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4)
这次接待工作与接待尼克松来访相比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相同的是，外宾人数多，延续时间长。田中代表团52人，另有技术人员94人，随行记者80人，共226人，还先后接待了日机组人员145人次。从接待日方技术人员到田中一行结束访问，历时两个月。不同点是，自田中决定访华到动身来京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代表团名单迟迟定不下来，日方又不愿过早公布访华日期，使许多具体准备工作难以落实。在接待田中来访前，中方首先接待了由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率领的先遣组。双方就田中访华的日程、来访人数、住宿、汽车、海关手续、安全警卫、通讯联络、新闻报道、专机、卫星转播等问题进行了商谈。接着，接待了田中为统一思想、减少党内阻力而派遣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访华代表团，后又接待古井喜实一行四人。
为了做好这些接待工作，除政治会谈主要由外交部负责准备外，经中央批准，及时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抓总、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参加的接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礼宾、新闻、安全、电信、广播电视、专机、总务各组，基本上是接待尼克松的班子。遵照周总理关于抓紧、抓细、抓落实、抓检查的指示，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组长符浩等领导同志亲临现场指挥，并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除了做好具体的接待工作外，中央还特别重视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战后20多年来，日本多届内阁又一直顽固奉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邀请田中访华不够理解。根据这个情况，外交部编写了一份宣传材料，经毛泽东主席同意，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还通过召开大会，举办学习班对直接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特别对亲属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民族仇恨深的人进行了认真地工作，使干部和群众对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为完成这次接待任务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证。
形势逼人，田中决断决行
1972年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权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的“自主多边外交”。1972年9月，田中访华，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自主多边外交”最典型的实践和最赫然的成果。
田中政权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其面临的内外形势推动的结果。田中上台后仅仅用了84天时间就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当然也显示了他的政策决断力和行动力。
日本经过60年代的高速发展，至7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其主要经济指标均居世界前列。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产生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要求。打开日中关系，对日本展开“自主多边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平正芳在就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就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同佐藤政府有何不同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新政府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这番话清楚表明，田中内阁十分明白，其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之举意味着开辟日本外交的新时代。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做出的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进入70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1970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同年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在枝节问题上，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提出同中国搞邮政协定、气象协定，简化我驻日人员去日签证手续、使用特惠关税等等，企图在不解决两国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应付时局，缓解压力。
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美苏争霸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变其对华政策。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首次访华，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使日本又一次受到冲击。
由于佐藤政府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公告》的突然发表“犹如晴天霹雳”，打得佐藤晕头转向。
据报道，佐藤是在《公告》发表前三分钟才接到美国通报的。《公告》发表的当天，佐藤起初故作镇静地说：“尼克松干得漂亮！”后来则慨叹道：“尼克松干这样的事，真是多灾多难啊，没有料到！不过，我并不慌张。”关于他预定发表的国会演说的中国问题部分，他始而坚持说“没有必要修改”，后来又不得不加以修改。
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搞“越顶外交”，没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报日本，“强烈地感到遗憾”，有人甚至抱怨说“华盛顿把日本抛弃了”。
日本在野党借《公告》之东风，纷纷猛烈抨击佐藤内阁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以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为目标，加强了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内人心涣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势活跃，也出现了联合的趋向，佐藤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日本财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改善日中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又一次给佐藤政府以沉重打击，日本国内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美方声明：美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确认最终要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
2月27日联合公报发表后，佐藤政府为冲淡影响，极力贬低公报的意义，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其敌视中国的政策破产。日统治集团普遍担心美中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超过日本，日本成为“孤儿”。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国内各界人民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空前高涨，对自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日中问题从而已成为当权派迫于解决的内政问题。
首相发出信息，总理立即欢迎
田中角荣在这种形势下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立即抓住这一紧急课题，以向前看的态度提出“改变政治潮流”，并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就中国问题达成了政策协议。与此同时，田中通过他的心腹木村武雄、久野忠治等人同中国驻日人员进行秘密接触，发出了他组阁后将加速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信息。
1972年7月5日，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日，田中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发表谈话，正式表明政治抱负称：“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7日夜，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被新上任的外相大平正芳召到东京赤坂的“千代新”和风餐馆。桥本一进屋，看到田中首相坐在大平身边。
“内阁准备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桥本，要辛苦你了，请马上着手进行谈判的准备。”大平郑重地通知了桥本。
田中首相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最后说了声“桥本君，拜托了”，还指示桥本以后有事直接向大平请示、报告。
田中、大平让一个课长为中心做谈判的秘密准备，是为了减少阻力。当时，自民党内还有一股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势力，被称作“反对派”或“慎重派”。田中和大平知道，如果过分地刺激他们，就会增加不必要的阻力。
因此，最初一切都秘密进行，即使后来有了眉目，仍不声张。如桥本课长等一班人8月31日至9月6日作为田中访华的先遣队访问了北京，尽管谈的多是日程和礼宾安排，如宴会时演奏曲目的选定，应给爱出汗的田中准备几条湿手帕，等等，但桥本一行何时启程，何时回国，一概未向记者透露。
田中首相7月7日发表加紧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谈话后，中国政府本着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很快作出反应。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总理的讲话传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当夜发表谈话，他说：“三木先生和大平先生进入田中内阁，就可以说明田中内阁希望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今后，大平外相将负责推进恢复邦交的进程，能否加快速度，全凭外务大臣了。周总理的这番讲话是恢复邦交的东风。”
田中内阁进而于7月10日统一了意见。田中、大平、二阶堂和外务次官法眼晋作商议后，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出面，发表了如下谈话：
政府寄予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情，得到了中国方面充分地理解，这是很好的事情。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从而，我认为今后政府的责任是研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策。
各在野党对田中政府的表态感到满意。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10日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承认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社会党将予以支持。”民社党12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田中内阁明确原则，民社党愿意进行合作。”13日，公明党表示，“如果田中首相当真作出打开日中关系的决断，公明党将全力合作。”
这样，恢复日中邦交作为朝野一致的目标，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随后，社会、公明、共产和民社等4个在野党的11名议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紧急政治课题的询问书”，要求政府把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并要求举行朝野党领袖会谈。
7月18日，田中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这份“询问书”进行答辩。答辩书的要点是：
日中两国间有着长达两千年的漫长交流史，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麻烦。对此，应该谦虚地反省。
日中两国间决不能再动干戈。为谋求邦交正常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开始日中两国政府间的负责的对话。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所谓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基本认识，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因此，要充分考虑广大各阶层国民的意见，研究能为日中双方接受的具体方案。政府的态度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政府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
政府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我国多数国民的愿望，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政府将基于这种观点，负责制定具体谈判方案。
政府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间谈判是不可缺少的。
同日，田中首相分别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举行了会谈。21日，又同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会谈。通过上述会谈，田中得到了在野党合作的确证。
7月22日，田中会见访华归来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听取了他会见周总理的情况。佐佐木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的谈话。
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23日夜，竹入避开记者的眼睛，去田中私邸晤谈。在此前后，竹入同大平外相也进行了数次秘密会晤。在此基础上，竹入整理了一份包括十几个项目的所谓田中政府对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的记录。
竹入在北京期间，与周总理总共进行了十个小时的晤谈。周总理在7月29日的第三次谈话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竹入边听边拼命地记笔记。8月3日夜，竹入回到日本。翌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首相官邸会见了竹入。竹入向田中递交了“竹入笔记”，传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
田中与竹入会见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其内容已经由竹入转达给周总理。这样，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互相了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中国上海舞剧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日访问。周总理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任团长。该团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热烈欢迎。
7月20日，大平外相、三木副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等人出席了日本民间人士为欢迎孙平化和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举行的酒会。
接着，大平外相于22日下午在大仓饭店与孙、萧二人举行会谈。
孙、萧转达了周总理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他们说：“周总理认为，如果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能到北京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举行直接会谈，就会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起来，更加欢迎。”
对此，大平外相说：“对田中首相和我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都是我们豁出政治生命要搞的，因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政治日程之后，再考虑访华的日期。”
在田中、竹入会见后，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与孙平化、萧向前会谈。大平向他们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地交谈。
会谈的信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于15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亲自会见孙平化、萧向前。孙平化直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总理的正式邀请。田中感谢周总理邀请他访华的厚意，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但说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地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
8月16日，孙平化一行结束访日归国。田中政府为表示盛意，用包机把代表团一行直接送回上海。
冒酷暑，紧锣密鼓做准备
在与中国疏通想法的同时，田中为消除自民党内的阻力煞费苦心，度过了一个紧张的炎夏。
田中首先授意自民党在7月13日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迄今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320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四分之三。会长是小坂善太郎，副会长有江崎真澄、木村俊夫、小川平二、古井喜实、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川崎秀二等12人，事务局长为鲸冈兵辅。
7月24日，田中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讲了话。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表示，政府对中国方面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异议；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也能理解。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外交的大业，自民党和政府将慎重而果断地行事。由于在野党和“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组织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恢复邦交铺设了轨道，今后将继续接受他们的帮助。同时，在我们自民党内，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发挥核心作用。为此，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和作出判断。
他强调指出，为成功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须和执政的自民党统一意见，并得到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今后，我和大平外相将同小坂会长保持紧密联系，研究日中政府间谈判的具体方案。关于我访华的问题，请协议会决定。我希望政府和执政党慎重地研究。
田中讲话之后，大平报告了田中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想法。
在田中政府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正式见解的8月3日，大平外相出席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说明了田中内阁成立以来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过程和政府今后的基本态度。还说，田中首相已接到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近期内必须作出答复。
大平外相在上述说明中强调，“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对此，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等“台湾帮”表示反对，声称“台湾问题是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地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表明在自民党内确有反对派。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8月7日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也形成了相应的舆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对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进行了牵制。
该协议会于9日召开全体会议。小坂会长报告了3日召开的干事会上得出的两点结论。一、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二、为此，田中首相可以访华。全会对此表示同意。但亲台议员提出意见称：“虽然同意上述两点，但这并不意味关于首相访华的时间和复交的内容交由政府全权决定。”为此，该协议会决定，今后要通过正副会长会议、干事会和全体会议就首相访华的时间、日台关系、日中复交与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以及尖阁列岛（指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等进行讨论，就政府同中国谈判的基本立场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
8月15日，外务省对“台湾帮”贺屋兴宣等议员提出的12个问题作出回答。贺屋等人的问题全都与台湾问题相关，它追究田中政府成立后急剧改变对华政策的原因。外务省在“回答书”中详细说明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解释说，日本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企图以此说服“台湾帮”。
17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上又起波澜。“台湾帮”对大平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将“日华条约”称作“日台条约”表示不满，要求小坂会长提出“不抛弃台湾”的所谓“原则”。
在自民党内意见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自民党总务会8月22日开会，听取了小坂会长关于协议会的审议经过，并作为自民党的决议，决定自民党要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同意田中首相访华。
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虽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满，但它们并非铁板一块。大致说来，这些人可分为以贺屋兴宣为代表的战前派和以中川一郎为代表的战后派。中川等人在总裁选举中是积极支持田中的，它们对田中政权上台伊始就急于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表示不满，但对这批人仍有说服的余地。另一方面，当协议会开始起草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时，河野洋平等一大批主张尽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人明确表示，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
苦于收拾事态的小坂会长9月4日求见田中。田中在听取小坂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是不能接受的，指示小坂会长统一协议会的意见。
在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纭，一下子提出了小坂会长方案、贺屋方案、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等四种方案。为此，小坂会长困惑不安，当他决定休会时，中川一郎等“战后派”提出了在小坂会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字句修改、以求解决的建议。另一个“战后派”浜田幸一也表示撤回他提出的“小坂会长不信任案”。由于年轻的鹰派突然软化态度，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形影相吊，失去了作为。据田中秘书早坂茂三后来透露，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田中私下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
形势急转直下，协议会干事会当日决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其内容如下：
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我国政府应注意以下几点。尤其是鉴于我国同中华民国的深厚关系，希望能在充分考虑继续保持向来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涉。
一、日中邦交正常化应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十项原则进行；
二、相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三、相互不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
四、相互增进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不进行歧视；
五、为亚洲的和平和繁荣相互合作。
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承认了干事会决定的上述基本方针。接着，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将上述基本方针作为党的决议通过。“台湾帮”提议将上述基本方针中的“希望”改成“应该”，将“向来的关系”加上“也包括外交关系”的字样，小坂会长只表示同意将“希望”改成“应该”，而对“包括外交关系”未置可否。
为了做好这些接待工作，除政治会谈主要由外交部负责准备外，经中央批准，及时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抓总、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参加的接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礼宾、新闻、安全、电信、广播电视、专机、总务各组，基本上是接待尼克松的班子。遵照周总理关于抓紧、抓细、抓落实、抓检查的指示，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组长符浩等领导同志亲临现场指挥，并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除了做好具体的接待工作外，中央还特别重视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战后20多年来，日本多届内阁又一直顽固奉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邀请田中访华不够理解。根据这个情况，外交部编写了一份宣传材料，经毛泽东主席同意，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还通过召开大会，举办学习班对直接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特别对亲属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民族仇恨深的人进行了认真地工作，使干部和群众对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为完成这次接待任务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证。
形势逼人，田中决断决行
1972年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权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的“自主多边外交”。1972年9月，田中访华，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自主多边外交”最典型的实践和最赫然的成果。
田中政权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其面临的内外形势推动的结果。田中上台后仅仅用了84天时间就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当然也显示了他的政策决断力和行动力。
日本经过60年代的高速发展，至7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其主要经济指标均居世界前列。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产生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要求。打开日中关系，对日本展开“自主多边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平正芳在就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就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同佐藤政府有何不同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新政府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这番话清楚表明，田中内阁十分明白，其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之举意味着开辟日本外交的新时代。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做出的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进入70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1970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同年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在枝节问题上，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提出同中国搞邮政协定、气象协定，简化我驻日人员去日签证手续、使用特惠关税等等，企图在不解决两国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应付时局，缓解压力。
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美苏争霸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变其对华政策。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首次访华，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使日本又一次受到冲击。
由于佐藤政府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公告》的突然发表“犹如晴天霹雳”，打得佐藤晕头转向。
据报道，佐藤是在《公告》发表前三分钟才接到美国通报的。《公告》发表的当天，佐藤起初故作镇静地说：“尼克松干得漂亮！”后来则慨叹道：“尼克松干这样的事，真是多灾多难啊，没有料到！不过，我并不慌张。”关于他预定发表的国会演说的中国问题部分，他始而坚持说“没有必要修改”，后来又不得不加以修改。
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搞“越顶外交”，没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报日本，“强烈地感到遗憾”，有人甚至抱怨说“华盛顿把日本抛弃了”。
日本在野党借《公告》之东风，纷纷猛烈抨击佐藤内阁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以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为目标，加强了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内人心涣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势活跃，也出现了联合的趋向，佐藤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日本财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改善日中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又一次给佐藤政府以沉重打击，日本国内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美方声明：美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确认最终要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
2月27日联合公报发表后，佐藤政府为冲淡影响，极力贬低公报的意义，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其敌视中国的政策破产。日统治集团普遍担心美中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超过日本，日本成为“孤儿”。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国内各界人民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空前高涨，对自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日中问题从而已成为当权派迫于解决的内政问题。
首相发出信息，总理立即欢迎
田中角荣在这种形势下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立即抓住这一紧急课题，以向前看的态度提出“改变政治潮流”，并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就中国问题达成了政策协议。与此同时，田中通过他的心腹木村武雄、久野忠治等人同中国驻日人员进行秘密接触，发出了他组阁后将加速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信息。
1972年7月5日，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日，田中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发表谈话，正式表明政治抱负称：“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7日夜，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被新上任的外相大平正芳召到东京赤坂的“千代新”和风餐馆。桥本一进屋，看到田中首相坐在大平身边。
“内阁准备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桥本，要辛苦你了，请马上着手进行谈判的准备。”大平郑重地通知了桥本。
田中首相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最后说了声“桥本君，拜托了”，还指示桥本以后有事直接向大平请示、报告。
田中、大平让一个课长为中心做谈判的秘密准备，是为了减少阻力。当时，自民党内还有一股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势力，被称作“反对派”或“慎重派”。田中和大平知道，如果过分地刺激他们，就会增加不必要的阻力。
因此，最初一切都秘密进行，即使后来有了眉目，仍不声张。如桥本课长等一班人8月31日至9月6日作为田中访华的先遣队访问了北京，尽管谈的多是日程和礼宾安排，如宴会时演奏曲目的选定，应给爱出汗的田中准备几条湿手帕，等等，但桥本一行何时启程，何时回国，一概未向记者透露。
田中首相7月7日发表加紧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谈话后，中国政府本着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很快作出反应。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总理的讲话传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当夜发表谈话，他说：“三木先生和大平先生进入田中内阁，就可以说明田中内阁希望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今后，大平外相将负责推进恢复邦交的进程，能否加快速度，全凭外务大臣了。周总理的这番讲话是恢复邦交的东风。”
田中内阁进而于7月10日统一了意见。田中、大平、二阶堂和外务次官法眼晋作商议后，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出面，发表了如下谈话：
政府寄予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情，得到了中国方面充分地理解，这是很好的事情。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从而，我认为今后政府的责任是研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策。
各在野党对田中政府的表态感到满意。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10日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承认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社会党将予以支持。”民社党12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田中内阁明确原则，民社党愿意进行合作。”13日，公明党表示，“如果田中首相当真作出打开日中关系的决断，公明党将全力合作。”
这样，恢复日中邦交作为朝野一致的目标，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随后，社会、公明、共产和民社等4个在野党的11名议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紧急政治课题的询问书”，要求政府把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并要求举行朝野党领袖会谈。
7月18日，田中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这份“询问书”进行答辩。答辩书的要点是：
日中两国间有着长达两千年的漫长交流史，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麻烦。对此，应该谦虚地反省。
日中两国间决不能再动干戈。为谋求邦交正常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开始日中两国政府间的负责的对话。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所谓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基本认识，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因此，要充分考虑广大各阶层国民的意见，研究能为日中双方接受的具体方案。政府的态度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政府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
政府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我国多数国民的愿望，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政府将基于这种观点，负责制定具体谈判方案。
政府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间谈判是不可缺少的。
同日，田中首相分别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举行了会谈。21日，又同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会谈。通过上述会谈，田中得到了在野党合作的确证。
7月22日，田中会见访华归来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听取了他会见周总理的情况。佐佐木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的谈话。
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23日夜，竹入避开记者的眼睛，去田中私邸晤谈。在此前后，竹入同大平外相也进行了数次秘密会晤。在此基础上，竹入整理了一份包括十几个项目的所谓田中政府对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的记录。
竹入在北京期间，与周总理总共进行了十个小时的晤谈。周总理在7月29日的第三次谈话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竹入边听边拼命地记笔记。8月3日夜，竹入回到日本。翌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首相官邸会见了竹入。竹入向田中递交了“竹入笔记”，传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
田中与竹入会见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其内容已经由竹入转达给周总理。这样，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互相了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中国上海舞剧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日访问。周总理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任团长。该团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热烈欢迎。
7月20日，大平外相、三木副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等人出席了日本民间人士为欢迎孙平化和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举行的酒会。
接着，大平外相于22日下午在大仓饭店与孙、萧二人举行会谈。
孙、萧转达了周总理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他们说：“周总理认为，如果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能到北京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举行直接会谈，就会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起来，更加欢迎。”
对此，大平外相说：“对田中首相和我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都是我们豁出政治生命要搞的，因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政治日程之后，再考虑访华的日期。”
在田中、竹入会见后，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与孙平化、萧向前会谈。大平向他们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地交谈。
会谈的信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于15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亲自会见孙平化、萧向前。孙平化直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总理的正式邀请。田中感谢周总理邀请他访华的厚意，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但说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地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
8月16日，孙平化一行结束访日归国。田中政府为表示盛意，用包机把代表团一行直接送回上海。
冒酷暑，紧锣密鼓做准备
在与中国疏通想法的同时，田中为消除自民党内的阻力煞费苦心，度过了一个紧张的炎夏。
田中首先授意自民党在7月13日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迄今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320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四分之三。会长是小坂善太郎，副会长有江崎真澄、木村俊夫、小川平二、古井喜实、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川崎秀二等12人，事务局长为鲸冈兵辅。
7月24日，田中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讲了话。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表示，政府对中国方面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异议；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也能理解。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外交的大业，自民党和政府将慎重而果断地行事。由于在野党和“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组织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恢复邦交铺设了轨道，今后将继续接受他们的帮助。同时，在我们自民党内，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发挥核心作用。为此，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和作出判断。
他强调指出，为成功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须和执政的自民党统一意见，并得到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今后，我和大平外相将同小坂会长保持紧密联系，研究日中政府间谈判的具体方案。关于我访华的问题，请协议会决定。我希望政府和执政党慎重地研究。
田中讲话之后，大平报告了田中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想法。
在田中政府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正式见解的8月3日，大平外相出席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说明了田中内阁成立以来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过程和政府今后的基本态度。还说，田中首相已接到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近期内必须作出答复。
大平外相在上述说明中强调，“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对此，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等“台湾帮”表示反对，声称“台湾问题是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地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表明在自民党内确有反对派。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8月7日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也形成了相应的舆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对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进行了牵制。
该协议会于9日召开全体会议。小坂会长报告了3日召开的干事会上得出的两点结论。一、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二、为此，田中首相可以访华。全会对此表示同意。但亲台议员提出意见称：“虽然同意上述两点，但这并不意味关于首相访华的时间和复交的内容交由政府全权决定。”为此，该协议会决定，今后要通过正副会长会议、干事会和全体会议就首相访华的时间、日台关系、日中复交与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以及尖阁列岛（指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等进行讨论，就政府同中国谈判的基本立场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
8月15日，外务省对“台湾帮”贺屋兴宣等议员提出的12个问题作出回答。贺屋等人的问题全都与台湾问题相关，它追究田中政府成立后急剧改变对华政策的原因。外务省在“回答书”中详细说明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解释说，日本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企图以此说服“台湾帮”。
17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上又起波澜。“台湾帮”对大平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将“日华条约”称作“日台条约”表示不满，要求小坂会长提出“不抛弃台湾”的所谓“原则”。
在自民党内意见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自民党总务会8月22日开会，听取了小坂会长关于协议会的审议经过，并作为自民党的决议，决定自民党要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同意田中首相访华。
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虽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满，但它们并非铁板一块。大致说来，这些人可分为以贺屋兴宣为代表的战前派和以中川一郎为代表的战后派。中川等人在总裁选举中是积极支持田中的，它们对田中政权上台伊始就急于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表示不满，但对这批人仍有说服的余地。另一方面，当协议会开始起草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时，河野洋平等一大批主张尽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人明确表示，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
苦于收拾事态的小坂会长9月4日求见田中。田中在听取小坂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是不能接受的，指示小坂会长统一协议会的意见。
在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纭，一下子提出了小坂会长方案、贺屋方案、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等四种方案。为此，小坂会长困惑不安，当他决定休会时，中川一郎等“战后派”提出了在小坂会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字句修改、以求解决的建议。另一个“战后派”浜田幸一也表示撤回他提出的“小坂会长不信任案”。由于年轻的鹰派突然软化态度，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形影相吊，失去了作为。据田中秘书早坂茂三后来透露，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田中私下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
形势急转直下，协议会干事会当日决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其内容如下：
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我国政府应注意以下几点。尤其是鉴于我国同中华民国的深厚关系，希望能在充分考虑继续保持向来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涉。
一、日中邦交正常化应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十项原则进行；
二、相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三、相互不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
四、相互增进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不进行歧视；
五、为亚洲的和平和繁荣相互合作。
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承认了干事会决定的上述基本方针。接着，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将上述基本方针作为党的决议通过。“台湾帮”提议将上述基本方针中的“希望”改成“应该”，将“向来的关系”加上“也包括外交关系”的字样，小坂会长只表示同意将“希望”改成“应该”，而对“包括外交关系”未置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