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21)
“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联动”，即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由北大附中、八一学校等数百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的。他们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反对中央文革“打倒一切”的错误作法。于是，江青之流指使蒯大富、聂元梓，煽动1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八一学校，大肆打砸抢，把一些干部、烈士子弟当做“反革命”，关押逮捕起来。在法西斯的恐怖镇压中，这些被周总理称为“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胜利地经历了严峻的斗争。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顶着惊涛骇浪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大兴问罪之师。为了进一步夺权，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与“二月逆流”有关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恶人先告状”，就在2月16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中央碰头会上，老一代革命家们怎样向他们这伙小丑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同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同志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抢救，伤害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嚷叫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帅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他边说边抽烟，口角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斗会上，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他们恶毒污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惯于给人戴大帽子。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等等。陈毅同志兼任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污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医院，他就骂什么：“×××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因此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党的民主遭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全局出发，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你告他。”李先念同志气愤地说：“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同志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善于搞阴谋诡计，写了一个铁路工厂的汇报，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马上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一步登天，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与王力、关锋一起，到处兴风作浪。“王关戚”不仅操纵少数坏人，疯狂迫害革命干部，而且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琪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夺权阴谋。
写到这里，需要插进1968年11月21日，陈伯达、康生和外宾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康生对所谓“二月逆流”和碰头会上的斗争，作了介绍。
这次《谈话》记录，虽然大多是诬陷攻击之词，但也从反面透露了当时七位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在中央碰头会上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康生在《谈话》中污蔑说：“在这次会上，他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他们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恢复王明投降帝国主义的投降路线。所以我们反驳他们说，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全国性胜利，也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被他们无辜打倒，受到了无情打击，遭到了残酷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对于这种状况，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康生却说：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整得很苦，所以，他们要起来保护老干部。因为老干部受了打击，所以文化大革命要不得。他们反对伟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说这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残酷斗争。
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企图招降纳叛，组织队伍，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就是保护一小撮反马列主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他们把毛主席充分发挥群众路线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诬蔑为形而上学。”
康生别有用心地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说：“他们叫嚣说：你们天天喊群众、群众，那还有什么党的领导？我们回答说：你们说的那种党的领导没有了，而且永远不会有，那是刘邓招降纳叛的领导。”
康生在《谈话》中攻击说：“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文化大革命’把军队搞乱了。他们把保护军队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
其实，把军队的稳定同“文革”对立起来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炮制“二月逆流”冤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倒我军的一批负责同志，进一步把军队搞乱。他们借口反击“二月逆流”，把一些军队的负责同志诬指为“某老谭”，从而冲击军事机关，搞乱军队，在军队内部打击一大片。
与这次批斗会相配合，林彪一伙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谭震林同志曾因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3月6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1967年3月8日，谭厚兰带着受操纵蒙蔽的1000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同志。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着“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在这前后，康生也赶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地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煽动青年冲击大寨展览。而人们清楚记得，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着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乌云可以一时迷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同志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同志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抽，一边和悦地说：“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联动”，即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由北大附中、八一学校等数百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的。他们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反对中央文革“打倒一切”的错误作法。于是，江青之流指使蒯大富、聂元梓，煽动1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八一学校，大肆打砸抢，把一些干部、烈士子弟当做“反革命”，关押逮捕起来。在法西斯的恐怖镇压中，这些被周总理称为“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胜利地经历了严峻的斗争。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顶着惊涛骇浪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大兴问罪之师。为了进一步夺权，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与“二月逆流”有关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恶人先告状”，就在2月16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中央碰头会上，老一代革命家们怎样向他们这伙小丑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同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同志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抢救，伤害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嚷叫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帅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他边说边抽烟，口角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斗会上，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他们恶毒污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惯于给人戴大帽子。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等等。陈毅同志兼任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污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医院，他就骂什么：“×××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因此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党的民主遭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全局出发，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你告他。”李先念同志气愤地说：“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同志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善于搞阴谋诡计，写了一个铁路工厂的汇报，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马上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一步登天，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与王力、关锋一起，到处兴风作浪。“王关戚”不仅操纵少数坏人，疯狂迫害革命干部，而且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琪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夺权阴谋。
写到这里，需要插进1968年11月21日，陈伯达、康生和外宾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康生对所谓“二月逆流”和碰头会上的斗争，作了介绍。
这次《谈话》记录，虽然大多是诬陷攻击之词，但也从反面透露了当时七位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在中央碰头会上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康生在《谈话》中污蔑说：“在这次会上，他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他们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恢复王明投降帝国主义的投降路线。所以我们反驳他们说，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全国性胜利，也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被他们无辜打倒，受到了无情打击，遭到了残酷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对于这种状况，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康生却说：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整得很苦，所以，他们要起来保护老干部。因为老干部受了打击，所以文化大革命要不得。他们反对伟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说这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残酷斗争。
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企图招降纳叛，组织队伍，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就是保护一小撮反马列主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他们把毛主席充分发挥群众路线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诬蔑为形而上学。”
康生别有用心地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说：“他们叫嚣说：你们天天喊群众、群众，那还有什么党的领导？我们回答说：你们说的那种党的领导没有了，而且永远不会有，那是刘邓招降纳叛的领导。”
康生在《谈话》中攻击说：“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文化大革命’把军队搞乱了。他们把保护军队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
其实，把军队的稳定同“文革”对立起来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炮制“二月逆流”冤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倒我军的一批负责同志，进一步把军队搞乱。他们借口反击“二月逆流”，把一些军队的负责同志诬指为“某老谭”，从而冲击军事机关，搞乱军队，在军队内部打击一大片。
与这次批斗会相配合，林彪一伙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谭震林同志曾因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3月6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1967年3月8日，谭厚兰带着受操纵蒙蔽的1000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同志。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着“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在这前后，康生也赶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地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煽动青年冲击大寨展览。而人们清楚记得，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着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乌云可以一时迷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同志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同志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抽，一边和悦地说：“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