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田中光临游泳池！毛泽东礼赠楚辞(1)
第一节 信使往来东京北京中日建交提上日程
周总理强调说：“是啊，先来谈一下嘛！谈才能谈清楚嘛！”田中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
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地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七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
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追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中日关系已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费了23年的时间。23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暂短的一瞬，但对渴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日两国人民来说，又何等漫长。
为了早日实现中日邦交，续写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新篇章，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就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认为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而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
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国控制下，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1年，美国与日本片面媾和之后，日本吉田茂政府又在美国的促压下于1952年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
周恩来总理1954年10月11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说：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很伤心。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但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认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政府，中国人民不要蒋介石，日本政府却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当然感到很伤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
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一时难于打开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为开辟民间外交的渠道，中国首先在沟通中日贸易方面采取主动步骤。1952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利用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机会，与出席会议的日本国会参议员高良富，国会众议员、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帆足计，国会众议员、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宫腰喜助进行接触，商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并邀请他们三人来北京进一步商谈。
同年5月，这三位代表应邀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前来访问的日本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方与他们通过会谈，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于美、日政府百般阻挠，这个协定后来执行情况不好，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毕竟打开了。
1954年12月，吉田内阁下台，鸠山一郎出任首相。由于他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较为热心，1955年，中日双方签署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鸠山首相表示愿对此给予支持和协助，从而实现了民间协议、官方挂钩的形式，比吉田内阁时期签订的两个协定提高了层次，协定执行的情况也较好。
鸠山执政期间，不仅贸易关系有发展，中日双方还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增加了人员往来。来自日本的许多客人都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双方都表示了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随之在日本国内逐渐展开。
为直接对话，试邀鸠山来北京
为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中国政府曾尝试同鸠山内阁直接对话。
1955年8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8月17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递信日本总领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继续和缓，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问题、双方侨民问题、两国人民互相往来问题和其他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愿望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北京举行会谈。
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日本各界人士时提出，中日两国应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否则，两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受到影响。
11月4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再次递信日本总领事，提出：中日应就两国之间许多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其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到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
经过一番曲折，鸠山首相于1956年3月29日对中国政府的呼吁作出间接的回应。他在回答国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必须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如周恩来总理愿意举行谈判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鉴此，周总理于4月18日致函邀请鸠山首相访华。这一重大举措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愿望和诚意。遗憾的是，鸠山内阁因内受执政党保守势力牵制，外受美国政府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倡议和邀请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致使鸠山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未获突破性进展。
鸠山内阁辞职后，继任的新首相石桥湛山于1956年底就职伊始，便在中国问题上表示，要尽可能地促进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又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要同美国进行协商，暗示了日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难度。新任外相岸信介说得更直截了当：日本只有在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之后，才能考虑承认中国。
尽管当时恢复两国邦交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石桥开始执政时，还是想把中日民间的经贸、文化、艺术、体育和卫生等交流搞得更活跃一些。不幸的是，石桥入主首相官邸仅两个月，就因病辞职了。
岸内阁逆行，引出政治三原则
岸信介继任首相后，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又是访问台湾，又是阻挠、破坏中日民间贸易、人员交流，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步骤，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1958年以后一度中断，使中日关系出现很大的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国方面于1958年7月提出了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
1.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
2.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能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逐步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三原则”旨在敦促日本政府改变追随美国、亲蒋、反华的政策。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指出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的障碍是日本政府，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和复交的愿望和行动的目标应集中到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反华政策上来。这是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为谈判的对手”。又说，在鸠山、石桥两届内阁期间，中国方面曾做了积极的努力，从民间入手，以“渐进积累”方式改善两国关系，但这一方式被后来的岸信介政府破坏了。中国从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改变了支持民间协定的态度，主张应该由两国政府做的事，必须通过政府来解决。
作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引申，中国政府又提出了政经不可分原则。这个原则同样是在岸信介内阁执政时期提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则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高涨，岸信介政府受到很大压力。但他又不愿放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欺骗舆论，缓解压力，并捞取经济实惠，他提出了所谓“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作为权宜之计。
岸信介政府此举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的反对。1959年3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
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还是采取远亲近攻的政策，我们不会上这个当……杜勒斯说他敌视中国，就不和中国做买卖，要禁运。他是反动头子，但是表里一致，他的话是合逻辑的。岸信介就不是这样。他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他并不是不讲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
周总理这番话深刻揭露了岸信介政府所谓“政治经济分离”原则的实质，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同年，《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对岸信介政府这个“政经分离原则”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指出“就是岸信介本人，也从来没有把政治和经济分开过。他的所谓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原则，就是他处处屈从美国和一贯敌视中国这个最大的政治的具体体现”。
开廖、高贸易，迎来半官半民交流
1960年7月，岸信介内阁在日本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浪潮中倒台，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池田上任伊始就公开表示，“对中共的政策，未必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逐渐改善日中关系”。
池田内阁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人时，重申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同时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
周总理说，中日贸易三原则是从同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发展中日贸易。岸信介时期，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半。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能逐渐恢复，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
池田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有限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在改善、发展中日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他不仅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时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为扩大中日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还积极支持自民党内主张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元老松村谦三和高石奇达之助、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政治、经济界人士改善日中关系的努力。
周总理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终于使中日关系出现了生机。1962年秋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松村一行促膝长谈三次，就以“渐进积累”方式、在“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共识。同时，就扩大中日贸易问题，确定了以下原则事项：（1）以货易货；（2）综合贸易；（3）延期付款；（4）长期合同（为期五年）。双方商定由廖承志和高石奇达之助负责协商落实这些原则事项。
紧接着，高石奇达之助率包括22家大厂商代表在内的大型代表团来访北京，同廖承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就落实周总理与松村会谈确定的原则事项进行商谈，并顺利地达成一致，于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志、高石奇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这个长期综合贸易亦称备忘录贸易，后来又被称为“廖·高备忘录贸易”，简称“LT贸易”（L为廖字发音第一字母，T为高石奇发音第一字母）。这个贸易签署后，中日双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面联系人为廖承志——松村谦三，经济方面联系人为廖承志、刘希文——高石奇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外贸部部长助理刘希文，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局处理。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亦称“高石奇办事处”，高石奇任该联络协议会会长，背后是日本通产省。而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主管官员都参与了备忘录贸易的工作。
可见，中日备忘录贸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贸易协定。周总理曾说，这个协定已接近于中方所提的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原则，即政府间协定。陈毅副总理也曾向记者说过，这个协定既可以说是民间协定，也可以说是政府间协定。这个备忘录协定的签订使中日间的贸易在原来的民间友好贸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犹如两个车轮，相辅相成，不仅大大促进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开辟了中日间半官半民接触和交流的窗口。
中日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各自成立办事处后，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人员来往增多，双方就在对方首都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问题进行接触。由于双方都有需要，尤其是日本最高当局受到中法建交冲击，感到在日中关系上应做些实事，所以，双方很快就取得了共识。1964年4月，松村谦三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人访华，同周总理连续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政治会谈，并同廖承志进行了充分地协商，于4月20日签署了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会谈纪要。按照纪要的规定，中方在东京开设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北京开设了高石奇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中方首任首席代表孙平化、代表吴曙东、陈抗等五人于8月13日到任。双方交换的常驻记者（中方七名，日方九名）于9月29日同时抵达对方首都，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间第一次互设常驻机构和互换常驻记者。不言而喻，这是中日关系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中日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时，池田首相因患喉癌病倒，不得不于同年11月9日宣布辞职，佐藤荣作同日出任首相。
讨论通过《二月纲领》
佐藤上台前，在对华政策上讲了不少漂亮话。他表示，在日中关系上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说什么要“根据全体国民的意志”来制定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等等。可是，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言行表明，他是在奉行一条追随美国、亲蒋反华的政策。佐藤执政达七年八个月之久，其间在中国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突破。佐藤刚上台时，日本评论界曾有人认为他会效仿戴高乐，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是，直到70年代初，他敌视中国的立场都没有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1971年的联大上，日本仍充当所谓“逆重要事项”提案国，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正是这一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赶走了蒋介石集团。所以，廖承志在与日本朋友谈话时，曾戏称佐藤在处理日中关系上不是“荣作”而是“无作”。这句俏皮话一时在日本传为笑谈。
佐藤执政后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蒋帮被逐出；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大门。围绕中国问题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执政党人在内的日本各党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并就恢复中日邦交的基本原则与中方达成共识，即：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
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恢复中日邦交基本原则的提出，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复交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沉重地打击了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导致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使日中邦交这个外交课题变成当时日本的内政问题，使佐藤政权空前孤立，加速倒台。这个恢复中日邦交基本原则，成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指导方针，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在中日两国政府就此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实现的。
总理功绩，日本朋友有评说
1972年金秋时节，周总理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通过会谈，双方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恢复中日邦交，是当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外交战线上又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个主义并不否定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仅不否认，而且还充分肯定某些领袖人物在铸就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作用。
1972年9月12日，田中首相访华临近。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直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奔波的日本朋友古井喜实一行时，主客之间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刻的对话：
松本（俊一）：总理是不是一直工作到天亮？
周总理：现在慢慢改了一点，现在还在改。因为你们的首相是早晨办事，晚上睡觉，正好相反。谈判要找一个共同的时间。
古井：这样的话，上午举行会谈就很困难。
总理：晚上举行会谈也困难。
松本：听了总理的话，十分感动。想不到总理为接待田中首相，竟然要改变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改变作息时间。
古井：日中邦交正常化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进行，是周总理引导工作做得好的缘故。
总理：是两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两国人民愿意友好。这是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古井：很抱歉，我跟总理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周总理引导得好，所以恢复邦交进展很快。
总理：要说中国方面的作用，当然应归功于毛泽东主席。比如说，我们解放以后，日本政界的元老久原房之助先生来过中国，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
古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新内阁成立后，可能先举行大选，然后再解决日中问题。由于中方引导得好，他倒过来了，先解决日中邦交问题，后举行大选……
总理……这不是谁的功劳，是形势造成的，归功于人民。
中日两国从历史上看，中间有50年不愉快的时期，但这是暂短的一瞬，而战后27年，我们的来往频繁，造成了这样的形势。
两国邦交是形势造成的，客观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人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
总理预言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前景说：路是开了，但道路不一定都是平坦的，也许要走一点弯路。所以，我们希望中日邦交的恢复，人民的友好往来走上广阔的路，但途中还会有一些曲折要绕过，荆棘要扫除。希望你们诸位不仅作为中日邦交恢复的开路人，而且是继续走下去的披荆斩棘的人。
会见后，总理、廖承志、刘希文会见并宴请古井一行后，古井异常兴奋，对中方接待人员说，他为日中关系奔走了13年，现在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心情十分畅快，十分乐观。他反复强调，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引导，日中关系不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周总理强调说：“是啊，先来谈一下嘛！谈才能谈清楚嘛！”田中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
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地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七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
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追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中日关系已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费了23年的时间。23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暂短的一瞬，但对渴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日两国人民来说，又何等漫长。
为了早日实现中日邦交，续写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新篇章，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就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认为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而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
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国控制下，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1年，美国与日本片面媾和之后，日本吉田茂政府又在美国的促压下于1952年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
周恩来总理1954年10月11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说：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很伤心。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但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认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政府，中国人民不要蒋介石，日本政府却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当然感到很伤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
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一时难于打开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为开辟民间外交的渠道，中国首先在沟通中日贸易方面采取主动步骤。1952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利用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机会，与出席会议的日本国会参议员高良富，国会众议员、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帆足计，国会众议员、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宫腰喜助进行接触，商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并邀请他们三人来北京进一步商谈。
同年5月，这三位代表应邀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前来访问的日本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方与他们通过会谈，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于美、日政府百般阻挠，这个协定后来执行情况不好，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毕竟打开了。
1954年12月，吉田内阁下台，鸠山一郎出任首相。由于他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较为热心，1955年，中日双方签署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鸠山首相表示愿对此给予支持和协助，从而实现了民间协议、官方挂钩的形式，比吉田内阁时期签订的两个协定提高了层次，协定执行的情况也较好。
鸠山执政期间，不仅贸易关系有发展，中日双方还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增加了人员往来。来自日本的许多客人都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双方都表示了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随之在日本国内逐渐展开。
为直接对话，试邀鸠山来北京
为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中国政府曾尝试同鸠山内阁直接对话。
1955年8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8月17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递信日本总领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继续和缓，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问题、双方侨民问题、两国人民互相往来问题和其他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愿望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北京举行会谈。
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日本各界人士时提出，中日两国应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否则，两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受到影响。
11月4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再次递信日本总领事，提出：中日应就两国之间许多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其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到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
经过一番曲折，鸠山首相于1956年3月29日对中国政府的呼吁作出间接的回应。他在回答国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必须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如周恩来总理愿意举行谈判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鉴此，周总理于4月18日致函邀请鸠山首相访华。这一重大举措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愿望和诚意。遗憾的是，鸠山内阁因内受执政党保守势力牵制，外受美国政府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倡议和邀请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致使鸠山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未获突破性进展。
鸠山内阁辞职后，继任的新首相石桥湛山于1956年底就职伊始，便在中国问题上表示，要尽可能地促进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又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要同美国进行协商，暗示了日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难度。新任外相岸信介说得更直截了当：日本只有在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之后，才能考虑承认中国。
尽管当时恢复两国邦交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石桥开始执政时，还是想把中日民间的经贸、文化、艺术、体育和卫生等交流搞得更活跃一些。不幸的是，石桥入主首相官邸仅两个月，就因病辞职了。
岸内阁逆行，引出政治三原则
岸信介继任首相后，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又是访问台湾，又是阻挠、破坏中日民间贸易、人员交流，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步骤，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1958年以后一度中断，使中日关系出现很大的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国方面于1958年7月提出了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
1.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
2.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能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逐步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三原则”旨在敦促日本政府改变追随美国、亲蒋、反华的政策。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指出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的障碍是日本政府，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和复交的愿望和行动的目标应集中到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反华政策上来。这是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为谈判的对手”。又说，在鸠山、石桥两届内阁期间，中国方面曾做了积极的努力，从民间入手，以“渐进积累”方式改善两国关系，但这一方式被后来的岸信介政府破坏了。中国从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改变了支持民间协定的态度，主张应该由两国政府做的事，必须通过政府来解决。
作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引申，中国政府又提出了政经不可分原则。这个原则同样是在岸信介内阁执政时期提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则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高涨，岸信介政府受到很大压力。但他又不愿放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欺骗舆论，缓解压力，并捞取经济实惠，他提出了所谓“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作为权宜之计。
岸信介政府此举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的反对。1959年3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
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还是采取远亲近攻的政策，我们不会上这个当……杜勒斯说他敌视中国，就不和中国做买卖，要禁运。他是反动头子，但是表里一致，他的话是合逻辑的。岸信介就不是这样。他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他并不是不讲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
周总理这番话深刻揭露了岸信介政府所谓“政治经济分离”原则的实质，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同年，《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对岸信介政府这个“政经分离原则”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指出“就是岸信介本人，也从来没有把政治和经济分开过。他的所谓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原则，就是他处处屈从美国和一贯敌视中国这个最大的政治的具体体现”。
开廖、高贸易，迎来半官半民交流
1960年7月，岸信介内阁在日本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浪潮中倒台，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池田上任伊始就公开表示，“对中共的政策，未必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逐渐改善日中关系”。
池田内阁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人时，重申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同时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
周总理说，中日贸易三原则是从同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发展中日贸易。岸信介时期，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半。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能逐渐恢复，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
池田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有限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在改善、发展中日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他不仅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时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为扩大中日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还积极支持自民党内主张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元老松村谦三和高石奇达之助、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政治、经济界人士改善日中关系的努力。
周总理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终于使中日关系出现了生机。1962年秋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松村一行促膝长谈三次，就以“渐进积累”方式、在“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共识。同时，就扩大中日贸易问题，确定了以下原则事项：（1）以货易货；（2）综合贸易；（3）延期付款；（4）长期合同（为期五年）。双方商定由廖承志和高石奇达之助负责协商落实这些原则事项。
紧接着，高石奇达之助率包括22家大厂商代表在内的大型代表团来访北京，同廖承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就落实周总理与松村会谈确定的原则事项进行商谈，并顺利地达成一致，于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志、高石奇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这个长期综合贸易亦称备忘录贸易，后来又被称为“廖·高备忘录贸易”，简称“LT贸易”（L为廖字发音第一字母，T为高石奇发音第一字母）。这个贸易签署后，中日双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面联系人为廖承志——松村谦三，经济方面联系人为廖承志、刘希文——高石奇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外贸部部长助理刘希文，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局处理。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亦称“高石奇办事处”，高石奇任该联络协议会会长，背后是日本通产省。而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主管官员都参与了备忘录贸易的工作。
可见，中日备忘录贸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贸易协定。周总理曾说，这个协定已接近于中方所提的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原则，即政府间协定。陈毅副总理也曾向记者说过，这个协定既可以说是民间协定，也可以说是政府间协定。这个备忘录协定的签订使中日间的贸易在原来的民间友好贸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犹如两个车轮，相辅相成，不仅大大促进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开辟了中日间半官半民接触和交流的窗口。
中日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各自成立办事处后，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人员来往增多，双方就在对方首都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问题进行接触。由于双方都有需要，尤其是日本最高当局受到中法建交冲击，感到在日中关系上应做些实事，所以，双方很快就取得了共识。1964年4月，松村谦三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人访华，同周总理连续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政治会谈，并同廖承志进行了充分地协商，于4月20日签署了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会谈纪要。按照纪要的规定，中方在东京开设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北京开设了高石奇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中方首任首席代表孙平化、代表吴曙东、陈抗等五人于8月13日到任。双方交换的常驻记者（中方七名，日方九名）于9月29日同时抵达对方首都，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间第一次互设常驻机构和互换常驻记者。不言而喻，这是中日关系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中日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时，池田首相因患喉癌病倒，不得不于同年11月9日宣布辞职，佐藤荣作同日出任首相。
讨论通过《二月纲领》
佐藤上台前，在对华政策上讲了不少漂亮话。他表示，在日中关系上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说什么要“根据全体国民的意志”来制定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等等。可是，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言行表明，他是在奉行一条追随美国、亲蒋反华的政策。佐藤执政达七年八个月之久，其间在中国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突破。佐藤刚上台时，日本评论界曾有人认为他会效仿戴高乐，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是，直到70年代初，他敌视中国的立场都没有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1971年的联大上，日本仍充当所谓“逆重要事项”提案国，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正是这一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赶走了蒋介石集团。所以，廖承志在与日本朋友谈话时，曾戏称佐藤在处理日中关系上不是“荣作”而是“无作”。这句俏皮话一时在日本传为笑谈。
佐藤执政后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蒋帮被逐出；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大门。围绕中国问题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执政党人在内的日本各党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并就恢复中日邦交的基本原则与中方达成共识，即：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
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恢复中日邦交基本原则的提出，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复交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沉重地打击了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导致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使日中邦交这个外交课题变成当时日本的内政问题，使佐藤政权空前孤立，加速倒台。这个恢复中日邦交基本原则，成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指导方针，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在中日两国政府就此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实现的。
总理功绩，日本朋友有评说
1972年金秋时节，周总理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通过会谈，双方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恢复中日邦交，是当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外交战线上又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个主义并不否定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仅不否认，而且还充分肯定某些领袖人物在铸就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作用。
1972年9月12日，田中首相访华临近。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直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奔波的日本朋友古井喜实一行时，主客之间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刻的对话：
松本（俊一）：总理是不是一直工作到天亮？
周总理：现在慢慢改了一点，现在还在改。因为你们的首相是早晨办事，晚上睡觉，正好相反。谈判要找一个共同的时间。
古井：这样的话，上午举行会谈就很困难。
总理：晚上举行会谈也困难。
松本：听了总理的话，十分感动。想不到总理为接待田中首相，竟然要改变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改变作息时间。
古井：日中邦交正常化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进行，是周总理引导工作做得好的缘故。
总理：是两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两国人民愿意友好。这是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古井：很抱歉，我跟总理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周总理引导得好，所以恢复邦交进展很快。
总理：要说中国方面的作用，当然应归功于毛泽东主席。比如说，我们解放以后，日本政界的元老久原房之助先生来过中国，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
古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新内阁成立后，可能先举行大选，然后再解决日中问题。由于中方引导得好，他倒过来了，先解决日中邦交问题，后举行大选……
总理……这不是谁的功劳，是形势造成的，归功于人民。
中日两国从历史上看，中间有50年不愉快的时期，但这是暂短的一瞬，而战后27年，我们的来往频繁，造成了这样的形势。
两国邦交是形势造成的，客观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人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
总理预言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前景说：路是开了，但道路不一定都是平坦的，也许要走一点弯路。所以，我们希望中日邦交的恢复，人民的友好往来走上广阔的路，但途中还会有一些曲折要绕过，荆棘要扫除。希望你们诸位不仅作为中日邦交恢复的开路人，而且是继续走下去的披荆斩棘的人。
会见后，总理、廖承志、刘希文会见并宴请古井一行后，古井异常兴奋，对中方接待人员说，他为日中关系奔走了13年，现在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心情十分畅快，十分乐观。他反复强调，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引导，日中关系不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