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18)
尼克松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宾馆等候。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十八号楼；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六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舆洗。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还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却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尼克松久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早在今年元月，黑格到中国为他访华作先遣安排，周恩来就未能明确肯定毛泽东要会见他，这一直使他心存不悦。这次在华盛顿动身启程上飞机，罗杰斯国务卿一进机舱就很关心地说：总统，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泽东现在就想在其住处会见尼克松，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毛泽东自从2月12日那天病危休克抢救过来之后，一直卧病在床不起；但是，他却很清楚地记得2月21日这天尼克松访华抵京。21日这天，毛泽东的病情有了好转。上午，他睡醒之后，就好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尼克松的专机飞到哪儿啦，什么时候飞抵北京。中午11时许，了解到尼克松的专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即刻嘱咐：“快给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电话打给周恩来时，周正在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到了钓鱼台，周一获知毛泽东马上要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通知了基辛格。
毛泽东刮胡子、理发、更衣之后，被搀扶进会见大厅坐好。当时，毛泽东的体质还很虚弱。医疗组的全体专家、护士都集中起来了，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置放在大厅周围。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以防万一。可以想知，毛泽东是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而和尼克松会见的。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医疗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这一次医疗组的工作就结束了。
历史性的会晤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恩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口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舆洗。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还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却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尼克松久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早在今年元月，黑格到中国为他访华作先遣安排，周恩来就未能明确肯定毛泽东要会见他，这一直使他心存不悦。这次在华盛顿动身启程上飞机，罗杰斯国务卿一进机舱就很关心地说：总统，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泽东现在就想在其住处会见尼克松，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毛泽东自从2月12日那天病危休克抢救过来之后，一直卧病在床不起；但是，他却很清楚地记得2月21日这天尼克松访华抵京。21日这天，毛泽东的病情有了好转。上午，他睡醒之后，就好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尼克松的专机飞到哪儿啦，什么时候飞抵北京。中午11时许，了解到尼克松的专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即刻嘱咐：“快给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电话打给周恩来时，周正在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到了钓鱼台，周一获知毛泽东马上要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通知了基辛格。
毛泽东刮胡子、理发、更衣之后，被搀扶进会见大厅坐好。当时，毛泽东的体质还很虚弱。医疗组的全体专家、护士都集中起来了，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置放在大厅周围。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以防万一。可以想知，毛泽东是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而和尼克松会见的。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医疗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这一次医疗组的工作就结束了。
历史性的会晤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恩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口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