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3)
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独挡一面，创建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追随毛泽东爬雪地、过草地，靠两只脚板走到了陕北。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与刘伯承等同志一起，以华北太行山为依托，开辟建立和坚持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建立的一块地域最大的根据地，多次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一起，指挥部队，首战上党，歼敌3.5万余人，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军事支持和鼓舞，再战平汉线，歼敌3万余人，大大增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尤其令毛泽东深深难忘的，是在1947年6月，这既是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前夜，也是解放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进攻下，手中掌握的兵力有限，条件极为艰难。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勇挑重担，与刘伯承一起，毅然地发起了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千里大进军。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不要后方，全部轻装，以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将进攻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心脏地区，歼灭了大量敌军，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33个旅于自己周围，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其他解放区的压力。此举有力地扭转了全国的战局，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受命担任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一起，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歼敌55.5万余人，使长江以北尽归我手，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预定的作战方针。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亲自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取南京，攻克上海，连战皆捷。胜利捷报传到北京，毛泽东欣喜异常，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尔后，邓小平征尘未洗，又与刘伯承一起，率领二野大军离开最繁华最富庶的京沪杭地区，发起了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横扫千军如卷席”，很快解放了西南全境。对于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中曾作了高度评价，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除此之外，邓小平那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工作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
进入中央工作以后，邓小平在主持财经、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和中央组织部、主持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中，立党为公，有功不骄，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不拉“小圈子”，坚决揭露和反对高、饶的反党宗派、分裂活动，维护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和权威，赢得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中共八大以前，毛泽东曾利用一些场合对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工作”。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准备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问题时，指出：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评价了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接着，毛泽东又对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10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几）……
从毛泽东这次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来看，意图是明确的：
一是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宣传、造舆论。
二是为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宣传、造舆论。
三是通过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使与会的中央委员们了解邓小平，并通过他们向参加八大预备会议的代表们宣传邓小平。
四是表明中共八大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确实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
五是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有着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对中共高级干部历来要求严格，很少赞扬，偶尔评价几句，说某人“是个老实人”，某人“比较忠厚”，就是很高的赞语了。而这次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却非同寻常。毛泽东一再称赞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任总书记“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此殊荣的人，确实为数不多。
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
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同时，邓小平还分管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在中共八大以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毛泽东对他又选定的这位接班人是满意的，并且继续在一些国内外重大场合上宣传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们了解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在一次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谈到了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
接着，毛泽东一一评价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说：
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
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刘少奇被他列为第一位的接班人。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党内外作了一系列的工作，要求党内外同意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一年多以后，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被列为第二位的接班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其“很有发展前途”。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邓小平也必将在60年代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在1959年4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1.多谋善断。2.留有余地。3.波浪式前进。4.实事求是。5.要善于观察形势。6.当机立断。7.与人通气。8.解除封锁。9.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10.要历史地观察问题。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12.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13.要解放思想。14.关于批评。15.集体领导。16.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
毛泽东在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另外，毛泽东还在一些小范围内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196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久负盛名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很关心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千方百计进行了解。毛泽东知道后，在武昌会见了蒙哥马利。当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明确回答：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是毛泽东在回答了苏联赫鲁晓夫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后，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明确表示中国的接班人问题。
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这些措施以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他们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
尽管如此，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对他亲自选定的又一位接班人——邓小平的看法也仍然是很好的。
1965年，周恩来总理或许已经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先兆”，为此，向中央一些老资格的同志“打招呼”，以便使他们在思想上能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有所准备。196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看望正在家休息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王稼祥早年曾在苏联留学，1930年归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理论刊物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在遵义会议前夕，第一个同王明错误路线决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党、指挥红军。以后，毛泽东多次称赞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意思是在关键时刻的发言起了重要作用）。但在60年代，王稼祥已因所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三和一少’的错误路线”而受到批判，离开了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岗位，在家休息。周恩来在这次同王稼祥的谈话中，除了对王稼祥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以外，还告诉他：人事变动极大，党中央的继承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我只能干干跑龙套的演员，而不能掌舵。
这说明，一直到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基本上被毛泽东排除之后，在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对于以后究竟是选择邓小平还是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正式接班人，尚未最后确定下来。
风暴骤起卷神州
60年代后期，当中国刚刚从“大跃进”造成的巨大困难中恢复过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呈现勃勃生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
这场席卷中国城乡的动乱整整持续了10年之久，成为新中国建国以后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对此，邓小平1980年4月1日在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邓小平指出：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一位东欧国家党的总书记时，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从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发展的逻辑产物。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长文，名曰评《海瑞罢官》，似乎矛头是对着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这一点，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更深层的目标，则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对于这篇文章起草和发表的内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来势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实目的，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均不知道。尽管如此，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试图把这场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并使运动尽可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他们的努力，曾经收到过一定的效果。
除此之外，邓小平那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工作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
进入中央工作以后，邓小平在主持财经、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和中央组织部、主持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中，立党为公，有功不骄，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不拉“小圈子”，坚决揭露和反对高、饶的反党宗派、分裂活动，维护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和权威，赢得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中共八大以前，毛泽东曾利用一些场合对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工作”。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准备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问题时，指出：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评价了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接着，毛泽东又对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10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几）……
从毛泽东这次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来看，意图是明确的：
一是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宣传、造舆论。
二是为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宣传、造舆论。
三是通过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使与会的中央委员们了解邓小平，并通过他们向参加八大预备会议的代表们宣传邓小平。
四是表明中共八大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确实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
五是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有着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对中共高级干部历来要求严格，很少赞扬，偶尔评价几句，说某人“是个老实人”，某人“比较忠厚”，就是很高的赞语了。而这次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却非同寻常。毛泽东一再称赞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任总书记“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此殊荣的人，确实为数不多。
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
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同时，邓小平还分管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在中共八大以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毛泽东对他又选定的这位接班人是满意的，并且继续在一些国内外重大场合上宣传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们了解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在一次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谈到了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
接着，毛泽东一一评价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说：
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
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刘少奇被他列为第一位的接班人。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党内外作了一系列的工作，要求党内外同意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一年多以后，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被列为第二位的接班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其“很有发展前途”。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邓小平也必将在60年代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在1959年4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1.多谋善断。2.留有余地。3.波浪式前进。4.实事求是。5.要善于观察形势。6.当机立断。7.与人通气。8.解除封锁。9.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10.要历史地观察问题。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12.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13.要解放思想。14.关于批评。15.集体领导。16.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
毛泽东在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另外，毛泽东还在一些小范围内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196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久负盛名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很关心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千方百计进行了解。毛泽东知道后，在武昌会见了蒙哥马利。当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明确回答：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是毛泽东在回答了苏联赫鲁晓夫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后，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明确表示中国的接班人问题。
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这些措施以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他们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
尽管如此，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对他亲自选定的又一位接班人——邓小平的看法也仍然是很好的。
1965年，周恩来总理或许已经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先兆”，为此，向中央一些老资格的同志“打招呼”，以便使他们在思想上能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有所准备。196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看望正在家休息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王稼祥早年曾在苏联留学，1930年归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理论刊物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在遵义会议前夕，第一个同王明错误路线决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党、指挥红军。以后，毛泽东多次称赞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意思是在关键时刻的发言起了重要作用）。但在60年代，王稼祥已因所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三和一少’的错误路线”而受到批判，离开了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岗位，在家休息。周恩来在这次同王稼祥的谈话中，除了对王稼祥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以外，还告诉他：人事变动极大，党中央的继承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我只能干干跑龙套的演员，而不能掌舵。
这说明，一直到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基本上被毛泽东排除之后，在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对于以后究竟是选择邓小平还是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正式接班人，尚未最后确定下来。
风暴骤起卷神州
60年代后期，当中国刚刚从“大跃进”造成的巨大困难中恢复过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呈现勃勃生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
这场席卷中国城乡的动乱整整持续了10年之久，成为新中国建国以后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对此，邓小平1980年4月1日在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邓小平指出：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一位东欧国家党的总书记时，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从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发展的逻辑产物。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长文，名曰评《海瑞罢官》，似乎矛头是对着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这一点，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更深层的目标，则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对于这篇文章起草和发表的内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来势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实目的，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均不知道。尽管如此，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试图把这场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并使运动尽可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他们的努力，曾经收到过一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