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机犹系乒乓球(15)
基辛格意识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飞回华盛顿。他侧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厅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事后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寻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洛德找出的提法来自的那个文件，是1955年秋，海峡两岸为大陆沿海金门、马祖等数个小岛而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此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当时，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是艾森豪威尔十分头痛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军方强烈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贴近大陆的这几个小岛，不愿为这几个小岛陷入与中国的战争；军方在朝鲜战场已尝尽了与中国作战的苦头。另一方面，蒋介石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愿从这几个小岛退却。在那样的情况下，杜勒斯这个方案提议要将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这个提案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岛屿。用杜勒斯的说法，既免去麻烦，又能达到目的。为此，杜勒斯经过活动，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提出这项议案。杜勒斯给这个方案取名“神谕”，将自己的主意比喻为神的喻示，其结果却是讽刺性的，“神谕”方案在台湾海峡两岸都碰了大钉子。蒋介石强烈反对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原因在于“神谕”提案会导致出现在联合国内“两个中国”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国内政，还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毛泽东也强烈反对这个提案与做法。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然赖在联合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也就不了了之。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尽管还在海边作战；但是，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里，记述50年代杜勒斯所策划“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经过的文字中，就用过这句现在很著名的话：“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联大恢复中国席位，基辛格机中苦笑
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这一天，天还没全亮，只有4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基辛格临离开钓鱼台之前，双方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是十分尖锐对立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反霸的关切，双方承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还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进行讨论。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当然，车内的对话已经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却有内容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我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我们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基辛格送来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对洛德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怎么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他的心情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底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今天更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
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是值得欢呼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值得欢呼的。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丢脸。
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略带遗憾离北京，捧着糖盒上飞机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在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觉得多得使人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1月3日到达北京。黑格叫亚历山大·黑格，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18名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8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基辛格与洛德在厅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事后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寻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洛德找出的提法来自的那个文件，是1955年秋，海峡两岸为大陆沿海金门、马祖等数个小岛而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此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当时，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是艾森豪威尔十分头痛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军方强烈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贴近大陆的这几个小岛，不愿为这几个小岛陷入与中国的战争；军方在朝鲜战场已尝尽了与中国作战的苦头。另一方面，蒋介石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愿从这几个小岛退却。在那样的情况下，杜勒斯这个方案提议要将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这个提案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岛屿。用杜勒斯的说法，既免去麻烦，又能达到目的。为此，杜勒斯经过活动，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提出这项议案。杜勒斯给这个方案取名“神谕”，将自己的主意比喻为神的喻示，其结果却是讽刺性的，“神谕”方案在台湾海峡两岸都碰了大钉子。蒋介石强烈反对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原因在于“神谕”提案会导致出现在联合国内“两个中国”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国内政，还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毛泽东也强烈反对这个提案与做法。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然赖在联合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也就不了了之。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尽管还在海边作战；但是，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里，记述50年代杜勒斯所策划“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经过的文字中，就用过这句现在很著名的话：“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联大恢复中国席位，基辛格机中苦笑
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这一天，天还没全亮，只有4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基辛格临离开钓鱼台之前，双方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是十分尖锐对立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反霸的关切，双方承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还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进行讨论。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当然，车内的对话已经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却有内容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我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我们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基辛格送来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对洛德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怎么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他的心情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底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今天更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
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是值得欢呼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值得欢呼的。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丢脸。
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略带遗憾离北京，捧着糖盒上飞机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在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觉得多得使人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1月3日到达北京。黑格叫亚历山大·黑格，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18名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8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