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4)
毛远新生得体态健美，一表人材。“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印发了一个《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他的大名才借助毛泽东的威望，飞扬四海。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辽宁省宣传部门的首脑。后来爬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他起初像崇拜真神一样崇拜伯父毛泽东，同时，也像尊重生母那样尊敬江青，把她奉为自己的保护神。1973年，他帮助江青发动了学校中的“反回潮”运动，把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类的新造反派推荐给江青，这使江青大为赞赏。毛远新几次来京，得到伯父母的照顾，便以“东宫太子”自居，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坐镇辽宁，同时遥控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实际上成了东北三省之“王”。有人封他是“东北的太上皇”。他也逐渐学会利用手中职权，“指挥”别人。在生活上也向江青学习，从大连外轮上进口外国香烟、外国影片和录音带。江青看到有这样一个成器的侄儿，暗自高兴。她自从与毛泽东分居后，一直担心无法接近和操纵病中的毛泽东，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她相中了毛远新。为了隔离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接近毛泽东，当然更为了瞒上欺下、操纵局势的政治需要，她同三个“男臣”精心策划，于1975年9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病榻前，充当一名特殊的“联络员”。当时83岁的毛泽东病情日重，老态龙钟，别说巡视大江南北，到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说话吐字、饮食走路都日感困难。出席会议、接见客人也越来越少，确实需要一个联络员。于是毛远新成了最好的人选。
唐代女皇武则天曾经有过野心勃勃自视为太子的侄子武三思。江青这个70年代的“女皇”也效法武后，把崭露头角的侄儿毛远新看做自己的“太子”。毛远新受宠若惊，完全拜倒在“妈妈”的膝下，惟命是从，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和黑帮的骨干。毛远新进入中南海之后，在毛泽东的卧室另装了一部电话，归“联络员”专用，一头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了。
对于毛远新进中南海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许多政治局委员不以为然。这种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无力去制止。正如叶剑英后来所说，毛泽东病重以后，除了“四人帮”之外，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照顾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
11月。北京已进入冬季，冻手冻脚。中南海游泳池旁的毛泽东卧室内，已经供应暖气，但是年迈多病的室主人仍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出外活动。
2日上午毛远新来后不久，毛泽东醒来。听到室外风声阵阵，他轻轻移动身子，干咳数声。在这里扶持他的有女秘书和医护、服务人员。但亲人之中除毛远新外，再没有别人。儿子、女儿和儿媳、孙儿都在很远的地方，只有经过“批准”，才能来探视。那个久已分居的夫人，早已在钓鱼台独享清福，即使回中南海，也有她单独的住处，而且也是不经“批准”不能前来，当然，如果不为要钱和找别扭，她也绝不前来的。
“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
声音很小、很慢，且含混不清。毛远新听惯了，也听懂了，但他不想在自然气候上谈论太多，而是想遵照江青“妈妈”早已吩咐过数次的话题，谈谈政治气候。
“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
“什么风啊？”
毛泽东虽然听力下降，但那惯于思考的头脑依然很清醒，很敏感。他立刻嗅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政治动向。
“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听是“文化大革命”，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的最后一件，而且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虽然他已觉察有些问题，但毕竟功大于过，不失为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反修防修”的成功之举。即使有错，也要由他自己来承认，不许别人指责，更不许别人纠正！他挪动了一下身躯，半卧半坐，让毛远新细说下去，并认真倾听起来。
“联络员”难得这样的机会，于是将准备已久的“状纸”，逐条地和盘托出：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第二，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第三，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第四，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第五，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已经感到问题严重，但他多年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还想了解风势的来头，规模有多大。
“这股风刮得厉害吗？”
“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泽东自然清楚1972年这股风指的是周恩来。他听说比那次还凶，就习惯地紧蹙眉头，双目贯注，让毛远新继续说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毛远新压低声音，神情紧张地说出了关键的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主席讲的三项指示。”毛远新停一停说，“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不能容忍歪曲他的三项“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只抓生产，而不抓其他？这是不要阶级斗争，实质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他早已有所察觉，不久前康生带病受江青之托前来“告状”，就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吹风，提供“情报”……别人讲，他还有些怀疑，而病入膏肓的“康老”前来“忠告”，则不得不考虑了。为此，毛泽东最近已找过邓小平谈了两次。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是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钢铁公司”。毛泽东相信自己的侄儿谈的情况，有些是对的。不过，他对邓小平仍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为此，昨天晚上，又找他来谈了，不知态度有什么变化……
毛泽东想到这里，自言自语地说：“有两种态度，一个呢，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究竟是哪一种呢？”他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命令式地对毛远新说：
“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们。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之后，他又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几个开个小会吧，把你的意见全讲出来，讲完了再来。”
11时刚过，毛远新从毛泽东住所走出来。他急匆匆的，脸上表情激动、严峻，同时又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立即办理，不料，在当晚的会议上，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毛远新开过会，又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过了两天（11月4日晚），毛泽东又找毛远新去，布置中央政治局开会。
毛泽东定了调子：“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领会了意图，核对式地请示：“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毛泽东点头：“对。”然后特意嘱咐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毛远新却火速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透露给江青一伙。“四人帮”就好像掉在深潭里的人抓住了稻草，庆幸自己从政治危机中再一次得救。于是，在钓鱼台连夜开会，商议怎样在邓小平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让他彻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
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
“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肯让步的。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婉言拒绝了。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从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这样的特殊形式开始的。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揭露迟群“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和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作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你老人家如实汇报，请求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作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刘冰
副书记惠宪钧
副书记柳一安
常委吕方正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1975年10月13日，刘冰等人再次上书，又写了第二封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揭发、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作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曾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刘冰
副书记惠宪钧
副书记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在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中，只揭发、反映了迟群的一些严重问题。在他们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中，则不仅进一步大胆揭发、反映了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和国家教育部长，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新的事实，而且反映了谢静宜的问题，真有一股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仍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
迟群原为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为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干部。1968年夏天，毛泽东鉴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组织”，“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即不按“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专门闹派性、搞武斗，闹得首都不得安宁，遂派出最忠诚的八三四一部队和3万多首都工人，组成“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到8月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已全部进驻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接管了对这些学校的领导权。
迟群、谢静宜就是这样受命作为进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于1968年7月，进入了清华大学。迟群由于能言善辩，头脑灵活，野心大，手腕高，以后成为“宣传队”的负责人，并逐渐当上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因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比较受到上级信任，以后也成为“宣传队”负责人，并逐渐担任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迟群、谢静宜曾多次被江青派为“信使”，先后到部队、工厂、农村、机关传送江青写给一些单位的信和送给这些单位的批林批孔资料，中共中央文件上曾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因而使他们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在迟群、谢静宜控制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贯秉承江青的意图，炮制了大量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攻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服务的“理论文章”，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江青充当“笔杆子”“炮队”的一支骨干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或由这个“大批判组”化名的“梁效”的文章，竟能左右中国的舆论界和理论界，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梁效”的文章所透露的政治信息，竟然成为人们观察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在全国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很不正常的怪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四人帮”每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或想打倒某个人，必须先由“梁效”发起“舆论攻势”，用大块大块、整版整版的“理论文章”，作为“重型炮弹”，进行“火力袭击”，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是如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如此，在“评《水浒》”运动中是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是如此。
对于迟群，毛泽东并不熟悉，也无好感，因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经常在毛泽东那里反映迟群的恶劣行为，毛泽东曾说过，迟群是北京的一霸，不能当部长。对于谢静宜，毛泽东倒是比较熟悉，因她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常完成一些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故毛泽东总是称她为“小谢”。
刘冰等人揭发、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两封信，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把这两封信与社会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声，与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联系到了一起，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进行考虑，进行处理了。
于是，毛泽东在刘冰等人两次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毛泽东的意见是很明确的，不仅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把转信的邓小平也牵连了进去（当然，就是邓小平不转刘冰的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必然会爆发，不过是以其他的方式爆发罢了），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并且把刘冰上书这件事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问题的性质骤然严重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刘冰等人两封来信上的批示。
以此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拉开了帷幕。
在“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手操纵下，清华大学先后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言行。实质上是明批刘、周，暗指邓小平。
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策划下，贴出大批大字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消息很快传开，各地一些在全面整顿中受到批判的“帮派人物”，纷纷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一些在全面整顿中本来已经“安定团结”的地方，又纷纷乱了起来。一场新的政治动乱骤然而起，大有从北京涉及全国之势。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上表示了仍然坚持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看法。
随后，对邓小平的批评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工作，毛泽东仍对邓小平寄予一定程度的希望，让邓小平“专管外事”。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在会上宣读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上述党委的常委中传达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开展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唐代女皇武则天曾经有过野心勃勃自视为太子的侄子武三思。江青这个70年代的“女皇”也效法武后，把崭露头角的侄儿毛远新看做自己的“太子”。毛远新受宠若惊，完全拜倒在“妈妈”的膝下，惟命是从，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和黑帮的骨干。毛远新进入中南海之后，在毛泽东的卧室另装了一部电话，归“联络员”专用，一头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了。
对于毛远新进中南海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许多政治局委员不以为然。这种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无力去制止。正如叶剑英后来所说，毛泽东病重以后，除了“四人帮”之外，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照顾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
11月。北京已进入冬季，冻手冻脚。中南海游泳池旁的毛泽东卧室内，已经供应暖气，但是年迈多病的室主人仍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出外活动。
2日上午毛远新来后不久，毛泽东醒来。听到室外风声阵阵，他轻轻移动身子，干咳数声。在这里扶持他的有女秘书和医护、服务人员。但亲人之中除毛远新外，再没有别人。儿子、女儿和儿媳、孙儿都在很远的地方，只有经过“批准”，才能来探视。那个久已分居的夫人，早已在钓鱼台独享清福，即使回中南海，也有她单独的住处，而且也是不经“批准”不能前来，当然，如果不为要钱和找别扭，她也绝不前来的。
“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
声音很小、很慢，且含混不清。毛远新听惯了，也听懂了，但他不想在自然气候上谈论太多，而是想遵照江青“妈妈”早已吩咐过数次的话题，谈谈政治气候。
“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
“什么风啊？”
毛泽东虽然听力下降，但那惯于思考的头脑依然很清醒，很敏感。他立刻嗅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政治动向。
“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听是“文化大革命”，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的最后一件，而且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虽然他已觉察有些问题，但毕竟功大于过，不失为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反修防修”的成功之举。即使有错，也要由他自己来承认，不许别人指责，更不许别人纠正！他挪动了一下身躯，半卧半坐，让毛远新细说下去，并认真倾听起来。
“联络员”难得这样的机会，于是将准备已久的“状纸”，逐条地和盘托出：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第二，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第三，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第四，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第五，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已经感到问题严重，但他多年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还想了解风势的来头，规模有多大。
“这股风刮得厉害吗？”
“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泽东自然清楚1972年这股风指的是周恩来。他听说比那次还凶，就习惯地紧蹙眉头，双目贯注，让毛远新继续说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毛远新压低声音，神情紧张地说出了关键的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主席讲的三项指示。”毛远新停一停说，“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不能容忍歪曲他的三项“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只抓生产，而不抓其他？这是不要阶级斗争，实质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他早已有所察觉，不久前康生带病受江青之托前来“告状”，就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吹风，提供“情报”……别人讲，他还有些怀疑，而病入膏肓的“康老”前来“忠告”，则不得不考虑了。为此，毛泽东最近已找过邓小平谈了两次。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是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钢铁公司”。毛泽东相信自己的侄儿谈的情况，有些是对的。不过，他对邓小平仍抱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为此，昨天晚上，又找他来谈了，不知态度有什么变化……
毛泽东想到这里，自言自语地说：“有两种态度，一个呢，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究竟是哪一种呢？”他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命令式地对毛远新说：
“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们。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之后，他又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几个开个小会吧，把你的意见全讲出来，讲完了再来。”
11时刚过，毛远新从毛泽东住所走出来。他急匆匆的，脸上表情激动、严峻，同时又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立即办理，不料，在当晚的会议上，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毛远新开过会，又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过了两天（11月4日晚），毛泽东又找毛远新去，布置中央政治局开会。
毛泽东定了调子：“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领会了意图，核对式地请示：“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毛泽东点头：“对。”然后特意嘱咐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毛远新却火速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透露给江青一伙。“四人帮”就好像掉在深潭里的人抓住了稻草，庆幸自己从政治危机中再一次得救。于是，在钓鱼台连夜开会，商议怎样在邓小平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让他彻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
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
“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肯让步的。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婉言拒绝了。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从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这样的特殊形式开始的。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揭露迟群“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和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作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你老人家如实汇报，请求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作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刘冰
副书记惠宪钧
副书记柳一安
常委吕方正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1975年10月13日，刘冰等人再次上书，又写了第二封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揭发、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作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曾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刘冰
副书记惠宪钧
副书记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在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中，只揭发、反映了迟群的一些严重问题。在他们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中，则不仅进一步大胆揭发、反映了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和国家教育部长，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新的事实，而且反映了谢静宜的问题，真有一股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仍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
迟群原为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为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干部。1968年夏天，毛泽东鉴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组织”，“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即不按“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专门闹派性、搞武斗，闹得首都不得安宁，遂派出最忠诚的八三四一部队和3万多首都工人，组成“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到8月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已全部进驻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接管了对这些学校的领导权。
迟群、谢静宜就是这样受命作为进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于1968年7月，进入了清华大学。迟群由于能言善辩，头脑灵活，野心大，手腕高，以后成为“宣传队”的负责人，并逐渐当上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因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比较受到上级信任，以后也成为“宣传队”负责人，并逐渐担任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迟群、谢静宜曾多次被江青派为“信使”，先后到部队、工厂、农村、机关传送江青写给一些单位的信和送给这些单位的批林批孔资料，中共中央文件上曾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因而使他们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在迟群、谢静宜控制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贯秉承江青的意图，炮制了大量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攻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服务的“理论文章”，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江青充当“笔杆子”“炮队”的一支骨干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或由这个“大批判组”化名的“梁效”的文章，竟能左右中国的舆论界和理论界，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梁效”的文章所透露的政治信息，竟然成为人们观察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在全国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很不正常的怪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四人帮”每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或想打倒某个人，必须先由“梁效”发起“舆论攻势”，用大块大块、整版整版的“理论文章”，作为“重型炮弹”，进行“火力袭击”，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是如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如此，在“评《水浒》”运动中是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是如此。
对于迟群，毛泽东并不熟悉，也无好感，因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经常在毛泽东那里反映迟群的恶劣行为，毛泽东曾说过，迟群是北京的一霸，不能当部长。对于谢静宜，毛泽东倒是比较熟悉，因她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常完成一些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故毛泽东总是称她为“小谢”。
刘冰等人揭发、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两封信，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把这两封信与社会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声，与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联系到了一起，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进行考虑，进行处理了。
于是，毛泽东在刘冰等人两次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毛泽东的意见是很明确的，不仅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把转信的邓小平也牵连了进去（当然，就是邓小平不转刘冰的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必然会爆发，不过是以其他的方式爆发罢了），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并且把刘冰上书这件事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问题的性质骤然严重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刘冰等人两封来信上的批示。
以此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拉开了帷幕。
在“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手操纵下，清华大学先后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言行。实质上是明批刘、周，暗指邓小平。
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策划下，贴出大批大字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消息很快传开，各地一些在全面整顿中受到批判的“帮派人物”，纷纷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一些在全面整顿中本来已经“安定团结”的地方，又纷纷乱了起来。一场新的政治动乱骤然而起，大有从北京涉及全国之势。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上表示了仍然坚持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看法。
随后，对邓小平的批评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工作，毛泽东仍对邓小平寄予一定程度的希望，让邓小平“专管外事”。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在会上宣读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上述党委的常委中传达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开展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