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18)
他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7日的会谈中就安全和经济问题达成的多项协议和共识，以及他的访问如何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些都是此次中国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再次强调了中国在维护亚洲地区经济稳定中所做出的贡献。
“我必须承认，中国通过直接援助、双边合作和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促进了这个地区的金融稳定，我对其建设性的作用十分赞赏。”克林顿说。美国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在今天所处的特殊形势是，“我们必须伸出合作之手并强有力地保持这种姿态，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他还强调，“我们必须和尽量多的人一同合作，来取得最大的进步，这需要我们理解、交流和回应，并遵守我们自己赞成的价值观念。”“在帮助美国和中国在21世纪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下午，克林顿参观了位于虹桥经济开发区的金汇花园住宅小区，到居民喻建源家里作客。这个在上海属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拥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一家老少四口住在一起。十岁的儿子向克林顿献了鲜花，他住在家中最大的房间里。克林顿感慨地想起，当年他母亲就是让他住在家里最大的房间里。
克林顿向喻女士称赞她的房间装修得很漂亮，和他们一起拉家常谈论家里的抽油烟机、健身器、地板等等，最后和他们全家留影纪念，希望他们今后还能想念今天。之后，克林顿走上小区临时搭起的讲台，与小区四百多位居民及上海银行、房地产界人士见面。在上海市副市长介绍了上海推行居民住房改革的情况后，克林顿用中文讲了“恭喜”两个字，他恭喜大家有了自己的住房，愉快地回忆起20年前他和夫人结婚时买的第一套住房。
总统宣布，美中两国将联合成立一个住宅建设委员会。新的美中住宅建设委员会将提供新技术和能源效率高的材料，以兴建廉价的房屋，改善人民生活。这是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中国住房改革，促进中国正在兴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措施之一。
克林顿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派官员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讨向中国提供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操作和管理技术。美中双方将讨论如何给予居民购买住房时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从加强产权保护到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各个方面。建立一种更坚强的住房融资体制的办法，是加强产权和发展更健全的购房分期付款市场。
同一时间，身穿淡绿色套装的希拉里，面带微笑，出现在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母校――上海市第三女子学校的孩子们面前。她频频与孩子们挥手，孩子们早已一片欢呼声，在管乐队欢快的乐曲声中，希拉里与前来迎接她的女中校长何亚男女士亲切握手，陪同希拉里的还有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
希拉里走进礼堂，先来到一侧的一间小教室，里面陈列了女中学生们制作的许多工艺品。一进门，希拉里就露出了惊喜与赞叹的神情，她拿起一只绣成老虎样子的小荷包问一个小女孩：“是你做的吗？你真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小女孩有点害羞，不过她还是告诉希拉里说，“是我做的，它是极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希拉里对刻着穆桂英挂帅的瓷盘很感兴趣，她对另一个女孩说，“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小女孩娴熟地在另一个盘子上用刻刀继续完成她的作品，希拉里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孩的手式，连连赞叹。小女孩还将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向希拉里娓娓道来。第一夫人听后问，“是不是叫花木兰”，显然希拉里看了目前正在美国上映的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大型动画片《花木兰》。何亚男在一旁说，“不，是另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希拉里向其他小朋友走去，女学生们有的当场泼墨，有的一展丹青，中国传统篆刻艺术小组的同学们，还将自己篆刻的、有希拉里及其丈夫、母亲、女儿名字的四方印章，和一方刻有万里长城字样的印章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希拉里，她颇感意外。
在学校礼堂，希拉里向同学们作了简短的演讲。她说，通过参观和同学们的演示，她对中国学生的兴趣爱好与课余生活有了大致了解，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所在，那就是了解上海青年女性的生活，特别是她们遇到的困难。
希拉里指出，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妇女仍受到许多不公平待遇，特别是青年女性。希拉里坚信，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包括中美两国都在努力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八名学生向希拉里提问。问题涉及夫人对上海的感受；作为母亲，应教给孩子什么；关于代沟问题；对女子学校的看法和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学童持枪杀人事件。希拉里都一一作了详细而坦诚的回答。在谈到美国学童持枪杀人事件时，希拉里显得情绪有些激动，她对发生这种事件深表忧虑。她告诉同学们，目前，美国当局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对希拉里亲切而坦诚的讲话，同学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部活动，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希拉里在讲话时，字正腔圆，同时相应放慢了速度，而同学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亦令希拉里很满意，双方交流自然而流畅。
会后，希拉里看到《小主人报》的小记者举着小摄像机对着她时，她先很吃惊，随后被小记者的可爱样逗笑了，并欣然与两位小记者拍照留念。
傍晚，克林顿总统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观。在这里，他受到交易员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在交易所的一间小厅里，克林顿总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独家采访。
采访中，克林顿谈笑风生，回答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的一系列问题。在谈到中国时，他告诉记者，他是在八岁时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套《百科全书》，他就是从那本书里看到了中国地图及其介绍文字。当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到中国来。当然他没有想到会等44年才能实现心愿。
当记者问克林顿这几天在中国的访问有什么意外时，克林顿告诉记者他感到最意外的惊喜，就是他和江泽民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和他在北大的演讲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他坦率地承认他事先没有想到。他说，这样做表明中国正在朝着新闻和信息开放的方向进步。他进一步说，在一个信息社会里，只有开放信息增加交流，才能最有效地使人民的潜力和创造性得到发挥。
当被记者问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否希望充当世界的领袖时，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今天的世界仍然需要领袖，但和过去的世界领袖不同。过去只是看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下达一系列的指示。现在的世界里你不得不变得更合作些，即使站在领导的角度，你也必须有同盟者和与你共同工作的人。有时你必须坚持你所信仰的，但大多数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与别的国家联合的方法，使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才能成功地领导。他最后说，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拥有同盟者是很重要的。
他还明确地告诉记者，美国绝不想充当世界警察。
他在采访中感谢江泽民主席给他创造的和中国人民接触的机会。他认为这些机会对他和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有极大的帮助。他对在上海和上海市市长共同作为嘉宾参加的电台谈话节目非常高兴。他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真是倍感珍贵。
7月2日一早，克林顿总统在机场与上海市长徐匡迪告别，然后登上“空军一号”专机，飞往桂林，开始他的“环境之旅”。然而，上海作为一个充满西方风格、生机勃勃而又激动人心的国际大都市，给克林顿一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克林顿总统与夫人和上海市民座谈走向21世纪的中国
克林顿：首先，我要向同意参加这次圆桌会谈的诸位表示感谢。我想说的是，这次座谈的目的是在协助本人，我夫人，以及美国人民，并通过我们，来理解现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种种转变，及其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贵国各阶层人士如何应对这些变革。
对我们来说，能够来到这里，目睹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且尝试认真地面对美中两国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机会。我们在这些领域里，仍然存在差异，我们不光要解决这些差异，更要一同努力达成一些共识。
大家都知道，一个更繁荣、更开放、更有活力的新中国正在世界崛起。我去过西安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们现在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官。我也有机会会见一些小商人和其他一些给现代中国带来变化的人。不过这是本人首次有机会和阶层如此广泛的中国公民见面，因此希望各位坦率直言，协助我们了解，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有意与中国人民建立正确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共同迈入21世纪。
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的话，我想请问朱教授，在过去数年里中国有什么变化，法学教授在这时期的变化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教授：非常高兴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是法学院的一名教授，从我的观点看，当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在……（声音模糊）……找到一份工作……我所在的学院里当时只有两届学生，大约两千来人，如今已经有四千名学生，四百多名研究生。至于质量，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大的提高和巨大的变化。
那时候，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法律专业。但是现在上海就有13所综合大学拥有法学院。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学习法律，所以，我们首先能见到的是数量上的变化。很多法律科系学生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服务，这表明社会对律师的需求比以前大多了。我们得到的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民事案件大大增多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以前就不存在民事纠纷，而是因为中国人当时不愿意诉诸法律。如今人们的意识更强了，有了需要法律保护的感觉。既然有了诉讼，律师就有事可做了，对律师的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设立了更多的法律专业。
克林顿：王先生从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我们有幸从国内的新闻报道中读到过关于您的介绍，我不知道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是否会同意朱教授提出的步骤。您是否相信，产品的……消费产品的质量已经有所改善，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告诉我们在您所做的工作和法律职业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如果人们购买了不良产品，他们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合法赔偿？
王先生：1984年，中国公布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法》。1985年，我发现了一项非常特殊的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商人……行为，应该为消费者提供赔偿。而这是跟民法有冲突的。可是，由于《民法》规定必须给予同等的赔偿，所以这项赔偿会超过原来的商品价值。当时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作出努力之后……出现了相对而言最好的情况。因为中国以前强调的是集体利益、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消费者或个人的利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我通过与假冒伪劣产品作斗争，为多数人服务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为社会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很多人并不理解我，出现了许多争议和大规模的辩论。尽管存在着各种争议和批评，我还是坚持我的做法。有的人说我不道德，说我才真是一个坏人，或者说我对合法公民抱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我是一名很好的公民。但是，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最佳利益。
由于一些企业的赞助和支持，我们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一方面就消费者的利益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一方面为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企业提供调查服务。那些权益遭到侵犯的企业需要调查，所以我们就开展了这项工作。
从今年4月至今，我们已经为我们的顾客展开了五十多起案件的调查……到1997年底，我们已经为一万多名消费者提供了咨询服务。通过我们的努力，以及中国媒体的报道推广，如今，消费者关于权益保护法的意识有了提高，第四十九条也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假冒伪劣产品的数量下降了。在大型百货商店，人们已经很难见到劣等商品了。但是，在一些非主流的渠道，这种商品还是存在的。
另外，总统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在美国有一种“全球侦探”（world hunters），他们专门负责抓罪犯，有不少人靠这份工作谋生。我觉得我的工作与这些人的工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去美国进行这类工作，我会被政府批评为不道德吗？
克林顿：不会。有意思的是，我们许多地方政府，像你们称呼的那样，我们的州政府，一些大城市的市政府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工作人员是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了解，当消费者购房、买车，或者买其他产品的时候，是否会受到欺骗，或者不公平、不合法的对待。所以，在我们的国家，发现这些问题的人通常自己就是政府的雇员，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当然，如果他们发现一家大企业要花费很多金钱才能改变的作为，他们有时候会遭到这个企业的批评，但是，大体上说，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不错的。当然情况并不一直就是这样，但在过去的20到25年里，情况是这样的。我想请我们的小说家，王女士谈一下，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电影人和其他从事创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变化的。您会怎样描述这些变化？
王女士：我是一名小说家。是一名个体……个体自由作家，所以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或者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自己感觉到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人们的价值观的转变，而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例如，年轻一代人会经常有一些与我们很不相同的观点……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今的中国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我们也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与我们的书是否能出版并没有关系。中国每年要出版几百部长篇小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跟三家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你的小说是不是能够出版，而是你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
每天的生活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信息。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惟一的问题是时间。我觉得市场向我们提出了最大的挑战。中国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各种各样通过合同方式合作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所有类型的视听产品、电视、广播，都在跟小说竞争观众，所以我感到小说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市场。我们真的必须努力吸收周围发生的一切，创作出高质量的小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形象。
请问总统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文学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吗？比方说，文学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过影响吗？
克林顿：噢，是的，很大。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愉悦，还有启发的作用。我们有大量文学书籍，美国每年要出版各种类型的散文和诗歌。文学课在我们的学校里非常重要。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们在家里与女儿广泛地讨论文学。她现在读的是大学里的书本，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她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她还希望我们能够试着去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对千百万的美国人来说，文学是他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每周，在我们的报纸上，都会刊登一份畅销书单，以及出版的精装书和平装书。因此，我认为它是美国人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我想请谢女士从她的观点谈一谈中国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大学生活是不是有所不同，以及年轻人求学的方向。
谢女士：好的。我在大学里工作，在过去20年里，我服务的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受惠良多。从复旦大学来看，就我个人的阅历而言，我们已经把1400百名教师送到国外学习，要么做访问学者，要么是研究生。他们中有80%的人已经学成归国，在他们的岗位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年，我们都与国外的访问学者有一个大型的交流计划。
这些人为我们大学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就像您，尊敬的总统先生说过的那样，改革开放对大学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最好的学生会去学数学和其他学科。但是这些年来，最好的学生会选择法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他们对数学这类传统科目不是那么感兴趣了。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一吧。
克林顿：我希望接着说下去。在座的有谁，教授们，希望对此作一些评论……我在与江主席会谈时，他说，我接受的是工程师的训练，朱？基总理也是这样，他们都曾经是上海市的市长。我与上海现任市长交谈时，他说，我是一名工程师。他还说，我们都是在建设中国的年代接受的训练。我们必须去建造，必须知道人们是怎么用双手去做事情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复杂了，人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比如在购物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需要更多律师。我知道的是，中国只有115000名律师，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怀疑，变化也许未必是社会变革的演进。
座谈者：有很多学生对法律学科非常感兴趣。是的，在中国，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律师，而在您的国家有相当多律师。有许多美国朋友告诉我，你们可以向我们出口一些律师。（笑声）
克林顿：我跟江主席说，我们的律师太多，工程师太少。也许我们只要相互作一下交换，而不必去修改学校的课程了……我们给你们律师，你们可以给我们工程师。（笑声）
座谈者：每年的确有很多学生想进入法学院或者综合大学学习。平均地来说，其中只有一名申请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被综合大学录取，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成为合格的普通院校的大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在上海，法律专业成了一个热门专业。
克林顿夫人：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大学校长――也许吴博士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方面的信息。
“我必须承认，中国通过直接援助、双边合作和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促进了这个地区的金融稳定，我对其建设性的作用十分赞赏。”克林顿说。美国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在今天所处的特殊形势是，“我们必须伸出合作之手并强有力地保持这种姿态，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他还强调，“我们必须和尽量多的人一同合作，来取得最大的进步，这需要我们理解、交流和回应，并遵守我们自己赞成的价值观念。”“在帮助美国和中国在21世纪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下午，克林顿参观了位于虹桥经济开发区的金汇花园住宅小区，到居民喻建源家里作客。这个在上海属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拥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一家老少四口住在一起。十岁的儿子向克林顿献了鲜花，他住在家中最大的房间里。克林顿感慨地想起，当年他母亲就是让他住在家里最大的房间里。
克林顿向喻女士称赞她的房间装修得很漂亮，和他们一起拉家常谈论家里的抽油烟机、健身器、地板等等，最后和他们全家留影纪念，希望他们今后还能想念今天。之后，克林顿走上小区临时搭起的讲台，与小区四百多位居民及上海银行、房地产界人士见面。在上海市副市长介绍了上海推行居民住房改革的情况后，克林顿用中文讲了“恭喜”两个字，他恭喜大家有了自己的住房，愉快地回忆起20年前他和夫人结婚时买的第一套住房。
总统宣布，美中两国将联合成立一个住宅建设委员会。新的美中住宅建设委员会将提供新技术和能源效率高的材料，以兴建廉价的房屋，改善人民生活。这是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中国住房改革，促进中国正在兴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措施之一。
克林顿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派官员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讨向中国提供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操作和管理技术。美中双方将讨论如何给予居民购买住房时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从加强产权保护到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各个方面。建立一种更坚强的住房融资体制的办法，是加强产权和发展更健全的购房分期付款市场。
同一时间，身穿淡绿色套装的希拉里，面带微笑，出现在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母校――上海市第三女子学校的孩子们面前。她频频与孩子们挥手，孩子们早已一片欢呼声，在管乐队欢快的乐曲声中，希拉里与前来迎接她的女中校长何亚男女士亲切握手，陪同希拉里的还有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
希拉里走进礼堂，先来到一侧的一间小教室，里面陈列了女中学生们制作的许多工艺品。一进门，希拉里就露出了惊喜与赞叹的神情，她拿起一只绣成老虎样子的小荷包问一个小女孩：“是你做的吗？你真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小女孩有点害羞，不过她还是告诉希拉里说，“是我做的，它是极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希拉里对刻着穆桂英挂帅的瓷盘很感兴趣，她对另一个女孩说，“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小女孩娴熟地在另一个盘子上用刻刀继续完成她的作品，希拉里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孩的手式，连连赞叹。小女孩还将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向希拉里娓娓道来。第一夫人听后问，“是不是叫花木兰”，显然希拉里看了目前正在美国上映的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大型动画片《花木兰》。何亚男在一旁说，“不，是另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希拉里向其他小朋友走去，女学生们有的当场泼墨，有的一展丹青，中国传统篆刻艺术小组的同学们，还将自己篆刻的、有希拉里及其丈夫、母亲、女儿名字的四方印章，和一方刻有万里长城字样的印章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希拉里，她颇感意外。
在学校礼堂，希拉里向同学们作了简短的演讲。她说，通过参观和同学们的演示，她对中国学生的兴趣爱好与课余生活有了大致了解，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所在，那就是了解上海青年女性的生活，特别是她们遇到的困难。
希拉里指出，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妇女仍受到许多不公平待遇，特别是青年女性。希拉里坚信，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包括中美两国都在努力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八名学生向希拉里提问。问题涉及夫人对上海的感受；作为母亲，应教给孩子什么；关于代沟问题；对女子学校的看法和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学童持枪杀人事件。希拉里都一一作了详细而坦诚的回答。在谈到美国学童持枪杀人事件时，希拉里显得情绪有些激动，她对发生这种事件深表忧虑。她告诉同学们，目前，美国当局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对希拉里亲切而坦诚的讲话，同学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部活动，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希拉里在讲话时，字正腔圆，同时相应放慢了速度，而同学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亦令希拉里很满意，双方交流自然而流畅。
会后，希拉里看到《小主人报》的小记者举着小摄像机对着她时，她先很吃惊，随后被小记者的可爱样逗笑了，并欣然与两位小记者拍照留念。
傍晚，克林顿总统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观。在这里，他受到交易员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在交易所的一间小厅里，克林顿总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独家采访。
采访中，克林顿谈笑风生，回答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的一系列问题。在谈到中国时，他告诉记者，他是在八岁时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套《百科全书》，他就是从那本书里看到了中国地图及其介绍文字。当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到中国来。当然他没有想到会等44年才能实现心愿。
当记者问克林顿这几天在中国的访问有什么意外时，克林顿告诉记者他感到最意外的惊喜，就是他和江泽民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和他在北大的演讲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他坦率地承认他事先没有想到。他说，这样做表明中国正在朝着新闻和信息开放的方向进步。他进一步说，在一个信息社会里，只有开放信息增加交流，才能最有效地使人民的潜力和创造性得到发挥。
当被记者问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否希望充当世界的领袖时，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今天的世界仍然需要领袖，但和过去的世界领袖不同。过去只是看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下达一系列的指示。现在的世界里你不得不变得更合作些，即使站在领导的角度，你也必须有同盟者和与你共同工作的人。有时你必须坚持你所信仰的，但大多数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与别的国家联合的方法，使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才能成功地领导。他最后说，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拥有同盟者是很重要的。
他还明确地告诉记者，美国绝不想充当世界警察。
他在采访中感谢江泽民主席给他创造的和中国人民接触的机会。他认为这些机会对他和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有极大的帮助。他对在上海和上海市市长共同作为嘉宾参加的电台谈话节目非常高兴。他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真是倍感珍贵。
7月2日一早，克林顿总统在机场与上海市长徐匡迪告别，然后登上“空军一号”专机，飞往桂林，开始他的“环境之旅”。然而，上海作为一个充满西方风格、生机勃勃而又激动人心的国际大都市，给克林顿一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克林顿总统与夫人和上海市民座谈走向21世纪的中国
克林顿：首先，我要向同意参加这次圆桌会谈的诸位表示感谢。我想说的是，这次座谈的目的是在协助本人，我夫人，以及美国人民，并通过我们，来理解现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种种转变，及其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贵国各阶层人士如何应对这些变革。
对我们来说，能够来到这里，目睹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且尝试认真地面对美中两国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机会。我们在这些领域里，仍然存在差异，我们不光要解决这些差异，更要一同努力达成一些共识。
大家都知道，一个更繁荣、更开放、更有活力的新中国正在世界崛起。我去过西安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们现在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官。我也有机会会见一些小商人和其他一些给现代中国带来变化的人。不过这是本人首次有机会和阶层如此广泛的中国公民见面，因此希望各位坦率直言，协助我们了解，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有意与中国人民建立正确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共同迈入21世纪。
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的话，我想请问朱教授，在过去数年里中国有什么变化，法学教授在这时期的变化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教授：非常高兴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是法学院的一名教授，从我的观点看，当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在……（声音模糊）……找到一份工作……我所在的学院里当时只有两届学生，大约两千来人，如今已经有四千名学生，四百多名研究生。至于质量，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大的提高和巨大的变化。
那时候，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法律专业。但是现在上海就有13所综合大学拥有法学院。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学习法律，所以，我们首先能见到的是数量上的变化。很多法律科系学生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服务，这表明社会对律师的需求比以前大多了。我们得到的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民事案件大大增多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以前就不存在民事纠纷，而是因为中国人当时不愿意诉诸法律。如今人们的意识更强了，有了需要法律保护的感觉。既然有了诉讼，律师就有事可做了，对律师的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设立了更多的法律专业。
克林顿：王先生从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我们有幸从国内的新闻报道中读到过关于您的介绍，我不知道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是否会同意朱教授提出的步骤。您是否相信，产品的……消费产品的质量已经有所改善，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告诉我们在您所做的工作和法律职业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如果人们购买了不良产品，他们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合法赔偿？
王先生：1984年，中国公布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法》。1985年，我发现了一项非常特殊的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商人……行为，应该为消费者提供赔偿。而这是跟民法有冲突的。可是，由于《民法》规定必须给予同等的赔偿，所以这项赔偿会超过原来的商品价值。当时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作出努力之后……出现了相对而言最好的情况。因为中国以前强调的是集体利益、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消费者或个人的利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我通过与假冒伪劣产品作斗争，为多数人服务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为社会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很多人并不理解我，出现了许多争议和大规模的辩论。尽管存在着各种争议和批评，我还是坚持我的做法。有的人说我不道德，说我才真是一个坏人，或者说我对合法公民抱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我是一名很好的公民。但是，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最佳利益。
由于一些企业的赞助和支持，我们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一方面就消费者的利益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一方面为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企业提供调查服务。那些权益遭到侵犯的企业需要调查，所以我们就开展了这项工作。
从今年4月至今，我们已经为我们的顾客展开了五十多起案件的调查……到1997年底，我们已经为一万多名消费者提供了咨询服务。通过我们的努力，以及中国媒体的报道推广，如今，消费者关于权益保护法的意识有了提高，第四十九条也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假冒伪劣产品的数量下降了。在大型百货商店，人们已经很难见到劣等商品了。但是，在一些非主流的渠道，这种商品还是存在的。
另外，总统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在美国有一种“全球侦探”（world hunters），他们专门负责抓罪犯，有不少人靠这份工作谋生。我觉得我的工作与这些人的工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去美国进行这类工作，我会被政府批评为不道德吗？
克林顿：不会。有意思的是，我们许多地方政府，像你们称呼的那样，我们的州政府，一些大城市的市政府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工作人员是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了解，当消费者购房、买车，或者买其他产品的时候，是否会受到欺骗，或者不公平、不合法的对待。所以，在我们的国家，发现这些问题的人通常自己就是政府的雇员，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当然，如果他们发现一家大企业要花费很多金钱才能改变的作为，他们有时候会遭到这个企业的批评，但是，大体上说，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不错的。当然情况并不一直就是这样，但在过去的20到25年里，情况是这样的。我想请我们的小说家，王女士谈一下，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电影人和其他从事创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变化的。您会怎样描述这些变化？
王女士：我是一名小说家。是一名个体……个体自由作家，所以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或者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自己感觉到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人们的价值观的转变，而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例如，年轻一代人会经常有一些与我们很不相同的观点……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今的中国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我们也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与我们的书是否能出版并没有关系。中国每年要出版几百部长篇小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跟三家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你的小说是不是能够出版，而是你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
每天的生活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信息。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惟一的问题是时间。我觉得市场向我们提出了最大的挑战。中国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各种各样通过合同方式合作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所有类型的视听产品、电视、广播，都在跟小说竞争观众，所以我感到小说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市场。我们真的必须努力吸收周围发生的一切，创作出高质量的小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形象。
请问总统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文学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吗？比方说，文学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过影响吗？
克林顿：噢，是的，很大。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愉悦，还有启发的作用。我们有大量文学书籍，美国每年要出版各种类型的散文和诗歌。文学课在我们的学校里非常重要。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们在家里与女儿广泛地讨论文学。她现在读的是大学里的书本，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她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她还希望我们能够试着去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对千百万的美国人来说，文学是他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每周，在我们的报纸上，都会刊登一份畅销书单，以及出版的精装书和平装书。因此，我认为它是美国人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我想请谢女士从她的观点谈一谈中国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大学生活是不是有所不同，以及年轻人求学的方向。
谢女士：好的。我在大学里工作，在过去20年里，我服务的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受惠良多。从复旦大学来看，就我个人的阅历而言，我们已经把1400百名教师送到国外学习，要么做访问学者，要么是研究生。他们中有80%的人已经学成归国，在他们的岗位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年，我们都与国外的访问学者有一个大型的交流计划。
这些人为我们大学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就像您，尊敬的总统先生说过的那样，改革开放对大学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最好的学生会去学数学和其他学科。但是这些年来，最好的学生会选择法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他们对数学这类传统科目不是那么感兴趣了。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一吧。
克林顿：我希望接着说下去。在座的有谁，教授们，希望对此作一些评论……我在与江主席会谈时，他说，我接受的是工程师的训练，朱？基总理也是这样，他们都曾经是上海市的市长。我与上海现任市长交谈时，他说，我是一名工程师。他还说，我们都是在建设中国的年代接受的训练。我们必须去建造，必须知道人们是怎么用双手去做事情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复杂了，人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比如在购物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需要更多律师。我知道的是，中国只有115000名律师，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怀疑，变化也许未必是社会变革的演进。
座谈者：有很多学生对法律学科非常感兴趣。是的，在中国，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律师，而在您的国家有相当多律师。有许多美国朋友告诉我，你们可以向我们出口一些律师。（笑声）
克林顿：我跟江主席说，我们的律师太多，工程师太少。也许我们只要相互作一下交换，而不必去修改学校的课程了……我们给你们律师，你们可以给我们工程师。（笑声）
座谈者：每年的确有很多学生想进入法学院或者综合大学学习。平均地来说，其中只有一名申请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被综合大学录取，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成为合格的普通院校的大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在上海，法律专业成了一个热门专业。
克林顿夫人：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大学校长――也许吴博士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方面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