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9)
工夫不大，从机场开出的那辆黑色轿车便在“秘密病房”前停下。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缓缓走下车。他在冰凉的夜风里立住脚，而后缓缓四顾。直到这时，赶来监护的人才发现他有一双目光闪烁的眼睛；那不是病人的眼睛，那里荡漾着战士冲锋陷阵时特有的锐气。
他看过四周一眼，像是与这自然界作了庄严的告别，便艰难而又坦然地迈出步子。他似乎脱不开那手杖了；他身体稍向右侧倾，以便让手杖分担一些已经十分瘦削的身体的体重。他专心致志地对待迈出的每一步，像对待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一般，不求快，力求每一步迈得都要正，都要稳。没有人搀扶，他也不用人搀扶，步履艰难而又严肃认真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为他“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他在刺目的灯光下再次立住脚，再次环顾四周；这是朝北不见阳光的“阴间”。其实朝阳也徒然，窗口用木板钉死，又蒙了厚实的窗帘。门口对着走廊，进来时他已看清走廊的一头从地到楼板全部堵死，耗子也钻不进来。只留下一道门进出。病床矮得出奇，显然床腿被锯掉一截，大约是怕“跳床”自杀吧……
他眼角竟出现几丝浅浅的笑纹，似冷似嘲；手杖交于左手，右手朝口罩伸去。于是，所有监护人的目光都随了那只枯瘦的手移上去，紧张地盯住这位始终笼罩了一种神秘气氛的“特护”病人。口罩缓缓地、缓缓地摘落一角，顺序露出毫无血色的岩石一样突兀的颧骨，坚挺而棱角明晰的鼻子和一圈短髭围拱着的嘴角微微下弯的抿紧了的嘴巴……
监护的人们起了一阵无声的骚动，这种骚动来自波颤的目光、抽动的脸肌和身体下意识的震颤。
陶铸！“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虽然为重病消得人憔悴，但他无疑是那位名字曾经隆隆地响遍中国大地的陶铸！
可是，就从这天晚上起，这位身陷囹圄的“保皇派”连陶铸这一真实姓名也如同他的自由一样被剥夺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者为他起的名字。所有监护人也都将“陶铸”封闭在心里，只叫他“王河”。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5）
监护人员被专案人员召集起来开会。专案人员变态变色地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他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第三号走资派，而且是叛徒，性质已定。他顽固对抗革命群众运动，当面辱骂红卫兵，还要拼命！对他一定要坚决斗争，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他不老实，大喊大叫，就堵他嘴！”又说：“你们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陶铸受到了特殊的“特级护理”——成立了监护小组，有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病房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监视病人活动，治疗只是“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所有监护人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终身保密”，“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监护措施有十条……”“是为了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陶铸就在这个封闭而窒息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特护”生活。这里没有阳光，没有风云，没有绿色，但是有一颗顽强跳跃的心脏，有一条不甘死亡的生命。
一觉醒来，陶铸便起身运动。于是，这死寂斗室有了声响：笃笃的手杖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就在窗前走来走去，虽然一样的看不见自然，但他知道窗外是自然，那里有阳光、风云和绿色……
踱步15分钟，陶铸已是汗水淋漓。他将手杖靠在床头，擦擦汗，先用双手撑住床，再艰难地躺上去。这床太低了，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以至于每次上床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作为一项特殊运动来完成。
但是，陶铸的头脑异常清醒。每当躺下歇息，他便开始“读书”，一页页、一行行翻阅自己的历史。他有时想得激昂，有时想得平静，想累了便起来再踱步，他在密闭的窗前走来走去时，常令人想起笼中的猛虎反复徘徊在铁栏后。他想像猛虎一样发出激愤压抑的吼啸，但他耐住了。他只是不断吟诵着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召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
三天后，吃了一点面条，觉得精神还好，又下床来了，踱着踱着，索性把手杖“咣当”一声甩开，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做体育运动的场所。
20分钟后，他扶墙喘息。于是，脑子便开始迅速运转。大凡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一种体会：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晰，越是切近的事情反而越模糊。他想把近两年的事想真切，却总觉得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有朦胧的深浅不一的色彩化出了层次和轮廓。
他依稀记得是去年，1968年8月，他在“批斗刘邓陶大会”上又挨了痛打。不久便开始头晕、眼花，想呕吐。他讲明情况，要求检查治疗，却一直拖到1969年3月才获准去医院检查。他做了大手术。亲人和医生都说是胆囊切除术，他也对所有人说是胆囊切除术。然而，当他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之际，还是脱口叫出一声：“没想到癌是这么痛……”他知道自己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却又被孤零零“疏散”到合肥。他想起与妻子说的话：“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
于是，陶铸振作起来，擦擦额上的冷汗，继续他的踱步。踱出几步，他便觉出体力不支，扶了墙喘息。他看到了负责看守的那名小战士。军帽下，那张脸盘分明是娃娃相，用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警惕而又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特护”病人。
一种怜爱之情油然而生，陶铸忘记了“身份”，像当年视察部队时那样亲切地问：“小同志，今年多大岁……”
话没问完，那张天真稚嫩的脸忽然掠过一阵紧张愤激之色，接着便暴出厉声的呵斥：
“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
吼声中，那小战士怕染上瘟疫一般，朝后退了两步。
陶铸怔怔地望着那战士，脸色陡然变得青灰，接着，由于心脏的一阵绞痛，他的脸剧烈地抽搐几下，当抽搐停息下来时，嘴角留下了一丝凄楚的微笑。
他无声地爬回床上，静静地躺着，淡漠的目光始终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他反复哼哼着什么，当护士送饭来时，才终于听清那是一首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护士等候很久，他没有吃饭，只是小声吟这首诗。护士走了，半小时后回来，他仍然在吟。
晚饭的情形仍是这样。只是当护士准备撤走饭时，才听到微弱的一声喃喃：“放、放下……我吃。”
陶铸开始挣扎起身，几次努力，汗已淌下来。护士忍不住帮了一把。被陶铸轻轻推开了那只相助的手臂。
“你们……还年轻哪。”陶铸望着护士轻叹一声，闭了眼他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遭诬陷和迫害，他痛苦的是看到这么多年轻善良的心灵被蹂躏变得畸形。
陶铸刚一端碗就开始恶心，但他还是顽强地朝嘴里送去面条。嚼了没几下，一阵剧烈的呕吐，不但吐掉了嘴里的面，还吐出了胃里的黄水。呕吐停止，他喘息着，望着饭碗，像面对着一场党性的考验。他又朝嘴里送进面条，嚼不过几下，又是一阵大呕大吐，直吐得昏天黑地，汗流如注……
护士蓦地扭开了脸。纵然被注入天大的“阶级仇恨”，此情此景也不由她不心颤欲泪！陶铸终于“吃”完了一碗面，他像打赢了一场大仗似地躺下来，喘息着，任凭汗水淌湿枕巾，一动不再动。
护士脸色惨白，拼命咬紧嘴唇，收起碗筷，端走那大半痰盂的呕吐物。她始终低着头，怕别人看见她的眼睛，发现什么严重问题……
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到安徽不足一星期，便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很快就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勉强获准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悄悄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悄悄抬到放射科。检查证明，病情已非常危重；肠子粘连，并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
监护小组再次请示，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中央”批准，决定给陶铸再次施行手术。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目瞪口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大半夜，腹腔打开又缝合，连肠梗阻也未能解决。
极度衰弱的陶铸，手术中流了大量的血，却没为他输一滴血。部队医院里的血是无产阶级的，不能输给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血型”不对。
医院只给陶铸输液，靠输液长合那道刀口。
在最后的日子里，陶铸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啊！护士亲眼看到了他癌痛发作时的情况：
“他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无法安宁。坐着时就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分散痛苦的焦点。趴在床上时，两条腿伸展了又抽缩，蜷曲了又蹬直，辗转反侧，冷汗如注；眼睛瞪圆了又闭紧，闭紧了又睁圆，牙床咬得淌血，真是苦不堪言哪……有天晚上，一名护士心里实在不忍，在他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第二天就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警告和呵斥，说打止痛针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没批就不许打！”
那天，癌痛到极点，陶铸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触电一般；每一条筋，每一束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病床在他身下咯咯作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那是陶铸无声的吼啸！他的脸孔像激荡着狂风暴雨，他的眼睛像划过一道闪电，光芒逼人，却又一闪即逝，变得深幽幽，黑沉沉；转瞬间，复又燃起钢蓝色的火焰；脸孔的抽搐停止了，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住了，那神圣的信仰和高尚的品格本已深深地透入灵魂，如今使他的全身都得到充溢和膨胀。蓦地，他举起一只手，携了飓风之势猛然挥出，仿佛要扫荡一切彷徨不安，粉碎所有的痛苦哀愁……
砰！一声响亮，陶铸的手重重拍在墙壁上，像旷野里轰响的巨雷。监护人都吃了一惊：那白壁上，粘汗粘掉墙皮，清清晰晰留下一只手印！
从此，陶铸安静下来。他静极了，静极了。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他的两眼依然圆睁，里面还在闪烁着火焰。一名护士看了心里发酸，上前用手将他的眼皮轻轻合上。
第二天，专案人员从北京赶到，匆匆走到病床前。他突然一阵战栗，踉跄后退，叫起来：“他、他、他还没死啊！”
护士上前一看，不禁毛骨悚然：陶铸的眼睛又睁开了，里面仍燃烧着火……
当夜，陶铸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着送进了火葬场。他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没有一丝花纹的骨灰盒，并以“王河”的名字被冷冷地弃置在无数亡灵的一角。
然而，历史终究会作出正义的判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对陶铸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
第二节 狂澜翻滚惹众怒三老四帅怒抗争
谭震林同志第一次给江青画像，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动乱的风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弥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都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的，像狂澜怒涛一样，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联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联的人群，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臂上佩着红卫兵袖章，漫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叫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人民日报社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嘶哑着嗓子，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了。各种各样的轰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嚷叫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在这里那里，人们都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二月逆流”……
这都是为什么呢？
1967年春天，发生了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案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年12月间，我曾亲自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从访问中得知，这场斗争发生在1967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1966年，在连续发生的政治事件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年5月16日的《通知》。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党内窃取的权力，在《通知》中混淆敌我矛盾，把许多革命干部都当做“混进党里、政府、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继续革命”的对象。《五一六通知》还任命了以陈伯达、江青为正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从此，他们就打着所谓“文革”的旗号，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把全国陷入他们的白色恐怖之中。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一伙把持下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完全是根据康生授意，经过周密策划出笼的。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饭厅贴出，立即遭到北大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击，半天就贴出了1000多张大字报。他们指出这张大字报，颠倒黑白，其目的是妄图推翻北大党委，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接着，报纸又相继发表《欢呼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当晚周恩来总理就派人来到北大，重申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强调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得知周总理的态度以后，惟恐其反革命阴谋家的面孔被揭穿，立即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连夜直接把大字报底稿转给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立即决定广播发表。
大字报一发表，北京市的55所高等院校，立即掀起了揪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许多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教授，被打成所谓“反动权威”，连续被揪斗游街，发生了严重的迫害事件。
与此同时，6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所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号召从上到下展开夺权，猖狂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要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于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愈加猛烈地扩展开来。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被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所蒙蔽、所利用，有的人甚至变成了阴谋家的牺牲品。血写的事实，揭破了阴谋的谎言。后来，许多青年人从欺骗蒙蔽中觉醒过来，日益增多地参加到反对林彪一伙的斗争中来。
他看过四周一眼，像是与这自然界作了庄严的告别，便艰难而又坦然地迈出步子。他似乎脱不开那手杖了；他身体稍向右侧倾，以便让手杖分担一些已经十分瘦削的身体的体重。他专心致志地对待迈出的每一步，像对待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一般，不求快，力求每一步迈得都要正，都要稳。没有人搀扶，他也不用人搀扶，步履艰难而又严肃认真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为他“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他在刺目的灯光下再次立住脚，再次环顾四周；这是朝北不见阳光的“阴间”。其实朝阳也徒然，窗口用木板钉死，又蒙了厚实的窗帘。门口对着走廊，进来时他已看清走廊的一头从地到楼板全部堵死，耗子也钻不进来。只留下一道门进出。病床矮得出奇，显然床腿被锯掉一截，大约是怕“跳床”自杀吧……
他眼角竟出现几丝浅浅的笑纹，似冷似嘲；手杖交于左手，右手朝口罩伸去。于是，所有监护人的目光都随了那只枯瘦的手移上去，紧张地盯住这位始终笼罩了一种神秘气氛的“特护”病人。口罩缓缓地、缓缓地摘落一角，顺序露出毫无血色的岩石一样突兀的颧骨，坚挺而棱角明晰的鼻子和一圈短髭围拱着的嘴角微微下弯的抿紧了的嘴巴……
监护的人们起了一阵无声的骚动，这种骚动来自波颤的目光、抽动的脸肌和身体下意识的震颤。
陶铸！“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虽然为重病消得人憔悴，但他无疑是那位名字曾经隆隆地响遍中国大地的陶铸！
可是，就从这天晚上起，这位身陷囹圄的“保皇派”连陶铸这一真实姓名也如同他的自由一样被剥夺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者为他起的名字。所有监护人也都将“陶铸”封闭在心里，只叫他“王河”。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5）
监护人员被专案人员召集起来开会。专案人员变态变色地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他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第三号走资派，而且是叛徒，性质已定。他顽固对抗革命群众运动，当面辱骂红卫兵，还要拼命！对他一定要坚决斗争，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他不老实，大喊大叫，就堵他嘴！”又说：“你们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陶铸受到了特殊的“特级护理”——成立了监护小组，有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病房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监视病人活动，治疗只是“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所有监护人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终身保密”，“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监护措施有十条……”“是为了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陶铸就在这个封闭而窒息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特护”生活。这里没有阳光，没有风云，没有绿色，但是有一颗顽强跳跃的心脏，有一条不甘死亡的生命。
一觉醒来，陶铸便起身运动。于是，这死寂斗室有了声响：笃笃的手杖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就在窗前走来走去，虽然一样的看不见自然，但他知道窗外是自然，那里有阳光、风云和绿色……
踱步15分钟，陶铸已是汗水淋漓。他将手杖靠在床头，擦擦汗，先用双手撑住床，再艰难地躺上去。这床太低了，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以至于每次上床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作为一项特殊运动来完成。
但是，陶铸的头脑异常清醒。每当躺下歇息，他便开始“读书”，一页页、一行行翻阅自己的历史。他有时想得激昂，有时想得平静，想累了便起来再踱步，他在密闭的窗前走来走去时，常令人想起笼中的猛虎反复徘徊在铁栏后。他想像猛虎一样发出激愤压抑的吼啸，但他耐住了。他只是不断吟诵着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召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
三天后，吃了一点面条，觉得精神还好，又下床来了，踱着踱着，索性把手杖“咣当”一声甩开，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做体育运动的场所。
20分钟后，他扶墙喘息。于是，脑子便开始迅速运转。大凡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一种体会：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晰，越是切近的事情反而越模糊。他想把近两年的事想真切，却总觉得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有朦胧的深浅不一的色彩化出了层次和轮廓。
他依稀记得是去年，1968年8月，他在“批斗刘邓陶大会”上又挨了痛打。不久便开始头晕、眼花，想呕吐。他讲明情况，要求检查治疗，却一直拖到1969年3月才获准去医院检查。他做了大手术。亲人和医生都说是胆囊切除术，他也对所有人说是胆囊切除术。然而，当他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之际，还是脱口叫出一声：“没想到癌是这么痛……”他知道自己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却又被孤零零“疏散”到合肥。他想起与妻子说的话：“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
于是，陶铸振作起来，擦擦额上的冷汗，继续他的踱步。踱出几步，他便觉出体力不支，扶了墙喘息。他看到了负责看守的那名小战士。军帽下，那张脸盘分明是娃娃相，用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警惕而又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特护”病人。
一种怜爱之情油然而生，陶铸忘记了“身份”，像当年视察部队时那样亲切地问：“小同志，今年多大岁……”
话没问完，那张天真稚嫩的脸忽然掠过一阵紧张愤激之色，接着便暴出厉声的呵斥：
“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
吼声中，那小战士怕染上瘟疫一般，朝后退了两步。
陶铸怔怔地望着那战士，脸色陡然变得青灰，接着，由于心脏的一阵绞痛，他的脸剧烈地抽搐几下，当抽搐停息下来时，嘴角留下了一丝凄楚的微笑。
他无声地爬回床上，静静地躺着，淡漠的目光始终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他反复哼哼着什么，当护士送饭来时，才终于听清那是一首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护士等候很久，他没有吃饭，只是小声吟这首诗。护士走了，半小时后回来，他仍然在吟。
晚饭的情形仍是这样。只是当护士准备撤走饭时，才听到微弱的一声喃喃：“放、放下……我吃。”
陶铸开始挣扎起身，几次努力，汗已淌下来。护士忍不住帮了一把。被陶铸轻轻推开了那只相助的手臂。
“你们……还年轻哪。”陶铸望着护士轻叹一声，闭了眼他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遭诬陷和迫害，他痛苦的是看到这么多年轻善良的心灵被蹂躏变得畸形。
陶铸刚一端碗就开始恶心，但他还是顽强地朝嘴里送去面条。嚼了没几下，一阵剧烈的呕吐，不但吐掉了嘴里的面，还吐出了胃里的黄水。呕吐停止，他喘息着，望着饭碗，像面对着一场党性的考验。他又朝嘴里送进面条，嚼不过几下，又是一阵大呕大吐，直吐得昏天黑地，汗流如注……
护士蓦地扭开了脸。纵然被注入天大的“阶级仇恨”，此情此景也不由她不心颤欲泪！陶铸终于“吃”完了一碗面，他像打赢了一场大仗似地躺下来，喘息着，任凭汗水淌湿枕巾，一动不再动。
护士脸色惨白，拼命咬紧嘴唇，收起碗筷，端走那大半痰盂的呕吐物。她始终低着头，怕别人看见她的眼睛，发现什么严重问题……
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到安徽不足一星期，便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很快就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勉强获准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悄悄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悄悄抬到放射科。检查证明，病情已非常危重；肠子粘连，并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
监护小组再次请示，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中央”批准，决定给陶铸再次施行手术。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目瞪口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大半夜，腹腔打开又缝合，连肠梗阻也未能解决。
极度衰弱的陶铸，手术中流了大量的血，却没为他输一滴血。部队医院里的血是无产阶级的，不能输给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血型”不对。
医院只给陶铸输液，靠输液长合那道刀口。
在最后的日子里，陶铸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啊！护士亲眼看到了他癌痛发作时的情况：
“他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无法安宁。坐着时就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分散痛苦的焦点。趴在床上时，两条腿伸展了又抽缩，蜷曲了又蹬直，辗转反侧，冷汗如注；眼睛瞪圆了又闭紧，闭紧了又睁圆，牙床咬得淌血，真是苦不堪言哪……有天晚上，一名护士心里实在不忍，在他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第二天就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警告和呵斥，说打止痛针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没批就不许打！”
那天，癌痛到极点，陶铸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触电一般；每一条筋，每一束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病床在他身下咯咯作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那是陶铸无声的吼啸！他的脸孔像激荡着狂风暴雨，他的眼睛像划过一道闪电，光芒逼人，却又一闪即逝，变得深幽幽，黑沉沉；转瞬间，复又燃起钢蓝色的火焰；脸孔的抽搐停止了，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住了，那神圣的信仰和高尚的品格本已深深地透入灵魂，如今使他的全身都得到充溢和膨胀。蓦地，他举起一只手，携了飓风之势猛然挥出，仿佛要扫荡一切彷徨不安，粉碎所有的痛苦哀愁……
砰！一声响亮，陶铸的手重重拍在墙壁上，像旷野里轰响的巨雷。监护人都吃了一惊：那白壁上，粘汗粘掉墙皮，清清晰晰留下一只手印！
从此，陶铸安静下来。他静极了，静极了。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他的两眼依然圆睁，里面还在闪烁着火焰。一名护士看了心里发酸，上前用手将他的眼皮轻轻合上。
第二天，专案人员从北京赶到，匆匆走到病床前。他突然一阵战栗，踉跄后退，叫起来：“他、他、他还没死啊！”
护士上前一看，不禁毛骨悚然：陶铸的眼睛又睁开了，里面仍燃烧着火……
当夜，陶铸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着送进了火葬场。他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没有一丝花纹的骨灰盒，并以“王河”的名字被冷冷地弃置在无数亡灵的一角。
然而，历史终究会作出正义的判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对陶铸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
第二节 狂澜翻滚惹众怒三老四帅怒抗争
谭震林同志第一次给江青画像，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动乱的风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弥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都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的，像狂澜怒涛一样，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联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联的人群，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臂上佩着红卫兵袖章，漫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叫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人民日报社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嘶哑着嗓子，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了。各种各样的轰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嚷叫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在这里那里，人们都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二月逆流”……
这都是为什么呢？
1967年春天，发生了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案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年12月间，我曾亲自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从访问中得知，这场斗争发生在1967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1966年，在连续发生的政治事件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年5月16日的《通知》。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党内窃取的权力，在《通知》中混淆敌我矛盾，把许多革命干部都当做“混进党里、政府、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继续革命”的对象。《五一六通知》还任命了以陈伯达、江青为正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从此，他们就打着所谓“文革”的旗号，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把全国陷入他们的白色恐怖之中。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一伙把持下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完全是根据康生授意，经过周密策划出笼的。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饭厅贴出，立即遭到北大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击，半天就贴出了1000多张大字报。他们指出这张大字报，颠倒黑白，其目的是妄图推翻北大党委，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接着，报纸又相继发表《欢呼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当晚周恩来总理就派人来到北大，重申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强调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得知周总理的态度以后，惟恐其反革命阴谋家的面孔被揭穿，立即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连夜直接把大字报底稿转给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立即决定广播发表。
大字报一发表，北京市的55所高等院校，立即掀起了揪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许多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教授，被打成所谓“反动权威”，连续被揪斗游街，发生了严重的迫害事件。
与此同时，6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所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号召从上到下展开夺权，猖狂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要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于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愈加猛烈地扩展开来。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被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所蒙蔽、所利用，有的人甚至变成了阴谋家的牺牲品。血写的事实，揭破了阴谋的谎言。后来，许多青年人从欺骗蒙蔽中觉醒过来，日益增多地参加到反对林彪一伙的斗争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