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林彪把记录稿交给陈伯达,以往,陈伯达总是替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做“文字理发匠”。如今,他“跟准”了林彪。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翻车了,倒大霉了”
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对于这次举足轻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是这样回忆的: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中,江青、张春桥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事先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
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
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
在揪人正盛时,我曾对康生说,我过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字典》上没有这两字。康生于是把《康熙字典》中这两个字翻出来,证明我的无知。现在“揪”字却安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了。真是中国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
我估计,谁提议“揪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郭玉峰参加华北组,他经常往康生、曹轶欧那里走,康、曹同江、张又经常在一起,或许他们就是从郭玉峰口里知道的吧。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也没有事,当时他出席或不出席,我记不清了。
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都不再通知我了。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值得提一笔的是,正当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林彪和陈伯达的时候,当时还只是中共中央委员的王洪文,不知高层的格斗,正在小组会上谈自己学习林彪讲话的“体会”:“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结束之后,各组组长便紧急向小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于是,各组急刹车,不再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王洪文吓了一大跳,连忙改口……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
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
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不过,在溃退之中,林彪仍竭力稳住他的队伍,以求保存实力……
毛泽东怒斥陈伯达
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9日晚8时5分,陈伯达秘书缪俊胜打电话给林彪,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于运深。据于运深所记电话记录如下: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由秘书于运深转达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这时的陈伯达,一度惶恐的心又安定下来。他有过多次挨毛泽东批评的“经验”,从最初访问苏联时突然把他从谈判席上撵走,直至1958年的郑州会议,1967年2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一次次挨批评,一次次检讨,一次次过关,这一回,他说过了几句检查的话,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以为大约又可以过关了。所以,他居然有时间把林彪的讲话稿再看一遍,提醒林彪该加句什么话……
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毛泽东用了一个典故,比喻林彪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林彪听不懂,又不敢当面问毛泽东。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要人查找这句话的出处,含义。
北京回电:“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惨矣!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了“纣王”。当然,也有值得安慰的:“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有700字,而当年炮打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不过200多字。《我的一点意见》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指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引者注:此处毛泽东用“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为的是“分割”林、陈,逐个击破),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上那样一些人的当。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9月1日,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如同一颗原子弹在陈伯达头上爆炸,这位“天才理论家”顿时被摧毁!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作检查的只是陈伯达、吴法宪和汪东兴。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现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3月18日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涉及陈伯达及九届二中会的部分,照原文转录于下: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