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3)
接着，周总理郑重地宣读了八条的内容，并在每条宣读之后作些适当解释和说明，并听取竹入的反应。第一条是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第二条是关于日本对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立场的表述；第三条是指出中日复交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第四条是关于中日两国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和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国争端的表述；第五条是关于中日双方不谋求霸权和反霸的表述。周总理表示这一条如果田中、大平认为现在提这个问题过早，也可留待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解决；第六条是关于建交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表述；第七条是关于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表述；第八条是关于中日两国在缔约前要签订一些旨在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的协定的表述。
竹入和在座的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边听边逐句记笔记。为了准确起见，竹入每每记录完后，都要用日语复述一遍。周总理坐在沙发上也认真地听。在竹入复述第一条内容后，周总理说：“我也听懂了，你的发音很正确。”
周总理在逐条宣读了八条内容后，又宣读了涉及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强调这些内容不载入联合声明，请竹入带回去跟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商量。
竹入听后，深为感动，说中方提案照顾了田中、大平的处境，充分吸收了田中、大平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国民要求复交的愿望，“我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才好。”
周总理说：“不是感谢的问题，我们努力使局势改观。”他表扬了竹入等人为恢复中日邦交奔走的精神，说：“不辜负你的一片热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一个党派的事，这是超党派的、全体日本人民的大事。”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还对日方提出的要求和问题作了答复。
关于起草中日联合声明问题，周总理说，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他们来华后着手，以利保密。
关于田中首相访华时间问题，周总理表示最好在9月下旬成行。周总理还表示，田中、大平来华时，他将抽出比接待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来解决建交问题的。
周总理建议在田中、大平确定访华后，双方同时发表一个《公告》。
关于日方希望廖承志率团访日一事，周总理在征求竹入意见后说，如果田中、大平已决心在9月下旬或稍后一些时间访华，就没有必要在他们来华前再派代表团访日，进一步掀起友好热潮，该团可推迟在建交后成行。
关于田中和大平乘专机直飞北京问题，周总理再次表示同意。不过，周总理说：“关于日飞机直飞北京问题，要把这个问题引到中日通航问题上去，在对外发表的时候，可用你们向我提问的形式。你们问，是否可能有一天日本的飞机直飞北京。我说，既然日本飞机能从东京送上海舞剧团直飞上海，将来会有一天日本飞机从东京直飞北京。还要说，日航代表团要求访华研究中日通航问题，我们欢迎他们来。”
周总理嘱咐日方不要把直飞北京问题跟田中首相访华联系起来。他说：“因为这里有一个危险，如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将来可能发生问题。”
接着，周总理向竹入详细地介绍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严肃地说：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我们飞行国际航线的飞机还没有，我们包了印度的一架飞机，叫克什米尔公主号，还不是喷气式飞机，是道格拉斯式的，从香港起飞。国民党特务以为我会坐这架飞机——那次廖承志先生和陈毅同志跟我一起去了——在香港启德机场雇佣了机场服务员，在加油时把一颗定时炸弹挂在发动机上，大概印度人管理飞机不是很有经验，没有发现。飞机在快到雅加达时在空中爆炸了，掉到海里，死了十几个人。非常巧，我不在那架飞机上，临时有一个改变，吴努要我经过仰光，在仰光会见尼赫鲁和纳赛尔，共同商量万隆会议的问题。廖先生和陈毅同志也跟我一起到仰光。我们另外包了一架小飞机，迟走了一两天，遇到大暴风雨，在新加坡等了两天……以后我们查出来，告诉了印度人，这个人跑到台湾去了。这是个经验教训。因此，我们要把这件事引导到通航问题上去……所以，这件事要谨慎。
竹入听后说：“周总理考虑问题非常深，感谢总理提醒我们，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周总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破坏分子公开不敢搞，我们在明处，他在暗中，可以跟你小捣乱。”
竹入很重视周总理的提醒，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跟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讲清楚。”在会见临近结束时，竹入起身走到周总理的面前，双手紧握周总理的手，深情地说：“非常感谢周总理。这次我们担负的重大使命已经完成。”
周总理也鼓励说：“我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
竹入临出门时，用有些调皮的口吻向周总理告别，说“我希望下次能坐一架没有挂定时炸弹的飞机，经过三个小时飞抵北京”，引起全场一阵笑声。
周总理高声回答说：“欢迎。”
川崎来传话，喜获意外
周总理在接见孙平化的第二天即8月1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会见了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川崎秀二。川崎是执政的自民党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促进派。他受大平外相之托于17日来访北京，当天就与廖承志举行了会谈。
川崎是个性格豪爽又粗中有细的人。他在会谈一开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材料，说是他整理的大平外相给周总理传话的内容，共有六点：
一、政府决心从正面来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二、基此，在外务省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以集中发挥全部机能。
三、政府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并已向美国非正式地传达了日本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四、自民党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正在讨论党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尽管党内议论纷纷，但只要政府满怀诚意地阐明方针，最后是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就当然不能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目前正苦于考虑对台湾采取何种措施。即使得不到台湾的谅解，（日本）也要坚决实现邦交正常化。当然，有必要对台湾进行充分的说明。
六、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希望不要产生误解。日本实行报道自由，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不能准确地报道政府的设想，臆测性的消息很多，（日本）政府也常常感到困惑。对田中访华前的报道，尤其希望不要产生误解。
川崎秀二还向廖承志、王晓云介绍了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构成情况。他说，参加这个协议会的近320人，约占自民党议员总数的3/4，超过自民党以往的任何组织。协议会的核心人物是小坂善太郎、江崎真澄、鲸冈兵辅。小坂出于让党内鹰派把话都说出来的考虑，吸收了26个鹰派人物与会。小坂估计吵到最后也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小坂打算把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并列上报，请田中首相决断。估计在承认中国为惟一正统政府和台湾属于中国这两点上，将有五六人顽抗到底，在废除日台条约这点上，将有40人顽抗到底。
周总理听取廖承志的汇报后会见川崎秀二，与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亲切的交谈。
周总理高度评价了川崎和自民党的河野洋平、坂本三十次等年轻议员以及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热心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他说，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位联合起来，还加上其他一部分小派，突破了从吉田到岸信介、佐藤，最后到福田的体系，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当川崎谈及自民党内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还有意见分歧时，周总理说：“我们料到会有一部分反对意见。根据川崎先生介绍的情况看，反对的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尽管反对跟台湾断交，但他们也不好反对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预料日本新政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会找到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权宜办法。”周总理还断言，蒋介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只要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他就会主动声明与日本政府断交。
针对大平传话中所说“日本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周总理说：
“我相信你们首相和外相到夏威夷去跟尼克松总统会谈，他们会谈得好的，而且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总理还让川崎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传话。他说：“基辛格博士（今年6月）来北京以后，我问他，你是否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他说他不反对，与其说反对，还不如说要促进。所以他现在不好反对。因为我跟他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会妨碍日美关系友好。我说，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公报不是说了这个话嘛！中美关系的改进，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日中接近。中美联合公报上还讲，中美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别的大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个话在中美联合公报上讲了，所以，我们中日友好也是一样嘛！另外，田中首相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开幕式上发表的10点和以后大平外相的6点中都讲到，中日友好并不反对第三国。拿这个道理跟美国去讲，它也无话可说。”川崎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的看法。
周总理接着说道：“美国最多说你把速度放慢一点儿。但这也可以回答它嘛！中美关系隔断了20多年，你去年那么快地同中国会谈也没有跟日本打一个招呼嘛！日本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也一样可以做嘛！只要日本做的事不反对美国，美国也不会反对的。快一点或慢一点，只是就彼此促进而言。美国总要跟中国关系正常化，这在中美联合公报上写了嘛！所以，这不发生根本问题，是可以说得通的。”
川崎听后惊喜万分，说这次会见出乎他的意料，周总理谈了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很快回去向首相和外相传话。为此，他毅然取消访问西安的日程，提前三天回国了。
会见小坂团，暗中帮田中
为消除阻力，田中首相派遣他所领导的自民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深知田中首相的用意，对该团来访十分重视，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表示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举行欢迎宴会，为代表团一行接风洗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郭沫若这一句话使小坂善太郎团长和全团成员备感亲切，紧张的心情随之顿然消失。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还分别同代表团举行会谈，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会谈中虽然有不少争论，但不是强调双方的不同点，而是在努力寻找双方的一致点，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小坂团长事后对周总理说：“这种争论反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自民党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周总理曾三次会见。第一次是9月18日下午2时20分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郭沫若、姬鹏飞、廖承志、韩念龙、王国权等陪同会见。
周总理同全团成员一一握手寒暄后，郑重表示欢迎之意。他环顾各位后说：“应该欢迎你们。你们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的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周总理在谈话中高度评价了田中在7月7日就任首相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关于“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讲话，说田中首相在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天，勇敢地讲出了这句话，这样就揭开了中日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
接着，周总理说：“今天是九一八，就是41年前的九一八。你看，现在我们握手言欢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大家鼓掌，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周总理加重语气说道：“这是历史性的转变！这些事发生在同一时代，是中日两国历史上新的一页。”会见厅里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在这次三刻钟的会见中，谈到了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友好来往，也谈到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和战争，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国古训，强调“这样的教训不应该忘记”。
小坂团长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的看法”，说“日本有一句话叫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周总理马上表示称赞，说“中国也有这样的成语。你这句话讲得好”。
宾主双方谈兴正浓时，周总理看了一下手表，便对小坂团长说：“对不住，因为我现在要到机场接伊朗王后和首相，所以不能继续谈了。但是今天晚上邀请你们参加宴会，包括记者在内，请你们吃北京烤鸭。”
晚宴结束后，到了晚9时20分，周总理和廖承志、韩念龙、王晓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小坂善太郎等五人举行小范围会谈。
周总理在这次谈话中，针对日方的一些疑虑，交了一个底。他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来了总可以谈得通的，因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所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有了这么一个理解，中方就会照顾日方遇到的某些困难。
小坂等人听后高兴得拍起手来。在座的鲸冈兵辅议员说：“我听到周总理的这些话感到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以小坂先生为首的访华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周总理为了让日方放心，进一步表示：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
晚10时30分会谈临结束时，小坂团长一再表示感谢，说“这次见到周总理，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们一定要协助田中首相完成历史性的事业”。
9月19日晚，周总理又在原定日程之外会见了小坂等人。周总理开口说道：“我把你们请来是临时性的，本来没有准备再见诸位，但是为了中日邦交的恢复，为了中日友好的增进，工作还得做，只好不怕麻烦。”
接着，周总理详细地说明了这次紧急约见的缘由。他说：“我今天见诸位是椎名先生把我动员来的，因为椎名悦三郎昨天在台湾公开宣称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9月8日决议前言中所说的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包含外交关系。”周总理严肃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多次见面、会谈，不是等于无效了吗？”
周总理还严厉批驳了椎名的谬论。椎名对大平外相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在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同时承认国民党政府”妄加解释说，那是逻辑上的归结，政治上还没有决定。周总理尖锐批评道：“逻辑和政治分家了，我不懂得这是什么逻辑。”
为了防止日方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后退，周总理强调说：“田中首相就任第一天就表示要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大平先生都多次说过，田中政府充分理解中国对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的立场。田中、大平先生还说，如果日本和中国建立了邦交，就不可能同时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如此。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而且是政治的必然。我们本着这个立场，所以欢迎、邀请田中首相访问中国，谈判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昨天我们谈了以后，今天出了这么一个曲折，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再次说清楚。”
小坂和在座的日方议员们听了周总理的谈话后纷纷表态，表示全团都认为，日中恢复邦交后，日本不能同时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说田中首相的为人完全是可以信任的。只要田中首相来了，你们通过和他充分的交谈，一定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见从晚10时20分起继续了一个小时。结束时，小坂团长握着周总理的手说：“我保证一定守信用。”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则表示，回国后一定要把周总理的谈话内容如实地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转达。
小坂在回饭店的车上，对中国陪同人员说：“今晚周总理再次接见我们，澄清了中国对椎名发言的立场，很有好处。椎名的发言，使团内成员又有机会发表意见。结果，团里的意见更明确、更集中了，这是好事。俗话说‘雨后地固’，今天我们头上下了大雨，倒使我们的立场更坚定了。请中国朋友不必担心，椎名的发言丝毫不能动摇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小坂回饭店后，立即向日本记者发表了周总理再次会见他的消息。他说：“周总理今晚对椎名在台湾的讲话发表了强硬意见。对此，我们表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不能继续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基于这种认识来推动邦交正常化的。”
古井当“信使”，备受称赞
在佐藤首相下台和田中出任首相前后，周总理还通过备忘录贸易渠道，了解日本政局的变化，并因势利导，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72年5月，周总理会见了中日备忘录贸易的日方负责人古井喜实。古井是日本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战后，他追随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松村谦三，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59年，他随同松村谦三首次访问中国时，会见了周总理，并在各地参观中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成就，在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接触中，了解到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中日友好的渴望，从而增添了与中国交往的热情。后来，他为打开日中关系奔走呼号，同松村谦三、高石奇达之助先生一道，为开创和维护中日备忘录贸易这一半官半民性质的渠道，不顾自民党内反华势力的攻击辱骂和右翼的威胁恫吓，忍辱负重，奋不顾身，与中方签署了四次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确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中日关系的指导原则，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关于他从事日中关系的艰苦历程及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
就我个人而言，过去18年里占用时间最多、付出心血最大的问题是处理战后棘手的日中关系。特别是为使备忘录贸易——当时两国间惟一的渠道不致中断而费尽心血。为早日恢复邦交，我默默无闻地积极活动，倾注了全力。关于备忘录贸易，它是佐藤内阁时期中日间惟一的半官方渠道。我作为日方代表之一肩负备忘录谈判的重任，奔波于两国之间。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去北京时则受中方责难，时有争吵，费尽口舌；回国后又遭自民党攻击，被骂成“反党异己分子”。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身临如此困境，其苦衷真是有口难言。谩骂也好，责难也好，我不屑一顾，一想到重任在肩，心绪反而坦荡。
1972年5月，古井只身第11次访华。当时，佐藤内阁下台已近在眉睫，这是人们都看得很清楚的。古井的脑子里已有一个念头，就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殷切期待佐藤之后出现一个能够致力于这一历史性伟大事业的内阁。
古井这次访华不虚此行。因为通过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他得到了一个信号，这就是他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只要日本不光耍嘴皮而从根本上下定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中国方面必将采取灵活态度”。对古井先生来说，由于多年从事棘手的中日备忘录贸易谈判的缘故，形成了一种成见，以为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必定很强硬和很严厉。这个成见因这次访华而改变，更增加了他促进邦交正常化的信心，对他日后协助田中内阁完成复交工作也颇有裨益。
田中内阁成立后，古井常与大平外相秘密接触。古井当时是很受大平外相器重的，实际上起到了高级顾问的作用。当8月11日大平外相向中方转告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意向，翌日姬鹏飞外交部长发表周总理欢迎田中访华的声明后，准备工作正式启动。田中内阁当时的做法是，先决定恢复邦交这一基本方针，然后再将恢复邦交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中方所提原则的对案、复交方式和程序加以研究整理，使日方的想法具体化。为此，古井连日来与大平会商，最后由田中、大平根据会商的结果和外务省的意见，做出最后的决定。
9月9日，古井偕田川诚一、松本俊一踏上了他第12次访华的旅程。这次访问名为洽谈备忘录贸易事宜，实际上负有重要使命：受日本政府之托，带来了日本政府关于复交《联合声明》的初步方案。
古井来北京后先是同廖承志、张香山进行了会谈。
12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他时，首先高度评价了古井通过大平外相对日方草拟中日复交方案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和为中日两国政府起草《联合声明》所做的极为重要的幕后沟通工作，赞扬他说：“你做不出面的工作，埋头苦干，这样最光荣。”然后，周总理针对日方的初步方案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19日古井结束外地的访问返回北京后，周总理在百忙中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一个人。这次会见从半夜12点多开始一直谈到凌晨2点多。陪同周总理会见的有廖承志等多人。周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详细地说明了中国的想法。
“中国方面的想法我很清楚了。今后怎么办呢？”古井听后这样问周总理。
周总理回答说：“田中首相来这里后再决定也不会那么困难吧。不过，通过你进一步搞清楚也好。我们方面哪种做法都可以。”充分表明了对古井的信任。
于是，古井回到饭店后便给大平外相写信，报告来北京后会谈的情况，托20日回国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把信捎回。古井原打算留到田中首相访华结束，看到日中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再回国。因22日得到大平外相要他回国的暗号电话，遂于23日乘直航飞机于当晚返抵东京，翌日亲自往见大平外相，把周总理两次会见的谈话内容详细地作了汇报。大平通过古井的汇报具体地了解了周总理的想法，便和田中首相商量下一步如何修改两国联合声明日方初步方案的问题。
亲自督导，接待万无一失
中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田中来访。周总理对接待工作亲自过问，多次指示，多次检查，保证了接待工作的圆满成功。
竹入和在座的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边听边逐句记笔记。为了准确起见，竹入每每记录完后，都要用日语复述一遍。周总理坐在沙发上也认真地听。在竹入复述第一条内容后，周总理说：“我也听懂了，你的发音很正确。”
周总理在逐条宣读了八条内容后，又宣读了涉及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强调这些内容不载入联合声明，请竹入带回去跟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商量。
竹入听后，深为感动，说中方提案照顾了田中、大平的处境，充分吸收了田中、大平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国民要求复交的愿望，“我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才好。”
周总理说：“不是感谢的问题，我们努力使局势改观。”他表扬了竹入等人为恢复中日邦交奔走的精神，说：“不辜负你的一片热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一个党派的事，这是超党派的、全体日本人民的大事。”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还对日方提出的要求和问题作了答复。
关于起草中日联合声明问题，周总理说，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他们来华后着手，以利保密。
关于田中首相访华时间问题，周总理表示最好在9月下旬成行。周总理还表示，田中、大平来华时，他将抽出比接待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来解决建交问题的。
周总理建议在田中、大平确定访华后，双方同时发表一个《公告》。
关于日方希望廖承志率团访日一事，周总理在征求竹入意见后说，如果田中、大平已决心在9月下旬或稍后一些时间访华，就没有必要在他们来华前再派代表团访日，进一步掀起友好热潮，该团可推迟在建交后成行。
关于田中和大平乘专机直飞北京问题，周总理再次表示同意。不过，周总理说：“关于日飞机直飞北京问题，要把这个问题引到中日通航问题上去，在对外发表的时候，可用你们向我提问的形式。你们问，是否可能有一天日本的飞机直飞北京。我说，既然日本飞机能从东京送上海舞剧团直飞上海，将来会有一天日本飞机从东京直飞北京。还要说，日航代表团要求访华研究中日通航问题，我们欢迎他们来。”
周总理嘱咐日方不要把直飞北京问题跟田中首相访华联系起来。他说：“因为这里有一个危险，如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将来可能发生问题。”
接着，周总理向竹入详细地介绍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严肃地说：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我们飞行国际航线的飞机还没有，我们包了印度的一架飞机，叫克什米尔公主号，还不是喷气式飞机，是道格拉斯式的，从香港起飞。国民党特务以为我会坐这架飞机——那次廖承志先生和陈毅同志跟我一起去了——在香港启德机场雇佣了机场服务员，在加油时把一颗定时炸弹挂在发动机上，大概印度人管理飞机不是很有经验，没有发现。飞机在快到雅加达时在空中爆炸了，掉到海里，死了十几个人。非常巧，我不在那架飞机上，临时有一个改变，吴努要我经过仰光，在仰光会见尼赫鲁和纳赛尔，共同商量万隆会议的问题。廖先生和陈毅同志也跟我一起到仰光。我们另外包了一架小飞机，迟走了一两天，遇到大暴风雨，在新加坡等了两天……以后我们查出来，告诉了印度人，这个人跑到台湾去了。这是个经验教训。因此，我们要把这件事引导到通航问题上去……所以，这件事要谨慎。
竹入听后说：“周总理考虑问题非常深，感谢总理提醒我们，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周总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破坏分子公开不敢搞，我们在明处，他在暗中，可以跟你小捣乱。”
竹入很重视周总理的提醒，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跟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讲清楚。”在会见临近结束时，竹入起身走到周总理的面前，双手紧握周总理的手，深情地说：“非常感谢周总理。这次我们担负的重大使命已经完成。”
周总理也鼓励说：“我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
竹入临出门时，用有些调皮的口吻向周总理告别，说“我希望下次能坐一架没有挂定时炸弹的飞机，经过三个小时飞抵北京”，引起全场一阵笑声。
周总理高声回答说：“欢迎。”
川崎来传话，喜获意外
周总理在接见孙平化的第二天即8月1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会见了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川崎秀二。川崎是执政的自民党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促进派。他受大平外相之托于17日来访北京，当天就与廖承志举行了会谈。
川崎是个性格豪爽又粗中有细的人。他在会谈一开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材料，说是他整理的大平外相给周总理传话的内容，共有六点：
一、政府决心从正面来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二、基此，在外务省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以集中发挥全部机能。
三、政府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并已向美国非正式地传达了日本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四、自民党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正在讨论党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尽管党内议论纷纷，但只要政府满怀诚意地阐明方针，最后是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就当然不能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目前正苦于考虑对台湾采取何种措施。即使得不到台湾的谅解，（日本）也要坚决实现邦交正常化。当然，有必要对台湾进行充分的说明。
六、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希望不要产生误解。日本实行报道自由，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不能准确地报道政府的设想，臆测性的消息很多，（日本）政府也常常感到困惑。对田中访华前的报道，尤其希望不要产生误解。
川崎秀二还向廖承志、王晓云介绍了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构成情况。他说，参加这个协议会的近320人，约占自民党议员总数的3/4，超过自民党以往的任何组织。协议会的核心人物是小坂善太郎、江崎真澄、鲸冈兵辅。小坂出于让党内鹰派把话都说出来的考虑，吸收了26个鹰派人物与会。小坂估计吵到最后也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小坂打算把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并列上报，请田中首相决断。估计在承认中国为惟一正统政府和台湾属于中国这两点上，将有五六人顽抗到底，在废除日台条约这点上，将有40人顽抗到底。
周总理听取廖承志的汇报后会见川崎秀二，与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亲切的交谈。
周总理高度评价了川崎和自民党的河野洋平、坂本三十次等年轻议员以及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热心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他说，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位联合起来，还加上其他一部分小派，突破了从吉田到岸信介、佐藤，最后到福田的体系，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当川崎谈及自民党内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还有意见分歧时，周总理说：“我们料到会有一部分反对意见。根据川崎先生介绍的情况看，反对的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尽管反对跟台湾断交，但他们也不好反对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预料日本新政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会找到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权宜办法。”周总理还断言，蒋介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只要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他就会主动声明与日本政府断交。
针对大平传话中所说“日本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周总理说：
“我相信你们首相和外相到夏威夷去跟尼克松总统会谈，他们会谈得好的，而且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总理还让川崎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传话。他说：“基辛格博士（今年6月）来北京以后，我问他，你是否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他说他不反对，与其说反对，还不如说要促进。所以他现在不好反对。因为我跟他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会妨碍日美关系友好。我说，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公报不是说了这个话嘛！中美关系的改进，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日中接近。中美联合公报上还讲，中美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别的大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个话在中美联合公报上讲了，所以，我们中日友好也是一样嘛！另外，田中首相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开幕式上发表的10点和以后大平外相的6点中都讲到，中日友好并不反对第三国。拿这个道理跟美国去讲，它也无话可说。”川崎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的看法。
周总理接着说道：“美国最多说你把速度放慢一点儿。但这也可以回答它嘛！中美关系隔断了20多年，你去年那么快地同中国会谈也没有跟日本打一个招呼嘛！日本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也一样可以做嘛！只要日本做的事不反对美国，美国也不会反对的。快一点或慢一点，只是就彼此促进而言。美国总要跟中国关系正常化，这在中美联合公报上写了嘛！所以，这不发生根本问题，是可以说得通的。”
川崎听后惊喜万分，说这次会见出乎他的意料，周总理谈了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很快回去向首相和外相传话。为此，他毅然取消访问西安的日程，提前三天回国了。
会见小坂团，暗中帮田中
为消除阻力，田中首相派遣他所领导的自民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方深知田中首相的用意，对该团来访十分重视，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表示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举行欢迎宴会，为代表团一行接风洗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郭沫若这一句话使小坂善太郎团长和全团成员备感亲切，紧张的心情随之顿然消失。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还分别同代表团举行会谈，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会谈中虽然有不少争论，但不是强调双方的不同点，而是在努力寻找双方的一致点，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小坂团长事后对周总理说：“这种争论反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自民党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周总理曾三次会见。第一次是9月18日下午2时20分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郭沫若、姬鹏飞、廖承志、韩念龙、王国权等陪同会见。
周总理同全团成员一一握手寒暄后，郑重表示欢迎之意。他环顾各位后说：“应该欢迎你们。你们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的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周总理在谈话中高度评价了田中在7月7日就任首相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关于“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讲话，说田中首相在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天，勇敢地讲出了这句话，这样就揭开了中日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
接着，周总理说：“今天是九一八，就是41年前的九一八。你看，现在我们握手言欢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大家鼓掌，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周总理加重语气说道：“这是历史性的转变！这些事发生在同一时代，是中日两国历史上新的一页。”会见厅里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在这次三刻钟的会见中，谈到了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友好来往，也谈到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和战争，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国古训，强调“这样的教训不应该忘记”。
小坂团长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的看法”，说“日本有一句话叫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周总理马上表示称赞，说“中国也有这样的成语。你这句话讲得好”。
宾主双方谈兴正浓时，周总理看了一下手表，便对小坂团长说：“对不住，因为我现在要到机场接伊朗王后和首相，所以不能继续谈了。但是今天晚上邀请你们参加宴会，包括记者在内，请你们吃北京烤鸭。”
晚宴结束后，到了晚9时20分，周总理和廖承志、韩念龙、王晓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小坂善太郎等五人举行小范围会谈。
周总理在这次谈话中，针对日方的一些疑虑，交了一个底。他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来了总可以谈得通的，因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所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有了这么一个理解，中方就会照顾日方遇到的某些困难。
小坂等人听后高兴得拍起手来。在座的鲸冈兵辅议员说：“我听到周总理的这些话感到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以小坂先生为首的访华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周总理为了让日方放心，进一步表示：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
晚10时30分会谈临结束时，小坂团长一再表示感谢，说“这次见到周总理，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们一定要协助田中首相完成历史性的事业”。
9月19日晚，周总理又在原定日程之外会见了小坂等人。周总理开口说道：“我把你们请来是临时性的，本来没有准备再见诸位，但是为了中日邦交的恢复，为了中日友好的增进，工作还得做，只好不怕麻烦。”
接着，周总理详细地说明了这次紧急约见的缘由。他说：“我今天见诸位是椎名先生把我动员来的，因为椎名悦三郎昨天在台湾公开宣称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9月8日决议前言中所说的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包含外交关系。”周总理严肃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多次见面、会谈，不是等于无效了吗？”
周总理还严厉批驳了椎名的谬论。椎名对大平外相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在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同时承认国民党政府”妄加解释说，那是逻辑上的归结，政治上还没有决定。周总理尖锐批评道：“逻辑和政治分家了，我不懂得这是什么逻辑。”
为了防止日方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后退，周总理强调说：“田中首相就任第一天就表示要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大平先生都多次说过，田中政府充分理解中国对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的立场。田中、大平先生还说，如果日本和中国建立了邦交，就不可能同时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如此。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而且是政治的必然。我们本着这个立场，所以欢迎、邀请田中首相访问中国，谈判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昨天我们谈了以后，今天出了这么一个曲折，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再次说清楚。”
小坂和在座的日方议员们听了周总理的谈话后纷纷表态，表示全团都认为，日中恢复邦交后，日本不能同时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说田中首相的为人完全是可以信任的。只要田中首相来了，你们通过和他充分的交谈，一定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见从晚10时20分起继续了一个小时。结束时，小坂团长握着周总理的手说：“我保证一定守信用。”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则表示，回国后一定要把周总理的谈话内容如实地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转达。
小坂在回饭店的车上，对中国陪同人员说：“今晚周总理再次接见我们，澄清了中国对椎名发言的立场，很有好处。椎名的发言，使团内成员又有机会发表意见。结果，团里的意见更明确、更集中了，这是好事。俗话说‘雨后地固’，今天我们头上下了大雨，倒使我们的立场更坚定了。请中国朋友不必担心，椎名的发言丝毫不能动摇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小坂回饭店后，立即向日本记者发表了周总理再次会见他的消息。他说：“周总理今晚对椎名在台湾的讲话发表了强硬意见。对此，我们表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不能继续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基于这种认识来推动邦交正常化的。”
古井当“信使”，备受称赞
在佐藤首相下台和田中出任首相前后，周总理还通过备忘录贸易渠道，了解日本政局的变化，并因势利导，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72年5月，周总理会见了中日备忘录贸易的日方负责人古井喜实。古井是日本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战后，他追随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松村谦三，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59年，他随同松村谦三首次访问中国时，会见了周总理，并在各地参观中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成就，在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接触中，了解到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中日友好的渴望，从而增添了与中国交往的热情。后来，他为打开日中关系奔走呼号，同松村谦三、高石奇达之助先生一道，为开创和维护中日备忘录贸易这一半官半民性质的渠道，不顾自民党内反华势力的攻击辱骂和右翼的威胁恫吓，忍辱负重，奋不顾身，与中方签署了四次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确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中日关系的指导原则，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关于他从事日中关系的艰苦历程及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
就我个人而言，过去18年里占用时间最多、付出心血最大的问题是处理战后棘手的日中关系。特别是为使备忘录贸易——当时两国间惟一的渠道不致中断而费尽心血。为早日恢复邦交，我默默无闻地积极活动，倾注了全力。关于备忘录贸易，它是佐藤内阁时期中日间惟一的半官方渠道。我作为日方代表之一肩负备忘录谈判的重任，奔波于两国之间。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去北京时则受中方责难，时有争吵，费尽口舌；回国后又遭自民党攻击，被骂成“反党异己分子”。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身临如此困境，其苦衷真是有口难言。谩骂也好，责难也好，我不屑一顾，一想到重任在肩，心绪反而坦荡。
1972年5月，古井只身第11次访华。当时，佐藤内阁下台已近在眉睫，这是人们都看得很清楚的。古井的脑子里已有一个念头，就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殷切期待佐藤之后出现一个能够致力于这一历史性伟大事业的内阁。
古井这次访华不虚此行。因为通过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他得到了一个信号，这就是他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只要日本不光耍嘴皮而从根本上下定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中国方面必将采取灵活态度”。对古井先生来说，由于多年从事棘手的中日备忘录贸易谈判的缘故，形成了一种成见，以为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必定很强硬和很严厉。这个成见因这次访华而改变，更增加了他促进邦交正常化的信心，对他日后协助田中内阁完成复交工作也颇有裨益。
田中内阁成立后，古井常与大平外相秘密接触。古井当时是很受大平外相器重的，实际上起到了高级顾问的作用。当8月11日大平外相向中方转告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意向，翌日姬鹏飞外交部长发表周总理欢迎田中访华的声明后，准备工作正式启动。田中内阁当时的做法是，先决定恢复邦交这一基本方针，然后再将恢复邦交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中方所提原则的对案、复交方式和程序加以研究整理，使日方的想法具体化。为此，古井连日来与大平会商，最后由田中、大平根据会商的结果和外务省的意见，做出最后的决定。
9月9日，古井偕田川诚一、松本俊一踏上了他第12次访华的旅程。这次访问名为洽谈备忘录贸易事宜，实际上负有重要使命：受日本政府之托，带来了日本政府关于复交《联合声明》的初步方案。
古井来北京后先是同廖承志、张香山进行了会谈。
12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他时，首先高度评价了古井通过大平外相对日方草拟中日复交方案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和为中日两国政府起草《联合声明》所做的极为重要的幕后沟通工作，赞扬他说：“你做不出面的工作，埋头苦干，这样最光荣。”然后，周总理针对日方的初步方案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19日古井结束外地的访问返回北京后，周总理在百忙中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一个人。这次会见从半夜12点多开始一直谈到凌晨2点多。陪同周总理会见的有廖承志等多人。周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详细地说明了中国的想法。
“中国方面的想法我很清楚了。今后怎么办呢？”古井听后这样问周总理。
周总理回答说：“田中首相来这里后再决定也不会那么困难吧。不过，通过你进一步搞清楚也好。我们方面哪种做法都可以。”充分表明了对古井的信任。
于是，古井回到饭店后便给大平外相写信，报告来北京后会谈的情况，托20日回国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把信捎回。古井原打算留到田中首相访华结束，看到日中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再回国。因22日得到大平外相要他回国的暗号电话，遂于23日乘直航飞机于当晚返抵东京，翌日亲自往见大平外相，把周总理两次会见的谈话内容详细地作了汇报。大平通过古井的汇报具体地了解了周总理的想法，便和田中首相商量下一步如何修改两国联合声明日方初步方案的问题。
亲自督导，接待万无一失
中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田中来访。周总理对接待工作亲自过问，多次指示，多次检查，保证了接待工作的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