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8)
周恩来犹豫一下才说：“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警卫曾云在20年后回忆说：“总理送陶铸出来，最后一句话是‘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陶铸当时的神情很沉重。”
就在陶铸同周恩来谈话的同时，也是凌晨2点多，陶斯亮在上海被几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递给她一张“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同一时刻，陶铸的外甥刘志修在广西南宁也被惊醒，听到高音喇叭里在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短短几小时的时间，全国都知道中央文革所有头面人物全讲了话，集体表态：打倒陶铸。在中南海字廊，陶铸第二天便失去了自由。但他并没绝望，他在等待。他没有绝望，各种文件还照常送给他。
曾志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七天过去了，毛泽东迟迟没有表态。
他不好表态，他十分恼火。但他也不能不冷静地分析这种“既成事实”。
他没有想打倒陶铸，但全国都已“打倒陶铸”了，是由于中央文革成员几乎全体一致地表了态。否定“打倒陶铸”，那么中央文革将威信扫地。这场运动的火也将就此渐渐失去势头。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晚年的判断和抱负都将受到根本的打击……
而在这同时，全国形势仍在迅猛发展，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中央文革又源源不断地将陶铸的“罪状”送来，从坚持派工作组直到所谓“换头术”……
就在讨论“一月风暴”的会议上，毛泽东表了态：陶铸是邓小平介绍的。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
从这天以后，有关部门停止向陶铸送文件。两个星期后，字廊加派了四名警卫。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电话机被拆除，电灯线改为36伏，以防自杀。
曾志看到了毛泽东表态的话。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这样看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是否整理材料的同志笔误？陶铸是“不老实”还是“不老成”？
两天后，毛泽东答复了。一句话也没写，只在“不老实”三字下方画一横道，横道上画了一个。
陶铸久久地、久久地望着那个问号，他的嘴唇在翕动，泪水一点一点盈满眼圈，颤抖着，闪烁着，终于在眼角冲溢而下。
他哭了。无声地哭了。
一清早，陶铸便进了厕所。他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
这是1967年8月的一天。
自从毛泽东表态后，陶铸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以后，“打倒刘邓陶”已成为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以至于当时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陶铸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他曾多次受到批斗。昨天又冲进来一批人将陶铸和曾志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说他们是武汉“七二事件的总后台。”
事情就是这么荒谬。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中央文革派来的王力、谢富治作了最强硬的斗争，被囚禁七个月之久的陶铸却成了这次“事件”的总后台。谁叫他曾经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呢。直到深夜，被批斗一天的陶铸、曾志才回到家里。然而家已不是走时的家：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陶铸精疲力竭，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什么也没说便去上厕所。
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毛泽东时常在春藕斋那边活动……他望了很久，直到善良正直的老警卫曾云来劝，来搀扶，他才低低说一声：“不要拖累你。”独个儿回到卧室去休息。
今天一早，他又进了厕所，望着春藕斋。毛泽东夜间办完工，清早是要散散步的……可是，屋外一阵喧哗，几名警卫队负责人嘈杂着进来，四处查看的样子进了厕所，不客气地训斥说：“看什么？上完了厕所就出去！”
陶铸没理睬，朝春藕斋那堵墙最后盯一眼，转身慢慢走出厕所；脚步沉重，像当年下乡劳动，扛了200斤重的粮食袋。
“昨天有什么人爬墙，知道吗？”警卫队负责人煞有介事地喝问。
曾志望一眼老警卫曾云。
昨夜3点钟的样子，外面是有人声，像是警卫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爬墙，早晨曾志问曾云，曾云说：“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么！”曾志还认真猜测：“大概是猫吧？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
现在，警卫队一边喝问，一边检查，随后将厕所的窗子钉死，并在玻璃上涂满墨汁。临走，又将“警卫”由四个增加到一个班。还不算完，电工随后赶到，在陶铸的睡床上方安装了一个白炽灯，规定：彻夜不许熄灭。
曾志这时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全是制造进一步迫害的借口。
下午，家里突然闯入十几名中南海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将陶铸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头便进行“批斗”。
陶铸几次挣扎着扬起头，马上又被蛮力按压下去。汗水从他的鬓角、鼻尖、额头、脸颊，从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朝外渗出，嘀嘀嗒嗒淌落脚下。他的声音却一直很高很硬，拒绝一切指责和咒骂。
一个穿空军服的转业兵，见陶铸一“罪”不认，挥起拳头，咬牙切齿从背后打来。陶铸猛地挣脱压迫，扭头吼叫：“你们怎么敢打我？”
老警卫曾云忍无可忍地上前直言：“批判就批判，你们别打人么。老人了，你们可以批判，不要打人啊！”
“造反派”略微一怔，马上又按下陶铸的头。穿空军服的转业兵睁起充血的眼睛，拳头砰砰响地打在陶铸的头顶和额角，嘴里骂着：“打你狗日的怎么着？叛徒，特务！”
“呸！”陶铸又一次挣起头，将一口血痰啐到转业兵身上：“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
“你他妈特务！”转业兵一拳打在陶铸眼角。
“你他妈才是特务！”陶铸眨着打花了的眼，惊天动地对吼一声。
“你他妈国民党！”又是一拳。
“你他妈国民党的儿子！儿子都不是，是孙子！国民党的孙子！”
这十几名“造反派”叫喊惯了“造反派的脾气”，今天才尝试到什么叫“造反派的脾气”。他们万料不到陶铸身陷囹圄，居然敢“反”，敢与“造反派”对骂，一时有些发傻，不知所措。
“他妈的！”空军转业兵恼羞成怒地连续挥拳：“我看你嘴硬还是老子的拳头硬……”陶铸挣不出手来反抗，连连挨拳，不禁暴跳如雷：“奶子的，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跟你拼了！你们敢放开手，老子跟你拼了！”
在中国挨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像陶铸这样敢于硬碰硬，甚至舍命反抗的确实罕见。空军转业兵胆虚了，面对这位年近花甲的被扭按住的硬骨头老人，嘴里虽然还在骂，拳头却举不起来了，步步后退，缩到人后，终于提前溜走了。
他一溜，其他心慌意乱的“造反派”们也再批不下去，呼几句口号便如鸟兽散。
第二天，忠心耿耿的老警卫曾云同志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艰难地走到陶铸面前。他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难过地垂下了头。
陶铸立刻明白了，闭了眼问：“要走了？”他睫毛抖得厉害，低低叹一声：“唉，拖累你了……”
中南海西门已经贴出大字报，说曾云是“老保”。
“陶书记，他们收了我的枪，谈了话……”曾云抬起头，望着陶铸头上几颗鸡蛋大的青包，还有鼻孔里的血痕，嘴唇抖了抖，“他们要送我进学习班，另外派人替换我……”曾云哽住了。
陶铸想从椅子里挣扎着站起来，伤臂无力支撑，又跌下来。曾云忙上前扶住：“陶书记，我没尽到责任。”
“是我拖累你了。”陶铸眼角凝出一颗泪花。
曾志走过去，将一叠钱交给曾云：“你家里困难，到了学习班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200元钱你拿去用吧。”
曾云生活困难，过去陶铸夫妇每月补贴他15元。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陶铸都是坚持这样做的。所以生前他没留下任何存款。
“不行，曾书记，我不能要。这么多年……”曾云不顾接替人员已立到身边，含泪说：“现在你们这种情况，这钱我不能再要了！”
他知道陶铸已经停发了工资。
“拿去。”曾志把钱塞到曾云手中，“我们这种情况才饿不死呢，倒是留着钱也没用处。听话，拿去吧。”
曾云捧着钱，最后望一眼陶铸，转身慢慢离去。快到门口，他突然冲回来喊：“陶书记，你要保重啊……”
他哭了，就那么用胳膊擦着眼泪离开了陶铸。
1968年3月，对陶铸的看管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如影随形地紧紧盯在陶铸身边——走路贴你P股，写字贴你椅背，睡觉贴你床头，吃饭贴你餐桌，连上厕所都要贴你脸前！
江青下令：24小时身边不许没人。
它就是要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逼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让你感到麻木、窒息和痛苦。它要使你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等等都像被施过魔法一般变得沉甸甸，成为一种负担。这种负担就是要迫使你精神崩溃，迫使你失常，迫你自杀！
但是，陶铸有曾志。妻子的存在使那壁垒一般的外部世界被洞开了一扇春风入室的窗口。她一刻不离地陪伴着他，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安详，从容不迫，抵消着冷森森的逼视，抚慰了陶铸的心。
善与恶就这样一分一秒都不曾停息地搏斗了两年。
曾志研墨，陶铸抓笔，在监视者的眼皮底下写满一幅纸：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哪里知道，他写此明志篇时，马克思已经向他召唤了。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曾志也被拉去陪斗，并亲眼目睹了陶铸激烈反抗，被拳打脚踢，头上鼓起三四个鸡蛋大的青包，兀自怒吼反抗，挣扎有三个多小时。
此后不久，陶铸便头晕，眼花，呕吐。无人医治，拖了半年之久才给诊治，发现是癌。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得到手术治疗。
可是晚了。手术后五个月，就是1969年9月，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
他得到的不是积极治疗，而是一个命令：“紧急疏散”，“明日离京……”
早晨7点，曾志被人叫到了汪东兴那里。
“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汪东兴像学生背课文一样宣布着“组织决定”。他望一眼曾志，说：“你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关系。”
曾志晕眩得摇晃一下，终于又站稳脚。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日！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回来了，她想晚点告诉丈夫，让打击推迟些，再推迟些。
然而，陶铸在床上说：“告诉我吧，什么事？”
曾志望着丈夫，那张历尽磨难的瘦削的面孔，显出对一切突然事变和任何不幸打击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她说明了发生的一切。
陶铸平平静静地听完，平平静静地思考，然后平平静静地说：“你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屋子里沉寂了很久。曾志慢慢地垂下头，那是服从的表示。她轻轻喃出一声：“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陶铸将手覆在妻子的手上：“我们在这个‘！’字廊共同生活了三年。”
“我过去……忽略了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
“不，我留恋过去的生活。”
“可是我……”
“那样的工作，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这三年多，我一直想着补偿……”
“不要说了。这是我最后送你的一点纪念。”
陶铸将一张纸片递给曾志。那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将那诗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入棉衣里。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谈话。他刚提起疏散的事，陶铸便在床上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
王良恩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陶铸的嘴角不无嘲意地弯一弯，声音冷峻：“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王良恩走了。陶铸望着屋顶喃喃自语：“我的性质定了吗？不，谁也定不了，只有历史，历史会公平结论……”
曾志替陶铸收拾行装，把一件件衣服抚平，叠好，放入一个旧木箱，最后将一本《名臣录》小心翼翼放在最上面，遭囚禁后，这本书一直伴着陶铸。他一直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自比……
“都准备好了吗？”陶铸在床上问。
“哦，都好了。”曾志从回忆的忧伤中回过神，小声说：“我放了洗澡水。我再帮你洗个澡吧？”
“好吧。”陶铸身体动了动，“我起来。”
曾志扶着丈夫起身，到浴室，帮他脱去衣服，再扶他躺入澡盆里。陶铸的一身血肉都已消耗殆尽，松弛的皮肤下清晰地现出嶙峋刚毅的骨骼。像耕耘一生的老牛，腹部赫然一条刀疤……曾志睫毛上凝出水珠，不知是泪还是聚结的水珠。她想起“他是党内的一头牛”；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陶铸，血肉过剩一般，每一处关节都红肿得透亮。对，那是在东北，那是如火如荼的岁月……
“不要这样。”微弱的一声，曾志感到丈夫那只枯干的被水泡得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摩挲。曾志飞快地擦一下眼，勉强想笑，终于笑不出，只挤出一句：“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吧？”
片刻，陶铸低哑地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
18日，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丈夫送行。陶铸艰难地咀嚼，每咽一小口都要连续打嗝，眼里噎出泪，鬓角和额头也沁出汗来。因为他的肠道已经梗阻。这一片面包一碗汤，他足足吃了一个半小时。
“我……吃完了。”陶铸像打完一场恶仗，精疲力竭靠在椅背上。
“这都是为了我……我知道。”曾志眼里又溢出泪。
护士为陶铸打了一针杜冷丁。在药力作用下，陶铸恢复一些精神。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仍然感觉冷。曾志要求送丈夫去机场。上面不允许。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缓步踏上生命的最后旅程。神态庄严凝重，他和曾志在车旁用微笑互相道别：
“再见！”
“再见……”
曾志打开车门，扶丈夫坐入车内，再一次微笑握手：
“千万保重！”
“你也多保重！”
车开走了。曾志在门前挥手，陶铸在车上挥手。
一周后，曾志也离开了这所留给人无限思念、无限痛苦和无限空虚的家。
死不瞑目
1969年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林彪口授了他的“一号命令”。苏联谈判代表团20日到北京，林彪担心苏联利用谈判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
他已经“忘记”陶铸。他的老婆可没忘。不久前参加群众大会还带头喊：“打倒刘邓陶。”对此，林彪默许了。
林彪知道陶铸患了癌症，对他已经再无“用处”。
同日晚，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一架专机拖着凄厉的长啸朝机场跑道滑落下来。
机场灯齐放，候机楼前的停机坪被照耀得一片光明。专机那秋意凄凉的啸音停息了，迎着探照灯的巨大光彩，舱门缓缓打开。
“谁叫你们开灯？啊！”不远的阴影里响起粗暴严厉的呵斥声：“关掉，立即关灯！”倏忽间灯火齐灭，机场浸入了一片幽蓝的朦胧中，像是苦涩的海底世界。就在这静悄悄的世界里，一簇人从飞机舷梯上静悄悄地走下来，走得缓慢，在干冷的空气中呈现了一种“悲壮的美”；然后又静悄悄地钻入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轿车，静悄悄地驶出机场大门，朝着西郊飞驰……
一切都是发生在静悄悄之中，然而，坐落在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里，有间房子里的电话却惊心动魄地响起长铃。等候已久的一位负责人抓起听筒，“嗯”了几声便放下话机，起身说了一声“走！”一名医生两名护士闻声而动，随那人匆匆奔向“秘密病房”。
警卫曾云在20年后回忆说：“总理送陶铸出来，最后一句话是‘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陶铸当时的神情很沉重。”
就在陶铸同周恩来谈话的同时，也是凌晨2点多，陶斯亮在上海被几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递给她一张“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同一时刻，陶铸的外甥刘志修在广西南宁也被惊醒，听到高音喇叭里在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短短几小时的时间，全国都知道中央文革所有头面人物全讲了话，集体表态：打倒陶铸。在中南海字廊，陶铸第二天便失去了自由。但他并没绝望，他在等待。他没有绝望，各种文件还照常送给他。
曾志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七天过去了，毛泽东迟迟没有表态。
他不好表态，他十分恼火。但他也不能不冷静地分析这种“既成事实”。
他没有想打倒陶铸，但全国都已“打倒陶铸”了，是由于中央文革成员几乎全体一致地表了态。否定“打倒陶铸”，那么中央文革将威信扫地。这场运动的火也将就此渐渐失去势头。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晚年的判断和抱负都将受到根本的打击……
而在这同时，全国形势仍在迅猛发展，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中央文革又源源不断地将陶铸的“罪状”送来，从坚持派工作组直到所谓“换头术”……
就在讨论“一月风暴”的会议上，毛泽东表了态：陶铸是邓小平介绍的。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
从这天以后，有关部门停止向陶铸送文件。两个星期后，字廊加派了四名警卫。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电话机被拆除，电灯线改为36伏，以防自杀。
曾志看到了毛泽东表态的话。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这样看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是否整理材料的同志笔误？陶铸是“不老实”还是“不老成”？
两天后，毛泽东答复了。一句话也没写，只在“不老实”三字下方画一横道，横道上画了一个。
陶铸久久地、久久地望着那个问号，他的嘴唇在翕动，泪水一点一点盈满眼圈，颤抖着，闪烁着，终于在眼角冲溢而下。
他哭了。无声地哭了。
一清早，陶铸便进了厕所。他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
这是1967年8月的一天。
自从毛泽东表态后，陶铸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以后，“打倒刘邓陶”已成为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以至于当时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陶铸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他曾多次受到批斗。昨天又冲进来一批人将陶铸和曾志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说他们是武汉“七二事件的总后台。”
事情就是这么荒谬。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中央文革派来的王力、谢富治作了最强硬的斗争，被囚禁七个月之久的陶铸却成了这次“事件”的总后台。谁叫他曾经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呢。直到深夜，被批斗一天的陶铸、曾志才回到家里。然而家已不是走时的家：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陶铸精疲力竭，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什么也没说便去上厕所。
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毛泽东时常在春藕斋那边活动……他望了很久，直到善良正直的老警卫曾云来劝，来搀扶，他才低低说一声：“不要拖累你。”独个儿回到卧室去休息。
今天一早，他又进了厕所，望着春藕斋。毛泽东夜间办完工，清早是要散散步的……可是，屋外一阵喧哗，几名警卫队负责人嘈杂着进来，四处查看的样子进了厕所，不客气地训斥说：“看什么？上完了厕所就出去！”
陶铸没理睬，朝春藕斋那堵墙最后盯一眼，转身慢慢走出厕所；脚步沉重，像当年下乡劳动，扛了200斤重的粮食袋。
“昨天有什么人爬墙，知道吗？”警卫队负责人煞有介事地喝问。
曾志望一眼老警卫曾云。
昨夜3点钟的样子，外面是有人声，像是警卫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爬墙，早晨曾志问曾云，曾云说：“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么！”曾志还认真猜测：“大概是猫吧？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
现在，警卫队一边喝问，一边检查，随后将厕所的窗子钉死，并在玻璃上涂满墨汁。临走，又将“警卫”由四个增加到一个班。还不算完，电工随后赶到，在陶铸的睡床上方安装了一个白炽灯，规定：彻夜不许熄灭。
曾志这时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全是制造进一步迫害的借口。
下午，家里突然闯入十几名中南海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将陶铸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头便进行“批斗”。
陶铸几次挣扎着扬起头，马上又被蛮力按压下去。汗水从他的鬓角、鼻尖、额头、脸颊，从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朝外渗出，嘀嘀嗒嗒淌落脚下。他的声音却一直很高很硬，拒绝一切指责和咒骂。
一个穿空军服的转业兵，见陶铸一“罪”不认，挥起拳头，咬牙切齿从背后打来。陶铸猛地挣脱压迫，扭头吼叫：“你们怎么敢打我？”
老警卫曾云忍无可忍地上前直言：“批判就批判，你们别打人么。老人了，你们可以批判，不要打人啊！”
“造反派”略微一怔，马上又按下陶铸的头。穿空军服的转业兵睁起充血的眼睛，拳头砰砰响地打在陶铸的头顶和额角，嘴里骂着：“打你狗日的怎么着？叛徒，特务！”
“呸！”陶铸又一次挣起头，将一口血痰啐到转业兵身上：“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
“你他妈特务！”转业兵一拳打在陶铸眼角。
“你他妈才是特务！”陶铸眨着打花了的眼，惊天动地对吼一声。
“你他妈国民党！”又是一拳。
“你他妈国民党的儿子！儿子都不是，是孙子！国民党的孙子！”
这十几名“造反派”叫喊惯了“造反派的脾气”，今天才尝试到什么叫“造反派的脾气”。他们万料不到陶铸身陷囹圄，居然敢“反”，敢与“造反派”对骂，一时有些发傻，不知所措。
“他妈的！”空军转业兵恼羞成怒地连续挥拳：“我看你嘴硬还是老子的拳头硬……”陶铸挣不出手来反抗，连连挨拳，不禁暴跳如雷：“奶子的，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跟你拼了！你们敢放开手，老子跟你拼了！”
在中国挨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像陶铸这样敢于硬碰硬，甚至舍命反抗的确实罕见。空军转业兵胆虚了，面对这位年近花甲的被扭按住的硬骨头老人，嘴里虽然还在骂，拳头却举不起来了，步步后退，缩到人后，终于提前溜走了。
他一溜，其他心慌意乱的“造反派”们也再批不下去，呼几句口号便如鸟兽散。
第二天，忠心耿耿的老警卫曾云同志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艰难地走到陶铸面前。他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难过地垂下了头。
陶铸立刻明白了，闭了眼问：“要走了？”他睫毛抖得厉害，低低叹一声：“唉，拖累你了……”
中南海西门已经贴出大字报，说曾云是“老保”。
“陶书记，他们收了我的枪，谈了话……”曾云抬起头，望着陶铸头上几颗鸡蛋大的青包，还有鼻孔里的血痕，嘴唇抖了抖，“他们要送我进学习班，另外派人替换我……”曾云哽住了。
陶铸想从椅子里挣扎着站起来，伤臂无力支撑，又跌下来。曾云忙上前扶住：“陶书记，我没尽到责任。”
“是我拖累你了。”陶铸眼角凝出一颗泪花。
曾志走过去，将一叠钱交给曾云：“你家里困难，到了学习班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200元钱你拿去用吧。”
曾云生活困难，过去陶铸夫妇每月补贴他15元。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陶铸都是坚持这样做的。所以生前他没留下任何存款。
“不行，曾书记，我不能要。这么多年……”曾云不顾接替人员已立到身边，含泪说：“现在你们这种情况，这钱我不能再要了！”
他知道陶铸已经停发了工资。
“拿去。”曾志把钱塞到曾云手中，“我们这种情况才饿不死呢，倒是留着钱也没用处。听话，拿去吧。”
曾云捧着钱，最后望一眼陶铸，转身慢慢离去。快到门口，他突然冲回来喊：“陶书记，你要保重啊……”
他哭了，就那么用胳膊擦着眼泪离开了陶铸。
1968年3月，对陶铸的看管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如影随形地紧紧盯在陶铸身边——走路贴你P股，写字贴你椅背，睡觉贴你床头，吃饭贴你餐桌，连上厕所都要贴你脸前！
江青下令：24小时身边不许没人。
它就是要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逼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让你感到麻木、窒息和痛苦。它要使你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等等都像被施过魔法一般变得沉甸甸，成为一种负担。这种负担就是要迫使你精神崩溃，迫使你失常，迫你自杀！
但是，陶铸有曾志。妻子的存在使那壁垒一般的外部世界被洞开了一扇春风入室的窗口。她一刻不离地陪伴着他，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安详，从容不迫，抵消着冷森森的逼视，抚慰了陶铸的心。
善与恶就这样一分一秒都不曾停息地搏斗了两年。
曾志研墨，陶铸抓笔，在监视者的眼皮底下写满一幅纸：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哪里知道，他写此明志篇时，马克思已经向他召唤了。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曾志也被拉去陪斗，并亲眼目睹了陶铸激烈反抗，被拳打脚踢，头上鼓起三四个鸡蛋大的青包，兀自怒吼反抗，挣扎有三个多小时。
此后不久，陶铸便头晕，眼花，呕吐。无人医治，拖了半年之久才给诊治，发现是癌。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得到手术治疗。
可是晚了。手术后五个月，就是1969年9月，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
他得到的不是积极治疗，而是一个命令：“紧急疏散”，“明日离京……”
早晨7点，曾志被人叫到了汪东兴那里。
“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汪东兴像学生背课文一样宣布着“组织决定”。他望一眼曾志，说：“你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关系。”
曾志晕眩得摇晃一下，终于又站稳脚。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日！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回来了，她想晚点告诉丈夫，让打击推迟些，再推迟些。
然而，陶铸在床上说：“告诉我吧，什么事？”
曾志望着丈夫，那张历尽磨难的瘦削的面孔，显出对一切突然事变和任何不幸打击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她说明了发生的一切。
陶铸平平静静地听完，平平静静地思考，然后平平静静地说：“你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屋子里沉寂了很久。曾志慢慢地垂下头，那是服从的表示。她轻轻喃出一声：“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陶铸将手覆在妻子的手上：“我们在这个‘！’字廊共同生活了三年。”
“我过去……忽略了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
“不，我留恋过去的生活。”
“可是我……”
“那样的工作，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这三年多，我一直想着补偿……”
“不要说了。这是我最后送你的一点纪念。”
陶铸将一张纸片递给曾志。那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将那诗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入棉衣里。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谈话。他刚提起疏散的事，陶铸便在床上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
王良恩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陶铸的嘴角不无嘲意地弯一弯，声音冷峻：“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王良恩走了。陶铸望着屋顶喃喃自语：“我的性质定了吗？不，谁也定不了，只有历史，历史会公平结论……”
曾志替陶铸收拾行装，把一件件衣服抚平，叠好，放入一个旧木箱，最后将一本《名臣录》小心翼翼放在最上面，遭囚禁后，这本书一直伴着陶铸。他一直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自比……
“都准备好了吗？”陶铸在床上问。
“哦，都好了。”曾志从回忆的忧伤中回过神，小声说：“我放了洗澡水。我再帮你洗个澡吧？”
“好吧。”陶铸身体动了动，“我起来。”
曾志扶着丈夫起身，到浴室，帮他脱去衣服，再扶他躺入澡盆里。陶铸的一身血肉都已消耗殆尽，松弛的皮肤下清晰地现出嶙峋刚毅的骨骼。像耕耘一生的老牛，腹部赫然一条刀疤……曾志睫毛上凝出水珠，不知是泪还是聚结的水珠。她想起“他是党内的一头牛”；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陶铸，血肉过剩一般，每一处关节都红肿得透亮。对，那是在东北，那是如火如荼的岁月……
“不要这样。”微弱的一声，曾志感到丈夫那只枯干的被水泡得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摩挲。曾志飞快地擦一下眼，勉强想笑，终于笑不出，只挤出一句：“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吧？”
片刻，陶铸低哑地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
18日，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丈夫送行。陶铸艰难地咀嚼，每咽一小口都要连续打嗝，眼里噎出泪，鬓角和额头也沁出汗来。因为他的肠道已经梗阻。这一片面包一碗汤，他足足吃了一个半小时。
“我……吃完了。”陶铸像打完一场恶仗，精疲力竭靠在椅背上。
“这都是为了我……我知道。”曾志眼里又溢出泪。
护士为陶铸打了一针杜冷丁。在药力作用下，陶铸恢复一些精神。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仍然感觉冷。曾志要求送丈夫去机场。上面不允许。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缓步踏上生命的最后旅程。神态庄严凝重，他和曾志在车旁用微笑互相道别：
“再见！”
“再见……”
曾志打开车门，扶丈夫坐入车内，再一次微笑握手：
“千万保重！”
“你也多保重！”
车开走了。曾志在门前挥手，陶铸在车上挥手。
一周后，曾志也离开了这所留给人无限思念、无限痛苦和无限空虚的家。
死不瞑目
1969年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林彪口授了他的“一号命令”。苏联谈判代表团20日到北京，林彪担心苏联利用谈判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
他已经“忘记”陶铸。他的老婆可没忘。不久前参加群众大会还带头喊：“打倒刘邓陶。”对此，林彪默许了。
林彪知道陶铸患了癌症，对他已经再无“用处”。
同日晚，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一架专机拖着凄厉的长啸朝机场跑道滑落下来。
机场灯齐放，候机楼前的停机坪被照耀得一片光明。专机那秋意凄凉的啸音停息了，迎着探照灯的巨大光彩，舱门缓缓打开。
“谁叫你们开灯？啊！”不远的阴影里响起粗暴严厉的呵斥声：“关掉，立即关灯！”倏忽间灯火齐灭，机场浸入了一片幽蓝的朦胧中，像是苦涩的海底世界。就在这静悄悄的世界里，一簇人从飞机舷梯上静悄悄地走下来，走得缓慢，在干冷的空气中呈现了一种“悲壮的美”；然后又静悄悄地钻入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轿车，静悄悄地驶出机场大门，朝着西郊飞驰……
一切都是发生在静悄悄之中，然而，坐落在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里，有间房子里的电话却惊心动魄地响起长铃。等候已久的一位负责人抓起听筒，“嗯”了几声便放下话机，起身说了一声“走！”一名医生两名护士闻声而动，随那人匆匆奔向“秘密病房”。
