表时间为准。
然而不知道是哪一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脚，把手表的时间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有些人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脱衣躺下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街上喊：“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同志集合了！赶快到村政府集合！”
这时，天色还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针一点也不错。没一会儿工夫，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一个不差的全部到齐，每个人都穿上了整齐、干净的新衣服。经检查，每一个人都合乎要求。
于是大家整队出发。当们他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他们抢了个第一。随后，才听到歌声、哨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知道别的村的队伍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