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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英魂已逝南联盟!中华奋威不可侮(6)

  1999年4月9日,邵云环从贝尔格莱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回一封业务信。今日再次捧读这篇分社工作日记,本书编者禁不住泪流满面。

  工作日记: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来到贝尔格莱德后,我只去过分社四次。还未等到同赵金河同来到贝尔志交接完毕,北约空袭就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在和分社保持电话联系的情况下,我一直住在使馆当外交官的丈夫处“单兵作战”,因为分社在老城,使馆在新城,相距较远。本来以为小住几天就可以搬到分社去,没想到形势突变,不仅老赵留了下来,各路特派记者也奉命先后抵达。一时间分社“人满为患”。所以我在使馆这一住恐怕就不是几天的事了。

  其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便是可以克服的。对一名记者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采写的稿件因种种原因发不回总社。

  空袭的当天,我曾为我含着热泪写出的第一篇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几个小时发不出去而在电话里向老杨老赵(编者注:老杨和老赵指的是分社记者杨成明和赵金河)大发脾气;第二天,我再次为好不容易赶出来的采访南联盟副总理的稿件难以从使馆发到分社而急得发疯。还有一篇题为《最抢手的徽章和最流行的歌曲》的稿子,因南当天线路不畅,从晚上8点到10点多钟我一直坐在文传机旁,最后还是偶然间拨通了罗马尼亚分社的电话,请他们帮忙才传到了总社。

  现在,我的工作条件总算有了着落;用丈夫从北京带来的自家电脑写稿,然后到使馆研究室打印出来,再用《人民日报》记者的文传机发到分社,最后由分社老赵将稿件传到巴黎再发回总社。看来只要线路不出问题,我就可以顺利地把稿件发走。

  有时我想:要是我没有把自己的电脑带来,要是没事先安装了一条电话线,要是没有《人民日报》记者的大度,如今我该怎样向总社交待?

  眼下令我稍感安心的是工作条件基本上有了保证。但是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力度还在加大,要是这里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到断电以致线路不通,那时我又该怎么办?

  邵云环遇难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她的家乡佳木斯市。她的弟弟邵炳奎和妹妹邵云清在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悲痛万分。他们强忍着悲伤,不愿意立刻把姐姐遇难的事情告诉年迈的父母。然而,云环的父母似乎有所察觉。在街上,邵妈妈听到人们在议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心里直犯嘀咕。她一个劲儿地问儿子云环是否安全,云环是否来过电话。悲伤的儿子随便用几句话搪塞了过去。但是,连邻居都知道云环遇难了,两位老人的耳朵能瞒得过吗?二老终究还是知道了。云环的父亲气得当场病倒,他一边哭一边骂美国,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老人家没想到白发人会送黑发人。

  女儿永远不能再回到老家,回到二老的身旁。二老也永远见不到女儿了。

  一封没能发出的电报

  5月8日早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三位无辜中国人遇难、20多人受伤的消息传到了地中海东南角的加沙地带,把焦虑、不安和痛惜强加给在此工作的11位中国人。当后续消息证实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不幸遇难后,悲痛的气氛顿时笼罩在每个人的脸上。处在这悲痛旋涡中心的便是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参赞常毅及其夫人潘德琴。

  邵云环和常毅夫妇同为佳木斯人,是常毅的中学同班同学、插队的战友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届校友,毕业后又同在北京工作,这些纽带也使邵云环和潘德琴形成了无话不谈的“全天候姐妹”之情,两家的关系密切得不分彼此。在常毅夫妇的眼里,邵云环有着善良、正直、宽容、俭朴、敬业和爱家的优秀品格,也不乏才情。他们喜欢她,欣赏她,以至于没有要求自己的女儿随父母去学阿拉伯语或英语,而是鼓励她报考了邵云环非常热爱的塞尔维亚语。

  自从邵云环和丈夫曹荣飞到了贝尔格莱德并分别在中国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工作,特别是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后,常毅夫妇几乎日日心里挂记他们,嘴里念叨他们,以至于办事处的中国人都知道在炮火连天的南斯拉夫有一位勇敢能干的新华社女记者。

  5月5日,马上要回国休假的常毅夫妇收到邵云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一封传真,仔细把父母和北京的家务事一一托付。由于工作忙,潘德琴给邵云环的复信仅仅写了一半,悲剧就从天而降。

  8日是常毅夫妇十分繁忙的一天,常毅在约旦河西岸陪同中联部代表团,潘德琴在加沙为该代表团联系住处,同时忙着接待同日到达加沙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表团。

  当记者在去约旦河西岸采访的路上得知遇难的新华社记者是位女同志时,心中不禁一怔:常毅夫妇说过,新华社记者只有邵云环一人随丈夫住在使馆,除了她还会是谁?我们不仅为失去一位同仁深感痛心,更为常毅夫妇失去一位挚友而惋惜。下午回到加沙时发现,常毅夫妇已经泣不成声,哭红了双眼。原来他们一大早就证实了邵云环遇难的噩耗,只是为了工作一直在压抑着巨大的悲痛。

  邵云环一家妻死夫伤。中国大使馆成了一片废墟,正常联系已经中断。常毅夫妇强压着悲痛,把心思又放在对邵云环家属命运的牵挂上。他们呜咽着委托记者通过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向曹荣飞转达一封言辞不多却包含悲痛、克制和关怀的电报:

  荣飞:

  我们都知道了。任何语言也不能表达我们对失去一位挚友、一位姐妹的悲痛。收到5日的传真后,德琴正在给你们写回信,还没有发出,电视就有了报道。德琴已不能自已。我们无法安慰你,只想告诉你,在这悲伤之际,我们是多么深深地同情你和磊。你的伤势怎么样?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由衷地牵挂着你们。

  替我们与可怜的云环告别。替我们深深地吻她。

  保重!保重!紧紧握你的手。

  友:德琴、常毅

  为了这张短短的电报,记者拨打了一遍又一遍,从下午到晚上,从午夜到黎明,整整24小时,始终无法发出。电报的分量在电话的忙音声中越来越沉,它不仅满含着常毅夫妇对邵云环一家人的特殊情感,也载负着加沙11个中国人对南斯拉夫战火中同事和同胞们命运的牵挂。

  新华社同事沉痛悼念邵云环同志

  悲愤笼罩着新华通讯社,悲愤笼罩着首都新闻界,悲愤笼罩在全中国人民心头。

  新华社人的心在滴血,举国新闻工作者在流泪,全中国人民在控诉!

  1999年5月8日,新华社失去了一位优秀女记者,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第一位战地女记者邵云环。

  “今天是母亲节,当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为母亲祝福的时候,你的孩子却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母亲。”5月9日,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悼念邵云环同志座谈会上,参编部的年轻编辑郭铭发言时声泪俱下。

  “今天凌晨,在一声罪恶的轰炸中,你淌尽了满腔热血,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留下悲愤的我们,望着电视录像中躺在担架上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你,欲哭无泪。”

  与邵云环一道生活、工作、战斗过的新华社同事们无不悲痛万分。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到已皓首离休的老同志们随着噩耗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怀着深切的哀伤怀念这位优秀的新闻记者,更怀着满腔的愤怒声讨霸权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首都各大新闻单位代表50多人参加了5月9日的悼念座谈。

  《参考消息》报社在悼念她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翻译、好编辑、好记者、好战友、好党员而悲痛万分。邵云环同志以她48岁的生命谱写了一部壮烈的人生史诗。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主任、《参考消息》报社主编夏海涛同志哽咽地回忆起邵云环这次赴南斯拉夫分社临行前与他们的一段对话:

  “小邵,这次你可能会很危险。”

  “我不怕。我有在波黑战争中的经验,我一定能完成报道任务。”

  “那我们等着你凯旋。”

  没想到,这次对话竟成永诀。夏海涛满怀义愤地说:邵云环同志的死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新闻记者采访权益的粗暴蹂躏。

  邵云环对工作兢兢业业。在那个噩梦降临的夜晚,她刚刚从外地采访归来,就一头扎进使馆二楼的房间里开始写稿。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近6时,就在北约罪恶的导弹疯狂袭击使馆时,她还在埋头工作。

  这是一位柔弱的女子,她手里只有一支笔,却惨死在罪恶血腥的霸权者手下。

  一位67岁的离休老同志也从家中赶来参加悼念座谈会,他情绪激动、双手颤抖、声音沙哑地说:“这两天,我老伴一闭上眼,眼前就会出现小邵的身影。她质朴无华、寡言少语、工作勤恳。她是我们新华社的光荣。”老人讲到激愤处忍不住挥起拳头,他说:“65年前,美帝国主义就杀死了我的父亲,今天,它又杀死了我的同事!”

  新华社总编室的一位同志说:邵云环一贯表现出色,是新华社值得骄傲的一位记者,她的业务、人品皆好。

  “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人品”

  噩耗传来近两天,邵云环的生前好友,曾与之共事20余载的参编部发稿中心王洪起仍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平静下来后,他回忆说:“连日来看她发回的报道,我好像已预感到不幸。因为她的稿子非常细腻,同时又很悲壮。从那文字背后我感到有种忧伤。”“事发的当时,即5月8日的凌晨5点多,我不知为什么就醒来了。而在平时,我都要晚一个小时多才会醒。”

  老王满面泪水地说:“小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人品特好。你托她什么事情,她从不含糊。不仅对朋友如此,对同事、普通人,她都非常热心。她是一位聪明又有上进心的才女,字写得特别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很愉快;她业务进步非常快,很多新事物,如电脑,教她一遍就记住了。不止如此,她还特别虚心好学,对前辈总是虚心求教,对比自己年轻的同志也从不小视。”

  在好友心目中,她还是一位“女孩子”

  她非常热爱生活,乐观向上,从不叫苦。邵云环曾经当过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建工处的工人。艰苦的环境和平凡的劳动培养了她吃苦耐劳、质朴无华的品格。

  王洪起曾是邵云环的发稿人,早她八年进社工作,提起这位48岁的已故好友,时常不自觉地称她为“女孩子”,说在波黑以及南联盟那样战火纷飞、充满危险的恶劣环境是不适合“女孩子”的,而小邵却一点也不怕。她一直保持着一颗年轻、善良而又纯洁的心。她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中细致温婉,待人随和,乐于助人,在参编部中人缘特别的好。她坚持锻炼身体,爱好爬山、旅游,并且酷爱摄影,走到哪里,都要写写拍拍。她热爱生活,对人生充满了童心。

  “一位贤妻良母”

  邵云环在国内工作的继任者,参考消息报社二编室副主任王其冰在悼念邵云环的座谈会上泣不成声,她现在的办公桌就是邵云环以前使用过的。她回忆说:“她就是那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在生活中和普通的中国妇女一样。”邵云环在生活中一直朴实无华。她工作很忙,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把家务活儿全包了,买菜、烧饭,里里外外一把手。1990-1993年,她在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儿子留在北京读书。回国后她还常跟同事说起,觉得自己多年在外,对儿子关心照顾不够,心中时感歉疚。

  她的父母都在老家黑龙江,家里生活还比较清贫,邵云环常常资助家乡亲人,而远在上海的公婆家,她与丈夫也要尽孝。

  据邵云环的同事介绍,此次驻外,她本来可以选择去另一个分社当首席记者,但她为了照顾儿子和丈夫,放弃了作首席记者的机会,而毅然去了充满战争危险的贝尔格莱德,去了没几天,北约的罪恶导弹就轰炸了南联盟的土地。

  生前最大心愿――晋升正高职称

  与一切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职称是邵云环同志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自1994年聘任副高职称以来,迄今她的聘期已满,有资格申请正高职称。临行前,她把自己晋升职称的材料拜托给好友王洪起。老王说,按照小邵的工作业绩和一贯表现,她是很有可能晋升成功的。如今伊人已去,老王决定将小邵的晋升材料交付参编部领导,请求社里追认她为高级译审。

  在业务上,邵云环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她的作品曾被评为1988年新华社社级好稿,并有多篇稿件是编辑部好稿。此外,她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编译的著述颇丰,达12余本之多。在东欧问题上,她早已是一位地道的专家。她不仅注重调研,写出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报道,而且具有一位优秀记者的闪光品质,无畏生死,尽职敬业。她在自己的晋职报告中这样写道:“波黑战争中,为取得一手材料,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南斯拉夫交战区时,我曾一天数次往返机场,进到驻军地采访。在贝市发生骚乱和‘打砸抢’时,我坚持现场观察,发回独家报道。”“我深入到克塞武装严重对峙的联合国‘隔离区’采访……”

  青松存风骨,山川留精神。中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邵云环这样的记者的遭遇。正如邵云环生前的一位老同事所言:“她是新华社的骄傲,她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光荣。”

  “我们将永远记住这笔血债,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为伸张正义、反对霸权贡献力量。”这是新华社记者编辑在悼念邵云环同志座谈会上的话语,也是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呼声。这不仅是对死难者的沉痛哀悼,更是对北约强权政治的强烈谴责,是全体新闻界化悲痛为力量的深切表白。

  我想叫你一声“邵大姐”

  1999年5月9日深夜于邵云环曾工作过的办公室,参考消息报社编辑刘青悲痛地写道:

  今天是1999年5月9日,本世纪最后一个母亲节,全体母亲的节日。我买来了一束雪白的马蹄莲和紫色的勿忘我,花开得正旺,我知道你是最喜欢花的,垫着你曾用过的大红色塞语字典,放在你以前的办公桌上。“母亲节快乐,邵云环!”我在和你说话,你听到了吗?然而,残酷的现实一遍遍告诉我,你去了,你不在了,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母亲节的前一天永远地离开了爱你的儿子、离开了我们。但我直到现在也还一直坚信,你还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了我的呼唤。

  昨天上午,也就是刚刚听到这一噩耗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再追问外事局的同志有没有搞错。当证实了这一消息之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震惊、我伤心、我痛苦、我气愤,我忍不住大哭起来。几天前她还给我们写过专稿,来过传真、电话,我也给她发过E-mail。此时此刻,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我的心情。现实太残酷了、太野蛮、太过分了。

  邵云环和我的友谊始于1996年9月她调到《参考消息》工作,这之前我只知道她去过南斯拉夫,采访过波黑战争,对她的文章记忆犹新。邵云环到《参考消息》后,很快就到了我所在的三版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这次再赴南联盟前不久。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在对面的办公桌上工作,中午常一起去食堂吃饭、闲聊,一起乘班车上下班,甚至我们常一同下班后去买菜,偶尔我们会拉她一起逛街、一起……在几年的工作与生活接触中,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无论在业务上、为人处世上;还有生活中,我常被她的真诚所感动,我们渐渐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档,生活上几乎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和邵云环在一起工作,常常被她的认真所感动。她在国外是记者,在国内当过翻译、做过编辑。她干一行爱一行,认真地做一行,她是个出色的记者,同样是出色的翻译与编辑。这次她去南联盟给《参考消息》专门发回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由我处理的,对此我有更深的体会。通过她的稿件和与她通电话,我得知这些稿件多是在深夜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与南联盟反击的炮火中写成的。记得她第一次给我们发回稿件后,紧接着又给我们传回了一份传真,说她认为稿件中还有一处需要修改,我们当时都很感动。

  北约的轰炸越来越厉害了,每次她千辛万苦从南联盟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都关心她那里的情况,关心她的安全,可她告诉我们她最担心的是线路不通,稿子发不回来。

  她来电话时曾告诉我们,她在北约轰炸的间歇抽空用摄像机拍下了贝尔格莱德市的一些著名建筑与景点,担心它们有朝一日会永远消失。现在,不仅这些景致,就连她自己,也永远消失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们热爱和平,谴责战争。但因为我们大家和邵云环的特殊关系,对北约轰炸南联盟这场战争更多了几分关心,对她和她去的那个地方倾注了更多的牵挂。

  为了纪念她,我想寻找一些她的照片。出事当天,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去过她在北京的家,因为以前去过多次,环境是那么熟悉,心情却是迥然不同。站在那整理得井然有序、干干净净的家里,我似乎觉得她还在,就站在我身边,像往日一样。她出国前把她在北京的家托付给我,可现在她再也回不来了……

  我亲身体验了邵云环那种平凡的高尚,面对剑拔弩张的南联盟局势,她临出国却是那么平静,没有临上战场的紧张,没有豪言壮语,非常平静地与我们大家互道珍重。

  邵云环是一个好人,她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事业,爱家、爱老公、爱儿子,热爱生活。在我的心中她是一位亲切和善的好大姐,尽管我还没有来得及叫过她一声。邵云环,你听见了吗?我现在叫你一声:“邵大姐,我好想你!”

  小邵――多么亲切的称呼

  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刘为民回忆道:

  5月8日早8点,我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昨天午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飞机轰炸,两人丧生。我一下子震惊了。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那个城市,有我曾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仁,他们现在怎样了?

  尽管这里与贝尔格莱德分社的电话联系早已中断,我还是希望能侥幸拨通。电话里的忙音令我焦虑,更使我隐隐不安。我拨通了布加勒斯特分社的电话,惊闻噩耗:邵云环同志在北约的轰炸中不幸以身殉职。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前几天我还同她通过电话。当确信这是残酷的现实时,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不能自已。

  小邵,多么亲切的称呼,多么熟悉的音容笑貌。我不愿相信她已不在这个世界,我总期望能再次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能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和小邵一起共事20多年,同在一个室,都曾担任过部团支部书记和俄文室主管东欧片的副主任;同时在新闻学院学英文,同期在邻近的分社工作。我是山东人,她的老家也在山东,多年的相处使我对她有更深的了解。我赞赏她的业务才干,更钦佩她的为人。无论是在总社还是分社,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她都那样出色。在我20多年的党龄中她是我惟一介绍入党的同志。而今,我更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小邵是我和爱人老魏最知心的朋友,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可谓无话不谈。这次到分社工作后我和小邵仅通过一次电话,她说,此次出来工作不易,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干,决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如今话音仿如昨日,故人已然魂归。事实证明她确实是出色的。到分社后仅几天,北约便开始轰炸,她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采访,写出大量感人的通讯、特写,不愧是新华社优秀的驻外记者。

  4月21日,我驻南使馆文化参赞来匈牙利办事,考虑到那里供应紧张,我特意给小邵和她丈夫带去六公斤柑子、六瓶维生素C片和一封信。选择“6”,是图个吉利,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六六大顺。在信中我一再嘱咐他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切切保重。我说,待到战争结束我将再次在布达佩斯请你们品尝匈牙利有名的鱼汤,为你们庆功。谁想到,我的盛情化作了永远的遗憾。

  5月9日,匈牙利首都爆发了北约空袭南联盟以来最大一次反战示威游行。示威者群情激愤,高呼“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许多人手捧鲜花,在游行结束时撒向多瑙河,以悼念那些在战争中的无辜死难者。我也满怀悲愤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并特意买了一束鲜花。

  游行尚未结束,我便第一个跑到多瑙河边。蓝色的多瑙河水静静流淌,似乎在和我一同默默哀诉。此时此刻,小邵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浮现在我面前,是那样熟悉,仿佛近在咫尺;又是那样遥远,似乎置身天国。我噙着泪水,将鲜花撒向水中。黄色的小花载着我的哀思渐渐漂远了,我的视线再次模糊了。我在心中默念,小邵,小邵,多瑙河水将把这束鲜花带到贝尔格莱德,带到你曾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带到天国之门。你若在天有灵,就请接受我这个老朋友对你的深切哀悼之情吧!

  母亲的控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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