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4)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又通过种种卑鄙手段打倒了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
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
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由陈伯达、唐平铸、胡痴起草的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11日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这个“小组”不断“剥笋”，这时又“剥”去了谢镗忠，变得越发“小”了，从最初的18名成员缩小成只有8名成员：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
副组长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我们在1966年5月31日到《人民日报》来，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来的。在5月31日以前，我同唐平铸没有见过面，同胡痴也没有见过面，都是临时从《解放军报》借些人，实际上是刘志坚推荐的，我们不了解他们……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泠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扑灭反康生之火
就在今儿打倒这个、明儿打倒那个的乱糟糟的时刻，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
“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激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林枫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即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
关锋同志讲：那天谈话（指1月20日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时座谈）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们困难时我支持你们，我们不愿意看到你们跌倒，愿意你们继续革命，你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智纯、武葆华。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继续，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再说一句，要做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
（声明：此记录只有个别字可能有差错，意思保证无误。蒯大富）
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大字报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又一次鼓吹“公社”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又通过种种卑鄙手段打倒了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
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
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由陈伯达、唐平铸、胡痴起草的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11日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这个“小组”不断“剥笋”，这时又“剥”去了谢镗忠，变得越发“小”了，从最初的18名成员缩小成只有8名成员：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
副组长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我们在1966年5月31日到《人民日报》来，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来的。在5月31日以前，我同唐平铸没有见过面，同胡痴也没有见过面，都是临时从《解放军报》借些人，实际上是刘志坚推荐的，我们不了解他们……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泠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扑灭反康生之火
就在今儿打倒这个、明儿打倒那个的乱糟糟的时刻，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
“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激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林枫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即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
关锋同志讲：那天谈话（指1月20日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时座谈）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们困难时我支持你们，我们不愿意看到你们跌倒，愿意你们继续革命，你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智纯、武葆华。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继续，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再说一句，要做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
（声明：此记录只有个别字可能有差错，意思保证无误。蒯大富）
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大字报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又一次鼓吹“公社”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