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2)
中共八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有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里程碑的作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召开26年以后，邓小平对这次大会作了如下评价：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八大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邓小平曾两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这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的作者薛庆起在对中共党史，对毛泽东、邓小平生平与思想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比较慎重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新结论。
这个结论来源于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复杂的历史情况以及对五六十年代那段曲折发展的历史的回顾、反思、研究、澄清和再认识。
1956年八大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邓小平选为接班人的时期。从中共的历史上看，现任党的领导人从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长远利益考虑，提前选拔接班人的事，在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没有发生过。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党的主要负责人始终是陈独秀，他先后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陈独秀在党内威信高，年龄大，资格老，权威重。在中共筹备成立期间和中共初创时期，陈独秀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不应否认。但陈独秀只是一个学者、学问家，充其量可以算一个宣传家。对于政治斗争的领导，尤其是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他确实外行。
陈独秀的领导作风，又是百分之百的“家长制作风”，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要有人与他一言不合，就大发脾气。这样，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当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一经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靠中共自己的力量就很难纠正。在中共八七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借助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才把陈独秀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了下来。
在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许多年轻的同志已经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崭露头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等青年新秀或在中央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或独挡一面，均已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但陈独秀却视而不见，十分自负，从来不考虑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瞿秋白被历史推上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位置。但正如瞿秋白自己以后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文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人。他十分适合作他比较擅长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或翻译工作等。把他这样一个学者型、文人型的人推举到一个政党的领导者地位上，他实在是力不从心，不能胜任。他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来不及考虑培养选拔比较合适的同志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就因犯了左倾错误，匆匆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瞿秋白没有个人野心，也不迷恋权力地位，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同志推举他上去，他就上去；在主持中央工作中犯了错误，同志们要他下来，他就下来，毫不计较和考虑个人的得失，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政治品质是高尚的。
由于中共的前两任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大知识分子，又都分别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就使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分子不可靠，左右摇摆，不能担任党的领导人。于是，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纯粹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许多党史著作中，称向忠发在中共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此种说法不够确切。向忠发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风，都不能承担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任，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只是挂了个“负总责”的名义。向于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招供，后被国民党蒋介石下令处决。
虽然中共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推选了“工人成分”的向忠发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是从六大上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五人来看，周恩来不仅早已居于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之中，而且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一直在中共中央起着重要的作用。他那丰富的经验，严谨的作风，过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高尚的品质，早已为全党所熟悉。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主要报告人身份和中共六大秘书长的突出地位，也标志着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从党的历史发展看，如果以后没有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事件，周恩来将会成为中共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在中共六大以后的中央工作中，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共中央起着重要的领导核心的作用。
1930年，在周恩来出国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李立三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有一定的名气，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后又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出国以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无人可以遏制，终于在1930年6月至9月，发展成为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历史上称之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践中使党和红军受到极大的损失，共产国际也对李立三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批评。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回国后，与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曾参加这次全会的聂荣臻以后回顾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立三路线”反倒成为以后王明一伙上台的“契机”。
王明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能说会道，得到校领导的好感。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为了达到在中共中央内部扶植起一个一切听命于自己的小宗派的目的，就支持王明等人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1929年前后，王明一伙先后回到国内，但并没有很快居于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李立三、瞿秋白等心怀不满。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他们不仅继续抓住“立三路线”不放，而且把矛头指向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诬指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彻底，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等等，力图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代表”形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起突然袭击。在会上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害，使党和红军遭到惨重损失，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党，没有一个团结的、稳定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就不可能从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长远利益考虑，提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选拔、培养和锻炼党的接班人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保持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连续性、稳定性，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而且有时甚至会给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合格的人提供了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机会（如向忠发上台）；更有甚者，甚至会给王明这样的宗派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使他们的篡权阴谋能够得逞。
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历史教训。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创了崭新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毛泽东的领导，经过安理会议、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为全党所承认，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一个成熟的稳定的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终于在遵义会议以后真正形成了。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空前成熟、团结和统一。大会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列入了党章，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中共七大上，也标志着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刘少奇在党内重要地位的形成。刘少奇同毛泽东一样也是湖南人，早年曾在长沙读书。有意思的是，当年长沙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校学生之间来往频繁，而刘少奇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接班人，当年与毛泽东并不认识。
刘少奇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2年回国以后，8月，被党组织派回湖南工作。毛泽东这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即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一间小房子里，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从此，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共同合作奋斗。9月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到安源煤矿开展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高度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能力，为党内外所注意，开始成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新秀，地位迅速上升。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开始担负起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五卅惨案前夕，他前往上海，同其他同志一起，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大罢工，掀起了五卅运动的浪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在他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期间，同邓中夏等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战争。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后，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工作中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白区工作错误方针。在艰苦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注意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解决了白区工作中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恢复、发展和重建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刘少奇的正确主张曾经受到过压制和批评，但历史发展证明其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在以后中共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刘少奇是中共“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到王明错误路线排斥的时候，刘少奇亦因在白区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受到压制，两人在此期间，对王明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有共同的看法。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刘少奇担任过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并首先提出了应从政治路线上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问题。虽然在当时讨论政治路线错误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刘少奇的发言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刘少奇具有相同的看法，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没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的问题，只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问题。
长征胜利后，刘少奇先后担任过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实现华北、华中地区党组织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开辟和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圆满实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2年，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彻底肃清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中共七大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此，毛泽东特意调远在华中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电报，严令务必确保刘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对刘少奇安危的极大关注。1943年，刘少奇抵达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期望。从这时起，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科学论述，深刻地、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是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共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再次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应当指出，毛泽东对他第一次选定的这位接班人，是寄予了极大期望和充分信任的。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但是，刘少奇作为接班人，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带兵打仗经验（虽然也曾主管过新四军的工作，担任过短期的新四军政治委员），二是年龄仅比毛泽东小5岁，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可以不考虑年龄因素，因为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牺牲的事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而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环境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考虑接班人就是长远之计了，因此不能不考虑到年龄的因素，而拉开现任中央主要负责人与将来接班的中央接班人的年龄差距。而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比刘少奇小6岁，作为又一位接班人来培养显然是最为合适的。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4）
从1952年毛泽东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来看，显然对邓小平寄托着极大的信任和期望。邓小平到中央工作的短短四年间，地位不断上升。接连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其间曾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中央财政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这说明，毛泽东确实在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的合适人选而予以多方面的锻炼、培养和使用。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党、政、军高级干部，有两种人比较信任和器重。一种人是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有丰富的党务工作和其他多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具有突出的领导过多方面工作的能力，并且善于把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会写理论文章。一种人是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或者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者具有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从士兵到将军，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具有带兵才能，能够领兵打仗，一声令下，攻无不克，战则必胜。尤其是对于久经沙场的战将，毛泽东往往格外器重和信任，即使有些缺点也深信不疑，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也可以谅解。
而在邓小平身上，对于上述两种人的优点和长处均不仅兼而有之，而且都十分突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欧洲、在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
就经邦治国的多方面经验而言，邓小平从抗日战争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到解放战争中在中原解放区，直到建国前后主政大西南，均为党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历任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
中共八大召开26年以后，邓小平对这次大会作了如下评价：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八大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邓小平曾两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这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的作者薛庆起在对中共党史，对毛泽东、邓小平生平与思想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比较慎重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新结论。
这个结论来源于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复杂的历史情况以及对五六十年代那段曲折发展的历史的回顾、反思、研究、澄清和再认识。
1956年八大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邓小平选为接班人的时期。从中共的历史上看，现任党的领导人从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长远利益考虑，提前选拔接班人的事，在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没有发生过。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党的主要负责人始终是陈独秀，他先后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陈独秀在党内威信高，年龄大，资格老，权威重。在中共筹备成立期间和中共初创时期，陈独秀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不应否认。但陈独秀只是一个学者、学问家，充其量可以算一个宣传家。对于政治斗争的领导，尤其是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他确实外行。
陈独秀的领导作风，又是百分之百的“家长制作风”，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要有人与他一言不合，就大发脾气。这样，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当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一经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靠中共自己的力量就很难纠正。在中共八七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借助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才把陈独秀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了下来。
在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许多年轻的同志已经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崭露头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等青年新秀或在中央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或独挡一面，均已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但陈独秀却视而不见，十分自负，从来不考虑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瞿秋白被历史推上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位置。但正如瞿秋白自己以后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文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人。他十分适合作他比较擅长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或翻译工作等。把他这样一个学者型、文人型的人推举到一个政党的领导者地位上，他实在是力不从心，不能胜任。他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来不及考虑培养选拔比较合适的同志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就因犯了左倾错误，匆匆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瞿秋白没有个人野心，也不迷恋权力地位，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同志推举他上去，他就上去；在主持中央工作中犯了错误，同志们要他下来，他就下来，毫不计较和考虑个人的得失，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政治品质是高尚的。
由于中共的前两任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大知识分子，又都分别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就使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分子不可靠，左右摇摆，不能担任党的领导人。于是，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纯粹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许多党史著作中，称向忠发在中共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此种说法不够确切。向忠发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风，都不能承担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任，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只是挂了个“负总责”的名义。向于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招供，后被国民党蒋介石下令处决。
虽然中共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推选了“工人成分”的向忠发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是从六大上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五人来看，周恩来不仅早已居于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之中，而且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一直在中共中央起着重要的作用。他那丰富的经验，严谨的作风，过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高尚的品质，早已为全党所熟悉。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主要报告人身份和中共六大秘书长的突出地位，也标志着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从党的历史发展看，如果以后没有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事件，周恩来将会成为中共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在中共六大以后的中央工作中，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共中央起着重要的领导核心的作用。
1930年，在周恩来出国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李立三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有一定的名气，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后又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出国以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无人可以遏制，终于在1930年6月至9月，发展成为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历史上称之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践中使党和红军受到极大的损失，共产国际也对李立三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批评。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回国后，与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曾参加这次全会的聂荣臻以后回顾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立三路线”反倒成为以后王明一伙上台的“契机”。
王明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能说会道，得到校领导的好感。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为了达到在中共中央内部扶植起一个一切听命于自己的小宗派的目的，就支持王明等人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1929年前后，王明一伙先后回到国内，但并没有很快居于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李立三、瞿秋白等心怀不满。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他们不仅继续抓住“立三路线”不放，而且把矛头指向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诬指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彻底，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等等，力图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代表”形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起突然袭击。在会上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害，使党和红军遭到惨重损失，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党，没有一个团结的、稳定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就不可能从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长远利益考虑，提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选拔、培养和锻炼党的接班人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保持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连续性、稳定性，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而且有时甚至会给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合格的人提供了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机会（如向忠发上台）；更有甚者，甚至会给王明这样的宗派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使他们的篡权阴谋能够得逞。
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历史教训。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创了崭新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毛泽东的领导，经过安理会议、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为全党所承认，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一个成熟的稳定的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终于在遵义会议以后真正形成了。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空前成熟、团结和统一。大会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列入了党章，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中共七大上，也标志着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刘少奇在党内重要地位的形成。刘少奇同毛泽东一样也是湖南人，早年曾在长沙读书。有意思的是，当年长沙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校学生之间来往频繁，而刘少奇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接班人，当年与毛泽东并不认识。
刘少奇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2年回国以后，8月，被党组织派回湖南工作。毛泽东这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即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一间小房子里，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从此，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共同合作奋斗。9月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到安源煤矿开展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高度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能力，为党内外所注意，开始成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新秀，地位迅速上升。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开始担负起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五卅惨案前夕，他前往上海，同其他同志一起，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大罢工，掀起了五卅运动的浪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在他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期间，同邓中夏等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战争。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后，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工作中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白区工作错误方针。在艰苦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注意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解决了白区工作中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恢复、发展和重建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刘少奇的正确主张曾经受到过压制和批评，但历史发展证明其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在以后中共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刘少奇是中共“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到王明错误路线排斥的时候，刘少奇亦因在白区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受到压制，两人在此期间，对王明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有共同的看法。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刘少奇担任过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并首先提出了应从政治路线上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问题。虽然在当时讨论政治路线错误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刘少奇的发言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刘少奇具有相同的看法，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没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的问题，只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问题。
长征胜利后，刘少奇先后担任过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实现华北、华中地区党组织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开辟和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圆满实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2年，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彻底肃清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中共七大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此，毛泽东特意调远在华中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电报，严令务必确保刘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对刘少奇安危的极大关注。1943年，刘少奇抵达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期望。从这时起，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科学论述，深刻地、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是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共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再次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应当指出，毛泽东对他第一次选定的这位接班人，是寄予了极大期望和充分信任的。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但是，刘少奇作为接班人，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带兵打仗经验（虽然也曾主管过新四军的工作，担任过短期的新四军政治委员），二是年龄仅比毛泽东小5岁，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可以不考虑年龄因素，因为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牺牲的事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而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环境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考虑接班人就是长远之计了，因此不能不考虑到年龄的因素，而拉开现任中央主要负责人与将来接班的中央接班人的年龄差距。而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比刘少奇小6岁，作为又一位接班人来培养显然是最为合适的。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4）
从1952年毛泽东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来看，显然对邓小平寄托着极大的信任和期望。邓小平到中央工作的短短四年间，地位不断上升。接连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其间曾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中央财政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这说明，毛泽东确实在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的合适人选而予以多方面的锻炼、培养和使用。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党、政、军高级干部，有两种人比较信任和器重。一种人是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有丰富的党务工作和其他多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具有突出的领导过多方面工作的能力，并且善于把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会写理论文章。一种人是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或者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者具有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从士兵到将军，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具有带兵才能，能够领兵打仗，一声令下，攻无不克，战则必胜。尤其是对于久经沙场的战将，毛泽东往往格外器重和信任，即使有些缺点也深信不疑，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也可以谅解。
而在邓小平身上，对于上述两种人的优点和长处均不仅兼而有之，而且都十分突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欧洲、在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
就经邦治国的多方面经验而言，邓小平从抗日战争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到解放战争中在中原解放区，直到建国前后主政大西南，均为党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历任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