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先生。”尼克松回答,“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恩来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飞往杭州之前,驱车前往北京机场的时候,他俩又谈起了这个话题。
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
尼克松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是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恩来说:“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
尼克松对逆境的话题兴致很高,又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是,我惟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希望总统在今年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尼克松望着窗外楼房、树木,说:
“我想起了戴高乐,他在野那几年是有助于砥砺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处于七十几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注意到,会谈进行到一半,秘书会定时给周恩来送来几粒白色的小药片。可是,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合眼皮、打瞌睡,然而会场中最年长的周恩来在四小时会谈中自始自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为了提神,周恩来偶而也点上一支香烟,吸上一口之后,就将烟卷搁在烟缸里让它自燃而尽。
尼克松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的精力这样旺盛。我感到,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
“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无忧虑。“留给我们这辈人的时间已经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在周恩来乘车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人,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也笑着。——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好些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当今拥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使得尼克松总统即使来到中国访问,仍旧掌握着政府的工作、管理着大洋那边的美国。尼克松也挑选了一件象征性的大事来显示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在这次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计划由尼克松当着全体记者的面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为解决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仲裁;然后,让尼克松把签署过法案的钢笔送给周恩来。基辛格将此计划征询周恩来意见。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委婉地表示拒绝,说:
“我当然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不愿意参与贵国的这种事务。接受这支钢笔会不会给人一种干涉美国内政的印象。”
周恩来又立即友好地建议说:“如果尼克松总统一定要送给我钢笔,可以在你们回到华盛顾之后另外送一支,我将会乐于接受的。”
这项由尼克松公开签署法案仲裁国内罢工事件的事,就作罢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分寸感,使得以细致见长的基辛格也十分折服。尼克松也觉得,周恩来不仅有中国文化孕育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的经验。
尼克松点评中国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这是一种十分真实的感受的记录。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屋外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逶迤的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的景色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友’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么?”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达到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身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像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安不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惟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像一条乌黑的大蛇蜿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作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强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串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地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编,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2月25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7点开始,周恩来6点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在6点30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最棘手的问题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他在这些时间里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俩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