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0)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央决定设立华东军政委员会，并准备像其他大区一样，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时，事前向华东局征求意见。饶漱石竟采用欺骗手法，向中央报告说，华东局经过研究，认为由饶漱石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比较合适，而陈毅则专门负责上海的工作（陈毅当时兼任上海市长）。由此又一次暴露出饶漱石那种不顾大局，惟权是争，惟利是夺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
1953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同时，饶漱石亦被调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高岗、饶漱石二人之间，在历史上并无渊源。一个长期在西北、东北工作，一个长期在华中、华东工作，既非同乡，又非好友，也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到中央工作以后，由于彼此之间野心相合，气味相投，出于互相利用的需要，开始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反党分裂阴谋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惟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手法。”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矛头，对着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制造谎言，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自我吹嘘，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拉拢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高岗经常举行的宴会和舞会，就是他搞阴谋活动拉拢腐蚀干部的一种手法。一时间，高岗门前大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风光。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认为时机已到，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大肆活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利用主持会议的机会，离开会议原定的主题，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由于中央及时察觉，排除了他们的干扰，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会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地区进行游说，继续进行阴谋活动。饶漱石则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与高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通过发动对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副部长的无理斗争，借以达到攻击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的目的。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到1953年底达到顶点。毛泽东在12月要休假时，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和1949年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刘少奇曾两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本来，刘少奇在党内一直居于第二把手的地位，毛泽东主席休假，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既顺理成章，又是过去的惯例。但高岗却出来反对。
高岗的目的，就是要推倒在他前边的刘少奇、周恩来，而由他担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在当时全国的六个大区中：东北大区属于在他的控制之下；与中南大区的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也达成了协议，（高岗为此曾亲自到正在杭州休养的林彪那里，多次与林彪密谋）；华东大区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全力支持他。因此，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就在这时候，邓小平发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并及时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对于这一段历史事实，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谈话中，是这样讲的：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于党内问题的看法，历来是见微知著，月晕知风，础润知雨，从不会掉以轻心的。听了邓小平等同志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揭露，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联系到高、饶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反常表现，更使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搞好团结的重要性，告诫领导干部要加强团结，消除山头。这时，其他同志也陆续向中央揭发了高、饶的非组织分裂活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饶发出严重警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饶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光，打倒一批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亲自找一些人谈话，分头作调查研究，摸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很快掌握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向高岗严肃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要求他深刻反省，认识错误，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和人民。
为了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在执政条件下的思想认识，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纪律，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4年2月中共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报告，号召全党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发言，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了加强党的团结，防止骄傲自满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发言中，首先强调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反对骄傲自满的重要性。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接着，邓小平在发言中，严肃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妄自尊大，抬高自己，违背党的原则，破坏党的团结，攻击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等反党阴谋活动。指出：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
最后，邓小平在发言中，强调指出：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
邓小平还高度评价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具有与延安整风同样的作用。认为，“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党对于那种有意识的破坏党的团结，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危害党的分子，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
高岗、饶漱石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全会上作了检查，但避重就轻，很不深刻。
会后，为了彻底查清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参加了这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露、调查、核实了高、饶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揭露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揭露了饶漱石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和他与高岗合谋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分别召集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饶的反党活动，肃清了他们在这些地区的错误影响。
高、饶反党事件发生后，华东局扩大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因为饶漱石在华东地区曾长期工作过。据张劲夫在《坦言宏论千载传——回忆陈毅同志》一文中回忆，陈毅在一次发言中，谈到饶漱石问题时说：“饶与高岗过去不认识，未在一起工作过。饶与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过，受到刘的赏识，由于刘的推荐，党中央委以重任，按旧道德说，刘对饶是有恩的。而却发生饶攻击刘投靠高，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陈毅分析：饶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国解放后，“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为了要做更大的官，个人主义的权欲膨胀，因此就产生投机心。于是用鼻子到处嗅，当饶嗅到刘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涨，于是就弃刘靠高，有如旧社会的政客投机。结果，饶对“股票”行情未有看准，“偷鸡不成蚀把米”，阴谋暴露了。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最后，陈毅又坦诚告诫与会干部说：“不要伸手，谨防扒手。”个人对党组织不要伸手。党内是有扒手的，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需要有警惕性。陈毅还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政治上不要患有伤风感冒，鼻子嗅觉不灵了，要警惕，对搞阴谋者，不要失去警觉性，要能闻出他的气味不对，防止上当受骗。陈毅的坦言宏论，给与会干部以深刻的教育。
高、饶在全部阴谋活动被揭露以后，不思悔改，不深刻检查。高岗先后两次自杀，终于在1954年8月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于1975年病逝。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团结一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分裂阴谋活动。邓小平在这场涉及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边，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阴谋，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第三次任中央秘书长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集中统一领导，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全国各大区一级党政机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
至此，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陆续设立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各大区及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各大区中央局；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初期为军政委员会），一并撤销。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将原来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以后又有撤销、增设等变动）。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对邓小平来说并不陌生。须知，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伟大潮流中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担任这个重要而又关键性的职务了。
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1927年底到1929年夏。
邓小平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前后。
邓小平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1954年4月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但是，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却与前两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前两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作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处理事务性的具体工作，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服务。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则是作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即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下设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负责人，直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决定在中央设立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收入毛泽东1955年10月的一个批示中，曾提到，中央副秘书长共有8位）组成的“中央秘书长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事务，以减轻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担。
中央秘书长会议的成员有：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政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谭震林（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胡乔木（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宋任穷（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
马明方（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
刘澜涛（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林枫（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李雪峰（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为：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这一届的中央书记处是1945年6月19日，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顺序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于1945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6月任中央书记处代理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时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共八大以后的中央书记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构成和职能类似于中共八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更远一些说，是从1945年中共七大至1956年中共八大，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50年代，百废待兴，由于全党全国面临的空前繁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各项重大日常工作的处理，最后都集中到了中央书记处这里，使五位中共领袖确有日理万机之感。为此，在1954年，中央决定建立秘书长制度。即：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经常的中央秘书长会议，其任务是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和处理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办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交议或交办的其他工作。同时，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下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对全党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在政府系统，则建立由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决定国家日常事务的制度。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通过国务院国务会议、中共中央军委、中央秘书长会议来行使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处理大量繁忙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日常工作。这就减轻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担，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集中精力，考虑、研究和制定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发展问题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及理论问题等，创造了条件。
从195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中央秘书长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设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3）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具有思想敏锐，才思敏捷，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令行禁止，富有创造性等特点。难怪周恩来总理以后曾颇为感慨地评价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而他自己则是属于举轻若重。这虽然是周恩来的谦虚之词，但其中倒也说出了邓小平的若干特征。
邓小平到中央以后的工作情况，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证明：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53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同时，饶漱石亦被调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高岗、饶漱石二人之间，在历史上并无渊源。一个长期在西北、东北工作，一个长期在华中、华东工作，既非同乡，又非好友，也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到中央工作以后，由于彼此之间野心相合，气味相投，出于互相利用的需要，开始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反党分裂阴谋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惟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手法。”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矛头，对着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制造谎言，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自我吹嘘，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拉拢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高岗经常举行的宴会和舞会，就是他搞阴谋活动拉拢腐蚀干部的一种手法。一时间，高岗门前大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风光。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认为时机已到，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大肆活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利用主持会议的机会，离开会议原定的主题，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由于中央及时察觉，排除了他们的干扰，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会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地区进行游说，继续进行阴谋活动。饶漱石则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与高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通过发动对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副部长的无理斗争，借以达到攻击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的目的。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到1953年底达到顶点。毛泽东在12月要休假时，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和1949年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刘少奇曾两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本来，刘少奇在党内一直居于第二把手的地位，毛泽东主席休假，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既顺理成章，又是过去的惯例。但高岗却出来反对。
高岗的目的，就是要推倒在他前边的刘少奇、周恩来，而由他担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在当时全国的六个大区中：东北大区属于在他的控制之下；与中南大区的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也达成了协议，（高岗为此曾亲自到正在杭州休养的林彪那里，多次与林彪密谋）；华东大区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全力支持他。因此，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就在这时候，邓小平发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并及时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对于这一段历史事实，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谈话中，是这样讲的：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于党内问题的看法，历来是见微知著，月晕知风，础润知雨，从不会掉以轻心的。听了邓小平等同志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揭露，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联系到高、饶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反常表现，更使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搞好团结的重要性，告诫领导干部要加强团结，消除山头。这时，其他同志也陆续向中央揭发了高、饶的非组织分裂活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饶发出严重警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饶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光，打倒一批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亲自找一些人谈话，分头作调查研究，摸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很快掌握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向高岗严肃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要求他深刻反省，认识错误，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和人民。
为了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在执政条件下的思想认识，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纪律，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4年2月中共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报告，号召全党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发言，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了加强党的团结，防止骄傲自满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发言中，首先强调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反对骄傲自满的重要性。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接着，邓小平在发言中，严肃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妄自尊大，抬高自己，违背党的原则，破坏党的团结，攻击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等反党阴谋活动。指出：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
最后，邓小平在发言中，强调指出：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
邓小平还高度评价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具有与延安整风同样的作用。认为，“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党对于那种有意识的破坏党的团结，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危害党的分子，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
高岗、饶漱石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全会上作了检查，但避重就轻，很不深刻。
会后，为了彻底查清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参加了这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露、调查、核实了高、饶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揭露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揭露了饶漱石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和他与高岗合谋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分别召集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饶的反党活动，肃清了他们在这些地区的错误影响。
高、饶反党事件发生后，华东局扩大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因为饶漱石在华东地区曾长期工作过。据张劲夫在《坦言宏论千载传——回忆陈毅同志》一文中回忆，陈毅在一次发言中，谈到饶漱石问题时说：“饶与高岗过去不认识，未在一起工作过。饶与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过，受到刘的赏识，由于刘的推荐，党中央委以重任，按旧道德说，刘对饶是有恩的。而却发生饶攻击刘投靠高，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陈毅分析：饶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国解放后，“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为了要做更大的官，个人主义的权欲膨胀，因此就产生投机心。于是用鼻子到处嗅，当饶嗅到刘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涨，于是就弃刘靠高，有如旧社会的政客投机。结果，饶对“股票”行情未有看准，“偷鸡不成蚀把米”，阴谋暴露了。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最后，陈毅又坦诚告诫与会干部说：“不要伸手，谨防扒手。”个人对党组织不要伸手。党内是有扒手的，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需要有警惕性。陈毅还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政治上不要患有伤风感冒，鼻子嗅觉不灵了，要警惕，对搞阴谋者，不要失去警觉性，要能闻出他的气味不对，防止上当受骗。陈毅的坦言宏论，给与会干部以深刻的教育。
高、饶在全部阴谋活动被揭露以后，不思悔改，不深刻检查。高岗先后两次自杀，终于在1954年8月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于1975年病逝。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团结一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分裂阴谋活动。邓小平在这场涉及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边，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阴谋，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第三次任中央秘书长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集中统一领导，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全国各大区一级党政机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
至此，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陆续设立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各大区及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各大区中央局；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初期为军政委员会），一并撤销。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将原来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以后又有撤销、增设等变动）。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对邓小平来说并不陌生。须知，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伟大潮流中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担任这个重要而又关键性的职务了。
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1927年底到1929年夏。
邓小平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前后。
邓小平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1954年4月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但是，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却与前两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前两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是作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处理事务性的具体工作，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服务。第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则是作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即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下设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负责人，直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决定在中央设立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收入毛泽东1955年10月的一个批示中，曾提到，中央副秘书长共有8位）组成的“中央秘书长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事务，以减轻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担。
中央秘书长会议的成员有：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政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谭震林（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胡乔木（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宋任穷（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
马明方（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
刘澜涛（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林枫（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李雪峰（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为：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这一届的中央书记处是1945年6月19日，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顺序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于1945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6月任中央书记处代理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时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共八大以后的中央书记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构成和职能类似于中共八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更远一些说，是从1945年中共七大至1956年中共八大，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50年代，百废待兴，由于全党全国面临的空前繁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各项重大日常工作的处理，最后都集中到了中央书记处这里，使五位中共领袖确有日理万机之感。为此，在1954年，中央决定建立秘书长制度。即：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经常的中央秘书长会议，其任务是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和处理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办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交议或交办的其他工作。同时，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下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对全党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在政府系统，则建立由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决定国家日常事务的制度。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通过国务院国务会议、中共中央军委、中央秘书长会议来行使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处理大量繁忙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日常工作。这就减轻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担，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集中精力，考虑、研究和制定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发展问题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及理论问题等，创造了条件。
从195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中央秘书长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设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3）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具有思想敏锐，才思敏捷，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令行禁止，富有创造性等特点。难怪周恩来总理以后曾颇为感慨地评价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而他自己则是属于举轻若重。这虽然是周恩来的谦虚之词，但其中倒也说出了邓小平的若干特征。
邓小平到中央以后的工作情况，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证明：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