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5)
陈毅在讲话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400余万指战员，能派遣代表出席人民政协大会，躬逢空前的人民革命盛况，认为是无上光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愿在大会领导之下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保证新中国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在这次会议上，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当他们登上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很恰当贴切地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建一所新的大厦，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军队、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比作大厦的柱子，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比作大厦的钢筋水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作大厦的理论基础。
他说：“这所新的大厦有多大？有九百六十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连我在内。”
会场里响起一阵笑声，接之而来的是一阵热烈鼓掌。
最后发言的是司徒美堂。他代表美洲华侨出席政协会议，在发言时感叹道：“国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达到了，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
他又称赞道：“华侨远处异地，国内情势，未能透彻明了，现在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前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最后，他代表华侨表示：“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
新政协出现了一位加黑框的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359页，有一封罩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决议，由中国人民政协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暗杀一事致电吊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此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他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任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在政协开幕前两天在香港被害。
暗杀杨杰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蒋介石到台湾，部署好云南战事后，便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
蒋介石几次布置毛人凤暗杀李宗仁，还准备在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无美国鼎力支持，李宗仁早就成为蒋介石的刀下鬼。
蒋介石说过，他对背叛他的人比恨共产党还要更甚，向来都不见容于党内党外异己，稍有违抗，他就要采用极端手段予以对付。
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也差点遇害。
张澜曾作为晚清秀才被选送到日本学习。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侵凌的屈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建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他的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张澜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决不参加。他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举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当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的追悼会。
散会以后，张澜还没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被打伤了头部。
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呆在大陆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该院主持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医护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
但蒋介石还是不罢休，他非杀了张澜不可。
后来，他身边的谋士也觉得蒋介石这招着实不聪明，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还不如不杀好。
蒋介石终于哑口无言。
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加入中共
政协一届会议期间，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很多，周恩来特意嘱咐厨房要为伊斯兰教和回民专开一席。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为此十分激动，在北京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尊重。
赛福鼎当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因为新疆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党组织。
194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介绍赛福鼎入了党。
赛福鼎和新疆代表来到北平的第二天，齐燕铭就告诉他们，下午5点一刻，周恩来要来看望他们。
但时间到了，周恩来没到，齐燕铭却来了，他向新疆代表们说：“周副主席有个重要事情正在处理，一会儿就到，请你们谅解。”
10分钟后，门外走来一个身穿蓝色中山服、脚穿布鞋的人。赛福鼎以为是工作人员，没在意。
“您是赛福鼎吗？”
“我是。”赛福鼎随口答道。
“我是周恩来，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周恩来边说边伸出手来。
赛福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地握手。
“欢迎你们到北平来，我没能及时看望你们，很抱歉。”周恩来话题一转，“让我们一起向来北平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烈士表示哀悼。”
在政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饯行便宴上当着新疆代表的面问：“飞机的情况怎么样？”“新疆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飞行员技术也很好。”周恩来说。
“今天夜里组织一个由苏联专家参加的技术检验小组，重新检查一遍飞机。”毛泽东又叮嘱道，然后转身对赛福鼎说：“明天早上你们没有接到恩来的电话不要起飞。”
赛福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次日早上8点，周恩来打电话请新疆代表去机场。
赛福鼎他们赶到机场后，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早就等在那里。他说：“根据主席指示，机场人员连夜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飞行安全有保障。我们已经向毛主席报告过了，你们可以起飞。”飞机飞上了蓝天，坐在飞机上的赛福鼎还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又想起了刚到北平时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那是在怀仁堂看戏时，戏刚一开演，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后面走上前来，挡住了赛福鼎的视线。这时，周恩来赶来，介绍说这是毛泽东。
赛福鼎立刻站起来，又惊又喜。
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们，先请你们看戏，下次再见。”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新疆代表，有两次是单独在驻地。
毛泽东说：“维吾尔民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内地也产生过影响。现在解放了，更应该有较大的发展。新疆的自然条件有很多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人民是会高兴的，民族经济文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还询问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指出在新疆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各民族紧密地团结，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而这一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作为新疆代表的赛福鼎在大会上讲话说，新疆人民从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能有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
新疆代表把维吾尔族衣帽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把绒帽戴在头上，赛福鼎帮他披上了绣花披风。
会场上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
第二节 彻夜难眠商国事中央政府颁名单
如此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曾联松的脑海里：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大会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通过了主席团关于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提议。
6个分组委员会包括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
9月23日、24日、25日三天，继续举行会议。
9月27日，大会发言结束。
当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
9月29日，政协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委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等议案。
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当天，大会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在选举时极为郑重。当天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另外再由主席团指定60人监票。
当选举结果报告给代表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各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选举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之时，全体政协代表又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的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300年不变色
在讨论和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时，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他说，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碑，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下午6时，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碑文由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
碑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最后举行奠基仪式。
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以示他们对烈士们的崇敬。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政府担负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建工部等中央单位和地方17个单位组成。彭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和北京市府秘书长薛子正三人任副主任委员；梁、刘两人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工作。经过征集意见、确定方案、采运石料、雕刻安装等程序和近9年时间的辛勤劳动，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五一节举行揭幕仪式。
从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采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成为世人瞩目的建筑和中外人士瞻仰的场所。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碑文以阴文镌刻，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
参与镀镏的老工人说，碑文字体能保证300年不变颜色。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晚举行闭幕式。
闭幕式由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主持。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6位副主席登台时，怀仁堂里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毛泽东宣布闭幕式开始，朱德致闭幕词。
最后，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冉冉升起。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这头睡狮就此醒来，即将向新时代挺进！
国名中要不要“民主”二字
建立一个新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叫什么名？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无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了质疑。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就国名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他们认为：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他们觉得民族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时按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保留地取消。
否则，在将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就会有两种称呼，把已经走向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人民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大多数人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讨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旬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待老人们陆续到达之后，作为东道主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何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反感。留个简称，是必要的。稍停，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隐居了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深恶痛绝的名称，20多年来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多年来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臭招牌。这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事情，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说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不方便。所以我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在这次会议上，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当他们登上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很恰当贴切地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建一所新的大厦，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军队、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比作大厦的柱子，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比作大厦的钢筋水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作大厦的理论基础。
他说：“这所新的大厦有多大？有九百六十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连我在内。”
会场里响起一阵笑声，接之而来的是一阵热烈鼓掌。
最后发言的是司徒美堂。他代表美洲华侨出席政协会议，在发言时感叹道：“国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达到了，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
他又称赞道：“华侨远处异地，国内情势，未能透彻明了，现在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前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最后，他代表华侨表示：“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
新政协出现了一位加黑框的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359页，有一封罩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决议，由中国人民政协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暗杀一事致电吊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此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他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任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在政协开幕前两天在香港被害。
暗杀杨杰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蒋介石到台湾，部署好云南战事后，便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
蒋介石几次布置毛人凤暗杀李宗仁，还准备在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无美国鼎力支持，李宗仁早就成为蒋介石的刀下鬼。
蒋介石说过，他对背叛他的人比恨共产党还要更甚，向来都不见容于党内党外异己，稍有违抗，他就要采用极端手段予以对付。
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也差点遇害。
张澜曾作为晚清秀才被选送到日本学习。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侵凌的屈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建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他的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张澜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决不参加。他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举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当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的追悼会。
散会以后，张澜还没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被打伤了头部。
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呆在大陆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该院主持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医护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
但蒋介石还是不罢休，他非杀了张澜不可。
后来，他身边的谋士也觉得蒋介石这招着实不聪明，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还不如不杀好。
蒋介石终于哑口无言。
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加入中共
政协一届会议期间，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很多，周恩来特意嘱咐厨房要为伊斯兰教和回民专开一席。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为此十分激动，在北京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尊重。
赛福鼎当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因为新疆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党组织。
194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介绍赛福鼎入了党。
赛福鼎和新疆代表来到北平的第二天，齐燕铭就告诉他们，下午5点一刻，周恩来要来看望他们。
但时间到了，周恩来没到，齐燕铭却来了，他向新疆代表们说：“周副主席有个重要事情正在处理，一会儿就到，请你们谅解。”
10分钟后，门外走来一个身穿蓝色中山服、脚穿布鞋的人。赛福鼎以为是工作人员，没在意。
“您是赛福鼎吗？”
“我是。”赛福鼎随口答道。
“我是周恩来，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周恩来边说边伸出手来。
赛福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地握手。
“欢迎你们到北平来，我没能及时看望你们，很抱歉。”周恩来话题一转，“让我们一起向来北平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烈士表示哀悼。”
在政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饯行便宴上当着新疆代表的面问：“飞机的情况怎么样？”“新疆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飞行员技术也很好。”周恩来说。
“今天夜里组织一个由苏联专家参加的技术检验小组，重新检查一遍飞机。”毛泽东又叮嘱道，然后转身对赛福鼎说：“明天早上你们没有接到恩来的电话不要起飞。”
赛福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次日早上8点，周恩来打电话请新疆代表去机场。
赛福鼎他们赶到机场后，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早就等在那里。他说：“根据主席指示，机场人员连夜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飞行安全有保障。我们已经向毛主席报告过了，你们可以起飞。”飞机飞上了蓝天，坐在飞机上的赛福鼎还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又想起了刚到北平时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那是在怀仁堂看戏时，戏刚一开演，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后面走上前来，挡住了赛福鼎的视线。这时，周恩来赶来，介绍说这是毛泽东。
赛福鼎立刻站起来，又惊又喜。
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们，先请你们看戏，下次再见。”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新疆代表，有两次是单独在驻地。
毛泽东说：“维吾尔民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内地也产生过影响。现在解放了，更应该有较大的发展。新疆的自然条件有很多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人民是会高兴的，民族经济文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还询问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指出在新疆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各民族紧密地团结，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而这一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作为新疆代表的赛福鼎在大会上讲话说，新疆人民从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能有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
新疆代表把维吾尔族衣帽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把绒帽戴在头上，赛福鼎帮他披上了绣花披风。
会场上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
第二节 彻夜难眠商国事中央政府颁名单
如此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曾联松的脑海里：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大会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通过了主席团关于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提议。
6个分组委员会包括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
9月23日、24日、25日三天，继续举行会议。
9月27日，大会发言结束。
当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
9月29日，政协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委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等议案。
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当天，大会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在选举时极为郑重。当天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另外再由主席团指定60人监票。
当选举结果报告给代表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各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选举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之时，全体政协代表又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的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300年不变色
在讨论和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时，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他说，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碑，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下午6时，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碑文由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
碑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最后举行奠基仪式。
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以示他们对烈士们的崇敬。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政府担负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建工部等中央单位和地方17个单位组成。彭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和北京市府秘书长薛子正三人任副主任委员；梁、刘两人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工作。经过征集意见、确定方案、采运石料、雕刻安装等程序和近9年时间的辛勤劳动，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五一节举行揭幕仪式。
从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采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成为世人瞩目的建筑和中外人士瞻仰的场所。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碑文以阴文镌刻，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
参与镀镏的老工人说，碑文字体能保证300年不变颜色。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晚举行闭幕式。
闭幕式由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主持。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6位副主席登台时，怀仁堂里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毛泽东宣布闭幕式开始，朱德致闭幕词。
最后，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冉冉升起。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这头睡狮就此醒来，即将向新时代挺进！
国名中要不要“民主”二字
建立一个新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叫什么名？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无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了质疑。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就国名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他们认为：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他们觉得民族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时按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保留地取消。
否则，在将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就会有两种称呼，把已经走向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人民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大多数人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讨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旬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待老人们陆续到达之后，作为东道主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何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反感。留个简称，是必要的。稍停，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隐居了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深恶痛绝的名称，20多年来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多年来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臭招牌。这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事情，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说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不方便。所以我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