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16)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100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月6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1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6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等于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6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的时候，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要告诉周总理，谈判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2点。周总理已经很累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周恩来望了秘书一眼。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恩来服了药。秘书想让他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告诉他陈老总去世的消息。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并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1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词。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1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黑格在北京被周总理批评了。也可能以为在北京得罪了中国总理，这样在上海、杭州就被报之以颜色了。很容易造成这种误会。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章文晋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十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不断添加。毛泽东就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这件事、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貌，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十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浆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当黑格捧着糖盒乘专机离开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心头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此次打前站未能落实为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的最后安排。他在与周恩来谈判时，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肯定要会见尼克松的承诺。怎能想象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飞越重洋来到北京，而不与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会见呢？黑格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卧床，而且病情十分危重，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最优秀的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组，他们日日夜夜轮流守护在毛的床前。周恩来当然无法明确告诉他，毛泽东什么时候能肯定会见尼克松。
马尔罗会见毛泽东：奇特老人的最后一幕
自从1971年4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著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划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著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觉得很有价值。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做客。
马尔罗被当做总统的贵宾，请到白宫椭圆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70，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说：“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么？”尼克松又问。
“呵，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么？”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它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
“你能给我讲讲对毛泽东的印象么？”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月6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1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6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等于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6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的时候，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要告诉周总理，谈判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2点。周总理已经很累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周恩来望了秘书一眼。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恩来服了药。秘书想让他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告诉他陈老总去世的消息。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并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1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词。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1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黑格在北京被周总理批评了。也可能以为在北京得罪了中国总理，这样在上海、杭州就被报之以颜色了。很容易造成这种误会。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章文晋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十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不断添加。毛泽东就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这件事、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貌，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十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浆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当黑格捧着糖盒乘专机离开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心头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此次打前站未能落实为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的最后安排。他在与周恩来谈判时，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肯定要会见尼克松的承诺。怎能想象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飞越重洋来到北京，而不与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会见呢？黑格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卧床，而且病情十分危重，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最优秀的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组，他们日日夜夜轮流守护在毛的床前。周恩来当然无法明确告诉他，毛泽东什么时候能肯定会见尼克松。
马尔罗会见毛泽东：奇特老人的最后一幕
自从1971年4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著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划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著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觉得很有价值。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做客。
马尔罗被当做总统的贵宾，请到白宫椭圆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70，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说：“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么？”尼克松又问。
“呵，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么？”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它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
“你能给我讲讲对毛泽东的印象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