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9)
“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邓小平默默地想。他凭着坚韧的意志等待着第二个春天的来临。
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邓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圈上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围住人身，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邓小平是闲不住的，他们住在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60多岁的邓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40圈外，还同卓琳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邓小平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垅。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邓小平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开初，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来要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复出后，他的全家又团聚了，但每个人都带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
邓家生有两男三女，长子朴方、次子质方，三位千金的单名是林、楠、榕。
长子生于刘邓大军的军营中。邓小平谦逊，求刘伯承赐名。刘也不谦让，说中国有句吉祥话为“纯朴方正”，叫“朴方”如何？邓称善，既有朴方之名为先，后来次子问世，小平以“质朴”配对，也就不求人，定名为“质方”。
邓小平是讲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起名，女孩命名就全权交给夫人卓琳了。
大凡名人的一切都是人所关注的。邓小平的长女叫邓林，就有考据家断言此名出典《山海经》，因为“夸父逐日”中有“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句。但卓琳说她未读过《山海经》。此女生于抗战困难时期，出世后卓琳仅供了她7天奶水，就交抗日根据地的乡亲哺育，一时想不到别的名字，就用了自己名字中的琳字，也为了日后方便寻找。谁知这小邓琳嫌麻烦，去掉“王”旁而成“林”。后来又生二女，卓琳干脆起名从“木”不从“王”，一曰“楠”，一曰“榕”。楠、榕皆为中华大地普通林木，要猜其意义，可能是望子女成材吧。
这次团聚的长子邓朴方已成为下肢瘫痪的残废人，生活无法料理。而二女儿邓楠则已“下嫁”给江苏农民张靖的上大学的儿子。
在江苏省泰州一带，这段意味深长的婚姻故事广为流传——
江苏省泰州城外有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这里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户主就是邓小平的亲家！人们望着那个癯瘦、斯文、说一口泰州土话的老人张靖，心里总不免道：他是邓小平的亲家吗？没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嫁给他的次子张宏。
张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他没有因为成了邓小平的亲家而顿时身价百倍，他仍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乡亲中间。
张靖虽然家里穷，但懂得学问的意义，总是督促孩子勤奋学习。大儿子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大学，体检没过关，给退了回来；二儿子张宏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
张宏上了物理系，与邓楠是同班同学。当时，张宏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委员，而邓楠是团支部书记。是不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或学习的切磋，使得邓楠从那么多“骄子”中偏偏看中张宏这个“乡里小伙”呢？张靖老人能提供的情报仅两点：一是张宏当时在班上讲泰州话，别的同学听不懂，惟独邓楠能听懂，于是成了他的“义务翻译”；二是张宏学习用功，成绩也冒尖，可就是没钱买书，邓楠经常买些书“借”给他看……
“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后的一天，邓楠正式把张宏带到她家介绍给家里人，他们关系就这么确定了。毕业时，他俩被分配到陕西林强县一个小山村高寨村。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在江西南昌某电机厂。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调到了他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当时他们都是26岁。听说新婚夫妇要来老家度蜜月，张靖和老伴发愁了：这草房、这板床、这饭菜……接得了这么尊贵的媳妇吗？初见面时，婆婆见邓楠拎着那么一大包东西，就去抢着拎。邓楠说：“我们在山里锻炼过，挑百把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弄惯了。我有劲！”
进门时，婆婆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乡下，这间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晓得你过得惯不……”邓楠说：“比我们下乡插队时住的好多了。”
婆婆烧饭，邓楠就帮着烧灶。吃完就抢着洗锅抹碗，洗衣裳。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特殊”的地方。1971年底，邓楠怀孕即将临产，她准备去江西父亲身边生养，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听这话，老太太心里嘀咕开了：只是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一字不识，到你家……邓楠一听这话，委屈得要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家我家……”婆婆听了很感动，这才决定去了。
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张老太总要提起这几件事：刚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我看他很和气，对我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有一次我烧了两条鱼，邓小平吃了以后夸味道好，说比卓琳烧得好，说以后还要请我来烧……”
如今，张靖老俩口迁到了泰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区，有一套半旧的30平方米的住房。张靖已退休，可还在一家百货商店上班，一个月30元的津贴。老伴没有工作，张宏每月寄50元给她作为生活费。
张靖的四个子女，除了二儿子张宏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技术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外，大儿子张和在农村中学教书。小儿子张良的户口也在农村，本人在泰州纺织厂做合同工。女儿张珍，现在泰州卫校工作。
他们一家就这样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也许因为有这么一房亲家，邓小平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初入中南海
让时光倒回1952年，邓小平48岁，正当盛年。
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考验和锻炼；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主政大西南领导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考验和锻炼，邓小平在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诸方面的经验更加丰富。
毛泽东以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文武兼备、军政全才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决心委之以更加重要的工作。
1952年7月，邓小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调到中央工作。在熟悉了一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情况后，8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还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解放初期，财政经济工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一个重要报告，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由中共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工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主管财政经济，对邓小平来说，是一项比较熟悉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始终是他主管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1943年7月，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曾对抓好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进行过深刻的论述。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个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战线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等重要的思想观点。
解放大西南以后，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之外，还有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的兼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亦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西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财委的工作，名义上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因受邓小平领导，实际上是西南局的财委。财委听起来似乎只管财政经济工作，实际上，经济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关系到方方面面，会上讨论的问题，不仅是财经问题，政治、文教、人事都有所涉及。实际上，财委是军政委员会中除了军事工作外，总揽了其他一切工作的一个综合性大区行政领导机关。
邓小平主持西南财委期间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尤其是他在财委会议上听取汇报、处理问题时的独到风格和特有的魄力，甘楷分在《会议桌前的邓小平同志》的回忆录中作了精彩的介绍：
每周一次的西南财委会议，开始是在重庆曾家岩对过的财委会办事处举行，后来移到西南局内邓小平家中。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长方形周围摆了10几把椅子，靠四周墙边有些沙发。邓小平的座位在长方形办公桌一侧中间的椅子上，他的左、右侧和对面坐着财经各部委负责人。
邓小平似乎从不作笔记（有专人记录）。会议开始他总是不经意地指一位同志：“你开始吧！”汇报开始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塑像，有时还闭上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面听一面在思索，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邓小平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安、困惑、烦恼。他靠在椅背上，有时忽然查问一两句，然后又陷入深深的沉思。
会议中间，他宣布休息，走进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来。片刻休息活动之后，邓小平精神焕发，重新入座，向与会者一一问过讲完没有，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有补充，再说。一直到大家的话都说完了，邓小平的压轴戏这才开始登场。只见他不慌不忙，对刚才每一个同志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这时真令人惊讶不已。如果说会议前一段，他主要运用耳朵，那么会议后一段，他主要是用嘴进行一场说服人的战斗。他头脑中那些不作笔记的笔记，都被整理得有条不紊；他在闭眼似睡非睡之间的苦苦思索，最后把他成熟了的思想泉水般喷放出来。这是人间少见的领导艺术，这是他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迅速果决、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他深具民主的涵养，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又在战争中“游泳”多年，深谙运用集中权力的战术。民主与集中，在他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讲完了，再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了，散会。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两年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他主持西南财经工作两年多的丰富经验，为他到中央主持财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兼任财政部长期间，对全国财政收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于1954年1月，在中央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财政工作六条方针，即：
第一，预算归口管理；
第二，支出包干使用；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
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
第五，动用国家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
邓小平还简要地论述了为什么实行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的原因：
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
第二，只有集中财力，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
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在强调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时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统一作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局，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
邓小平在主持财政部工作中提出的上述财政工作方针和基本指导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以1954年为例，这一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
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的时间并不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仅仅一年，但他在“理财”期间表现出来的魄力、胆识和政绩，已足以载入史册了。
揭露高、饶反党阴谋
邓小平进入中央工作不久，在中央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最为严重的事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事件。
高岗，陕西横山人，生于1902年，其出身说法不一（有位党史专家说他是牛贩子出身，因此早年身上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大致属于贫苦农民阶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2年后，担任过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副政治委员。
1935年9、10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以前，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正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之中。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把陕甘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一大批党和红军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其中有的秘密处死。高岗亦被关押入狱。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所属的保安县吴起镇。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到当地人民群众中调查了解陕甘苏区的情况，当了解到刘志丹等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关押的情况后，极为重视。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安定县的瓦窑堡，传达中央要保障刘志丹等同志安全的指示，并由王首道接管了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了的政治保卫局，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的领导干部。陕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获悉刘志丹被释放，奔走相告，欣喜异常。许多干部群众都极为高兴地说：“毛主席一来，形势马上就变了。”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8日来到瓦窑堡，亲切接见了刘志丹等曾经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逮捕的同志。
刘志丹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看望他，激动万分，顿时热泪盈眶，像长期受到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一般，一进门就对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
周恩来亲切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受委屈的同志一一表示亲切的慰问，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使这些同志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
看到这么多的好同志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周恩来极为气愤，他怒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左倾幼稚病，竟然冤枉这么好的一批同志。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2）
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他的话，反映了被迫害过的同志的一致心声。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员等重要职务，表示了对刘志丹的高度信任。其他曾遭左倾路线迫害的同志也被一一分配了工作。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曾经作了记述：“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果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的“左倾政治幼稚病”行为。挽救了陕甘的党组织和红军，挽救了陕甘根据地，也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的生命。
1936年春天，在红军东渡黄河，进军山西的战斗中，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的刘志丹，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红军指战员继承刘志丹的遗愿，夺取了东征的胜利。
本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志丹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认为他土生土长，联系群众，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北群众领袖。然而，刘志丹却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断肝肠。但是，刘志丹的牺牲，却为高岗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开始以陕北党和红军的“代表”自居，抬高自己的身价。
抗战爆发以后，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被中共中央派赴东北，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8年底，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高岗于1949年后相继担任了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这时起，高岗开始独揽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个人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高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又是重工业基地，中共中央提名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青年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提到的“小饶”“小姚”（饶的代号），即为饶漱石。
皖南事变中，东南局机关、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饶漱石曾受命代替东南局书记项英，负责东南局工作。在突围中，饶漱石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押解途中，他用随身携带的经费贿赂敌军官兵，得以逃脱。后辗转到达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护送到苏北盐城的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经过审查后，于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同年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得到中共中央代表、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的信任。刘少奇奉中央电令返延安时，提名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当饶漱石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便暴露出来灵魂深处一些腐朽的剥削阶级旧意识，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权欲很重。为争夺权力，不惜陷害、打击同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秋，他利用整风之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对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的斗争。以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要赶走饶漱石等种种罪名指控陈毅。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制造舆论，打击、陷害陈毅，削弱陈毅的威信，图谋把陈毅排挤走，独揽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大权。他还将他强加给陈毅的“种种错误”电报中央，要求中央派其他军事干部到华中代替陈毅。此事在新四军历史上被称为“黄花塘事件”（因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名为黄花塘）。
1944年，中央电令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是有功劳的；还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要华中局结束争论，加强团结。
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邓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圈上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围住人身，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邓小平是闲不住的，他们住在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60多岁的邓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40圈外，还同卓琳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邓小平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垅。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邓小平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开初，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来要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复出后，他的全家又团聚了，但每个人都带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
邓家生有两男三女，长子朴方、次子质方，三位千金的单名是林、楠、榕。
长子生于刘邓大军的军营中。邓小平谦逊，求刘伯承赐名。刘也不谦让，说中国有句吉祥话为“纯朴方正”，叫“朴方”如何？邓称善，既有朴方之名为先，后来次子问世，小平以“质朴”配对，也就不求人，定名为“质方”。
邓小平是讲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起名，女孩命名就全权交给夫人卓琳了。
大凡名人的一切都是人所关注的。邓小平的长女叫邓林，就有考据家断言此名出典《山海经》，因为“夸父逐日”中有“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句。但卓琳说她未读过《山海经》。此女生于抗战困难时期，出世后卓琳仅供了她7天奶水，就交抗日根据地的乡亲哺育，一时想不到别的名字，就用了自己名字中的琳字，也为了日后方便寻找。谁知这小邓琳嫌麻烦，去掉“王”旁而成“林”。后来又生二女，卓琳干脆起名从“木”不从“王”，一曰“楠”，一曰“榕”。楠、榕皆为中华大地普通林木，要猜其意义，可能是望子女成材吧。
这次团聚的长子邓朴方已成为下肢瘫痪的残废人，生活无法料理。而二女儿邓楠则已“下嫁”给江苏农民张靖的上大学的儿子。
在江苏省泰州一带，这段意味深长的婚姻故事广为流传——
江苏省泰州城外有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这里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户主就是邓小平的亲家！人们望着那个癯瘦、斯文、说一口泰州土话的老人张靖，心里总不免道：他是邓小平的亲家吗？没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嫁给他的次子张宏。
张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他没有因为成了邓小平的亲家而顿时身价百倍，他仍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乡亲中间。
张靖虽然家里穷，但懂得学问的意义，总是督促孩子勤奋学习。大儿子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大学，体检没过关，给退了回来；二儿子张宏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
张宏上了物理系，与邓楠是同班同学。当时，张宏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委员，而邓楠是团支部书记。是不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或学习的切磋，使得邓楠从那么多“骄子”中偏偏看中张宏这个“乡里小伙”呢？张靖老人能提供的情报仅两点：一是张宏当时在班上讲泰州话，别的同学听不懂，惟独邓楠能听懂，于是成了他的“义务翻译”；二是张宏学习用功，成绩也冒尖，可就是没钱买书，邓楠经常买些书“借”给他看……
“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后的一天，邓楠正式把张宏带到她家介绍给家里人，他们关系就这么确定了。毕业时，他俩被分配到陕西林强县一个小山村高寨村。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在江西南昌某电机厂。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调到了他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当时他们都是26岁。听说新婚夫妇要来老家度蜜月，张靖和老伴发愁了：这草房、这板床、这饭菜……接得了这么尊贵的媳妇吗？初见面时，婆婆见邓楠拎着那么一大包东西，就去抢着拎。邓楠说：“我们在山里锻炼过，挑百把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弄惯了。我有劲！”
进门时，婆婆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乡下，这间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晓得你过得惯不……”邓楠说：“比我们下乡插队时住的好多了。”
婆婆烧饭，邓楠就帮着烧灶。吃完就抢着洗锅抹碗，洗衣裳。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特殊”的地方。1971年底，邓楠怀孕即将临产，她准备去江西父亲身边生养，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听这话，老太太心里嘀咕开了：只是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一字不识，到你家……邓楠一听这话，委屈得要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家我家……”婆婆听了很感动，这才决定去了。
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张老太总要提起这几件事：刚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我看他很和气，对我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有一次我烧了两条鱼，邓小平吃了以后夸味道好，说比卓琳烧得好，说以后还要请我来烧……”
如今，张靖老俩口迁到了泰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区，有一套半旧的30平方米的住房。张靖已退休，可还在一家百货商店上班，一个月30元的津贴。老伴没有工作，张宏每月寄50元给她作为生活费。
张靖的四个子女，除了二儿子张宏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技术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外，大儿子张和在农村中学教书。小儿子张良的户口也在农村，本人在泰州纺织厂做合同工。女儿张珍，现在泰州卫校工作。
他们一家就这样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也许因为有这么一房亲家，邓小平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初入中南海
让时光倒回1952年，邓小平48岁，正当盛年。
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考验和锻炼；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主政大西南领导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考验和锻炼，邓小平在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诸方面的经验更加丰富。
毛泽东以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文武兼备、军政全才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决心委之以更加重要的工作。
1952年7月，邓小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调到中央工作。在熟悉了一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情况后，8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还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解放初期，财政经济工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一个重要报告，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由中共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工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主管财政经济，对邓小平来说，是一项比较熟悉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始终是他主管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1943年7月，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曾对抓好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进行过深刻的论述。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个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战线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等重要的思想观点。
解放大西南以后，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之外，还有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的兼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亦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西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财委的工作，名义上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因受邓小平领导，实际上是西南局的财委。财委听起来似乎只管财政经济工作，实际上，经济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关系到方方面面，会上讨论的问题，不仅是财经问题，政治、文教、人事都有所涉及。实际上，财委是军政委员会中除了军事工作外，总揽了其他一切工作的一个综合性大区行政领导机关。
邓小平主持西南财委期间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尤其是他在财委会议上听取汇报、处理问题时的独到风格和特有的魄力，甘楷分在《会议桌前的邓小平同志》的回忆录中作了精彩的介绍：
每周一次的西南财委会议，开始是在重庆曾家岩对过的财委会办事处举行，后来移到西南局内邓小平家中。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长方形周围摆了10几把椅子，靠四周墙边有些沙发。邓小平的座位在长方形办公桌一侧中间的椅子上，他的左、右侧和对面坐着财经各部委负责人。
邓小平似乎从不作笔记（有专人记录）。会议开始他总是不经意地指一位同志：“你开始吧！”汇报开始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塑像，有时还闭上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面听一面在思索，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邓小平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安、困惑、烦恼。他靠在椅背上，有时忽然查问一两句，然后又陷入深深的沉思。
会议中间，他宣布休息，走进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来。片刻休息活动之后，邓小平精神焕发，重新入座，向与会者一一问过讲完没有，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有补充，再说。一直到大家的话都说完了，邓小平的压轴戏这才开始登场。只见他不慌不忙，对刚才每一个同志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这时真令人惊讶不已。如果说会议前一段，他主要运用耳朵，那么会议后一段，他主要是用嘴进行一场说服人的战斗。他头脑中那些不作笔记的笔记，都被整理得有条不紊；他在闭眼似睡非睡之间的苦苦思索，最后把他成熟了的思想泉水般喷放出来。这是人间少见的领导艺术，这是他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迅速果决、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他深具民主的涵养，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又在战争中“游泳”多年，深谙运用集中权力的战术。民主与集中，在他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讲完了，再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了，散会。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两年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他主持西南财经工作两年多的丰富经验，为他到中央主持财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兼任财政部长期间，对全国财政收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于1954年1月，在中央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财政工作六条方针，即：
第一，预算归口管理；
第二，支出包干使用；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
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
第五，动用国家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
邓小平还简要地论述了为什么实行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的原因：
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
第二，只有集中财力，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
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在强调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时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统一作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局，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
邓小平在主持财政部工作中提出的上述财政工作方针和基本指导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以1954年为例，这一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
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的时间并不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仅仅一年，但他在“理财”期间表现出来的魄力、胆识和政绩，已足以载入史册了。
揭露高、饶反党阴谋
邓小平进入中央工作不久，在中央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最为严重的事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事件。
高岗，陕西横山人，生于1902年，其出身说法不一（有位党史专家说他是牛贩子出身，因此早年身上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大致属于贫苦农民阶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2年后，担任过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副政治委员。
1935年9、10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以前，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正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之中。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把陕甘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一大批党和红军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其中有的秘密处死。高岗亦被关押入狱。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所属的保安县吴起镇。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到当地人民群众中调查了解陕甘苏区的情况，当了解到刘志丹等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关押的情况后，极为重视。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安定县的瓦窑堡，传达中央要保障刘志丹等同志安全的指示，并由王首道接管了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了的政治保卫局，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的领导干部。陕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获悉刘志丹被释放，奔走相告，欣喜异常。许多干部群众都极为高兴地说：“毛主席一来，形势马上就变了。”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8日来到瓦窑堡，亲切接见了刘志丹等曾经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逮捕的同志。
刘志丹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看望他，激动万分，顿时热泪盈眶，像长期受到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一般，一进门就对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
周恩来亲切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受委屈的同志一一表示亲切的慰问，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使这些同志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
看到这么多的好同志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周恩来极为气愤，他怒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左倾幼稚病，竟然冤枉这么好的一批同志。
第三节 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国宴上升起一新星（2）
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他的话，反映了被迫害过的同志的一致心声。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员等重要职务，表示了对刘志丹的高度信任。其他曾遭左倾路线迫害的同志也被一一分配了工作。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曾经作了记述：“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果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的“左倾政治幼稚病”行为。挽救了陕甘的党组织和红军，挽救了陕甘根据地，也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的生命。
1936年春天，在红军东渡黄河，进军山西的战斗中，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的刘志丹，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红军指战员继承刘志丹的遗愿，夺取了东征的胜利。
本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志丹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认为他土生土长，联系群众，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北群众领袖。然而，刘志丹却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断肝肠。但是，刘志丹的牺牲，却为高岗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开始以陕北党和红军的“代表”自居，抬高自己的身价。
抗战爆发以后，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被中共中央派赴东北，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8年底，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高岗于1949年后相继担任了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这时起，高岗开始独揽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个人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高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又是重工业基地，中共中央提名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青年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提到的“小饶”“小姚”（饶的代号），即为饶漱石。
皖南事变中，东南局机关、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饶漱石曾受命代替东南局书记项英，负责东南局工作。在突围中，饶漱石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押解途中，他用随身携带的经费贿赂敌军官兵，得以逃脱。后辗转到达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护送到苏北盐城的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经过审查后，于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同年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得到中共中央代表、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的信任。刘少奇奉中央电令返延安时，提名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当饶漱石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便暴露出来灵魂深处一些腐朽的剥削阶级旧意识，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权欲很重。为争夺权力，不惜陷害、打击同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秋，他利用整风之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对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的斗争。以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要赶走饶漱石等种种罪名指控陈毅。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制造舆论，打击、陷害陈毅，削弱陈毅的威信，图谋把陈毅排挤走，独揽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大权。他还将他强加给陈毅的“种种错误”电报中央，要求中央派其他军事干部到华中代替陈毅。此事在新四军历史上被称为“黄花塘事件”（因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名为黄花塘）。
1944年，中央电令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是有功劳的；还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要华中局结束争论，加强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