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梦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云皆典故(12)
但时间不长，这群士兵又来了。这次士兵们好像腰杆硬了，对曹锟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
此时，冯玉祥已组成中华革命军，自任为总司令，躲在延庆楼里的曹锐见曹锟挡不住这群士兵，便决定走一趟，看看冯玉祥到底把他怎么样。
但曹锐临离开延庆楼时，将身上的所有钱财统统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别人从他身上得到一分钱。并在换衣服时，偷偷吞吃了许多鸦片烟膏。尔后出门，跟冯军士兵上了汽车。
汽车径直开往冯玉祥的总部门口，卫兵将门打开，曹锐的身子却从车里滚了出来。原来曹锐服下的鸦片毒发身亡。
曹锟闻知四弟死之后，又是大哭一场。他大骂冯玉祥，要亲自去北苑冯军总部找冯玉祥算账。但门外的士兵死守大门，无论如何他也走不出延庆楼。
而冯玉祥自有他的心计，不与曹锟见面，只是派兵围困，骚扰，杀掉他身边的人，而又不杀曹锟本人。他认为，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革命就达到目的了。
曹锟被囚延庆楼后，他的亲信们便开始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
曹锟手下的陆军次长王坦到延庆楼见曹锟时，曹对王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说的。”
11月1日，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保证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断最后处置。
2日，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请曹锟移交总统印玺，曹锟拿着大小15颗印玺不禁放声大哭。尔后，他表示愿住东交民巷医院养病。
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这真是夺印人印被夺，驱人者被人驱，可叹短命总统。
曹锟于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但其下场比前几届总统更惨！
曹锟辞职后，暂居公府原处，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执行临时政府职权后，下令道：“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表面看来措词十分严厉的命令，其实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对曹锟，段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公判，反而使曹锟避居六国饭店养尊处优。
1926年，曹锟被释放，同年9月，曹锟离开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锟见直系已分崩离析，回天无力，便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锟这位大军阀，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病死天津，终年76岁。
“东北王”昙花一现居仁堂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窃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极端仇视中国革命，镇压革命运动：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镇压、屠杀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以“反赤”为座右铭，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他绞杀著名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在帝国主义协助下，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也遭逮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奉系军阀的刽子手们，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剥去他双手的指甲。但是，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透露一句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词。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
但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的合谋下，终于以最残酷的绞刑，处死了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党人。
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是张作霖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张作霖自以为：过去屠杀辛亥革命党人张榕等曾使他“飞黄腾达”；现在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定能取得中外反动派的宠爱，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权。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和反动派的意愿相反：尽管张作霖还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回光返照罢了！
“四一二”大屠杀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矛头，直指武汉政府。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奉军的进攻，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军进占了潼关。而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包围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
正当张作霖濒于危亡之际，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在武汉地区内部，展开了激烈、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无疑给张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张作霖便利用南军停止北进的机会进行最后挣扎。
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对等的“资格”与南方谈判；为了实现其多年来的“总统梦”，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孙传芳、张宗昌等奉系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16日，孙传芳按照张作霖的意图，首先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
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七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电文说：“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亦在半途。因于此际推戴张大帅为大元帅，收拾时局。”
电文发出之后，即令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陲、褚玉璞为第一至第七军团长。
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反革命的“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反革命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陲、张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就这样，这位“大元帅”就算上任了。
张作霖上任大元帅后，便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九个部的总长名单，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在组织令中规定：他这个“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了。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但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
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张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他在“致词”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其实，张作霖在怀仁堂里一直苦苦思索，寻找以后的对外策略。6月25日，他发出通电，重谈其“联蒋讨赤”的老调。在通电中，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孙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只是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师”。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只要坚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权。
但此时此刻，张作霖的如意算盘不灵了。因为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把注意力移向了新军阀蒋介石，对旧军阀张作霖已失去了兴趣，就连过去一贯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感到张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对策了。
再看看张作霖自己，除坐在怀仁堂大元帅府，过“大元帅”瘾之外，别无他获。
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伤亡惨重。
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
再看看张大元帅统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极，他的部下，看到末日来临，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据闻只打磨厂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六十万（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面对这些，这个当年的“东北王”，如今的“大元帅”，失去了往日的蛮横，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又一次在怀仁堂苦苦思索之后，决定采取笼络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忧心忡忡的“训话”。他依旧是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员减政……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偿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国家一定论功行赏”。
张作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入京以来，诸事操劳……一点乐趣也没有。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的这个“训话”，既是一篇笼络人心的鬼话，又是一篇自叹末日的哀鸣。
是啊，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几次逼迫，最后不得不答应退回东北时，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经临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火车启动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带走了他昔日的辉煌，而驶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时半，火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死在过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第三节 风云变幻几春秋美酒旌歌皆往矣（3）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李宗仁，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三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防玉林。次年秋将部队改称广西定桂军，占领西江。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寻求统一广西，为新桂系首脑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战争中曾参加指挥汨罗江、贺胜桥攻击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5月发起成立护党救国军，进行反蒋活动。次年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及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踞广西。1931年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
从李宗仁简单的履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十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等乘专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竟全城出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八年之久，今天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确实是出于至诚。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北平行辕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惟尔是问。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辕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提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专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正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长撤换，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也正是诸多原因的搅和，使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辕这一有职无权，徒有虚名的空壳该是敲碎而弃之的时候了。于是，他经过千思万虑，在1948年3月11日，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
李宗仁这一惊人的宣布，把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觉得“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
但无论形势如何，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民国副总统，并于1948年5月20日就职。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便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在接受李宗仁的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北平行辕的机构裁撤了。
但不想，北平行辕裁撤不久，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又成为“华北剿总司令部”，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居仁堂又是怎样一番表演呢？这当属后话。
此时，冯玉祥已组成中华革命军，自任为总司令，躲在延庆楼里的曹锐见曹锟挡不住这群士兵，便决定走一趟，看看冯玉祥到底把他怎么样。
但曹锐临离开延庆楼时，将身上的所有钱财统统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别人从他身上得到一分钱。并在换衣服时，偷偷吞吃了许多鸦片烟膏。尔后出门，跟冯军士兵上了汽车。
汽车径直开往冯玉祥的总部门口，卫兵将门打开，曹锐的身子却从车里滚了出来。原来曹锐服下的鸦片毒发身亡。
曹锟闻知四弟死之后，又是大哭一场。他大骂冯玉祥，要亲自去北苑冯军总部找冯玉祥算账。但门外的士兵死守大门，无论如何他也走不出延庆楼。
而冯玉祥自有他的心计，不与曹锟见面，只是派兵围困，骚扰，杀掉他身边的人，而又不杀曹锟本人。他认为，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革命就达到目的了。
曹锟被囚延庆楼后，他的亲信们便开始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
曹锟手下的陆军次长王坦到延庆楼见曹锟时，曹对王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说的。”
11月1日，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保证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断最后处置。
2日，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请曹锟移交总统印玺，曹锟拿着大小15颗印玺不禁放声大哭。尔后，他表示愿住东交民巷医院养病。
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这真是夺印人印被夺，驱人者被人驱，可叹短命总统。
曹锟于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但其下场比前几届总统更惨！
曹锟辞职后，暂居公府原处，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执行临时政府职权后，下令道：“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表面看来措词十分严厉的命令，其实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对曹锟，段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公判，反而使曹锟避居六国饭店养尊处优。
1926年，曹锟被释放，同年9月，曹锟离开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锟见直系已分崩离析，回天无力，便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锟这位大军阀，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病死天津，终年76岁。
“东北王”昙花一现居仁堂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窃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极端仇视中国革命，镇压革命运动：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镇压、屠杀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以“反赤”为座右铭，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他绞杀著名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在帝国主义协助下，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也遭逮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奉系军阀的刽子手们，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剥去他双手的指甲。但是，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透露一句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词。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
但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的合谋下，终于以最残酷的绞刑，处死了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党人。
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是张作霖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张作霖自以为：过去屠杀辛亥革命党人张榕等曾使他“飞黄腾达”；现在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定能取得中外反动派的宠爱，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权。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和反动派的意愿相反：尽管张作霖还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回光返照罢了！
“四一二”大屠杀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矛头，直指武汉政府。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奉军的进攻，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军进占了潼关。而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包围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
正当张作霖濒于危亡之际，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在武汉地区内部，展开了激烈、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无疑给张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张作霖便利用南军停止北进的机会进行最后挣扎。
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对等的“资格”与南方谈判；为了实现其多年来的“总统梦”，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孙传芳、张宗昌等奉系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16日，孙传芳按照张作霖的意图，首先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
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七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电文说：“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亦在半途。因于此际推戴张大帅为大元帅，收拾时局。”
电文发出之后，即令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陲、褚玉璞为第一至第七军团长。
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反革命的“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反革命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陲、张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就这样，这位“大元帅”就算上任了。
张作霖上任大元帅后，便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九个部的总长名单，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在组织令中规定：他这个“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了。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但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
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张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他在“致词”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其实，张作霖在怀仁堂里一直苦苦思索，寻找以后的对外策略。6月25日，他发出通电，重谈其“联蒋讨赤”的老调。在通电中，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孙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只是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师”。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只要坚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权。
但此时此刻，张作霖的如意算盘不灵了。因为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把注意力移向了新军阀蒋介石，对旧军阀张作霖已失去了兴趣，就连过去一贯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感到张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对策了。
再看看张作霖自己，除坐在怀仁堂大元帅府，过“大元帅”瘾之外，别无他获。
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伤亡惨重。
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
再看看张大元帅统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极，他的部下，看到末日来临，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据闻只打磨厂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六十万（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面对这些，这个当年的“东北王”，如今的“大元帅”，失去了往日的蛮横，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又一次在怀仁堂苦苦思索之后，决定采取笼络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忧心忡忡的“训话”。他依旧是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员减政……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偿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国家一定论功行赏”。
张作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入京以来，诸事操劳……一点乐趣也没有。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的这个“训话”，既是一篇笼络人心的鬼话，又是一篇自叹末日的哀鸣。
是啊，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几次逼迫，最后不得不答应退回东北时，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经临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火车启动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带走了他昔日的辉煌，而驶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时半，火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死在过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第三节 风云变幻几春秋美酒旌歌皆往矣（3）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李宗仁，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三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防玉林。次年秋将部队改称广西定桂军，占领西江。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寻求统一广西，为新桂系首脑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战争中曾参加指挥汨罗江、贺胜桥攻击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5月发起成立护党救国军，进行反蒋活动。次年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及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踞广西。1931年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
从李宗仁简单的履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十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等乘专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竟全城出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八年之久，今天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确实是出于至诚。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北平行辕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惟尔是问。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辕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提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专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正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长撤换，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也正是诸多原因的搅和，使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辕这一有职无权，徒有虚名的空壳该是敲碎而弃之的时候了。于是，他经过千思万虑，在1948年3月11日，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
李宗仁这一惊人的宣布，把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觉得“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
但无论形势如何，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民国副总统，并于1948年5月20日就职。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便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在接受李宗仁的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北平行辕的机构裁撤了。
但不想，北平行辕裁撤不久，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又成为“华北剿总司令部”，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居仁堂又是怎样一番表演呢？这当属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